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文集 中国笑话史 王学泰 著 文化

王学泰先生从“笑话”这一解读中国历史与文明形态的独特视角，为读者展示了另外一种理解中国文化心理的角度。作者以笑、笑话的基本要素和心理基础为研究起点，结合大量史料，论述了笑话的萌芽时期—附庸时期—自觉时期的历史演进，架构清晰、论证缜密、观点鲜明。《中国笑话史》虽为王学泰先生的未竟之篇，但他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启发与引领，也为后人继续研究这一专题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兼具学术性、文学性与审美性。
本书共分五章，作者首先以笑、笑话的基本要素、心理基础、概念等为研究开端，继而结合《诗经》《左传》《国语》《易》《汉书》《晋书》《史记》等史料，翔实整理了自西周至魏晋的中国笑话之萌芽时期、附庸时期和自觉时期的发展脉络。在此过程中，作者史论相结合，扒梳各种常见的文学作品、历史名作、笔记杂剧等，从中发掘出笑话元素，以新的角度予以记叙和评说，具有重要而独特的文史价值。
王学泰，原籍山西清源，1942年底生于北京。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2003年退休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后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比较关注文学史与文化史的交叉研究。2014年12月被中国食文化研究会授予“食文化终生成就奖”。著作有《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水浒·江湖》《“水浒”识小录》《中国流民》《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中国人的饮食世界》《中国饮食文化史》《盲目与盲心：幽默中的人世百态》《中国式幽默》《燕谭集》《多梦楼随笔》《偷闲杂说》《重读江湖》《采菊东篱下》《坎坷半生惟嗜书》等。整理了《杜工部集》《唐诗评选》。
3.广义的笑话——能够引人发笑的俳谐文字
冯梦龙为笑话所作的定义是狭义的，只是定义了被故事情节推动的笑话，生活中还有许多可笑文字或话语没有故事情节，但也一样逗人发笑，古人称之为俳谐诗文。所谓“俳谐”也就是逗笑的意思。现今的喜剧性作品（相声、小品之类）大量地运用这些作为包袱来搞笑。
俳谐文字大多没有情节，但作者利用文字的音、形、义或字词组织上违反常规，造成谐趣，逗人发笑，现在统称为幽默诗文。有些简单地活跃在人们口头的就是笑话。现今这类笑话极多，特别是在网络上流传的笑话中文字游戏占了很大一部分，有些精彩的段子，表面来看很像文字游戏，其本身没有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然而其中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可由读者想象去补充，因为文字的巧妙激发了读者的想象。如有个段子：
某官僚对老婆说：吃饭，睡觉；对小姨子说：吃个饭，睡个觉；对美女说：吃吃饭，睡睡觉；对小蜜说：吃饭饭，睡觉觉。还有一个版本，主人公是板，后面多了四句“对员工，吃什么饭、睡什么觉？加班！”这个段子从表面上看就是用“吃饭、睡觉”或重叠、或加上一些衬字展示不同的话语环境，引人发笑。实际上它既塑造了人物，又有较深的社会内涵。像这样的文字古人就称之“俳谐”，而且是讽刺性很强的俳谐。
①俳谐文
俳谐这个词首见于《三国志·蒋济传》中的“裴松之注”。其中有“豺獭之譬，虽似俳谐，然其义旨，有可求焉”的句子。这里的“俳谐”就是开玩笑的意思，然而它又不是单纯的玩笑，是有“义旨”可以探求的。南北朝期间，就有了俳谐文体，而且出现了以写俳谐文著名的文士袁淑，他著有《俳谐集》。其传世者有《驴山公九锡文》《大兰王九锡文》《鸡九锡文》全文或片段，从中可见俳谐文的风格取向及价值取向。
