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反犹史:1880-1945 [德]格茨·阿利 著 陶卓朱凤仪 译 现代史 欧洲 二战 历史学堂系列 上海译文出版

自1880年以来，在民族主义和社会危机的推动下，西欧和东欧地区的反犹太主义愈演愈烈，引发了许多悲剧。德国历史学家格茨·阿利首次将现代反犹太主义作为一种跨国现象进行考察，在不减轻德国历史罪责的前提下，他说明了竞争和嫉妒、歧视和大屠杀如何在许多地方为驱逐犹太人和种族灭绝埋下伏笔，最终导致二战期间纳粹占领终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本书以泛欧洲的视角，对大屠杀的历史成因进行了全新的剖析。

格茨·阿利（Götz Aly）

德国记者、历史学家。曾为《德国日报》《柏林报》和《法兰克福汇报》工作，著述颇丰，并因此荣获多个奖项，如海因里希·曼奖（2002）、马里恩·塞缪尔奖（2003）、联邦功绩十字勋章绶带（2007）、美国国家犹太图书奖（2007）、“路德维希·伯恩奖（2012）和绍尔兄妹奖（2018）等。

译者

陶卓，日耳曼语言文学博士，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硕导，德国德语协会上海分会秘书。曾任德国北威州州语言学院汉语教师，德国不来梅大学和波鸿大学访问学者。译有《历史之谜》，中德人文交流公众号“非遗——交流互鉴的瑰宝”专栏作者，同济大学德语系公众号“德语年度词”专栏作者。主持和参与国家级、省部级及校级等各类课题近20项，发表专著、论文等各类成果20余项。

朱凤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本科，同济大学德语系翻译硕士，现就职于某车企。译有《日常生活中的非暴力沟通》。

第一章 从犹太人问题到大屠杀

犹太人何以为家? 

德国人在掌控罪行

欧洲对犹太人的憎恨

说明事项

第二章 1945 年不受欢迎者的返乡

维也纳:铁石心肠和一声不吭

大屠杀的痕迹在维尔纽斯消失得无影无踪

匈牙利:谬误和悔悟

不如我们离开欧洲吧! 

第三章 1900 年前后：关于未来的可怕预言

犹太复国主义:我们是一个民族! 

犹太国的奠基者西奥多·赫茨尔

“烧死犹太人!” 

从民族仇恨到种族灭绝

第四章 迟缓笨拙者对勤奋能干者的憎恶

犹太人和俄国的不幸

罗马尼亚基督徒的保护行动

法国:德雷福斯及之后的情况

萨洛尼卡:希腊人反对犹太人

第五章 1918—1921：和平、内战、大屠杀

民族自决

阿尔萨斯:1918年至1923年的遴选

新自由——波兰人的愤怒

乌克兰的大规模谋杀

第六章 反对少数族裔和移民

移民自由的结束

1923年起的种族同质化

犹太人逃往法国

苏联被禁止的仇恨

第七章 1918—1939：欧洲各国对犹太人权利的剥夺

“唤醒立陶宛人!”项目

罗马尼亚: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民众的意愿

波兰民族主义者在行动

被羞辱的、傲慢的匈牙利人

第八章 1938—1945：驱逐和流放

埃维昂会议:把犹太人安置在哪里? 

战争、民族政策和大屠杀

东南欧盟国

敌人解决了犹太人问题

第九章 文明与文明的断裂

国家和社会的进步

犹太人是令人羡慕的榜样

战争使谋杀成为可能

善良的人偏爱邪恶的人

注释

参考文献

第一章 从犹太人问题到大屠杀

犹太人何以为家？

至1914年，移居至美国的东欧犹太人已逾200万，并呈井喷式增长趋势。这些移民者希望在美国过上安全而幸福的生活。波兰人、意大利人、中国人或德国人将本国青年男子先遣至美国，是为了一探究竟，并在必要时返回。犹太人却携家带口踏上未知之路和永别之路。因为他们不得不屈服于针对其的集体迫害。移居伦敦的俄裔犹太人之子伊斯雷尔·赞格威尔 为此创造了一个词汇——“驱逐流亡”：“（移居美国的）意大利人或中国人渴求带着积累的财富衣锦还乡。可是能让犹太人重返的家园又在哪儿呢？事实上他们已无路可退，并且经常被迫在没有护照的情况下流亡各地。他们再也回不去了。”

1907年夏，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袭卷美国，导致30万意大利移民在短短数周内纷纷归乡。鉴于这一情况，犹太复国主义的活跃分子赞格威尔于当年12月让公众进行了一次试验性联想活动：“请您想象一下，如果回乡的是30万犹太人！”

