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董仲舒思想的阐释大多集中在董仲舒的天人哲学，然而除了“哲学家”的身份，董仲舒还是《春秋》学的大师，相对来说，学界对于董仲舒《春秋》学的探究是比较少的。本书是对董仲舒《春秋》学的研究，特借重了《公羊传》及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内部理路，也即书名“推何演董”之所由。作者特注重从经学的视角，来描绘董仲舒《春秋》学的诸多面向。
董仲舒是中国思想史上不可回避的重要人物，作为西汉大儒、《春秋》公羊学的代表人物，他开创的以天人之道为核心的经学体系，为“大一统”秩序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本书围绕董仲舒的《春秋》学展开，作者基于《公羊传》及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的内在理路，推演展示董仲舒《春秋》学的诸多面向，包括董仲舒《春秋》学中的“天”哲学，他对《春秋》之“辞”的“方法论”式论述、对“大一统”与天人灾异的思考等；进而分析董仲舒如何以《春秋》“微言大义”，发明君臣伦常、推行改制思想，以达至“复古更化”的终极关切。在阐明董仲舒《春秋》学的宏观意识形态建构外，也关注其“《春秋》决狱”对中国法律“儒家化”进程的开启。
黄铭，1985年生，江苏常熟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中国哲学博士。现为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经学研究，侧重《春秋》学与《礼》学。
序一徐洪兴
序二曾亦
引言
一 董仲舒的生平及其时代
二 董仲舒的著作及其分类
三 董仲舒《春秋》学研究综述
四 本书的研究方式与框架
第一章 董仲舒《春秋》学的方法论：辞
一 辞的重要性：因辞见义
二 辞的重要性：因辞起事
三 董仲舒论辞
四 小结
第二章 董仲舒《春秋》学的基础：天
一 天的不同意涵
二 大一统
三 灾异
四 小结
第三章 董仲舒《春秋》学中的大义
一 居正与让国
二 经权之义
第四章 董仲舒《春秋》学中的微言：改制
一 董仲舒改制思想来自《春秋》
二 改制的层次
三 改制应天中的三正、三统
四 改制中的“再而复”“三而复”“四而复”
五“《春秋》当新王”与“王鲁”
六 董仲舒的改制理论与“辟秦”
第五章 董仲舒的“《春秋》决狱”
一 拾道旁弃儿养以为子
二 乞养子杖生父
三 殴父
四 私为人妻
五 小结
第六章 《春秋》学中的董何之异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董、何不同的学术谱系
三 董、何义理之异
四 董、何纯粹师法之异
五 小结
参考书目
后记
董仲舒的生平及其时代
*选自《推何演董》引言
文丨黄铭
董仲舒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关于他生平的记录主要见于《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董仲舒传》。《史记·儒林列传》云：
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以上是《史记》关于董仲舒生平的记载，《汉书·董仲舒传》的记录与此大同小异。根据《史记》的记载，董仲舒起初为景帝朝的博士，专注于治经。后来汉武帝即位，董仲舒有三次对策，之后出仕为江都相。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因言辽东高庙灾异之事下吏，险遭不测。后又相胶西王，因胶西王残暴，“恐久获罪”，辞官回家，居于陋巷，修学著书终老。董仲舒为人正直，不满“希世用事”之徒，故而两次出仕时间都很短，他把大多数的时间用在了治学之上，韦政通先生认为董仲舒的一生是“一般像样儒者典型的生涯”。关于董仲舒生平的考证，有两个问题学界有争论，一是生卒年，二是对策之年。
关于董仲舒的生卒年，《史记》和《汉书》都没有明确的记载，苏舆《董子年表》云：“董子生卒年月无可考。要生于景帝前，至武帝朝，以老寿终，无疑。”根据《汉书·食货志》“仲舒死后，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之语，则董子“至武帝朝，以老寿终”是可信的。
而苏舆谓董子“生于景帝前”则失之笼统。很多学者做了更加精细的推论。《汉书·匈奴传》赞云：“仲舒亲见四世之事，犹复欲守旧文，颇增其约。”其中的“四世”应该是“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根据“四世”的记载，则董仲舒生年可信的说法只有两种，一是生于高帝时，一是生于惠帝时。周桂钿先生认为董仲舒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悬车致仕”，根据“七十致仕”之制往上推七十到七十九年，则董仲舒生于高祖七年（公元前200）至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周先生又援引《春秋》“三世”理论，昭公元年为“所见世”之始，当时孔子十岁，则董仲舒所见的“四世”，也应该从董仲舒十岁开始算起，故而周先生认为董仲舒生于高祖九年，十岁时正当惠帝六年，故见“四世之事”。王永祥先生则不同意周先生以《春秋》三世的断代来解读董仲舒的“亲见四世之事”，认为应依据“七十悬车致仕”之制，从元狩元年、二年向上推，则董仲舒约生于惠帝三年到四年（公元前192—公元前191）。林苏闽则认为，七十致仕的制度在汉代不一定真实存在，而且董仲舒的“老病致仕”也只是借口，并不一定要满七十岁，实际情况更可能是小于七十岁，由此推测董仲舒约生于惠帝六年至七年（公元前189—公元前188），如此则董仲舒在四十七八岁的时候进入武帝朝，正好处于人生的鼎盛年。这三种解释都有道理，都是根据“亲见四世之事”以及“悬车致仕”做的推论，从董仲舒的致仕原因，以及鼎盛年的角度考虑，似乎林氏的说法更加可信。
关于董仲舒对策之年也有不同的说法，主要有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和元光元年（公元前134）两说。《汉书·武帝纪》记载董仲舒的对策是在元光元年（公元前134），《资治通鉴》则为建元元年（公元前140）。主建元元年之说者，其理由是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那么董仲舒建议汉武帝“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对策，应该在建元五年之前，如在元光元年，则董仲舒的对策就成了空话。如果这样，那么董仲舒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有直接的影响。然而这个说法经不起推敲。据朱维铮先生的考证，黄老之学与儒学之争，其背后是“窦田两家外戚集团争夺王朝最高统治权的火并”，建元元年，窦太皇太后尚未去世，董仲舒如果发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声音，肯定会受到政治上的打压。而且据《汉书·董仲舒传》的记载，董仲舒于对策之后出任江都相，但建元元年江都相为郑当时，故而董仲舒的对策不可能在建元元年。
如果将对策的时间定在元光元年，就要解释为什么在立了五经博士之后，董仲舒还要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杨济襄先生认为：“由立五经博士之后，田蚡仍然在隔年‘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来看，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不代表诸子百家之言在当时已经‘不并进’。在田蚡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的隔年，也就是元光元年，窦太皇太后崩之后，第一次的诏举贤良，董仲舒再次向君上呼吁，‘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唯有如此才能‘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应该是可以理解的。”杨先生的说法是非常有道理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个长期的事件，不可能一蹴而就，故而将董仲舒对策提前至建元元年的做法，是不符合事实的，董仲舒的对策之年应该如《汉书》所云，在元光元年。如此，则董仲舒对于实际政治中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大的，朱维铮先生云：“由于田蚡早已选择用儒术取代黄老术作为统治学说的形式，因而倘说董仲舒对策所起的作用，充其量不过是对既定政策作出理论说明。”我们认为，虽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对策的确与现实政治有关联，但其指向其实是“大一统”王朝应有的意识形态，与具体的政治斗争关系不大。同时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的旨趣是以“天”来制约君王的肆意妄为，纯粹是儒家一以贯之的立场，至于后来董仲舒的学说被专制利用，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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