[人文与社会译丛]16和17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 (宗教与巫术衰落 深描16和17世纪英国大众信仰画卷 解读现代人类心

【本书看点】

★揭秘巫术本质，究竟是独特的历史现象，抑或普遍的大众心态？

巫术曾普遍存在于早期人类的生活中，时至今日不曾绝迹。基思·托马斯通过考察宗教巫术、巫术疗法、占星术、妖术等背后的大众心理，为我们梳理出早期人类借助巫术手段的原因和试图应对的生活难题，并最终指出人类永远无法彻底摆脱巫术的原因所在。

★经得起考验的史学经典，出版近五十年历久弥新

本书甫一出版便荣获首届沃尔夫森历史学奖，出版近五十年依旧影响巨大、赞誉不断，并被视为解读现代人类心智启蒙的必读之作。2012年，两次凭借历史小说获布克奖的希拉里·曼特尔在《纽约书评》撰写书评，盛赞本书“具有里程碑意义……每一页都是人间宝藏，这大概是我这辈子最热情地向他人推荐的作品”，此时距本书首次出版已经过去四十年之久。

★开历史人类学之先河，从微观处见宏大历史脉络

本书作为历史人类学开山之作，将两门学科优势互补，既运用了海量的第一手证据，用人类学的深描法呈现出早期现代英国波澜壮阔的大众信仰画卷，又在适当的地方分析总结，始终运用历史的眼光，梳理出人类从无法摆脱巫术，到逐渐在精神上自力更生的启蒙之路。

【名家及媒体评论】

具有里程碑意义……每一页都是人间宝藏，这大概是我这辈子最热情地向他人推荐的作品。

——希拉里·曼特尔，《纽约书评》

本书为社会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打开了一个广阔的领域……彻底改变了我们对早期现代英国的理解……书中用精彩的论述和丰富的案例，展现了“世界的祛魅”这一韦伯经典命题。

——艾伦·麦克法兰，《今日历史》

一项重大历史成就……范围之广博令人叹为观止，洞见之深刻令人耳目一新……那段历史因为本书而彻底改变。

——《经济史评论》

【作者介绍】

基思·托马斯爵士

（Sir Keith Thomas，1933—  ），

英国历史学家，代表作为《16和17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和《人类与自然世界》。曾任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院长、牛津大学副校长、《牛津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顾问。1988年因对早期现代英国的历史研究贡献，被女王授予骑士爵位。在知名历史刊物《今日历史》创刊六十周年的历史学家评选上，托马斯是仅有的被三位专家推选的史学大家。

【内容简介】

在16和17世纪，妖术、占星术、巫术疗法等大众迷信几乎遍及英格兰的每一个角落，人们相信国王的触摸可以治病，而护身符可以抵御恶灵的侵袭。与此同时，宗教改革试图将巫术从中教会仪式中剥离出来，科学家也不断发现解释万物的全新理论。

托马斯深入英格兰各地档案，用海量的例证和审慎的分析带领我们进入早期现代人类的心智，向我们展示科学和理性如何同古老的信仰体系争夺关于世界的解释权，而基督教又如何跟随大众心智的启蒙，完成了自身的现代化。

【目录】

前言

致谢

参考文献说明

缩写表

序曲

第一章 大环境

宗教

第二章 中世纪教会的巫术

第三章 宗教改革的影响

第四章 天命

第五章 祈祷与预言

第六章 宗教与大众

巫术

第七章 巫术疗法

第八章 术士与大众巫术

第九章 巫术与宗教

占星术

第十章 占星术：实践与范围

第十一章 占星术：其社会与知识的作用

第十二章 占星术与宗教

往昔的魅力

第十三章 古代预言

妖术

第十四章 英格兰的妖术：罪行及其历史

第十五章 妖术与宗教

第十六章 妖巫的诞生

第十七章 妖术及其社会环境

第十八章 妖术的衰落

共生的信仰

第十九章 幽灵与妖仙

第二十章 时节与预兆

尾声

第二十一章 若干相互关系

第二十二章 巫术的衰落

索引

【书摘】

第一章 大环境

在16、17世纪，英国仍然是一个前工业化的国家，它的许多基本特征很接近于今天的“欠发达地区”。它的人口相对稀少：在英格兰和威尔士，1500年大约有250万人口；到了1700年大约只有550万。即使到17世纪后期也鲜有工业化来临的迹象。的确，那时农业的商业化程度很高，纺织工业生机勃勃，煤炭工业产量很大，还有正在兴起的殖民贸易。但是大多数人仍然从事粮食生产，而资本主义结构仍非常原始，几乎没有“工厂”。生产的典型单元是小型作坊，而纺织业的基础依然是乡村工业。

