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文集]个人印象(以赛亚·伯林的奇妙人生交集,20世纪知识界与政界名人的个性画像;新修译文,新增11篇文章新增序言1

【编辑推荐】

这本增订版的《个人印象》（新增11篇），收录伯林为二十多位20世纪名人撰写的纪念文章，如丘吉尔、罗斯福、赫胥黎、爱因斯坦、凯恩斯、纳米尔、奥斯汀、阿赫玛托娃、帕特捷尔纳克等。以伯林特有的视角，勾勒出一帧帧栩栩如生的个性肖像，合成了一组奇妙的变奏曲。

伯林天生有一种开朗乐观的幽默感，他觉得这个世界很精彩，“生活，可以透过多个窗口来看”。从伯林笔下这些特点鲜明、性情与趣味各异的人物，我们可以领略伯林的价值多元主义，学习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去体察大千世界，更好地与他人和其他文化共处。

【名人评价及推荐】

一本令人着迷的文集……很难想出另一位如此精辟、如此有趣，而又如此完全不带恶意的作家。

——安东尼·斯托尔，《旁观者》

伯林可爱的特点就是，他能欣赏那么多完全不同的人，能为我们描绘他们每一位，并且看到他们的核心特点。

——玛丽·沃诺克，《听众》

这是一本非常感人和严肃的书，也是一本脍炙人口的书。

——理查德·科布，《卫报》

与哈姆雷特相同的是，他[伯林]也惊叹人类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杰作，与哈姆雷特不同的是，他喜欢人类。

——诺尔·安南

【作者简介】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

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20世纪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生于俄国犹太家庭，1921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哲学，1957年就任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发表具有开创性的“两种自由概念”演说，同年获封爵士。作为杰出的观念史学家和学科主要奠基人，先后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和伊拉斯谟奖。主要著作有《自由论》、《俄国思想家》《反潮流》《个人印象》《扭曲的人性之材》《现实感》《浪漫主义的根源》《启蒙的三个批评者》《苏联的心灵》等。

【内容介绍】

本书记录了二十多位20世纪知识界和政治界的著名人物，如温斯顿·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哈伊姆·魏茨曼、奥尔德斯·赫胥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弗吉尼亚·伍尔夫、埃德蒙·威尔逊等。这些人，伯林都很熟悉，他以自然天成的幽默感、睿智轻松的语言、不带恶意的勃勃兴致讲述了自己对这些人物的个人印象。书中还详细描写了1945年和1956年在苏联与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的会面，感人至深。加上“彼时，我在何处”和“我生命中的三条主线”等回顾性文章，读来又像一本印象式的自传，引人入胜。

【目录】

序言（赫米奥尼·李）

第一版自序

编者序

温斯顿·丘吉尔在1940年

休伯特·亨德森在全灵学院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

理查德·佩尔斯

哈伊姆·魏茨曼

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在牛津

奥尔德斯·赫胥黎

L. B.纳米尔

莫里斯·鲍拉

J. L.奥斯汀与牛津哲学的早期起源

约翰·佩特罗夫·普拉门纳兹

奥伯伦·赫伯特

爱因斯坦与以色列

彼时，我在何处？

梅纳德·凯恩斯与夫人莉迪亚247

纳胡姆·戈德曼

回忆与本—古里安的几次短暂谋面

马丁·库珀

伊扎克·萨德赫

亚当·冯·特洛特

戴维·塞西尔

埃德蒙·威尔逊在牛津

忆弗吉尼亚·伍尔夫

亚历山大·哈尔珀恩与夫人莎乐美

牛津的犹太人

赫伯特·哈特

圣体一细胞

斯蒂芬·斯彭德

1945年和1956年与俄罗斯作家的会面

跋：我生命中的三条主线

后记（诺尔·安南）

译余絮语

索.引

【文摘】

温斯顿·丘吉尔在1940年

一

在距今已经久远的1928年，一位大名鼎鼎的英国诗人兼评论家出了一本探讨英语散文写作艺术的书。[1]该书写于一个幻想破灭的痛苦时代，爱德华时代辉煌的假象，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造势豪言，都已经幻灭，作者不免对简洁之美加以赞赏。如果说简洁的散文常常枯燥单调，它起码是诚实的。如果说简洁的散文有时文笔生涩、文采匮乏、读之索然，它起码传达出了真实的感觉。最重要的是，它能抵御所有诱惑中最难以抵御的诱惑：自命不凡，自吹自擂，搭建起徒有其表的门面，以光滑假象欺骗世人，或精雕细琢掩饰可怕的内在空虚。

时代背景已经够清楚的了：是在利顿·斯特雷奇[2]以自己的方式让人们看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名流说话是怎样的言不由衷或脑子都是一盆浆糊，进而开创了一种新的风尚之后不久；是在伯特兰·罗素揭去了19世纪那些形而上学大家的面纱，让人们看清他们编出了一个巨大骗局，蒙骗了一代又一代容易上当受骗的人之后；是在凯恩斯成功地抨击了协约国的政治家们在凡尔赛的种种愚行和丑行之后。这是一个修辞和雄辩挨骂的时代，骂它们是在粉饰文学和道德上的那些伪君子，那些冒充内行的无耻之徒，败坏了艺术品位，令求真寻理名声扫地，最严重的时候，还会激发邪恶，并把一个容易轻信的世界引向灾难。正是在这样的文学氛围下，前文说到的那位评论家才很巧妙也很有眼光地，解释了他为什么更欣赏那个可怜的鱼贩子万泽蒂对塞耶法官说的最后那句记录在案的话—一个大老粗临死前口中迸出来的不合语法却感人的破碎语言，而不太欣赏当时大众广为阅读的名家美文。

