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作品]杂花生树(叶兆言漫谈文学史深度八卦;周氏兄弟、郭沫若、吴宓、沈从文、徐志摩、钱钟书等不得不知的文人“八卦”

【编辑推荐】

1、叶兆言名家写名家，漫谈文学史深度八卦

鲁迅、周作人、吴宓、郭沫若、钱钟书、高尔基……言说文学史，叶兆言有独一无二的优势。祖父叶圣陶是五四以后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教育家、出版家，父亲叶至诚是知名作家和编辑，母亲被称为“锡剧皇后”。出生于文学世家，文学史上的名人轶事对叶兆言来说，不是遥远的故事，不是神秘莫测的人物，他们活跃在作者的生活圈子中，是祖辈、父辈的挚友。书中一则则鸡毛蒜皮的故事，不夹杂过多的学理，读来朴实又香醇可心，一口气读完，知识长了不少，似熟非熟的名字一下子就亲切了起来。

2、杂学基础，国学根柢，掌故琐忆信手拈来

叶兆言写人记事，往往发人之所不发，言人之所讳言，从生活琐事中呈现出厚实庄重的格局。因了叶兆言的家世，掌故史迹由他口中道出，格外真切，也格外服人。他以学养和体验作支撑，侃侃而谈，不为知识、史料和经验定见所奴役，融学问、见识、趣味、才情于一炉，娓娓道来，自在亲和，仿佛与人抵掌而谈，促膝共语。打通明清小品、五四风尚、现代主义，糅合平民语调、文人笔墨以至小资情调，成就跨文体写作的杂文典范。

3、平民意味，智者风范，于不动声色间透显地道的幽默功夫

这是一部叶兆言的“私人文学史”，弃绝宏大叙事和高头讲章，以幽默冲淡的审美心境，回归文学的言说立场，他的写作相当放松，语言平实、畅达，恬淡中不乏戏谑，为夸耀学问而故意拿腔拿调的句式基本看不见。文笔暗藏机锋，好恶乐憎鲜明，同时又可见传统文人的温厚性情、谦和态度，对老一辈文人的评价既有趣又充满人情味，让人在笑声之后体悟微言大义。有读者评价，“叶先生的文章很能打破之前对某领域大家的过高仰视，在零碎的片段中会发现其实大家也是普通人”。

【名人评价及推荐】

叶兆言的性格为人绝对是儒家的，他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满腹经纶，优雅随和，身上散发出某种旧文人的气息。

——苏童

如果不是大量阅读文学史、文化史、艺术史、人物传记及书函、日记，如果不是大量阅读哲学、美学、外国文学史艺术史以及通俗性的文史读物，叶兆言的散文绝不可能有如此的博识。

——吴周文、张王飞

叶兆言这类文字，似野史而非野史，似信史又多传奇，外被锦绣，内含翠羽，简约处一笔带过，丰富处不吝笔墨，文字功夫几臻炉火纯青。通过它们，叶兆言努力探讨现代知识者和文化人的人格、心灵与性情，力求还原历史人物，揭示人性弱点，藉以反思历史和现实，呼吁良好的人文生态。

——张宗刚

叶先生的文章很能打破之前对某领域大家的过高仰视，在零碎的片段中会发现其实大家也是普通人。

——读者澜声

【作者简介】

叶兆言，1957年出生，南京人。1974年高中毕业，进工厂当过四年钳工。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八卷本《叶兆言中篇小说系列》，三卷本《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多么顽固》《很久以来》《刻骨铭心》，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叶兆言散文》《杂花生树》《陈年旧事》，最新代表作为长篇历史散文《南京传》。

【内容简介】

叶兆言名家写名家，不学究，不傲慢，平和冲淡之中暗藏机锋，嬉笑怒骂背后毕现敦厚真诚，文学史上那些熟悉的名字和不为人知的故事，渐渐抖落尘埃，鲜活起来：

“周氏兄弟失和，各走各的路，未必全是坏事。失和丝毫没有影响兄弟俩应该取得的辉煌成就。”

“无论对女人之爱的执着，还是对中国文化坚定的保守，吴宓的做法都骇人听闻。”

“《围城》的主要矛盾是追求和幻灭之间的消长，无论是想进或是冲出‘城堡’，在某种意义上，都既是追求又同时是幻灭。”

“沈从文曾经说过，一个作家只要认真写，写多了自然就会写好，写好是不奇怪的，写不好才奇怪。在这方面，我是沈从文的信徒。”

……

读《杂花生树》，好似与叶兆言对坐漫谈，他笑笑讲起老文人的一件件轶事，表情里掩不住的好恶乐憎，你猜他总要撂狠话，谁想最后他只是温和地说：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故事。