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根据统计学先驱格雷戈里·金的计算，我们获悉了大量当时的数据：1688年，近80%的人生活在乡村和小村庄里。多数城区占地面积都很小：仅有伯明翰、布里斯托尔、埃克塞特、纽卡斯尔、诺里奇、约克等区域中心城市人口过万。其中最大的城市诺里奇也就3万人。与这些分散性的农村社区相比，首府城市就极为不同了。伦敦的人口在这段时期翻了十倍；到1700年已经超过50万并持续增长。据估计，总人口中约有六分之一的人曾在这座大城市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其中有许多人带着新学到的城市生活习惯回到了农村。

当时的英国社会等级森严，贫富差距显著。据格雷戈里·金估算，在1688年，半数以上的人口“使王国财富缩减”，也就是说他们入不敷出。毫无疑问，三分之一到半数的人口徘徊在贫困边缘且长期处于失业状态。正如格雷戈里·金所称呼的那样，这些人是“佃农、贫民、劳工和异地打工者”。由于英格兰农业的衰落已成定局，他们中大部分都不过是拥有廉价住所的公簿持有农，但更多的是打工者。在他们之上的阶层是富足的农场主、自由持有农和商人。居于顶端的阶层则是地主乡绅和贵族所构成的传统精英。当时的他们亦受到新兴职业团体，如律师、神甫、商人和官员的挑战。格雷戈里·金评论道，尽管地主和职业团体只占总人口的5%，但他们为国家赢得的收入大于占人口逾50%的所有底层阶级。

不同阶层的生活条件非常不同，较之两者的相似之处，历史学家不免更为两者间的差异所震惊。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英格兰依靠着营养不良且愚昧无知的民众，国力并不强盛。但是，科学与智性活动却史无前例地激荡，而且它孕育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文化之一。并不是每一个欠发达社会都拥有属于自己的莎士比亚、弥尔顿、洛克、雷恩和牛顿，这些社会精英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据估算，到1660年，每4400人就有一所语法学校，2.5%的适龄男性在牛津、剑桥，或伦敦培养律师的四所学院受到高等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该比例一直比其他任何历史时期都高。在这个时期的戏剧、诗歌、散文、建筑学、神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历史、语文学和许多其他学术性学科的领域中，产生了大量极富创造性的活动。但是在这个时期，仍然有众多至今数量未知的人（或许半数到三分之二的成年男性）是文盲，只能用符号签名。

鉴于人与人之间生活水准、教育水平和知识敏感度有着如此大的差异，整个社会也更趋于多样化，所以很难概而论之。不仅两个世纪环境各异，不同层次的信仰阶层也相当复杂。此外，印刷术的发明使得那些源自其他地方的，或某些古老而经典的思想体系得以保存和传播。在此，历史学家的工作难度要远远大于社会人类学家，后者只需要研究小部分同类社区，那里大部分居民有着共同的信仰，其中只有少数出自其他社区的信仰。但是，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并非简单统一的原始世界，而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无限变化的社会。在这样的世界中，社会和智性的变化随时发生着，并往不同的方向蔓延。

本书所关注的信仰包含社会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多重维度。然而，信仰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致力于对人类的不幸加以说明和缓解。无疑，这种关注正反映了极度不安全的环境的风险所在。这并不是说，因为这些风险使得信仰得以存在。相反，大多数信仰是从上一代人中继承下来的，因此信仰先于信仰盛行的社会而存在。尽管如此，它们也难免沾染了16世纪和17世纪某些特有的色彩。

其中的第一个特征就是预期寿命。关于这两个世纪的英格兰历史的人口统计学研究才刚刚起步，证据的不足很可能意味着，我们关于当时人口的健康和身体状况的知识总是不完备的。但是以我们现在的标准来说，毫无疑问，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英格兰人极易被伤痛、疾病折磨，且易夭折。即便是那些比其他阶层更走运的贵族也不例外。在1675年至1700年间，出生男婴的预期寿命只有29.6岁。现在预期寿命则是约70岁。三分之一的贵族婴儿不到5岁就会夭折，而其中成年人的死亡率与19世纪最后10年的印度很是相似。伦敦的情况尤其恶劣。根据首位英格兰人口统计学家约翰·格朗特在1662年的统计：伦敦每100个新生儿中就有36个死于6岁前，此外幸存下来的婴儿中，有24个于6岁到16岁之间死亡。他推测的出生预期数据比印度在1911年至1921年流行病猖獗时的数据还要惨淡。格朗特的预测有些过于悲观。而且他所生活的时代死亡率一度也是很高的。不管怎么说，16世纪中期乡村的预期寿命曾高达40岁至45岁。但是，那时的人并不需要详尽地做人口统计学调查，以获知生命之短暂和使个体生命时间缩短的种种可能。一位1635年的作者评论说：“我们发现大多数人在30岁或35岁以前死去，而没法活得更长。”即便幸存者的一生也会时常遭受病痛折磨。文献资料显示，许多人长期受慢性病折磨，当时的饮食可以为这一看法提供佐证。