他选了一个人作为名家的例子，此人尤其被视为该评论家极为推崇的谦恭、正直、博爱，尊重他人感受、个人自由、私人情感等品质的死敌，还被视为帝国主义和浪漫主义人生观赫赫有名却不受信任的倡导者、恃强凌弱的军国主义者、激情澎湃的演说家和记者、一个致力于培育私德的世界中最知名的公众人物。此人便是时任保守党政府财政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抛出“雄辩须具备这三个必要条件—首先，要有一个恰当的题目；其次，要有一颗激情澎湃的拳拳之心；最后，还要有一股不屈不挠的韧劲”之后，作者引用丘吉尔大约四年前问世的《世界危机》第一部中的一句话透彻阐述了其观点，进而指出：“这样的雄辩是假的，因为它矫揉造作……意象陈旧，隐喻生硬。整个段落散发着虚假的戏剧气氛……连珠炮般的修辞祈使句。”接着，他说丘吉尔的散文夸夸其谈、堆砌辞藻、故作雄辩、慷慨激昂，是过分的“夸耀自我”而非“弘扬主题”的产物。总之是连根带叶都一通狠批。

在一个不仅是修辞，甚至连庄重的雄辩都似乎成了无法容忍的矫饰的年代，这个观点很受年轻人的青睐，因为他们只求对赤裸裸的真相有个大概的了解，凡看似多余的东西，他们都深恶痛绝。丘吉尔的评论者是在为战后一代人代言，这一点他心里很清楚；当时方兴未艾的广泛而急剧的社会变革带来的种种心理病症，虽然政府当局执意地转移开视线，但目光最不敏锐的文艺评论家也看得一清二楚。到处弥漫着不满、敌对、不安的情绪；那么多恢弘气派结出的是太苦的苦果，因而留下了一个痛恨恢宏风格的传统。这场灾难的受害者们认为，他们有权将一个出卖了他们的无情时代的装饰之物剥去。

然而，这位苛刻的评论家及其读者大错特错了。他们斥之为华而不实、空洞无物的纸糊的东西其实很坚实，是那位作者赖以表达他那豪迈、多彩、有时太过单纯甚至天真，但始终很真诚的人生观的自然方式。这位评论家所看到的只是一幅难以令人信服，破绽百出的模仿之作，但这是一个错觉。实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是一种富有灵感的复兴尝试，尽管也许是无意识的。它之所以逆当代思想和情感潮流而行，纯粹是因为它是对从吉本、约翰逊博士开始，一直延续到皮考克和麦考莱的正式的英语表达方式的刻意回归，是丘吉尔为了表达自己独到观念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合成武器。在凄凉萧条的20世纪20年代，对于帝国主义时代那些敏感而又世故的追随者来说，这观念太过鲜艳、宏大、生动，太不稳定，这些人的内心世界既复杂又脆弱，无法也肯定不愿意欣赏白昼之光，因为它毁掉了那么多他们曾经信任和热爱的东西。这令评论家及其支持者心有余悸，但他们对原因的分析则不能服人。

他们当然有权利拥有自己的价值尺度，但把丘吉尔的散文视如虚假的幌子，弃如空洞的赝品，则是一种错误。复兴不能说就是虚假。比方说，哥特复兴，即便有些怀旧，也代表了对生活的一种热情态度。有些复兴的例子也许显得古怪，但复兴源于更深沉的情感，较之后来的某些单薄的“现实主义”的风格，可说的东西要多得多。哥特复兴的倡导者通过回归很大程度上是想象出来的过去而获得了解放，这一事实丝毫不会有损他们的名声或成就。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受到平庸世界的摆设的束缚，只有感觉到自己是站在舞台上的演员时才有生气，得以解放，第一次畅所欲言，结果发现有很多话要说。还有一些人，他们只有穿着制服、甲胄或戏装才能施展自如，只有戴上某种眼镜才能看见东西，只有在对他们来说较为正式化的场合才能有大无畏的表现，他们把生活看成一出戏，他们和别人都得听从指派，念上几句台词。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上次战争就提供了大量这方面的例子）：当生活发生戏剧性变化，平日里惯于退缩的人上了战场，也会有奇迹般的英勇表现；而且只要制服不脱，生活永远是战场，他们就有可能会一往无前，继续猛打猛冲。

这种对框架体系的需求不是“逃跑主义”，不虚伪，也不异常，更不是失调的标志。它往往是一种取决于人的性格中最强烈的一个心理要素的经验观：其表现形式常常是相互冲突的力量或原则之间的简单斗争—真假之间、善恶之间、对错之间、个人的正直与各种诱惑与腐败之间（如本文所讨论的这位评论家的情况）的斗争，也可以是人们眼中永久的东西与昙花一现的东西之间、物质与精神之间、生命之力与死亡之力之间、艺术信仰与其假想敌（政客、牧师或市侩）之间的斗争。生活可以透过多个窗口来看，没有哪个窗口就必然清晰或者必然模糊，比其他窗口的扭曲程度更小或更大一些。既然我们的思维工具主要是语词，那么语词就必然有铠甲的属性。约翰逊博士的风格在丘吉尔《最光辉的时刻》一书中随处可见，作者纵情于严肃的玩笑时尤其如此，这种风格本身在其自己的时代就是一件攻防武器。无需敏锐的心理洞察能力就能看出，一个像约翰逊博士一样易受伤害的人，一个在精神上属于上个世纪的人，为什么总需要这一武器。

