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更愿意将司法体制改革问题作为一种经验事实，也作为一种研究对象，试图发现和揭示制度背后的制约因素。真正成熟的司法改革需要有更为充分的理论准备。面对这一轮司法改革仓促而行的“顶层设计”，法学界有识之士应当对其作出独立的理论评价，并针对改革推行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地进行经验总结和教训整理工作，争取在对司法改革进行跟踪观察的同时，提出一种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的司法改革理论。唯有如此，法学界才能做出应有的理论贡献。
——陈瑞华
目 录
第一部分 司法改革的理念
第一章
司法权的性质
一、司法改革的新问题／003
二、司法权的构成要素／005
三、司法权的功能／013
四、司法权的基本特征／017
五、警察权与检察权的性质／033
六、执行权的性质／045
七、司法改革的理论准备问题／048
第二章
法院改革的理论反思
一、法院改革的两个理论基点／052
二、作为“判断权”的司法权／054
三、作为“中央事权”的司法权／061
四、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司法改革理论／069
第三章
检察机关的法律职能
一、司法改革对检察制度的挑战／073
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局限性／078
三、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082
四、检察机关的诉讼职能／087
五、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092
六、司法审查职能的定位／099
七、结论／103
第四章
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定位
一、司法行政体制改革问题／106
二、司法行政职能的历史演变／108
三、宏观司法行政模式——我国司法行政机关
的职能定位／114
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构建／118
五、生效裁判的执行职能／121
六、司法保障职能／127
七、结论／135
第五章
看守所制度的改革问题
一、作为未决羁押机构的看守所／137
二、问题重重的狱侦制度／139
三、未决犯的“超罪犯待遇”／142
四、看守所制度的改革／146
第二部分 法院改革的基本问题
第六章
法院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一、法院改革的困境／155
二、审判独立内涵的发展／157
三、“去地方化”改革的负面影响／160
四、法院内部“去行政化”的困境／167
五、员额制的难题／177
六、法官独立审判的特殊保障／180
七、法院改革的出路／182
第七章
法官责任制度的三种模式
一、司法责任制的困境／184
二、结果责任模式／186
三、过程责任模式／197
四、职业伦理责任模式／205
五、法官责任制度的模式选择／215
第八章
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基本问题
一、引言／219
二、作为审判组织的审判委员会／221
三、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基本缺陷／228
四、对两个案例的分析／239
五、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动向／244
六、从“会议制”走向“审理制”——审判委员会制度的
另一种改革出路？／251
七、中国法院的内部独立问题／256
第九章
法官员额制改革的理论反思
一、问题的提出／260
二、法官员额的设定依据／263
三、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的集中管理／267
四、入额法官审判团队的构建／270
五、法官独任审判案件范围的扩大／275
六、集中审理的实现／279
七、入额法官的职业保障／283
八、结论／286
第三部分 刑事司法改革的主要课题
第十章
公检法三机关的流水作业模式
一、“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模式／291
二、以裁判为中心的司法模式／295
三、“流水作业”的司法模式／301
四、对“流水作业”模式的反思／310
五、走向“审判中心主义”？／315
第十一章
侦查中心主义
一、“审判中心主义”改革的困境／323
二、程序内的侦查中心主义／326
三、程序外的侦查中心主义／339
四、检察权对侦查中心主义的强化／345
五、对侦查中心主义的反思／351
六、“审判中心主义”改革的冲击／360
七、侦查中心主义的未来／363
第十二章
新间接审理主义
一、“庭审实质化”改革的难题／365
二、什么是新间接审理主义／368
三、新间接审理主义的成因／377
四、对新间接审理主义的若干反思／384
五、庭审实质化的探索与反思／390
六、走出“新间接审理主义”？／395
第十三章
审判中心主义改革的理论反思
一、引言／397
二、对侦查中心主义的触动？／399
三、对直接和言词原则的误读／402
四、证明标准的统一化？／406
五、有效辩护的实现／410
六、结论／413
第十四章
认罪认罚从宽改革的争议问题
一、刑事速裁程序的两难困境／415
二、认罪认罚案件的审理方式／417
三、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422
四、认罪认罚案件的审级制度／426
五、值班律师的辩护人化？／429
六、中国式的辩诉交易？／432
七、审判程序简易化的限度／438
第十五章
刑事诉讼的全流程简化模式
一、引言／441
二、“公检法流水作业模式”的基本缺陷／443
三、刑事诉讼全流程简化的改革探索／449
四、刑事诉讼全流程简化的体制障碍／454
五、刑事诉讼全流程简化模式的未来／458
参 考 文 献／463