食物供应总是不足，每季收成的好坏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数不多的现存证据显示，1500年到1600年间的谷物产量翻番，而人口数量也跟着翻了一倍。每六次收成中就会有一次粮食歉收，特别是收成少的时节伴随着（或引起）流行病大规模爆发的时候，死亡人数往往激增。然而这种情况在17世纪很少出现，当然，饥寒交迫进而暴尸街头的情况也是有的。即使在富庶的时代，大部分人也缺少维生素A（黄色和绿色蔬菜）和维生素D（牛奶和鸡蛋）。这种维生素的缺乏首先解释了大量“眼睛酸疼”的干眼病现象，其次它也为广泛传播的佝偻病找到了原因。贫血病亦相当普遍。很多少女患有众所周知的“面色苍白症”，这被当时的人们赋予了性别的色彩。实际上是由于缺铁而导致的萎黄病或贫血症。这实际上是上流阶层鄙视新鲜蔬菜所致。富人的饮食摄入了过多的肉类且经常引发便秘。成年人则很少喝牛奶，所以，他们经常受尿道感染的困扰，臭名远扬的斯图亚特病即膀胱结石。相反，底层阶级虽匮乏饮食，但这充其量说明他们很贫穷，并不能证明他们也如上流人士一般无知。工人阶层直到19世纪才有足够的肉类食品和黄油供应。他们既没患痛风也没患过富人阶层的斯图亚特病，而且由于长期食用蔬菜，牙齿也变得很好。但他们长期营养不良，且易患结核病。此外，腐败食品还常常导致肠胃病（“肠绞痛”）。富人和穷人都一样因为糟糕的卫生状况、防腐手段与有效清洁手段的缺失而付出了代价。17世纪，伦敦因流行病致死者占总人口的30%之多。流行性感冒、斑疹伤寒和痢疾则呈周期性爆发的态势。当时的病理学家托马斯·西德纳姆认为，天花迟早会肆虐开来。1670年至1689年间，伦敦有3万人死于天花。1667年至1774年间《伦敦公报》刊登的公告研究显示：每100个死去的人之中，至少有16个是天花所致。

最为恐怖的要数流行于17世纪最后25年的鼠疫。这是一种在城镇中流行的病，尤其容易在穷人之间传染。穷人生活在拥挤而肮脏的环境中，这样的环境招来了不少黑老鼠，而现在普遍认为是黑老鼠所携带的跳蚤传染了这种病。（就像今天的印度人一样，17世纪的英格兰下层阶级仍然用牛粪当燃料。）在1665年的大瘟疫以前的150年里，伦敦仅有大约12个年头没受过瘟疫侵袭。尽管相当数量的死亡被当时的人归为瘟疫，且时不时有大批人死亡，但这种情况也很可能出于其他的原因。1563年，据称伦敦约有2万人死亡；1593年1.5万人；1603年3万人或逾六分之一的居民死去；1625年4.1万人，又一个六分之一；1636年1万人；1665年6.8万人。在乡下城镇，死亡人数的比例有时甚至更高。

瘟疫的突发性、致死率及其社会效应都威慑着当时的人们。上流阶层会临时从疫区迁走，留下穷人等死。失业、食物稀缺、抢劫和暴动便由此滋生。由于害怕难民带来疾病，同胞们常以粗暴的方式对待难民。因当局强制施行检疫制度和隔离措施，进一步的暴行则伴随着民众的反抗一同发生。在限制感染者及其家人出行时，大规模的群众反抗运动就愈加高涨了。瘟疫是所有病症的根源，一位布道者说：

最为可怕和恐怖的是……随后所有朋友离我们而去，再后来一个人孤独地待着，对于昔日与他往来的人而言，他已是个陌生人。一个人如果发烧，还能有个陪床或探病的人，并且可以得到仆人的殷切服侍，这些将是很好的安慰。但是如果此人染上了瘟疫，那么他将不得不独自承受。

倘若一个现代西方旅行者探访这种前工业化社会，他会配备所有现代医药措施：他可以服药以防胃部感染，种下疫苗预防天花、伤寒、瘟疫以及黄热病。都铎和斯图亚特时代的居民可没有这种免疫措施，因为当时的医学技术对大多数疾病都束手无策。有组织的医疗职业人士是有的，但他们能做的微乎其微。在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受过大学教育的病理学家也只接受了纯粹的学院式训练，该训练是在希波克拉底、苏格拉底以及盖伦的著作中所阐明的系统生理学原则下展开的。病因在于四种体液的不平衡（血液、黏液、黄胆汁、黑胆汁）。治疗致力于探究哪一种体液出现了紊乱，并尝试恢复其平衡状态，要么放血（通过静脉放血术、划痕法或水蛭疗法），要么对患者进行催泻或催吐。于是，医生就遵循着这样一个可怕的治疗流程，不断开出药膏、软膏或药液来对患者进行放血和催泻。他们的着眼点在于疾病的症状是什么，感冒还是痢疾，而非病源本身。在这种情况下，患者的尿液就成了最好的指示剂，许多职业医师认为，观察患者尿液足以对疾病下定论，甚至不需患者本人到场，但皇家医学院则严厉谴责这种行为。那时严密的盖伦氏理论正巧也认为，某种体液会异常地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按定义来说，几乎无法达到真正的健康状况。