二

丘吉尔的主要概念，其道德和理智天地中唯一的、核心的组织原则，是一种历史想象，这种想象非常强大，极其博大，可以把全部的现在和将来囊括在一个丰富多彩的过去的框架体系之中。这种方法是由一种愿望（和能力）所支配的，那就是要找到道德与理智的固定方位，为流水般的事件赋予形状、特点、色彩、方向及一致性。

当然，这种系统的“历史主义”，并不局限于实干家或政治理论家：罗马天主教思想家从坚实而明晰的历史结构角度审视生活；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也是这样，孕育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浪漫主义史学家和哲学家也是如此。我们也是直到认为所采用的范畴太损害“事实”了，才对“逃避主义”或歪曲事实不满。解释、叙述、分类、符号化，是自然而不可避免的人类行为，我们笼而统之地称为思维。我们即使抱怨，也只是在结果与自己所处的社会、时代和传统的普遍观点大相径庭时才会抱怨。

丘吉尔把历史，还有生活，看成一次规模宏大的复兴盛典：他想到法国或意大利、德国或低地国家、俄罗斯、印度、非洲、阿拉伯国度时，眼前浮现的是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历史意象—某种介于儿童历史读物上维多利亚时代的插图和里卡迪宫[1]中贝诺佐·戈佐利[2]所绘《三贤朝圣》之间的东西。他从来就不以把什么都清清楚楚地加以分类的社会学家、细心的心理分析学家、慢条斯理的古董专家、耐心的历史学者的眼光看问题。他的诗歌不具解剖学的慧眼，无从看见肌肉之下的裸露的骨头、颅骨和骨架，也无从看见生命之流下面无所不在的腐烂与死亡。构筑起他的世界的构件，要比日常生活更简单，更宏大，式样生动而有重复，有如史诗诗人的模式一般，有时又似剧作家的类型，剧作家都把人物和场景看作是不朽、闪光原则的永久符号和体现。整体就是一系列结构对称且又风格化的作品，要么璀璨夺目，要么漆黑阴暗，恰似卡巴乔所绘的一幅传奇，没有微妙的差别，以三原色画成，无半点中间色调，无丝毫隐晦和缥缈的东西，无半吞半吐之言，无闪烁之词，无窃窃私语：皆一个声音，音高音色都不变。

丘吉尔的战时演讲令我们习惯了的古语风格，乃是那种严肃场合所要求的高调（编年史家的正式行头）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丘吉尔对这一点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历史每时每刻都会对演员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风格应该充分满足这些要求。1940年他在评论外交部的一份草案时写道：“其中所提出的观点［……］在我看来是错的，错在老想卖弄聪明，老想在政策上精雕细琢，与时局和危难关头的问题所要求的悲壮质朴与肃穆格格不入。”

他自己的叙述手法则有意识地逐渐攀升和澎湃，直至达到不列颠之战的巅峰。其叙述有着歌剧悲剧的神韵与张力，其表现形式中（宣叙调和咏叹调中都有的）那种艺术做派，起到了消除日常生活中那种没意义的千篇一律，凸显主人公事迹与苦难的作用。在这样的一部作品中，诙谐之处务须符合作品的整体风格，是对这种风格的戏仿；而这正是丘吉尔的手法。他说自己“用严厉而平静的凝视目光”看这看那时，或者告诉手下的官员凡是“笑话”一个精心策划的计划落空的人“都将被本人极其鄙视”时，又或者描述自己的合作者看到一个巧妙隐藏的阴谋取得进展后所露出的“天使般的微笑”时，所用的就正是这一手法。这种模仿英雄的语气，不免让人想起《斯托基公司》，并不违背歌剧传统。不过，尽管是传统，也不能任由作者随心所欲地穿脱：现在这些手法于他而言已习惯成自然，与其生就的天性完全融为一体了，艺术与自然已彼此莫辨了。他散文的这种刻板模式，正是他表达思想的常规手段，不单单是在他提笔为文时如此，在遍及他日常生活的想象力活动中也是如此。

丘吉尔的语言是因其自身需要而发明出来的一种表达手段。它有一种大胆、厚重、颇为统一、易于辨识的节奏，使它像所有独特的风格一样，容易为人（包括他自己）所戏仿。当一种语言的使用者具有明显突出的特色，且成功地为这些特色创造出了一种表现手段时，这种语言就会很独特。丘吉尔散文中可以找到的来源、成分、模仿经典的痕迹都很明显，然其作品仍不失为独一无二之作。这种语言风格，无论人们对其持什么样的态度，都必须视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大现象。忽视或否认这一现象都是昏聩轻狂或自欺欺人。这样的表达方式，不只是在特定场合下，而是一贯都是正式的（虽然程度和色彩会随场景而不同）、大众的、雄辩的、面向天下苍生的，与内省和个人生活的种种疑虑和压力相去甚远。