序 言
奉献给读者的这部《司法体制改革导论》，是我研究中国司法改革问题的初步成果。
笔者平素治学，主要研究刑事诉讼法和证据法中的理论问题，对司法制度的研究，实为一种“学术副业”。想当年，在对刑事审判理论、刑事诉讼构造、刑事诉讼价值等问题有所思考之后，笔者基于一种推动司法改革的学术豪情，发表了那篇题为《论司法权的性质》的论文。自此，对于司法改革的研究便陆陆续续展开了。但是，笔者毕竟是从研究部门法起家的，既偏爱也擅长那种从经验事实出发提出理论问题的研究套路，对司法制度中的理论问题进行抽象思辨，并不是自己的长项。对于司法改革的研究，往往都是随着一轮又一轮司法改革的推进，发现制度运行中出现了问题，才做一些有针对性的思考。由于这种研究是断断续续进行的，带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特征，既缺乏系统性，也难以保证完整性，更谈不上有全面深入的理论贡献。但是，由于所研究的都是实际发生过的问题，所提炼的也都是中国司法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加之通过“概念化”的努力，力图将制度问题转化为理论问题，因此，这种研究既没有陷入“对策法学”或“立法论”的研究陷阱，也避免了“坐而论道”或者“言必称西方”的学术误区。
屈指算来，我国的司法改革运动已经进行了二十余年。说来也是令人感慨，我国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构建了一整套司法制度，却要再用数十年的时间对其进行改革。在这一方面，我国的司法改革与经济改革具有相似的命运。最初的司法改革是从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方面入手进行的。这便是发生在世纪之交的“审判方式改革”运动。后来，改革决策者发现我国司法制度中的问题并不仅仅出现在诉讼程序上面，而更主要的属于“体制问题”，于是就有了最高人民法院连续推出的四个“五年改革纲要”，有了2003年中央司法改革领导小组的设置，也有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各自推出“司法改革”方案的现象。这种改革尽管也触及了这些部门的机构设置、行政管理以及司法人员准入和奖惩机制等问题，但仍然属于各部门内部管理机制的调整，带有明显的技术性。2014年，随着新一轮司法改革的启动，最高层成为司法改革的直接主导者，一系列真正涉及司法体制的改革方案得到全面推行。这一轮改革以“去行政化”和“去地方化”作为两条基本线索，包含了诸如“省级以下法院、检察机关人财物收归省级统一管理”“司法责任制”“员额制”“审判中心主义”等一系列重大改革课题。自此以后，我国司法制度的整体面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省级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开始构建并运作，地方两级法院、检察院的财政经费逐渐交由省级财政统一划拨，跨行政区划的法院在一些地方开始出现，最高人民法院设置了六个“巡回法庭”。而“员额制”的推行，则更是导致法院、检察院内部出现司法人员、司法辅助人员以及司法行政人员的专门配置，其中作为司法人员的法官、检察官，不仅人数明显减少，而且素质有望得到提高。
改革呼唤着新的法律理论。这一轮司法改革不仅在制度层面上作出了大量创新，而且也暴露出理论准备严重不足的问题。例如，以“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为指引的诸多改革举措，第一次挑战了那种对“审判权独立行使原则”的权威定义，体现了“裁判者独立审判”的精神，第一次将法院的司法行政管理权与司法裁判权予以分离。自此以后，那种动辄将我国审判独立概括为“法院独立”的观点，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但是，改革决策者对上下级法院在司法行政管理方面具有“垂直领导关系”的定位，又不可避免地影响上下级法院的“审级独立”。又如，司法责任制的推行，固然有望终结那种院长、庭长审批、签署裁判文书的实践做法，实现了“让审理者裁判”，但也因为对“让裁判者负责”的过度强调，使法官、检察官承担了极为苛刻的办案责任追究，这种动辄强调“终身问责”“责任倒查”的司法责任制，会迫使法官、检察官与案件结局直接发生利害关系，进而对法官、检察官独立行使司法权产生消极影响。再如，省级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收归省级统一管理，固然有助于实现司法权的“去地方化”，但也带来一些难以回避的宪法难题。因为按照这一改革，省级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有权决定法官、检察官的“入额”，也就是决定谁来享有审判权和检察权。但是，按照“人民主权原则”，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有权决定院长、检察长以及法官、检察官的任命。既然这些人员在被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命之后，还要再经过省级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的任命，而该委员会竟然没有设置在省级人大常委会之下，这岂不等于允许该委员会径行否决省级以下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任命权了吗？既然如此，“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制”岂不受到削弱了吗？这在宪法理论上应如何得到解释呢？