1938年，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德国和波兰举行了游行示威。当年夏季，位于华沙的波兰政府颁布条例，取消了长居国外的犹太人的波兰国籍。这些犹太人被迫沦为受人唾弃的无国籍者。接着，同年10月的最后几天，德国警察突然逮捕本土的1.7万名波兰裔犹太人，将其押运至东部边境，并强行遣送出境。然而，这些本国公民在波兰境内并未受到欢迎。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两国边防军在边境线之间将被逐者来回驱赶了数日之久。最后，波兰政府将其禁闭在仓促建造却戒备森严的营地里。其中，最大一处营地靠近德国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和波兰波兹南两座城市之间的新兹邦申边检站。该边检站位于波兰小镇兹办斯内克（即老兹邦申）。营地生活着8000多名犹太男子、妇女和儿童，一直运作到1939年夏。

被赶出柏林的小提琴家门德尔·马克斯·卡普曾这样描述营地情况：“这里被警察严密封锁，就连火车站也受到警方控制。只有65岁以上的被驱逐者可获准前往波兰国内，而我们其他人就不得不自己想办法争取摆脱这个牢笼。因为只有获得去往别处的入境签证才有可能离开这里，所以我们亟待外界的帮助。”这些内容来自卡普寄给侄子格哈德·英特拉特的求助信。格哈德曾担任柏林高等法院候补官员至1933年，并在1937年设法从希特勒控制下的德国逃往美国。从那时起，卡普就一直试图追随侄子的脚步，却总是徒劳无功。

两周后的1938年11月中旬，波兰政府减少了对这些被拘禁者的食品供应。同时，波兰政府还在华盛顿、伦敦和国际联盟总部日内瓦发声，强烈要求其他国家接受这些被德国驱逐的波兰公民。为何呢？时任波兰驻英大使爱德华·拉钦斯基伯爵解释道，“这些人”尽管持有波兰护照，“但与波兰再无丝毫瓜葛”。没过多久，拉钦斯基的副手扬·巴林斯基—容齐乌伯爵在英国外交部放狠话威胁道，“迄今为止”，波兰人抵制了“每一次针对犹太人的行动”。迄今为止！如果西方世界不伸出援手接纳这些被驱逐出德国的人，那么“波兰人将得出以下结论：解决犹太问题只有一条途径——迫害犹太人。”

多亏国际干预和德波两国协商，马克斯·卡普得以于1939年6月29日获准从兹邦申营地回到柏林，尽管德国当局命令他必须于8月24日前彻底离开德国。卡普计划移居上海，美国的亲戚帮他筹措到乘船所需的外汇。实际上，卡普已为8月23日这天准备好了一切：一张用美元支付尚未注明日期的临时机票，各种已缴费和盖章的授权文件，还有盖世太保发放的延期居留许可，有效期至出境。但是，一切都太晚了。1939年9月1日，二战全面爆发。9月13日，柏林警察强行抓走卡普，将他扔进柏林附近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因为他是可恶的无国籍东欧犹太人。在集中营里，卡普被烙上“009060”的编号，与其他因同样理由而被抓的犹太人一起被关在所谓的小牢房里。1940年1月27日，卡普以不明方式死去，可能是受虐致死，也可能是被谋杀。

德国东北部城市奥拉宁堡的户籍管理人员奥托·格里普签发了死亡证明。根据他的登记，犯人卡普“根据奥拉宁堡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指挥官的书面通知登记”，因流感死于早上7点。这当然是捏造的。直至后来，该集中营才有了自己的户籍登记处，但还缺少专用火葬场。因此，被害者的尸体被运往柏林鲍姆舒伦韦格火葬场火化。1940年2月22日，家住选帝侯大街185号的拉希尔·英特拉特把装有她侄子卡普遗体的骨灰盒埋在了柏林的白湖犹太公墓，和她的姐妹安娜·卡普安葬在一起。安娜于1892年在加利西亚的卢彻尔奇采村生下了儿子门德尔·马克斯·卡普。该地区时属奥地利，1918年后改归波兰。

卡普的生死故事对本书的主题“欧洲反犹史”以及必要的区分具有典型意义。他受到德国政府的歧视，被禁止从事音乐家的工作，以致只能沿街叫卖。因为波兰政府想要剥夺他的公民权利，德国政府最后将穷困潦倒的他一直追捕至越过德波边境。但波兰一方却拒绝收留这位被驱逐者，视之为不受欢迎分子，并剥夺了他的自由。最后是德国人杀害了门德尔·马克斯·卡普，而不是波兰人。但波兰政府的行为无疑是助纣为虐，减少了卡普的存活机会。