“九锡”本来是皇帝赐给建有丰功伟绩的诸侯、大臣的九种礼器，是朝廷对臣子的高礼遇，汉献帝就给曹操封魏王之外，另加“九锡”。“加九锡”是当时隆重、庄严的大典，有资格接受九锡的无非是功臣、贤臣或权臣，而袁淑把“九锡”授予了驴（驴山公）、鸡（鸡山子）、猪（大兰王），使这些畜生都有了爵位（“公”“子”“王”皆为爵位）。作者用皇家专用的诏诰式的文体、夸张的文字，描述他们的功绩，例如《驴山公九锡文》：
若乃三军陆迈，粮运艰难，谋臣停算，武夫吟叹。尔乃长鸣上党，慷慨应官，崎岖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勋，历世不刊，斯实尔之功也。音随时兴，晨夜不默，仰契玄象，俯协漏刻，应更长鸣，豪分不忒。虽挈壶著称，未足比德，斯复尔之智也。若乃六合昏晦，三辰幽冥，犹忆天时，用不废声，斯又尔之明也。青脊隆身，长颊广额，修尾后垂，巨耳双磔，斯又尔之形也。嘉麦既熟，实须精面，负磨回衡，迅若转电，惠我众庶，神祇获荐，斯又尔之能也。尔有济师旅之勋，而加之以众能。是用遣中大夫闾丘骡，加尔使衔勒大鸿胪、班脚大将军、宫亭侯，以扬州之庐江、江州之庐陵、吴国之桐庐、合浦之珠庐，封尔为中庐公。（见《太平御览》卷九〇一）
文分四部分，一写驴在作战之时的运粮之功；二写驴能应时而鸣；三写其外观的健美；四写其能够拉磨磨面。后总结说“尔有济师旅之勋，而加之以众能”，因而派遣“中大夫闾丘骡”（骡子）封驴子为“中庐公”。现在由于时代与语言文字的隔阂，读到这些能发笑的恐怕不多了。如果能回到袁淑生活的南朝，当时朝代更迭如走马灯，易代之际，弱主、权臣屡屡演出封王、封公、“加九锡”的把戏。袁淑所侍奉的皇帝是南朝宋文帝刘义隆，文帝的父亲刘裕，是宋的开国皇帝。他原是东晋的权臣，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奉旨出兵北伐征秦，克洛阳后，有威望、有实力，晋安帝下诏命刘裕为相国，封十 郡，为宋公，加九锡，位在诸王侯之上。了解了这个背景，再读《驴山公九锡文》不仅令人忍俊不禁，而且也会为作者捏把汗。俳谐诗文给作者带来的危险较笑话更大，因为这些多涉及高层人士。袁淑就是死于宋文帝之子刘劭的篡位争夺中。
唐代刘纳言也写过许多俳谐体文章，编为《俳谐集》十五卷。刘是唐高宗时代人，官为太子洗马，当时的太子是注《后汉书》的李贤，他曾把这个集子献给李贤，太子看了十分开心，“以为笑乐”。后来李贤被废，搜查太子宫，搜出了《俳谐续集》，高宗看到了十分生气：“典诱人，犹恐不能迁善；排谐鄙说，是导之以邪也。”（《太平御览》卷六百一·文部十七）于是，刘纳言被贬斥到震州（今湖州）而死。这是写俳谐文的下场。
中唐时期，古文运动的旗手韩愈也热衷于俳谐文，他的《毛颖传》《送穷文》都有谐趣。《旧唐书》本传中说“《毛颖传》初成，世人多笑其怪”。直到南宋仍有人说这类俳谐作品“虽裴晋公（度）亦不以为可，惟柳子厚（宗元）独爱之。韩子以文为戏，本一篇耳，妄人既附以《革华传》”（《容斋随笔》卷七）。可见俳谐在当时正统人士心目中的地位。在正统人士看来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不受绳墨约束的才人则偏偏以文为戏，笑在瓦解和消解着崇高或伪崇高。特别是宋代和宋代以后，大名鼎鼎的苏东坡就写了不少搞笑的文章和诗词，正统人士在才大如海的苏东坡面前只好无可奈何。
其后，特别是明清两代提倡性灵才情的作者们就以搞笑的文字为风流了。清中叶袁枚的《戏答陶怡云馈鸭》完全是篇俳谐文字：
赐鸭一只，签标“雏”字。老夫欣然，取鸭谛视，其哀葸龙钟之状，乃与老夫年纪相似。烹而食之，恐不能借西王母之金牙铁齿，俾喉中作锯木声；畜而养之，又苦无吕洞宾丹药，使此鸭返老还童，为唤奈何！
若云真个“雏”也，则少年老成与足下相似，仆只好以宾礼相加，不敢以食物相待也。昔公父文公宴露赌父，置鳖焉小，赌父不悦，辞曰：“将待鳖长而后食之。”仆仿露堵之意，奉璧足下，将使此鸭投胎再生，而后食之何如？（《随园尺牍》）