所以17世纪的医生无法诊断或处置当时的大部分疾病。“许多疾病他们根本无法治疗，”罗伯特·伯顿说，“比如中风、癫痫、结石、痛性尿淋沥、寒热病、三日疟，一种普通的疟疾通常都能让他们束手无策。”内服药不得不与生理学和解剖学的缓慢发展保持同步。没有X射线，也没有听诊器，且医生通常对患者的病因一无所知。外科有不少治疗肿瘤、溃疡、骨折以及性病的方法。但是外科技术却被视为逊于内科的次要疗法。加之外科医生缺少麻醉剂和杀菌手段，他们的作用实在很小。手术很大程度上仅限于截肢、钻头骨和切除结石、接骨、割除脓疮等。患者都非常害怕这种手术的折磨，且术后死亡率极高。理查德·怀斯曼的《外科秘笈》（1676）就被戏称为“怀斯曼的殉道之书”而声名远扬。

当时，落后的医疗技术显然难以应付到处泛滥的瘟疫。少数医生注意到，瘟疫爆发时，有很多老鼠到处游窜，但他们并未把此事与瘟疫联系起来；实际上，人们为了避免疫情传播而大规模屠宰猫狗的行为，很可能反而加剧了疫情的蔓延。尽管当时的人对瘟疫成因以及瘟疫是否传染的问题仍有分歧，但他们还是倾向于认为是空气中有毒的雾气和体液紊乱共同导致了疾病。正如一个传道者在1603年直言不讳的那样：“从何而来？如何而起？为何而来？……他们都承认对此一无所知。”各种各样的护身符和保护剂，诸如烟草、砒霜、水银、干蛤蟆全都被加以利用。人们臆测，乐观的人不会感染瘟疫，同时也投入了大量精力寻求缓解公众恐慌的良策。作为进一步的预防措施，医生实行了更切合实际的卫生标准。然而，将感染者留在家里却不是明智之举，因为其他家庭成员也被限制在老鼠栖息地，这势必导致死亡人数进一步增加。1665年伦敦大瘟疫到来的时候，瘟疫的研究仍然没有任何进展。“这是一种诡秘的疾病，”当时皇家学会的官员坦承，“而就我们的观察和讨论来说，它恐怕会继续如此。”

然而，医生对当时的瘟疫或其他同期疾病的束手无策并没有困扰大部分民众。大部分民众得不到训练有素的医生的诊视，因为训练有素的医生总是供不应求。皇家医学院已于1518年建立，其职责在于监督并授权医生在伦敦及其半径7英里以内的地区行医。尽管城市人口迅猛增长，学院却极其吝啬地行使着它垄断的权力，将其学员数目维持在极少的水平上。学院建立第一年仅有10余名学员，伦敦的人口却有近6万人。到1589年，学院的学员数已达38人，而同期的伦敦人口已经增长了一倍有余。在那以后直至内战爆发前夕，城市居民的数量仍在不断攀升，但学员规模始终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1663年，研究员的数量一度达到40人，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学院得到了进一步扩张。但伦敦人口对学院现有人员及持证医师的比例从未低于5000∶1，且该比例常常还会扩大很多。

地方上的情况要好多了，学院对发证权的影响不像教会和大学那样大。乡村医生的数量在这段时期持续增长。一名现代学生曾编辑了一张1603年到1643年间814名持证医生的名单。名单显示，某些城镇拥有老练的医生。诺里奇有17个，坎特伯雷有22个，埃克塞特有13个，约克有10个。并不是所有这些人都有实践经验，但名单本身也不够完整，因为，并非所有这个时期的记录都留存于世。到17世纪末期，英格兰几乎已没有缺乏长驻医生的城镇了。不遵奉英国国教的新教徒理查德·巴克斯特总是疼痛缠身，他年轻的时候至少找过不下36位医生。

