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鲁克的回忆录是退休以后在打字机上写出来的，以其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纪实写作能力和在战争中做情报监听的超凡记忆力，他的回忆更像是一部纪录电影，记载了众多令人震撼的历史瞬间，即使是随手记下的小事，也带着他个性鲜明的幽默感和革命乐观主义。全书流畅精到的翻译，让人能感受柯鲁克青春昂扬的内心世界。
柯鲁克的一生走过了整个20世纪。他在伦敦东区度过童年，成年后赴美留学，赶上了经济大萧条。他在进步的学生组织中十分活跃，大学毕业后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国际纵队英国旅，并负伤。在“二战”中，他被派往印度作战，期间两次来到中国。战后他留在中国，参加华北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妻子伊莎白撰写了关于解放区抗日和土改的名著《十里店》，还参与创建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他将后半生献给了新中国的建设。
柯鲁克（1910—2000）
英国人、犹太人、共产党人，中国人民的朋友。
柯鲁克1935年加入英国共产党，曾参加西班牙内战国际纵队作战。“二战”后，柯鲁克夫妇由英国共产党介绍回到中国，他们对河北武安县十里店村进行调查研究，写成了反映解放区抗日和土改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1948年，应中共邀请，柯鲁克夫妇参与创建中央外事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他们在该校任教数十年，直至退休。2000年，大卫·柯鲁克在北京去世。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园内立有柯鲁克半身铜像。
我和儿子们以及家人、朋友会定期相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东校区主楼后的大卫塑像旁，这是应他1949届学生建议修建的。在那里，每逢他的生日、忌日等，我们都会去喝一点他最喜欢的张裕白兰地。每次看到基石上刻着他自己提议所写的“英国人、犹太人、共产主义者、中国人民的朋友”，我都感到：多么真实！多么贴切的自我描绘！
——伊莎白（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获得者）
大卫回忆说，他刚从英国中学毕业出来时，是带着成为百万富翁的梦想去美国求学和工作的。结果他却走了相反的道路，舍此而参加了美国的进步运动，后来又以英共党员的身份参加了西班牙反法西斯的战争，最后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诚然他没能成为百万富翁，但重要的是他绝不因此而感到懊悔。他和伊莎白生活在10多亿中国人民当中，为10多亿中国人民从事着有益的工作，这些经历将使他们永远年轻。
——爱泼斯坦（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国际著名记者、作家）
序 “尤其要紧的，你必须对自己忠实” 伊莎白
代序 一些想法 伊莎白、柯鲁、柯马凯、柯鸿冈
第一章一个犹太人的中产阶级化（1910—1929）
第二章没有金砖铺路的纽约（1929—1936）
第三章那条叫哈拉玛的西班牙河谷（1936—1938）
第四章西班牙到中国——特工到教师（1938—1941）
第五章回英国，入空军（1941—1942）
第六章印度之旅（1942）
第七章 “远东评论”（1943—1946）
第八章 从布鲁姆斯伯里广场到太行山（1946—1947）
第九章 农村生活的智慧（1947—1948）
第十章 从乡村学校到学术界（1949—1966）
第十一章 西游记•东游记（1957—1958）
尾声
从特工到教师
（节选自《柯鲁克自传：从汉普斯特德荒野到十里店》第四章）