【序言/后记】

序 言

赫米奥尼·李

以赛亚·伯林是一位政治哲学家、观念史学家，同时还是一位自成一体的传记作家，以其特有的方式讲述着五彩缤纷的人生故事。他相信天才，也相信个人具有改变和影响历史的力量。他想参透卓越人物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是如何影响世界的，并将其描述出来。个人魅力与聪明才智的能量令他着迷。他好奇心特别强，非常爱交际，观察力十分敏锐。对于个人的逸闻趣事，他津津乐道，越奇特越好。他最喜欢引用康德的一句名言：“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直物。”而他毕生所关心的问题之一便是搞清楚历史运动是如何从“人们头脑里的观念”中诞生出来的。

已有很多人注意到了，他很喜欢结交贤达名流。他的朋友，哲学家艾伦·蒙蒂菲奥里曾这样形容过他：“他喜欢有特点的人，不见得是非同凡响的人……而是在某方面突出的人。他对怪癖行为饶有兴趣。”为他作传的叶礼庭[2]曾写道：“他陶醉于世俗的东西［……］。总是对有名气、有个性和非同凡响的人物着迷。”在他的书信与广为报道的传奇般的神聊中，这种痴迷可能只给人以八卦的印象—尽管八卦也是一门艺术，对于这门艺术，他练得可谓是炉火纯青，得心应手。而在这些公开发表的篇目中（有些是为了纪念活动和丧礼而作，有些是事后很久的回忆之作），有一种更严肃、更公共、更持久的意义。从本质上说，这本书是在弹奏一曲以美德为主题的变奏曲。

伟人何以成为伟人？这是他探问的一个问题。（几乎总是男人才能成为伟人，尽管弗吉尼亚·伍尔夫、莉迪亚·凯恩斯、萨洛梅·哈尔珀恩和安娜·阿赫玛托娃构成了饶有趣味的例外。）如果说这些篇目有时候给人以重复之感，那是因为—虽然涉及的人物众多，且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同情，它们始终都没有离开这个问题：作为一名领袖、政治家、思想家或教师，一个人的个人力量和性格品质是如何表现并产生影响的？

伯林描绘其对象的办法是用形容词的涂抹来呈现其性格特征。诺埃尔·安南在其1980年为《个人印象》第一版所作的那篇文采斐然的《序》（本版改为《后记》）中，称之为点彩画法，将伯林的散文风格比作法国点彩派画家修拉的油画。这一手法亦可称为厚涂颜料法，浓墨重彩。在这些丰富的形容性辞藻中，有三个关键词一直在不停地出现：“快乐”（gaiety）、“魅力”（charm）和“无畏”（fearlessness）。“自然”（spontaneity）、“热情”（warmth）、“活力”（vitality）、“善良”（kindness）、“可爱”（sweetness）、“坦率”（candour）也很重要。这些都是对他很有吸引力并且令他兴奋的品质。他常常能从各种人物中发现这样的品质，而别人可能觉得这些人物毫无魅力和可爱可言，这正是本书的有趣之处。

伯林把这些文章比作18世纪的祭文，“追念已故名人的致辞”。是颂扬之词，也是爱戴之情的表达：“我彻底为他的魅力所倾倒了，而且整个余生都是如此。”（《伊扎克·萨德赫》）“我了解他，爱戴他，敬佩他，也哀悼他的去世，以及随他而逝的那个幻想世界。”（《奥伯伦·赫伯特》）“我发现他很有魅力，跟他在一起很愉快，其实用迷人来形容他都毫不夸张，而且他无疑是我这辈子所见过的最聪明的人。”（《梅纳德·凯恩斯与夫人莉迪亚》）他很少说自己所写之人的坏话，虽然他也喜欢让你看到他们中的有些人是多么让人难以忍受，同时又交代清楚自己欣赏他们的原因。历史学家刘易斯·纳米尔是“一个天才”，也是“一个无聊得要命的家伙”。休伯特·亨德森从来不肯放弃自己的论点。J. L.奥斯汀是一个冷酷得可怕的老师。莫里斯·鲍拉“渴望得到赏识”。埃德蒙·威尔逊可能会粗鲁得惊人而且“容易陷入疯狂的幻想、荒唐的揣测、无端的爱恨”。这些人他全都喜欢，他能看出这些难以相处之人内心里好的和了不起的东西。

就这一点而言，这些随笔与他的书信是迥然有别的，他的书信常闪烁着尖刻的光芒。在这本书中，找不到半句他在书信中评价其牛津同事那样的话，如他说A. L.劳斯“一天天变得越来越令人不堪忍受和可怕”，新学院的史密斯院长“从根本上说很轻浮，而且不在乎他人的感受”，A. J. P.泰勒是“一个一文不值的人……道德和情感上（有残疾的人）”，贝利奥尔学院像克里斯托弗·希尔那样的左翼历史学家是“虔诚的无神论者，冷峻、忸怩、充满了自卑感，而且几乎对一切自发性和活力都深恶痛绝”。

在本书中，仇敌的姓名都未加披露，而只有靠推断才能知晓。他只是间接提到了自己崇拜的英雄所不得不对付的人，这些敌对势力包括共产主义领袖（“一群群政治蝗虫”）；暴力的独裁者和极端的革命者；受“抽象原理和笼统理论”所驱使的思想理论家；狂热分子、暴君、反犹分子、伪君子和迂夫子、自命不凡者、妄自尊大者、自欺欺人者以及缺乏幽默感者。伯林深谙妥协与自欺欺人在公众领域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也明白对于大多数政客而言，“个人动机，往低里说，是与政治上权宜之计的概念密不可分的，往高里说，是与一种纯粹且无私的公众理想密不可分的”。他知道聪明的学者会“对地位很敏感，生怕自己得不到充分认可”。但他崇拜的人另当别论。