尽管如此，就算医生根据患者的经济状况适当调整收费标准，看病对下层阶级来说还是太贵了。17世纪，一位绅士一天的医疗预算是1英镑，但如果医生乐意，穷人也许花几先令就能接受治疗。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常常抱怨，只有富人才能负担得起日常的医疗费用。拉蒂默主教于1552年断言：“医术仅仅是用来医治富人而非穷人的疗法；因为穷人无法负担医疗费用。”17世纪末，理查德·巴克斯特写道，“数以千计的人由于请不起医生而死于疾病”：即便“年薪20英镑或30英镑的节俭的自由持有农”都很难拿出“10先令在生病的危急时刻活命”。皇家医学院在1687年规定，其成员应免费给穷人做咨询，随后建起临时药房以成本价售药。此举激怒了药剂师（杂货店主兼药店主），也并未解决问题。教区的贫民都盼着教会支付医疗费，同时，有些自治区也委派了一些城镇医生，然而，只有一些乌托邦思想家致力于推进政府的医疗服务。其中一人名叫约翰·贝勒斯，他于1714年宣称：每年有一半的人死于可治疗疾病，他们是因贫穷到无法支付医疗费而死去的。

除了内科医生，患者还可以求助外科医生和药剂师。1514年的伦敦有72名外科医生具备行医资格，而据估计，伦敦在1634年至少活跃着150位药剂师。到1701年，据说外科医生的数量已达到1000名，外加1500余名学徒。外科与内科在人数上的比例是5∶1，外科医生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内科医生。此外，药剂师不仅出诊、开药，还承担了提供药品的重任。内科医生起而抗议药剂师挤占自己的市场，这样一场僵持不下的法律之争贯穿了整个17世纪，直到1704年上议院支持药剂师提供医疗服务（虽然不可收费）之时才终止。在一些药剂师、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区分不严格的大行政区，药剂师长期从事一般性的医疗服务。他们宣称自己把持了17世纪末以前95%的医疗业务。这为1704年以后，他们向现代全科医师的转型提供了保证。药剂师的医疗手段也并不比内科医生差。相反，为了替代耗时极长的体液疗法，很多患病的委托人会迫使药剂师开出令皇家医学院不悦的新药。

然而，正规行医人员对底层群众的影响仅仅流于表面。大部分穷人放弃了几乎所有的持证执业医师，转而去向使用草药的江湖郎中或其他“无知大众”咨询，他们的医疗和外科治疗活动于1512年受到议会的谴责。1542年至1543年间，另一项法令允许任何有足够相应知识的人治疗外伤和结石。1669年，据一位小册子作者所言，那时城市里几乎没有不贴满江湖庸医广告的厕所。有人用学来的乡村草药知识兜售骗人的特效药；还有人致使患者病情加重，甚至造成了致命伤害。

然而最重要的是，这段时间家庭已经出现了医药治疗。每一个家庭妇女都有一套自己的治疗方案。“全体国民都是医生，”尼古拉斯·卡尔佩珀在1649年评论说，“如果生病了，你所遇到的任何人，不论男女，都会给你开出一个药方。”“尽管没有医疗实践经验或者缺乏专业的助产技术，”1662年剑桥郡德莱德雷顿的村民报告说，“邻里之间总是友善地互助。”事实上，人们很少请专业医生接生，医生是富人或紧急情况才动用的。当时并不缺少有执照或没执照的助产士，但她们的从业资格都令人担忧。17世纪早期，彼得·张伯伦发明了产钳，但他秘而不宣，而通常的助产工具都极其原始且低效。1687年，一个助产士推测说约有三分之二的流产、死胎、死亡事故都应归咎于助产士的看护不利或技术问题。纽瓦克有个药剂师的妻子害怕任何助产士接近自己，她的丈夫只好把她锁在她自己的房间里直到分娩结束。

17世纪末期的伦敦仅有圣巴塞洛缪和圣托马斯两家医院治疗疾病，其他地方基本没有医院。这些医院首先都会考虑接待穷人，但没有人会愿意进入这些医院接受治疗；如果他接受了，那就意味着他感染致命疾病的概率势必大大提升。

患精神疾病的人得到的治疗就更少了。当时的医学疗法主要针对肉体疾病。“至于心灵疾病，”罗伯特·伯顿写道，“我们并不对此予以关注。”胡言乱语的精神病患者被其亲属锁起来，并置于教会执事的看护之下或者被送到感化院。还有部分相对轻微的精神疾病要么被当作抑郁症的案例通过催泻或放血来治疗，要么被错误地诊断为源于子宫的歇斯底里症。直到17世纪晚期，托马斯·威利斯才构想出歇斯底里症的大脑起源理论，进而攻克该难题，该理论也成了神经科学的先驱。此前，神经病的子宫起源说在英格兰从未受到过真正的质疑。

所以，没有正统的医疗机构能为精神病提供令人满意的治疗。各色草根从业医师则挂出“精神患者以及神经错乱者的治疗师”的行医执照，其中有人还私营精神病医院。然而，即便是伦敦的圣母玛利亚疯人院的病号，若一年之内不康复，也会被当成无可救药的患者予以释放。如此，精神抑郁的超自然解释越来越多，治疗精神病的医生大多是神甫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位清教神谕者威廉·珀金斯宣称：“单凭药物是不足以治疗抑郁症的。”

