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熊碑》拓本、双钩本及其递藏
《酸枣令刘熊碑》也称《刘孟阳碑》，是东汉时期酸枣百姓为了歌颂县令刘熊的德政而树立的。此碑受到了历代金石学者的关注，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南宋陈思《宝刻丛编》，明杨慎《金石古文》、都穆《金薤琳琅》，清朱彝尊《金石文字跋尾》等皆有记载。《刘熊碑》原碑在清代之前已经不知所踪，随着金石学的兴起，此碑虽然受到金石家的关注，流传的拓片却非常少，目前所见只有三本，分别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整拓本、故宫博物院藏整拓本（剪裱后恢复）、沈树镛旧藏剪裱本（本次出版）。
除了上述三件传世拓本，散见于文献记载中的还有：范氏天一阁、寒山赵氏、郑簠、汪容甫、巴慰祖等人收藏的拓本，但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值得注意的是，原拓之外，有记载或者流传的还有至少七件双钩本这七件双钩本中，翁方纲和赵之谦的双钩本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而这两件双钩本（赵本为墨迹本、翁本为刻印本），连同上文提到的剪裱本原拓，都是沈树镛的收藏，并且在同治二年经赵之谦考释、题跋、装裱，后又成为端方的收藏，经杨守敬、李瑞清、吴昌硕、叶德辉等人题跋。端方遇刺后，三本《刘熊碑》被陈淮生收藏，陈氏将顾燮光新发现的残碑拓片补入，并请其题跋，由此形成了目前所见最能体现清代以来《刘熊碑》学术史和金石艺术观念的系列收藏，即此次由本社出版的《赵之谦考释并双钩〈刘熊碑〉全本》。
赵之谦考释《刘熊碑》
同治三年，身在北京的赵之谦给魏稼孙写了一封长信，分享近期在北京的金石收获，其中特别提到沈树镛新买到的《刘熊碑》剪裱本。在此之前，赵之谦并未见过《刘熊碑》的拓本，而沈树镛则收藏有钱泳的双钩本和翁方纲的双钩刻印本。其在剪裱本的题跋中详细记录了这件拓片的原始状态。虽然沈树镛买到的这件剪裱本只有断裂后的下半部分，且赵之谦对于这件拓片究竟是元拓还是明拓也说法不一，但围绕这件拓片展开的一系列考证、钩摹、题跋、装裱活动，足以说明他们的重视态度。按照金石鉴藏的流程，沈树镛得到《刘熊碑》后首先要考释文字，这项学术工作自然落在了刚刚完成文字考释著作——《二金蝶堂双钩汉刻十种》，正专注于汉学的赵之谦身上。赵之谦在剪裱本首页题识中对于他考释的参照、题录的形式都做了说明。
但开风气——赵之谦题跋的碑学意义
在沈树镛收藏的这组《刘熊碑》作品中，赵之谦一共留下了十二处书迹，除了原石拓本和他自己双钩本的封面与题签分别是用篆书和隶书书写，体现出了典型的碑学趣味之外，其余考释、跋记文字都是用小楷书写。如果我们把赵之谦针对双钩提出的“神骨”标准，看作是对于碑学审美的自觉以及在鉴藏环节对碑学审美风尚的有意识建构，那作为一个书、画、印兼长的金石艺术家，他自己在书法风格上的创造无疑是最直观且有说服力的碑学审美实践。在赵之谦极其周围的碑拓鉴藏群体中，已经开始形成了对于题跋书法风格的要求，这与他们对于双钩的审美要求一样，都体现了碑学审美对具体鉴藏活动的深入影响。所谓的审美风尚，不仅是通过直接的书法与绘画风格实现的，这些渗透到鉴藏活动中的视觉细节，对于促成和推广一种风尚也有着重要意义。而且，赵之谦在双钩和小字行、楷书方面对于碑学审美的自觉，具有一种但开风气的意义，他不仅是新艺术风格的创造者，同样也是新的审美风尚的参与者，甚至是新的审美规则的制定者。毫无疑问，《赵之谦考释并双钩〈刘熊碑〉全本》，对于观察和深入讨论清代碑学实践与审美风尚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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