他笔下的人物可分为四大类型：学者、领导人、作家和冒险家。第一类主要是牛津的教师。伯林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扎根在牛津的世界里。他曾三任全灵学院院员，第一次是从1932年到1938年，第二次是从1950年到1967年，最后一次是从1975年到他去世。他本科就读于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1932年到1950年任教于牛津大学新学院，1966年创办沃尔夫森学院，任该院院长9年。本书中谈到了牛津学术生活的许多内容—其习惯、其布局与夙怨、其名人。这从历史的角度看会非常有趣：他对全灵学院的描述有时候让人感到就像是在描绘一种中世纪的乡村生活，村民们除了谈论哲学和约会安排之外，什么也不做。但也会给人以神秘和小圈子之感。写他20世纪20年代在基督圣体学院读本科的那一篇，是编辑过的一份院史采访录音稿，把读者假定为熟悉诸如“古典学学位初试”（classical Mods）、“命题作文”（set essay）、“特别自费生”（Gentlemen Commoners）和“拿优”（getting a Blue）等术语的牛津人，这样的读者自然会对为什么“基督圣体学院的学生在‘伟大人物’课上拿不到优是出了名的”会意地点头，觉得文中对“赛艇追撞比赛祝捷晚会”上醉后失态行为的描述令人捧腹，也会明白得到“一串不配得到的‘良’”是什么意思。

不过伯林笔下的牛津既是一个小村庄，也是一片大世界。很多伟大的思想家都曾在此留下足迹，而且牛津也是一个不错的性格检测场。政治舞台上的口是心非、势不两立，在这里也屡见不鲜。就道德节操而言，一个人在公共休息室的行为与判断，同在内阁或陆军部的一样重要。譬如，1933年，他的牛津同事是喜欢还是讨厌来自美国的客座法学教授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在伯林看来可以作为“一个简单却不失有效的标准，用来衡量一个人是喜欢还是厌恶生命力”。[2]伯林笔下的绝大多数同事都是一些除了教书、思考、写作和讲话外什么也不做的人，但他让我们领略到了他们的重要性乃至英雄品质。他会用颂扬一位世界领袖的赞美之词来称赞一位牛津的哲学家。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心目中的英雄都是反对专制，信仰个人自由之士。他深受为人张扬的伊扎克·萨德赫或堂吉诃德式的冒险家奥伯伦·赫伯特那样的特立独行者所吸引。他崇拜那些信奉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开国元勋，说到他们时他总是满含景仰之情，而把他自己对这个国家及其未来越来越喜忧参半的矛盾心情埋在了心底。他尤其认为哈伊姆·魏茨曼是个天才，因而写到他的时候，更是文采斐然，饱含深情。他对“有着极为敏锐的触角”的政治家和凭借“专注的意志力、直率和力量”进行统治的政治家都同样着迷。富兰克林·D.罗斯福是他眼里第一类政治家的耀眼典范，丘吉尔则是第二类的楷模。他关于这些政治家的篇目都是颂扬之词。丘吉尔是伯林崇拜的英雄，令当时很多读者失望不已的是，他选择了没有去批评丘吉尔。对伯林来说，丘吉尔最大的魅力在于其雄辩的表演，“像历史舞台上的一个伟大演员—恐怕也是最后一个这样的演员”，具有一种以令人信服的口才阐述自己强大历史观的神奇本领。

伯林喜欢扣人心弦的表演，他本人就是一位引人入胜的演员，不论是作为讲演者还是作为交谈者或作家。在这些随笔中，他自己很少现身，主要是把别人摆在了主要位置。但他的人生表现却可以透过他人的人生读出来，而本书的一个有趣之处，即在于可以把它当作一部碎片式的传记来读。写到他自己时，他往往惜墨如金，语带诙谐，这一点可以从他说自己读本科时很懒散（“而且整个后半辈子都没改掉这一臭毛病”），或是说他“远非一个不爱说话的闷葫芦”这些文字中看出来。他最亲近的朋友中有一些是跟他意见相左的人，对于这一有意思的事实，他未予置评。有时候，仿佛在交谈中一样，你可以听到他聊起天来会是个什么样子，比如，在聊到波托菲诺时，他说“利古里亚海岸这一地区的居民不喜欢言过其实的理想主义”。

但书中也有很多地方，他以极其认真的态度显示了他本人。可能只是捎带一笔，正如他在简要描述自己亲历1917年彼得格勒爆发的俄罗斯革命那样，那场革命令他“对任何形式的暴力都染上了永久的恐惧症”。[1]伯林1909年出生于里加的一个俄罗斯犹太家庭，而他在《伊扎克·萨德赫》那篇随笔中谈到里加的犹太人，或在写魏茨曼的那篇中谈到19世纪晚期的俄罗斯犹太群体时，都写到了他的家族和祖先，不过没有提及他自己。在这里及一些自传性文字中，他的根、他的学术史、他所受的教育、他对自己犹太身份的意识、他的亲英倾向及道德和审美偏好都昭然若揭。