【目录】

自序

周氏兄弟

阅读吴宓

革命文豪高尔基

围城里的笑声

闹着玩的文人

人，岁月，生活

江南女子

江南文人

从解手说起

【序言】

父亲在时，喜欢饭桌上谈书，他一生坎坷，很长时间除了阅读，没别的事能做。读书产生想法，无人诉说，逮住儿子胡乱议论。多年父子成兄弟，我一天天长大，听众成为对手，常为书中某章节争辩。奇文共赏，疑义相析，有时吵得面红耳赤。父亲去世，我感到一种寂寞，看到好书，忍不住感叹，父亲若在，免不了又要争几句。

夏天迁入新居，花功夫整理藏书。这是个力气活，挥汗如雨，蓬头垢面，累得差不多要犯心脏病。那些熟悉的图书表面，落满时间灰尘，我从未想过会成为父亲藏书的受惠者，多少年来贪得无厌，书一本接一本看，一本接一本买，囫囵吞枣，不求甚解。

灰尘可以抹去，时光却不能倒流。这本书中的内容，发表在二十年前的两个刊物上，它们是《收获》和《作家》。曾经两次结集出版，一次人民文学出版社，一次上海书店出版社，《杂花生树》是这类文字中的第一部。新版内容略做调整，我读书很杂，感想太多，此类文章断断续续写了不少，读者也许早已不耐烦。

知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我是一个没有自信的人，没有编辑朋友的督促和鼓励，就没有这本书，就没有以后一系列文章，借此机会，表示深深谢意。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下关三汊河

【文摘】

周氏兄弟

一

七十年代末，或者八十年代初，周家的第三代来找过我祖父。一男一女，是周作人的什么人，我一直没弄清楚，可能是孙子和孙媳妇，也可能是孙子与孙女儿。我当时正在读大学，是假期里，他们来了，指名要见祖父，我也懒得细问，把他们送到祖父房里完事。客人走了，才知道他们是周作人的后人，而目的是希望祖父帮忙。帮什么忙，已记不清，好像是为了八道湾的房子。吃饭桌上，祖父和伯父一边喝酒，一边商量这事，我自己的事太多，也没认真听他们说什么。只记得祖父心情有些沉重，因为他吃不准这样的事情，是否应该让周建人知道，周建人知道了又会怎么样。

周建人是祖父的好朋友，当时还健在，他们之间的友谊很漫长，好像在商务印书馆共事的时候就开始了。祖父后来参加民进，最重要的原因，也是老友周建人的劝说，在这之前，祖父一直无党无派，所谓民主人士。不止一个人问过这样的话题，那就是祖父和鲁迅关系究竟怎么样。小时候，我也这么问过祖父。后来书读多了，才觉得这问题可笑。周氏兄弟中，鲁迅要比祖父大许多，周作人也是，即使最小的周建人，也要大好几岁。熟读鲁迅文章的人，一定会记得收在《野草》中的那篇《风筝》，年长的哥哥欺负弱小的弟弟，以后又忏悔，故事叙述得很动人，文章中那个弱小弟弟的年龄与祖父相比，又成了不折不扣的老大哥，因此，以祖父的为人，绝不会僭越说自己和鲁迅如何如何，他绝不会闹出“我的朋友胡适之”这类笑话。祖父的好友俞平伯是周作人的得意弟子，鲁迅和周作人显而易见应该算前辈，是属于师长一辈的人物。

祖父感到心情沉重，是周作人的后人，为什么舍近求远，不去找周建人。这种事，以旁人的眼光看，论家属关系，周建人是叔公，论社会地位，周建人当时是人大副委员长，怎么说都是找他更合适，此时的周建人就在北京居住。清官难断家务事，很多事情说不清楚，祖父是一个极重亲情的人，他自己没有兄弟，因此很羡慕别人的兄弟怡怡。周氏兄弟的失和，差不多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兄弟之间的关系紧张，尤以鲁迅和周作人之间，最为极端。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俩作为不可替代的两座高峰，曾让无数的文学青年仰慕，他们的反目，老死不相往来，这种紧张关系不仅在生前，死后也影响到了各自的后代，鲁迅和周作人的后代之间，一直没有来往。鲁迅的孙子周令飞曾写文章披露，说周作人逝世以后，给周海婴寄去了讣闻，海婴考虑再三，没有参加追悼。

二

周作人在妻子死后半年多，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余与信子结婚五十余年，素无反目事。晚年卧病，心情不佳。以余弟兄皆多妻，遂多猜疑，以为甲戌东游时有外遇，冷嘲热骂几如狂易，日记中所记即指此也。及今思之皆成过去，特加说明并志感慨云尔。