德国人在掌控罪行

对犹太人的驱逐和谋杀是德国人发起的。德国人掌控着对犹太人登记造册、强行划定其居住区和剥夺其财产的官方程序；他们设计出谋杀的技术手段；他们将犹太人驱逐出境，大规模枪杀之，或送往死亡营；他们在被占国和同盟国挑起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行为。毫无疑问，希特勒政府是整个反犹罪行的主谋。

不过，种族屠杀这样的暴行不可能只由始作俑者独自实施。对各国如何迫害犹太人进行研究的人，都会不可避免地发现：德国征服者为达到目的，是如何将原本就存在于欧洲各地的民族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愿望巧妙融为一体的。如果没有这些国家的行政官员、警察、政客和成千上万当地同谋为虎作伥——至少是被动支持，这个庞大的屠杀工程就不可能以令人窒息的速度实现。如果我们只注意到德国“指挥中心”的角色，就无法理解大屠杀快速蔓延或停滞不前的进程。

例如，罗马尼亚领导人扬·安东内斯库在得知希特勒对苏的战争计划后，曾就犹太人问题发表评论：“罗马尼亚必须全力以赴、有条不紊、持续不断地摆脱所有吸食人民鲜血的害虫。当前的国际形势十分有利，我们绝不能错过这个好时机。”安东内斯库——当然也不只是他一人——想要利用这一由德国促成的特殊机遇。也正因为如此，欧洲多地的民事、道德和法律规范才最终走向土崩瓦解。

1918—1921年间，数十万犹太人不得不眼睁睁看着战争如何将以前虽充满偏见但还算和平的人变成了屠杀者。所以，本书将专辟一章，介绍一战后发生在东欧地区的大屠杀、内战和民族战争。当时，来自不同冲突方的士兵和民兵杀害了十几万犹太人，这些男人、女人和儿童不属于任何交战方。战争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影响深远，成为了对犹太人这个长期被嫉妒地打量、折磨、歧视，时不时被恐吓，同时又被傲慢地鄙视着的少数族裔实施大规模屠杀的起点。在犹太人的主要聚居区，由波兰、乌克兰和俄国的民族主义者、白军、无政府军或掠夺性部队实施的暴行在各地上演。暴行的导火索是战争，实施对象是一个与其他群体明显不同的、手无寸铁的少数族裔。以色列历史学家，同时也是大屠杀幸存者索尔·弗里德兰德在他关于大屠杀的鸿篇巨作中指出，1939—1945年间，欧洲“没有一个社会团体”宣布要声援遭受迫害的犹太人。因此，“纳粹主义及与之相近的政治主张得以发展至最极致，而没有遇到任何值得一提的阻力”。本书将和盘托出其来龙去脉：1880年起，欧洲的反犹主义是怎样、缘何以及以哪些不同形式兴起的？又是如何最终使纳粹德国的迫害者和谋杀者能够在几乎所有被占国和同盟国为他们的“最终解决”方案找到支持的？

德国国家安全总局局长赖因哈德·海德里希本来筹备于1941年12月9日召开柏林万湖会议，讨论驱逐德国犹太人的问题。但海德里希临时取消了会议。他虽未说明理由，却定下新日程：1942年1月20日。在此期间，德意志帝国的领导层大大扩展了这个主题。现在，不是德国，而是“欧洲的犹太人问题必须最终解决”这一议题被提上会议日程。海德里希向与会者们解释了这一计划，并向其寻求建设性的合作，以实现“围绕路线方针的协同行动”。他推测在一些被占国和同盟国内，会出现个别针对“最终解决”方案这个宏大计划的抵抗行为，在其他国家则不会。外交部次官马丁·路德也报告了他如何评估各国逮捕犹太人和派遣死亡运输队的意愿。这番言论在会议记录中被描述为“对问题的深刻处理”。

海德里希称：“鉴于个别国家的普遍态度和观念，犹太人问题的处理将在这些地方遇到某些麻烦。……在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这件事情最基本的核心问题已得到解决，因此阻碍已不复存在。在此期间，罗马尼亚政府也任命了一位犹太问题代表。为了解决匈牙利的问题，有必要在近期向匈牙利政府强制派驻一名犹太问题顾问。”至于意大利，海德里希想亲自与他的伙伴们商谈。关于已被部分占领的法国，他乐观地宣称，“犹太人的疏散登记工作大概率可以顺利开展”。这里可促进“最终解决”方案顺利实施的“核心问题”是，由国家权威部门发起或在其帮助下，剥夺犹太人的权利、没收其财产，并进行社会隔离。他还提到在所占领的苏联地区已获得的经验：德国特别行动队与罗马尼亚、乌克兰、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同谋们已联手杀害了80万犹太人。