这一点在《1945年和1965年与俄罗斯作家的会面》这篇感人肺腑、文辞优美的随笔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尤其体现在他列宁格勒与安娜·阿赫玛托娃那场如今看来颇具传奇色彩的邂逅中。这就尖锐地提出了书名中“印象”一词所固有的一些问题。这些随笔中有若干篇都是书中所述之经历与事情过了二三十年之后才写就的，因而显现了作者对久远往事的非凡记忆力。他会说起埃德蒙·威尔逊1954年的一次造访，在1987年的一篇随笔中细节精准地进行了描述，称“我记得他的原话”。[3]也会追述他与刘易斯·纳米尔在20世纪30年代的友情，并在1966年写道：“这篇记叙……不是根据调查研究，而是纯粹凭回忆写成的。”其中时间跨度最长的篇目之一，是1945年与阿赫玛托娃的会晤，1980年才将这次会晤付诸笔端。然而，该篇也是本书中史实最为生动，也强烈令人信服的篇目之一。

笔者将在此多谈一点，因为在我看来，该篇集中体现了《个人印象》的优点与特点。

关于这次邂逅，我们了解的比文中透露的要多一点，这里也需要一些历史背景方面的知识。伯林的一生并非完全在牛津度过的。1940年，他在美国，受命于英国新闻部，作为企图劝说美国参战的一个举措，其使命是向英国汇报美国的政治舆论。1942年，他被调到了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工作的性质没变，但内容扩展了，负责代表英国驻美大使起草每周一次的报告；而1945年，他则由华盛顿改派到莫斯科，其正式身份是“英国大使馆临时一等秘书”，任务是写一篇关于战后美苏英三国关系的急稿。这之后，才回到牛津，重新过起了学术生活。他1945年这一趟俄罗斯之行是他自童年时代离开后首次重返故土。时年，他已三十有六了。他同政治家、作家、作曲家、批评家和官僚都有过交谈。他熟识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这次与天才的相遇令他既兴奋又激动。

1945年11月，他与英国文化协会的一名工作人员布伦达·特里普乘火车去了列宁格勒，也就是他童年时代的彼得格勒。当时距离恐怖的千日大围困尚不遥远，城市里除了历历在目令他想起自己童年的东西之外，破坏、洗劫、饥饿和贫困的痕迹也随处可见。伯林想知道革命之后曾短暂地大放异彩，尔后又遭到斯大林无情镇压与清洗的那些天才群英都怎么样了。几乎是一到列宁格勒，他和特里普小姐便来到涅夫斯基大街上的作家书店。经营这家书店的是根纳季·拉赫林，他把书店变成了作家们聚会的场所（后来得知，此人真实身份是警方的一个密探）。[1]在书店里，伯林同一个叫弗拉基米尔·奥尔洛夫的批评家兼史学家交谈了一番，向他打听了列宁格勒作家们的遭际。阿赫玛托娃还健在吗？“在，当然还健在啦，”奥尔洛夫回答说，“她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喷泉宫。你想不想见见她？”“感觉就像突然受到邀请去见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小姐一般，我简直说不出话来了。我结结巴巴地说我的确想见她。”

安娜·阿赫玛托娃生于1886年，当时已经五十九岁了，是最受欢迎、也遭受过最多审查的俄罗斯诗人。她是革命前称作阿克梅派的文学圈子的成员之一，也是在20世纪初的战争和革命时期步入成年的四大作家之一（另外三位是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玛琳娜·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她的朋友曼德尔施塔姆已死于斯大林的恐怖统治时期。茨维塔耶娃已经自杀了。她的第一任丈夫，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1921年遵照列宁下达的命令被处决。她的第二任丈夫（前夫），艺术史家尼古拉·普宁将于1953年死于狱中。她的儿子，历史学家列夫·古米廖夫自1938年起就蹲了大牢，刚刚获释。她的作品遭禁了几十年，本人已有三十四年没有去过欧洲了。她住在喷泉宫她前夫隔壁的一个房间里，境况凄凉，缺衣少食。喷泉宫位于丰坦卡运河边上，是一座破败失修的18世纪大宫殿，炮弹留下了百孔千疮。房间的墙上除了莫迪利亚尼[1]1911年在巴黎为她画的一幅肖像画外，什么也没有。没多少家具，没多少隐私，也没多少吃的。她正在这里创作她的长诗《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

文章讲述了两人见面的故事，不过故事的全貌及其来龙去脉还得从其他资料中拼缀出来。双方通过电话了，当天下午，伯林在奥尔洛夫的陪同下来到了楼上那空无一物的房间，接待他的是一位妇人，（和别人一样）他形容这位妇人看上去像一出“悲剧中的女王”。而她将看到的是一个深色皮肤，矮矮胖胖，穿着一身深色西装，戴着一副眼镜的人，一张极其富于表情而又聪明伶俐的面孔，配有一副浑厚独特、语速极快、近乎口齿不清的嗓音。有一名“做学问的女士”跟她在一起。他们开始交谈，然后伯林听到有人在楼下院子里大呼他的名字。一开始，他还以为是幻觉，随后他去朝外看了看，难以置信地看到了伦道夫·丘吉尔（温斯顿·丘吉尔之子）的身影，其举止看上去就像一个“醉醺醺的大学生”。伦道夫给这次会见带来了一段虽说有点不祥，却颇具喜剧效果的小插曲。他因为一家报社的采访任务刚刚来到列宁格勒，又碰巧和伯林住在了同一家宾馆。他不会俄语，需要有人帮他当翻译，才能找人替他把刚买的鱼子酱放到冰箱里冻起来。他遇到了布伦达·特里普，她告诉了他上哪里去找伯林。考虑到伦道夫无疑遭到了秘密警察的跟踪，伯林下了楼，匆匆地把他支走。然后，伯林回到书店，给阿赫玛托娃打电话道歉的同时，顺带问了一句自己可否过后再次登门拜访。得到的回答是可以，对阿赫玛托娃而言，这或许是不明智的。