在当时的情形下，如此之多的异端疗法颇负盛誉。人们大抵都不喜欢盖伦氏令人作呕的疗法，也都害怕接受外科手术。当时有些聪明的外行人对传统药物不屑一顾；而那些受皇家医学院追捕的异端游医，却有不少颇具影响力的支持者。詹姆斯一世国王认为学术性医学仅仅是幻想的结果，因此不具效用。弗朗西斯·培根认为：“许多时候，江湖医生和老年妇女的治疗要比那些博学的医生更有效。”大主教罗伯特·伯顿及其同期相对寂寂无名者大都语同此辙。一些科学家和知识分子都追随帕拉塞尔苏斯的范例，并准备向草药医生和女巫讨教。托马斯·霍布斯对于存活问题保有强烈的兴趣，他宁可接受那些临床经验丰富的老妇人所给的建议或治疗，也不愿求助于博学但缺乏经验的医生。宗派成员洛多威克·马格尔顿认为外科医生是“这世上……最大的骗子。如果世上从来不曾有过医生，人们将活得更长更好”。

在评价这种外行的观点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17世纪伟大的医学家托马斯·西德纳姆的观点，他注意到许多穷人把病因归咎于无法支付常规医疗费上，并且认为，对许多患者而言，若没有发明医疗技术也许会更好。在他的同行中，也并非仅有他一人持此观点。约翰·奥布里回忆道：“我曾经听到学识渊博而又虔诚的医生里奇利说：‘如果世人知道内科医生和药剂师坑蒙拐骗的伎俩，世人就会在大街上向他们扔石头。’”

在我们关心的信仰背景中，面临疾病的无助状态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正如面临其他各种灾难所展现的无助一样，人们在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显得尤为脆弱。直接危及生命的火灾给人们造成的创伤几乎不亚于瘟疫。由于没有先进的灭火装备，16世纪和17世纪的火灾要比现在更加危险。茅草屋顶、木制烟囱和拥挤的生活环境，使得城镇遭受火灾时更是脆弱不堪。由于缺乏安全的火柴，人们通常选择从邻居那里取走一桶燃炭，而不是浪费时间去点燃火绒盒。在夜间，他们通常依靠蜡烛照明，蜡烛在干燥环境下很容易导致火灾。“好妻子，怕烛火，”农业时代作家托马斯·塔瑟说，“怕把蜡烛放在草楼、谷仓和车棚。”当烟囱需要清理的时候，人们通常都会用火枪给烟囱开一个小口或者给烟囱点火——这正是1586年贝克尔斯大火的起因，这次火灾最后烧毁了80间房屋。由于安全措施都非常原始，危险更多来自数量众多的分布于住宅区的手工作坊。啤酒工人、染色工人以及肥皂工人经常造成安全事故：1612年，一个染色工过度加热火炉，进而造成了令蒂弗顿镇损失20万英镑的大火。

一些巨大的火灾是因人们的疏忽再加上落后的生活条件而引发的。渥本市1595年的大火起因是一位老妇把垫床草扔到火上点着了茅草屋，那场大火烧毁了150栋建筑物。1598年，蒂弗顿受到火灾重创，缘起于一些买不起柴火的乞婆用稻草烤煎饼，最终酿成悲剧。1675年，北安普敦的大部分地区付之一炬，也是由于一个妇女把洗锅放在火上太久导致的。1698年，白厅宫殿的大面积焚毁，则是一名荷兰洗衣女工想在室内炭火上尽快烘干亚麻布招致的恶果。

火灾一旦爆发就很难及时扑灭。在诺曼征服和伊丽莎白一世过世之间的岁月里，灭火技术几无实质性的改进。即便是大多数发达城市也仅仅拥有一些皮革桶、梯子以及用于扯下茅草屋顶来阻止火势蔓延的铁钩，除此之外，再没有更多的灭火工具了。时至17世纪中叶，把水抽到高处的发动机依然短缺，此外，供水通常也不稳定。有些城镇要求房主在自家门外放一桶水。其他城镇则要求对木质建筑以及茅草屋顶予以彻查。自12世纪以来，这个要求已经变成了伦敦城的官方政策。然而，制定这样的规章比实际执行省事得多，灭火设备往往不足以应付发生的火灾。没有灭火队，并且火灾现场通常也异常混乱。当时人们所知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火灾周围的建筑物全部炸毁以阻止火势蔓延。而火势减弱时，总会有不少人发现财物遭窃。