更为严峻的理论挑战还是来自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按照我国的宪法体制，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与法院一起行使司法权。检察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方式有两个：一是通过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行为的刑事追诉，来纠正和惩罚其违反刑事法律的行为，以维护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二是通过对侦查机关、法院、执行机关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来纠正其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行为，以维护程序法的有效实施。前者带有“刑事法律监督”的性质，后者则具有“诉讼监督”的特征。但是，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推进，职务犯罪侦查权和行政监察权一起，被统一纳入监察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检察机关失去了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进行立案侦查的权力，这意味着检察机关的刑事法律监督将不复存在，所谓的“法律监督”可能主要变成针对立案、侦查、审判和执行活动的“诉讼监督”。当然，随着民事检察和公益诉讼制度的逐渐兴起，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可能出现一些新的模式。所有这些制度层面的变革，都属于前所未有的制度创新，也都需要有新的理论来加以解释。
本书的写作历经了十五六个年头，对司法改革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本书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司法改革的理念、法院改革的基本问题以及刑事司法改革的主要课题。在本书第一部分，笔者讨论了司法权的性质，对法院改革的两个理论基点进行了反思，并对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定位进行了理论分析。在第二部分，本书分析了我国法院改革所面临的困境，结合司法责任制的推行，提出并分析了法官责任制度的三种模式，结合审判委员会制度、承办人制度以及合议制的运行实践，反思了司法裁判的行政化问题，并预测了司法行政管理与司法裁判职能的分离问题。在第三部分，本书围绕“审判中心主义”和“庭审实质化”改革问题，反思了我国公检法三机关的“流水作业”模式，分析了我国存在多年的“侦查中心主义”诉讼构造，讨论了未曾受到触及的“新间接审理主义”模式。考虑改革决策者特别强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性，并将其适用范围扩展到那些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因此，本书对这一制度进行了理论上的反思，讨论了刑事诉讼全流程简化的改革问题。
当然，对于我国司法制度中的很多问题，本书尽管作出了评论，却没有给出可行的改革方案或出路。本书更愿意将司法制度改革问题既作为一种经验事实，也作为一种研究对象，以便发现和揭示制度背后的制约因素。真正成熟的司法改革需要有更为充分的理论准备。面对这一轮司法改革仓促而行的“顶层设计”，法学界有识之士应当对其作出独立的理论评价，并针对改革推行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地进行经验总结和教训整理工作，争取在对司法改革进行跟踪观察的同时，提出一种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的司法改革理论。唯有如此，法学界才能作出应有的理论贡献。
陈瑞华
2017年2月7日初稿
2017年6月13日第二稿
2017年11月17日第三稿
本书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司法改革的宏观问题、法院改革问题以及公检法三机关的法律关系问题。在本书第一部分，笔者讨论了司法权的性质，对法院改革的两个理论基点进行了反思，并对检察制度、司法行政制度的改革进行了分析、评论和预测。在第二部分，本书分析了我国法院改革所面临的困境，结合司法责任制的推行，提出并分析了法官责任制度的三种模式，结合审判委员会制度、承办人制度以及合议制的运行实践，反思了司法裁判的行政化问题，并预测了司法行政管理与司法裁判职能的分离问题。在第三部分，本书围绕着“审判中心主义”和“庭审实质化”改革问题，反思了我国公检法三机关的“流水作业”模式，分析了我国存在多年的“侦查中心主义”诉讼构造，讨论了未曾受到触及的“新间接审理主义”模式，还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效果为范例，全面评论了我国刑事诉讼的纵向构造模式。考虑到改革决策者特别强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性，并将其适用范围扩展到那些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因此，本书对这一制度进行了理论上的反思，讨论了刑事诉讼权利全流程简化的改革问题。
陈瑞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司法制度、程序法理论。曾获中国法学会 “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系“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以及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代表作有《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刑事证据法的理论问题》《论法学研究方法》《程序正义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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