陶怡云这个青年送给袁枚一只鸭子，鸭子老了些，袁枚这个美食家，十分挑剔，把鸭子退了回去，并告诉陶生等待鸭子“投胎再生，而后食之”。这篇带有点挖苦的幽默文字，也许只有袁枚这种不拘礼法的文士才能写得出来。当然这些并不具有苏轼幽默文字深邃的社会内容。
②从俳谐诗到“钉铰体”
除了俳谐文外，还有俳谐诗。首先提出俳谐诗体的是杜甫，杜甫给后人的印象是一本正经，是诗歌创作界的圣人，但他却有幽默的一面（这一点与孔子相似），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特别赞美这种精神。20世纪50年代在批判胡适时，傅庚生先生说这是把杜甫歪曲成“小丑”，仿佛像如此关切民生疾苦的诗圣应该整天都处在愁眉不展之中。其实杜甫是善于发现生活中的趣事的，并在诗歌写作中时有流露。如《北征》诗中的“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栗。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这首诗写于他艰难的时刻，杜甫历经了许多苦难，然而在孩子面前他要展示的是诙谐幽默，给家庭带来欢乐。用俳谐诗排遣悲哀、痛苦也是杜甫的一种选择。他有时在题目上表明，如《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垂暮之年的杜甫漂泊在充斥着奇风异俗的夔州，时刻想念家乡与朝廷，愁闷不能自遣，于是写下俳谐诗句，以纪念这段生涯。
“俳谐”对于多数人来说还是太文绉绉了，而搞笑的一条就是要通俗易懂，人们见了就明其义，不能转了几个弯子才知道作者说的是什么。于是“钉铰体”或“打油体”出笼了，古人认为这两种体例，虽然文格不高，但人们读了会发笑，因而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宋代以后。
这两种诗体很多论者不加分别地一概认为起源于唐，有失准确。关于“钉铰体”产生的记载较为明确翔实，唐代咸通时人范摅所撰《云溪友议》中就有记载：
列子终于郑，今墓在郊薮。谓贤者之迹，而或禁其樵采焉。里有胡生者，性落拓，家贫。少为洗镜锼钉之业，倏遇甘果、名茶、美酝，辄祭于列御寇之祠垄，以求聪慧，而思学道。历稔，忽梦一人，刀划其腹开，以一卷之书，置于心腑。及睡觉，而吟咏之意，皆绮美之词，所得不由于师友也。既成卷轴，尚不弃于猥贱之事，真隐者之风，远近号为“胡钉铰”，太守名流，皆仰瞩之，而门多长者。或有遗赂，见拒也；或持茶酒而来，则忻然接奉。其文略记数篇，资其异论耳。《喜圃田韩少府见访》一首：“忽闻梅福来相访，笑着荷衣出草堂。儿童不惯见车马，争入芦花深处藏。”又《观郑州崔郎中诸妓绣样》曰：“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江际小儿垂钓》曰：“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恐畏鱼惊不应人。”（《云溪友议·祝坟应》）
《云溪友议》的用意在于讲述一个与诗歌创作有关的离奇故事。胡生经常祭扫邻近的列子墓，列子的神灵回报了胡，使这个以洗铜镜、锔锅锔碗为业的手工业者有了学问和诗才，并能够写诗和被人们关注。唐代能写诗就会被视为士人，可以借此混饭吃了。许多士人或伪士人把诗文写在卷子上投献给名卿巨公，称之为“行卷”，如果不理，再献，称之为“温卷”，一般都会得到报酬或揄扬。然而，胡生不弃旧业，仍然以劳动谋生，从而被士林誉为隐者。《云溪友议》中没有说他叫什么名字。五代时期何光远的《鉴诫录》中引其《题绣障子》，与《云溪友议》中的《观郑州崔郎中诸妓绣样》完全相同，并说作者是胡令能，我们得知胡生的名字。胡令能是唐代贞元、元和年间人，原籍莆田（今属福建）人，一说原籍河南中牟县，隐居圃田，其作品收入《全唐诗》仅存七绝四首。他的诗语言通俗浅显，有生活情趣，格调不高，从搞笑角度看，也属平平。传统诗论对他评价较低，往往与打油并论。真正搞笑的诗人们称之为“打油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