当晚9点，他回到阿赫玛托娃那里后，得知仍和她在一起的同伴是一名亚述学专家，后者缠着伯林问了一大堆关于英国大学的无聊问题，待到了快半夜时才离开。经历了这么多开头的不顺之后，与阿赫玛托娃的交谈半夜才真正开始。中间，大约在凌晨3点时，还又被她住在楼下大厅里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打断过一次，他主动提出来给他们做一盘煮土豆—这是他们仅有的东西。

除此之外，伯林与阿赫玛托娃两人长谈了一通宵。这次非同寻常的交谈涵盖了双方都很感兴趣的众多话题。两人先是谈到了双方共同的朋友，其中有一些她已经多年未见了。她跟他讲了自己战前在巴黎的那段时光及与莫迪利亚尼的友谊，还讲了她的童年，她的第一任丈夫及其悲惨的命运。她以一种难懂的口音给他背诵了拜伦的《唐璜》，这既令他感动，又令他尴尬。她说到自己的一些诗作，一下子热泪盈眶了，继而又接着朗诵尚未完成的《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即使是在当时，”他写道，“我也意识到自己是在聆听一首天才之作。”

这首诗是对她作为诗人的一生和“对圣彼得堡这座成为她生命一部分的城市的过去”（也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虽然他并没有这么说）的一次回眸。她描述了斯大林恐怖统治的岁月、“亲人们的命运”和“对于数以百万计的无辜者的折磨和屠杀”，谈到了曼德尔施塔姆和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后来，吃完了煮土豆之后，他们又开始谈到别的作家。伯林对阿赫玛托娃观点的讲述就像是随身带着台录音机先录了下来，然后再把她的话译成一种稍稍有点拘泥且不地道的英语，从俄语译过来的译文可能都是这样。

交谈越来越涉及个人问题。她问了他一些有关他私生活方面的问题，他后来称，他给她讲了自己当时所恋的人（帕特里西娅·德·本登），谈到了自己的童年和家人。她大聊了一通音乐，特别是贝多芬。她描述了自己的“孤独与孤立”，说她的“支撑”来自“文学和过去留下的种种意象”以及翻译工作。他将她对诗歌和艺术的思想立场总结为“一种乡愁的形式，思念一种普世文化，正如歌德和施莱格尔所设想的那样”。他说，她的言谈“没有流露出丝毫的自怜，而是像一个放逐中的公主”。由于夜越来越深，伯林抽起了他的小型瑞士雪茄，搞得满屋子里烟雾缭绕。他有点内急，却又不想下楼去上厕所，以免打断她的谈话。他们能真切地听见窗外冻雨落在丰坦卡河上的声音。对他而言，正如叶礼庭所描述的那样，这是通过了一次严格的面试：“跟他谈话的是他母语中健在的最伟大的诗人，而她跟他说话的语气，仿佛他早已属于她圈子里的一员，仿佛她认识的每一个人他都认识，她读过的每一本书他都读过，她说的每句话和她的言下之意他都明白似的。”对她而言，她是在会见“两种俄罗斯文化（一种是处于境外流亡状态，另一种处于境内流亡状态）之间的一名信使—这两种俄罗斯文化已经被革命生生地分裂了”。伯林大约是在上午11点离开喷泉宫，回到自己宾馆房间的，布伦达·特里普在日记中写道，伯林回去后便扑倒在床上，嘴里连说了两遍：“我恋爱了，我恋爱了。”几乎与此同时，阿赫玛托娃将他作为“来自未来的客人”、来自欧洲的归来者、来自另一个更有希望的世界的信使，写进了《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里。她还开始在一组题为《诗五首》的抒情组诗里把伯林的这次拜访写成一次理想化的邂逅。伯林1946年1月离开俄罗斯之前，曾再次登门做了一次为时短一些的拜访，而她则将这些诗中的一首送给了他。

此次会晤激起了持久而复杂的反响。伯林同时写了两份报告，一份个人的和一份正式的，都摘自他在俄国的经历，但他对阿赫玛托娃的拜访只是顺带提到了一次，而且没有指名道姓。在《斯大林治下的俄罗斯文艺》和《列宁格勒之行》两文中，他评论了1928年之前迅速萌发的“苏联思想中的巨大发酵”所遭到的悲惨剿灭，政治迫害，日益增强的政府监控，1937年和1938年的大清洗，作家们骇人听闻的生活环境，他们对欧洲图书、新闻与认可的渴望，以及对他们内部抗议的压制。他怀着一线淡淡的希望指出，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个最具想