实际上，人们无力阻止火灾爆发，在大火燃烧的过程中很无助，除此之外人们还几乎无力承担火灾所造成的损失。一直到17世纪最后二十年还没出现明确的火灾保险。火灾受难者唯一能做的就是向教堂申请救助，并委托教堂在公众场合进行募捐。乞求信都是基于各种不同的慈善目的，而且像现在的公益事业募捐日一样不稳定。由于周围总有数不胜数的骗子，这种募捐就更受不到多少好评了。但是，募捐有助于我们对火灾的实际受损程度做出大体的估计。譬如，17世纪后半叶有89次火灾，据估计，每次火灾都带来1000英镑或更多的损失。总体损失达913416英镑。评价此数据时，我们应该注意，1666年的伦敦大火不在其列，伦敦大火造成了1000万英镑的损失，烧毁13000余栋房屋，导致将近10万人无家可归。这统计也排除了无数小型火灾，以及那些没有留下记录，或没被简报提及的火灾。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救火技术开始提高的时期；16世纪的情况比这还要糟糕。

因此，火灾仅作为纯粹的经济因素已是极为关键的衡量标准。它对个人带来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因为没有其他什么事可以如此生动地展示人类命运的不稳定性。“就如先知所说，他在一点钟的时候还身价5000英镑，用银盘盛放的酒杯喝酒，但还不到两点钟就只留下一个木头碟子吃饭，而且还失去了栖身之所。”每周日教堂都会高声宣读这类简报，以这种瞬间由富到穷的变化警醒世人，且谁也不知道谁将是下一个遭此噩运的人。变幻莫测的危险加剧了人们心理上的危机感。有一些城镇几无大火；而其他一些城镇却屡遭重创。蒂弗顿曾于1598年、1612年和1731年被焚毁过三次。马尔伯勒、布兰福德、多尔切斯特以及贝明斯特再三地遭受火灾。沃里克和北安普敦分别遭到一次严重的火灾，这两次火灾都破坏了绝大部分城区。大都市的火灾是如此频繁，以至于1666年伦敦大火发生时，邻近地区的居民对其几无觉察。

总之，贫穷、疾病、无妄之灾成了这段时期社会环境的显著特征。然而，我们不应该犯一个时代性的错误，即假定当时的人就像我们担心这些问题一样而为此担忧。在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人们已然很习惯疾病和短命了。由于清楚地知道孩子可能在襁褓中就会夭折，父母就不急于记住自己孩子的特征了。当一方死亡的时候，丈夫和妻子都很自然地接受再娶和改嫁的想法。穷人看待自己命运的态度似乎是随意且淡泊的。许多中产阶级观察者曾就穷人面临瘟疫危机所呈现的麻木态度发表过评论，并震惊于他们居然不愿遵守出于安全考虑而制定的规章制度。面临饥饿威胁的时候，穷人可以使用暴力来获取食物，但他们对于那个时代的政治激进主义无所裨益，而且对于改变他们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也毫无兴趣。与当今不发达国家的居民不同，那时的穷人对其他国家相对较好的生活状况知之甚少。他们并不积极投身到社会改革之中，而是转而寻求更直接获得自由的方式。

比方说，饮酒在当时已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几乎在每一场公共或私人的庆典、每一次商业谈判、每一场行会仪式、每一个红事或白事场合，酒水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集市和商场直到1874年才有经营许可的限制，而此前的酒水销量大得惊人。“到市镇的尽头，那里有集市，”1638年一位布道者评论说，“在那里似乎经历过打斗，随处可见躺在地上的家伙。”正如一个法国人1672年观察到的一样，英格兰没有啤酒就做不成生意。一个中世纪晚期的布道士抱怨说，工人一周至少要喝醉一次；而查理二世时期的外国观光者注意到，工人每天都要光顾酒馆打发时间。

啤酒的生产成本很低廉。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神甫威廉·哈里森在自己家里每个月酿造200加仑啤酒，而每次仅需支出20先令的成本。我们并不知道他的家庭规模，但日均消费量显然很高。在海上和陆地上，啤酒的供应标准似乎曾是每人每天1加仑。不论大人或小孩，啤酒都是日常用餐的基本组成部分。17世纪晚期才出现第一份反映全国消费量的数据。资料显示，1684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整体消费量是6 318 000桶啤酒（包括4 384 000大桶啤酒和1 934 000小桶啤酒），伦敦每桶啤酒有36加仑，外省地区每桶啤酒有34加仑。这表明人口的各个组成部分：男人、女人、小孩，每人每年消费近40加仑啤酒，也就是将近每天1品脱。另外，必须将那些私人酿造故而并未支付消费税的酒列入考虑范围。格雷戈里·金于1688年估计，这部分私酿酒量已超过统计总量的70%之多。即使不算上私酿酒，这一人均数值也比我们现在任何可知的数据要高。此外，外国酒进口量和烈酒消费增长量的数据也尚未列入统计数据中。