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显然我的精神世界很复杂。并非仅仅由于需要将一个斯大林主义者伪装成托派同情者，或是一个无神论者却在教会学校里教书。人民的穷困、乞丐的悲惨、妇女受的压迫，以及社会的腐败、种族不平等和势利深深震惊了我。在我的要求下，詹森曾带我去过（上海的）纺织厂，在那里童工们的工作时间长得不人道，他们的手在难以忍受的烫水里进进出出。他还带我去过穷街僻巷里的灯泡厂，那些童工们工作的灯光昏暗、气味恶臭的血汗工厂。但我依然为这座罪恶之都的声色犬马而着迷。我听从了詹森的建议，跟着一位自称曾是沙皇骑兵部队军官的白俄罗斯人学骑马。然后我们又和一位中国（男）老师学跳舞，以便光顾仙乐斯、百乐门和其他提供伴舞女郎的所谓的士舞场和夜总会。在那些地方，身穿高开叉紧身丝绸裙的苗条而性感的女招待们深深迷住了我，她们在镶木地板上优雅滑行时，中国不同政派的秘密特工们在走廊上互相谋杀。即使这些乐子也会让人接触到这个社会处于封建、殖民状态的现实：詹森在某次导览中为我解释，舞厅间有等级之分。在仙乐斯和百乐门花一美元可以跳三支舞，除非某些人另有图谋而付更多的钱。在不那么高档的舞厅里一美元可以买15到20支舞。这种舞厅里的女招待是笨拙的农村女孩儿，穿着蓝棉布长袍，人贩子付给她们饥饿的父母一点少得可怜的钱之后把她们带到了这座城市。她们当中足够漂亮和聪明的人渐渐变得举止优雅，学会了跳舞时不踩到顾客的脚趾。她们就这么一步步地奋斗，跳向更昂贵的舞厅。在那儿，或许她们会吸引某个有钱人的目光，成为她的情人或妾。然后呢，当她们年老色衰之时？詹森没有明确回答我，不过他带我去看了曹禺的悲剧话剧《日出》，话剧描述了一个这样的农村女孩的悲剧人生和死亡，她的父母为了不让她饿死把她卖了出来，之后她被迫成为了妓女，最终自杀。
舞女的命运不比她们的男性对应者——黄包车夫——好多少，后者的职业生涯只有大概七年。在这些年月里，他们挣扎在饿死和累死的边缘，快要把肺咳出来，因为稍微违反了一点交通规则而被警察找麻烦。他们身处和同行的残酷竞争中，为了抢先跑到潜在客人面前而自杀般地冲进汽车车流，横穿马路，还要在接下来的价格大战中接受最低报价。我记得一件和黄包车夫有关的事。当时我坐了黄包车去一家兑换店兑换（特工组织以美元形式发给我的）“莫斯科白银”，银行办事人员试图骗我，少给我大概值50美分的钱。我讨厌被骗，和办事人员一直理论到他承认他弄错了，把钱给了我。我转手把钱给了拉我过来的黄包车夫。
这就是我对在旧上海的两年的回忆；1940年夏天我离开了那里。
在和基督教青年会有联系的中国朋友的帮助下，我在“内地”落实了一份工作：在南京大学，当时其已撤退至南京西边一千多英里的成都。
我的薪水不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每个月25美元，外加提供住宿；不过我毕竟只是一个在当地被聘用的非传教士。于是，为了提前挣点钱，离开前我接受了圣约翰大学让我教授一门暑期课程的要求，不只是为了钱，还为了能自由地教任何我喜欢的内容。我决定开一门关于讽刺文学的课，从阿里斯托芬到萧伯纳，包括拉伯雷的《巨人传》，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和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的其他作品。拉伯雷的作品带来了些麻烦，一次一位娴静害羞的年轻女生向我哭诉：“我们真要读这些东西吗？太下流了！”我想，来点拉伯雷的接地气的反教权主义，和他那反程式化的教育对这些年轻女士和先生们大有益处，于是我坚持他们必须读完，不过拉伯雷有些诙谐机智的粗俗文字他们怕是理解不了；我也没有一一阐明。
当暑期讽刺文学课落幕，我也踏上了向西的征程。
这段旅途令人身体劳顿而精神振奋，将我从自己的政治麻烦中解脱了出来。我先是乘船沿着海岸线南下至香港，当时那里还不是今天的“经济奇迹”，而只是一个充满了血汗工厂的城市，与上海有着相同的堕落的欢愉——对那些能消费得起的人而言。不过，从波光粼粼的海平面上升起的太阳照耀着，多山的岛屿景色壮丽。之后到了“法属印度支那”的海防市和河内，在那里我既享受说法语，又享受了红酒。接下来是坐窄轨火车，穿过茂密的森林驶向中国边境，迂回曲折地爬上高山，山上那些围着长头巾、被夸张的披风包裹着的少数民族会下到火车站来卖烤玉米。在火车上，小贩们在车厢之间的空地上支起小炉子，做面条、粥和鸡蛋。一次，某座桥被炸断，我们不得不下车，乘小船过河，到河的对岸上另一趟火车。那些熟悉饱经战争摧残的中国的状况的旅客，对这一切已习以为常。
在一篇一年后发表于纽约的文章里，我描述了这次火车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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