外交部次官兼国务秘书路德提出限制国家范围。他认为，“如果深入处理这个问题，在北欧等一些国家将会遇到困难”。因此，最好“暂不考虑这些国家”“这也是鉴于这些国家的犹太人数量很少”，所以并不重要。“对于欧洲东南部和西部”，他认为“问题不大”。根据盖世太保犹太事务部头目阿道夫·艾希曼的记录，会议“讨论了各种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在此过程中，无论是纳粹党东部占领区头目迈尔博士，还是由德国管制的波兰占领区国会秘书布勒博士，都认为最终解决方案的准备工作应在相关地区同时展开，而且必须避免打扰普通民众的生活”。

参加会议的15位先生中有8位拥有博士学位。他们对“准备工作”的理解是已经开始建造毒气装置，并以不同的方法进行大规模屠杀实验。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会后不久的1942年3月底曾说：“这是一个相当野蛮、无法详细描述的方法，犹太人所剩无几。”

这就是当时的计划，然而执行时却出现偏差。在比利时，45%的犹太人落入德国侵入者手中。不过，具体情况也存在着巨大的地区性差异。在佛兰德地区的安特卫普，因为城市警察的积极配合，3万犹太居民中有65%被捕。而在位于瓦隆地区的布鲁塞尔，由于当局和非犹太裔当地人的配合明显要少得多，2.2万犹太人中只有37%被俘。

1944年5月15日至7月9日，2万余名匈牙利宪兵通过国营铁路将437402名犹太人流放至奥斯威辛集中营。这些被驱逐者在斯洛伐克边界才被德国人接管。濒临死亡的犹太人大多说依地语，一直在偏远地区过着传统的生活，是布达佩斯的政治家和市民眼中的“加利西亚人”。在这些被驱逐者中，大约有6万人因被拣选出来强迫劳动，而得以在战争的最后数月中存活下来。1944年7月初，德国党卫军和盖世太保领导人艾希曼开始实施运送布达佩斯犹太人的行动。这一计划实际已被推延，而当时匈牙利政府又拒绝了合作。仅靠艾希曼本人及其手下，只能派遣三列火车把此前已被隔离的犹太人运走。三天后，艾希曼回到柏林。因为没有匈牙利政府的帮助，什么都无法进行。因此，布达佩斯的绝大多数犹太人都在大屠杀中得以幸存。

与德国结盟的罗马尼亚在二战期间参加了对苏战争。在德国的庇护、鼓动，有时甚至是特别行动队的支持下，罗马尼亚警察、民兵和士兵在罗马尼亚占领区直接或间接杀害了至少25万犹太人。屠杀行动也得到国家支持，在摩尔多瓦（即比萨拉比亚）、德涅斯特河左岸和布科维纳等存在争议的地区也纷纷出现。然而也正是同一个政府，保护了罗马尼亚中部31.5万犹太人中的绝大多数逃离了纳粹的魔爪。1943年后，甚至那些能够从德控区逃往罗马尼亚的犹太人也能得到保护。保加利亚政府也保护了主要地区的4.5万犹太人幸免于难。但在保加利亚1941年占领的色雷斯和马其顿，境内居住的1.1万余名犹太人却被保加利亚警察运送至德国占领下的波兰，并最终被处决于特雷布林卡集中营。

德国人在希腊的协助下，将4.5万萨洛尼卡犹太人驱逐至奥斯威辛。这批犹太人在那里几乎全部被处决了。与此相反，3500名雅典犹太人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躲过德国密探。这一切要归功于希腊人总体上对纳粹的不配合，以及对犹太人积极援助的态度。与萨洛尼卡的犹太人不同，雅典犹太人已被当地居民同化。此外，1912年才被侵吞北部领土，当时在国家层面仍被视为有待希腊化的争议地区。

这些例子暗示了本书各章节将要探讨的问题。首先，我们将研究融入主流社会的犹太人为何会比那些穿着传统服饰、操一口依地语或赛法迪语的犹太人更容易存活下来。第二点，我们将说明同盟国或德占国的官员赞同在何种范围内驱逐犹太人。他们的目标是在本国或刚被侵吞的国家存在争议的边缘地带实行“种族清洗”。第三个要讨论的问题是，20世纪上半叶反犹主义的目标是如何与种族同质化的总体政策结合起来的。同时，这也引出了我们要探讨的第四个问题——当时那么多欧洲国家的政府（包括被占区的傀儡政权）以及主流社会的相当一部分人，因为得到承诺将为各自所谓的国民在经济上创造新机会，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或至少容忍了纳粹驱逐犹太人的行为。总而言之，我们想探讨的问题是，对国家建设及反犹主义的正面理解和负面观点，是如何使“清除犹太人”变得如此诱人，并使如此多的国家参与其中或对其视而不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