象力、最不狭隘的民族那令人惊讶地保持不减的道德与精神胃口”也许仍然会安然度过，并有望在未来取得巨大的成就。

私下里，他没完没了地跟人讲述与阿赫玛托娃的邂逅，有时还是跟不合宜的人讲。他称之为“我有生以来碰到过的最令人兴奋不已的事情，我想”，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最感人的事情之一”。他说这次邂逅“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永远改变了我的世界观”。他对自由主义的热爱、对个人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因的笃信、对暴政与高压统治的深恶痛绝都因为这一经历而刺激增强了。

对她而言，结果却是灾难性的，虽然她并没有怪罪他。这次拜访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他质问道：“这么说来，我们的修女接受外国间谍的拜访了？”伯林登门跟她辞别的次日，一些身着制服的人趁她不在时进入她的房间，在天花板上安了一个窃听器，还掉了一些灰泥在地板上。她一直受到监视。8月份，她遭到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丑化并被开除出了作家协会。她几乎无以为生。她的诗集被打成了纸浆。1949年，她的儿子再次被捕，第二天，她烧掉了自己的全部手稿，把自己所有的诗都托付给了记忆。她坚信（大概是对的）这些灾难都是伯林的拜访惹的祸，不过她依旧将这次拜访谱写成了热情洋溢的诗。更为夸张的是，她还自信他们的这次邂逅标志了冷战的开始，而且经常这么说。

对于自己的拜访给她带来的后果，他感到有些愧疚和担忧—“良心不安”，但他反对她将这次会见说得神乎其神，说成是改变世界的一次邂逅。

此后，他们两人有多年都没再见面。1956年8月，伯林新婚不久，曾携妻子艾琳回到俄罗斯，拜访了帕斯捷尔纳克。他试图安排跟阿赫玛托娃见上一面，但对方拒绝了。她没想到自己浪漫化的“来自未来的客人”居然会做出这么无趣的事情来，“以最普通，最平淡无奇的方式结了婚”。1965年，他在她去世的前一年，于他五十六岁生日的当天，安排她来接受了牛津的一个荣誉学位。这一次访问进行得很顺利；但两人的亲密关系并未复燃。她对“镀金的笼子”里的“爵士”有点儿冷嘲热讽。

此时，他们两人的会晤已经成为传奇。不少诗歌、剧本、回忆录、传记都将这个故事改写了。由于两人在一起待了一夜，有谣传坚称两人发生过私情；伯林断然予以了否认，“纯属无稽之谈”。2009年出版的三位俄国作家合写的《原来如此》（That’s How It Was）一书中披露了一些新情况，似乎对伯林的说法提出质疑。该书作者称伯林在喷泉宫见到了两名女学者，都是克格勃间谍；他与阿赫玛托娃见了五次面，而非两次（所以，那组诗才叫《诗五首》）；伯林肯定认识书店老板拉赫林，且在去列宁格勒前就已经知道在哪儿可以找到阿赫玛托娃；那次拜访可能是早就安排好了的；还称伦道夫·丘吉尔不可能进过那个院子。或许是伯林篡改了事实，以“转移注意力，掩盖其列宁格勒之行背后的根本原因”：就算他不是一名彻头彻尾的间谍，他也是在替英国大使馆收集和分析有关苏联的详细资料。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也许是在尽力保护阿赫玛托娃免遭报复。（或者，正如亨利·哈代所指出的那样，他没准儿是在尽力保护他自己在苏联的亲人。）

那是不是说，对这一闻名遐迩的邂逅的细节应抱怀疑的态度呢？又是不是说，如此一来就让本书中其他一些“凭记忆”追记的人物速写的可信度也打了折扣呢？在该文的正文开始前，作者引用了阿赫玛托娃的这样一段话：“凡是想把记忆弄得很连贯的，都相当于弄虚作假。没有哪个人的记忆是有条不紊，可以把每一件事情都按顺序次第回忆起来的。书信和日记往往都无济于事。”而伯林在“致谢”中写道：我这个人从来不记日记，因此，本文是根据我现在所忆起，或记得过去三十多年里我所忆起且有时还跟朋友们描述过的内容而写出来的。我非常清楚，记忆，至少是我的记忆，并不总是可靠的，难免有所偏差，尤其是我有时引用的对话，更可能会有出入。我只能说，对于文中所记录的事实，我做到了记得能有多准确，就记录得有多准确。

若干年后，有人再次问及伯林与阿赫玛托娃的这次会晤时，他称自己的描述是基于“很少的几条笔记和一种不完美的记忆”。不过话又说回来，虽然有这么多警示，但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情景因素赋予了该逸闻很强的合理性。这次邂逅发生在伯林自孩提时离开后刚刚首次回到列宁格勒之时，而且他还老是强调，甚至是在去见阿赫玛托娃之前，一幕幕往事就涌上心头的情形。此外，阿赫玛托娃和伯林都属于一种受口述传统浸淫的民族文化，尤其是又处在什么都要经受审查的时期，这一时期，把诗背下来—正如阿赫玛托娃把她自己的以及曼德尔施塔姆和茨维塔耶娃的诗背了下来那样，往往是将其保存下来的唯一方式。

众所周知，记忆会欺骗我们。但这次会晤有一些令人记忆犹新、刻骨铭心而又颇富戏剧性的东西。书中对帕斯捷尔纳克、赫胥黎、伍尔夫等其他名人的勾勒也是如此，书页中飘出的是历经岁月沧桑，却言犹在耳的声音。同样，即使从未听到过以赛亚·伯林说话的读者，读到这些随笔时，也能听见一个富有磁性、令人心动的鲜活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