读周作人的晚年日记，可以发现许多夫妻不和睦的蛛丝马迹。周作人老婆是日本人，在中国人的传说中，日本老婆以贤惠闻名，但是信子却给晚年的丈夫，带去了连绵不断的烦恼。周氏三兄弟中，除了鲁迅早逝，周作人周建人都长寿，周作人死于“文化大革命”，若没有这场风暴，他很可能继续活一段时候。晚年的周作人，除了饱受政治运动的惊吓，老夫妻之间的吵架也是常事，当然主要是信子的胡搅蛮缠，所谓冷嘲热骂，最过分的便是大打出手，斯文扫地。这种无休止的纠缠，既多而且凶猛，难怪他要发出“苦甚矣，殆非死莫得救拔乎”的感叹，甚至生出“临老打架，俾死后免得想念，大是好事”的歹毒念头。周作人行文一向以平淡著称，在日记中，这类记录虽然仍有节制，有时也接近呼天抢地，恶意图穷匕见。他显然意识到自己的日记，有一天会变成读物，一日夫妻百日恩，夫妻间的事情，别人永远闹不清楚，因此专门写下一段文字，留作日后为信子辩护的依据。

这段文字的要害，于信子是撇清了，却牵扯到了周作人年长四岁的哥哥鲁迅和年幼四岁的周建人。周建人的前妻是信子的妹妹芳子，换句话说，信子既是周建人的嫂子，又曾是他的大姨子。夫妻性格不合，中途分手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信子站在妹妹一边，反对周建人也在情理之中。芳子和周建人分居以后，一直和周作人夫妇生活在一起。这姐妹俩谈到已在外面又和别人结婚的周建人，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话。

至于鲁迅，大家都知道有个朱安夫人，鲁迅和许广平同居之后，朱夫人和鲁迅的母亲鲁瑞老人，一直留在北京。抗战初期，周作人不肯南下做义民，后来又落水做了汉奸，其中有一条很无聊的借口，是有老母和寡嫂要抚养。这借口很难站住脚，又确实能蒙住一些人。其实自从鲁迅逝世，母亲改由周作人抚养，可以说天经地义，本来养老应该是所有儿子的共同义务。鲁瑞和朱夫人并不住在八道湾，八道湾的房子虽然是以鲁迅的名义登记，自鲁迅搬出以后，这里就成了周作人的天下。此外，查一下日期也就明白了，鲁迅是一九三六年死的，在这之前，母亲的费用一向都由他这个做老大的独自负担，死后，经济上做了安排，北新书局每月拿出三百元来，二百元给上海的许广平和海婴，一百元给北京的鲁瑞和朱夫人。抗战爆发，南北交通阻隔，接济时时中断，周作人才从一九三八年的一月开始，每月给母亲五十元，区区五十元对大名鼎鼎的知堂老人，又算什么。

一九三九年一月，周作人收下了北大任命他为图书馆馆长的聘书。此时的北大已是伪北大，这一步迈出去，犹如尝了禁果，荡妇初次接触男人，想回头也难。接下来，一发不可收，官越做越大，水越陷越深，一九四二年鲁瑞老人去世，周作人大办丧事，共用去一万四千多元。当时的钱急剧贬值，即使贬，这钱也太多了。如此隆重的葬礼，与其说体现了周作人的孝心，还不如说显示了他当时的得意。周作人写了一辈子好文章，此时却栽在了官迷心窍上，以周作人的学识，他如何不知道一个文化人下水的后果，但是仕途这剂春药，对知识分子的诱惑实在太大，一旦沾上，和吸毒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不妨想想他当时是如何阔绰和威风，那个平淡出世的知堂老人，突然形象全变了，穿狐皮衣裘，三天两头上馆子，小孩过生日，光犒赏佣人就两桌，家里奴仆最多时，竟然有二十三个人之多。

周作人做汉奸时表现出来的官场得意，是很多热爱苦雨斋文字的人不堪回首的一个噩梦，你无法想象自己倾心的一个作家，竟然会做出如此不明智的选择。记得有人专门做过这样的文章，把周作人下水当“督办”，说成是中共地下党的安排，由此证明周作人差不多是准“特工人员”。这种为周作人极力辩护的用心，也许是好的，可惜有些离谱，改变不了历史原有的记录。我曾见过日本友人清水先生的文章，说在这特定时期的一次聚会上，曾见到过已做了大官的周作人，说他穿着缎子袍褂，像过节一样，神采奕奕地坐在前排。沐猴而冠，对知堂老人来说，是最残酷的讽刺。这样的聚会，自然是当时的日方安排的，周作人倒是敢作敢当，实事求是地说过自己为什么要下水：

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相信自己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

比别人少一点反动，这大约也是事实，欣然从命，更是事实。为了短暂的荣华富贵，既留下一世骂名，还实打实地坐了牢，真不值得。在本世纪，知识分子坐牢常可以成为一种革命资本，然而周作人似乎活该，想翻案也翻不了。做汉奸好比淫妇偷人，小偷偷东西，无论什么充足的理由，别人都不会同情。用“小事聪明，大事糊涂”来形容周作人，也许最恰当不过，在是否“下水”这件大事上，他糊涂了，在记日记这种小事上，又太清醒。周作人只用了轻描淡写的一句“以余弟兄皆多妻”，不仅为妻子信子做了辩护，而且把所有过错轻轻一推，都推到了自己弟兄的“多妻”上面。周作人相信日后愿意读他日记的人，都是些熟悉周家家事的读者，这里面的微言大义，不说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