在17世纪，可能是咸肉和鱼的大量消费使人们感到颇为干渴。同时，大量食用谷物造成的精神萎靡，似乎也提升了兴奋剂的需求量。其他可选饮料的缺乏更驱使人们将目光投向了酒精。茶叶和咖啡尚属奢侈品。17世纪末期，1磅茶叶需花费20先令，直到18世纪最后四分之一，茶才成为工人阶级的饮品。尽管咖啡在伦敦名流之中非常流行，但在广大群众的啜饮习惯中，咖啡比茶更显得无足轻重。

那时，为了缓解生活压力，酒成了人们不可或缺的麻醉剂。酒精模糊了社会界限，并将人们从绝望中暂时释放，继而投入一种短暂的乐观情绪中。这在伊丽莎白时代的监狱和底层阶级中非常普遍。（唯独17世纪，贵族的饮酒量超过了乞丐，一度成为社区中酗酒最多的成员。）穷人喝酒以求摆脱对生活的厌恶。瘟疫时期，酒精饮料随处可见。“我亲眼见到，”1638年一位神甫回忆说，“当死亡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即使那些很难从不断搬运尸体到墓地中抽身出来的搬运工以及其他类似的家伙，都会在大街上醉得一塌糊涂。”供给死刑犯的送行酒从没停过：1653年，女巫安妮·博登汉在索尔兹伯里被判处死刑。她不断地要求饮酒。若是行刑官同意的话，她或许都会因酗酒而身亡。当时有个人写道：

麦芽酒确实抚慰了沉痛而又苦闷的心灵；它让一个忧伤的寡妇欢笑，忘却丧夫之痛；……它犹如赤裸者的外套中最温暖的衬里；酒精就着面包，穷人得到充分的满足并缓解了饥饿与寒冷；它是牧羊人、刈草者、庄稼汉和铁匠最崇拜的圣物；它是修补匠的财富，是小商贩的珠宝，是乞丐的欢乐，是对囚犯的悉心照料。

作为一种使生活暂时好过些的方式，酒的作用在穷人眼中几近无可匹敌。一位15世纪的异教徒宣称：一小桶麦芽酒比四部福音书的好处还多些。他认为，与《圣经》相比，麦芽酒能更好地帮助人们理解上帝的作为。

另一种新的麻醉剂是烟草。早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烟草就传入了英格兰，而到伊丽莎白一世逝世之时，烟草早已被人们广为接受了。最初，有人试图把烟草描绘成医疗用品掩人耳目，但这种骗人把戏很快就被戳穿了。1597年，有人注意到，上瘾者消费烟草“过于放纵……毫无节制，不，甚至连吃饭时也不能间断吸烟片刻”。詹姆斯一世时期的评论家对那些从早到晚，甚至在床上都离不开烟斗的烟鬼习以为常。1621年，英格兰国会的一个议员宣称：“禁他们烟就好像要他们的命。”但是，用烟斗吸烟仍是一个奢侈的习惯。烟草价格根据供应量的变化而起伏不定。然而，詹姆斯一世时期1磅烟草的价格几乎不会低于1英镑，而且通常的售价比这个价格还要高。全国烟草消费的数据时断时续，但是仍显示出持续增长的态势。烟草销售量从1614年至1621年的14万磅增加到1699年至1709年的1130万磅。这意味着人均消费量从世纪初每年不满1盎司，增加到世纪末的几乎每人每年2磅。直到1907年，该数据才再次达到这个水平。烟草确实发挥过重要作用，使得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时期的英格兰人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一位现代历史学家曾指出，这一点并非完全无益，它有利于促进17世纪晚期出现的政治妥协。克里斯托弗·马洛认为，圣餐礼在“吞云吐雾的氛围下将会非常融洽”。

另一个更为逃避现实的方式就是赌博。在现代社会，靠足彩暴富的可能性吸引着数以百万计的人，它也使那些工作在恶劣环境下的工人得以保持乐观。秉持着幸运者尽管处于不平等的社会体系中，但仍能改善自身处境的美好愿景，17世纪劳苦大众的注意力因赌博而发生了转移，他们已不再整天想着自我救赎或是发动什么政治激进运动了。男人们参与到纸牌、骰子、赌马、竞走、斗熊、斗鸡，以及诸如此类的消遣活动中。即便是再穷的人都可以参与到这种投机的冒险之中；当时的司法记录偶尔也会记载这样一些穷苦工人，他们在赌博中失去了全部财产，以至于无法供养老婆和孩子。1663年，塞缪尔·佩皮斯很惊奇地发现，普通劳工也会在斗熊和斗鸡的赌博中输掉10英镑或20英镑的钱。

中产阶级改良者通过反对泛滥成灾的酒馆和酗酒行为，挑战了此类流行的消遣，展开了持续的风俗改良运动，并试图打破这些不良习气。他们讨伐的正是那些沉溺于哀伤且别无选择者的悲观宿命论。他们认为人们应该转向那些解释不幸，并设法缓解不幸之痛苦的信仰。但我们也很清楚地意识到，当时的某些人倾向于借助更为简单直接的逃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