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指文图书 重庆出版社 军事历史《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分歧、冲突与谈判研究》

基本信息

书名：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分歧、冲突与谈判研究

从书名：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作者：张守广 著

译者：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书号：ISBN 978-7-229-11786-3

CIP分类:Ⅰ.①第… Ⅱ.①张… Ⅲ.①国共合作－研究－中国－1936-1946Ⅳ.①K265.190.7

出版日期：2017年9月   

字数（幅数）：453千

定价：61.50

开本：16

印张：30.75

页数：444

装帧:平装

编辑*：

对第二次国共合作更深入的认识

目录

总序章开沅1

序周勇1

绪论

一、研究对象与特色

二、简要的学术回溯

三、几个主要的观点

*章国共两党分歧、冲突的历史和现实背景

一、国共两党的历史恩怨

（一）共产*撮合下的国共*次合作

（二）*次合作破裂留下沉痛的历史阴影

（三）促使两党再次合作的主要因素

二、走向第二次合作的接触与谈判

（一）中共统战工作的全面展开

（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国共内战

（三）艰难推进的战前两党谈判

三、国共两党关系的新页

（一）中共代表在南京取得“公开地位”

（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达成

（三）两党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

第二章全面抗战初期国共两党的磨合与摩擦

一、中共重登*政治舞台

（一）从周恩来赴山西到中共代表团抵达武汉

（二）从八路军办事处的成立到中共党报党刊在武汉创办

（三）中共代表团、长江中央局两机构的合并

二、国共磨合的尝试

（一）两党共同纲领问题

（二）南方游击队的改编

（三）边区、第三厅、参政会

三、摩擦的出现

（一）中共合法性问题

（二）敌后抗日根据地及边区政府问题

（三）军事摩擦的出现

第三章全面抗战中期国共两党的分歧、冲突与谈判

一、越来越凸显的两党分歧

（一）两党在党政军等问题上的矛盾、冲突

（二）关于主义和命运的争论

（三）漩涡中的中共中央南方局

二、难以划定的防区问题

（一）军事摩擦的加剧

（二）防区问题的症结

（三）从江北冲突到皖南事变

三、皖南事变后的两党角力

（一）皖南事变后的中共中央南方局

（二）1942年到1943年的国共谈判

（三）两党关系的新危机及化解

第四章全面抗战后期与战后初期的两党格局及两党谈判

一、全面抗战后期的国共谈判

（一）国共两党关系的格局变化

（二）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

（三）赫尔利介入下的国共谈判

二、抗战胜利前后国共两党的政治交锋

（一）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

（二）中共拒绝参加四届国民参政会*次会议

（三）毛泽东应邀到重庆“共商国是”

三、国民党军队的进兵和东北角力的迅速展开

（一）国民党军队进兵华北及遇阻

（二）中共党政军力量大举挺进东北

（三）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进展及困难

第五章战后两党合作建国的努力及失败

一、昙花一现的“和平民主新阶段”

（一）马歇尔来华及其使命

（二）三大协定的达成

（三）东北停战谈判

二、两党的分歧、冲突的再度激化

（一）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否决政协决议

（二）已成破车的国民参政会

（三）东北战事愈演愈烈

三、两党关系的*后破裂

（一）中共弃守四平面临军事上的严峻局面

（二）国民大会召开后两党*后决裂

（三）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

结束语

参考书目

后记

序言

总 序

章开沅

我对四川、对重庆常怀感恩之心，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从1937年冬到1946年夏前后将近9年的时间里，我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学习5年，在铜梁201师603团当兵一年半，其间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远到过今天四川的泸州，而启程与陆上栖息地则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回想在那国破家亡之际，是当地老百姓满腔热情接纳了我们这批流离失所的小难民，他们把*尊贵的宗祠建筑提供给我们作为校舍，他们从来没有与沦陷区学生争夺升学机会，并且把**的教学骨干稳定在国立中学。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真挚的爱心！2006年暮春，我在57年后重访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旧址，附近居民闻风聚集，纷纷前来看望我这个“安徽学生”（当年民间昵称），执手畅叙半个世纪以前往事情缘。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粮和四川、重庆老百姓大爱的哺育下长大的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忆。

当然，这八九年更为重要的回忆是抗战，抗战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频率*高的词语。抗战涵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记得在重庆大轰炸*频繁的那些岁月，连许多餐馆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炸弹汤”，即榨菜鸡蛋汤。……历史是记忆组成的，个人的记忆汇聚成为群体的记忆，群体的记忆汇聚成为民族的乃至人类的记忆。记忆不仅由文字语言承载，也保存于各种有形的与无形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历史学者应该是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但这绝非是历史学者单独承担的责任，而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我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出版寄予厚望。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与华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都是政府主导的片面战争，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软弱媚外，不敢也不能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每次都惨遭失败的结局。只有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长期内战的国共两大政党终于经由反复协商达成第二次合作，这才能够实现*的全民抗战，既有正面战场的坚守严拒，又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杀敌，经过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壮烈抗争，终于赢得近代中国*次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我*同意《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评价：“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抗战，不仅是反抗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方针的误导下，逐步走上军国主义侵略道路，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经过甲午战争，日本首先占领中国的台湾省，随后又于1931年根据其既定国策，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野心勃勃地以“满蒙”为政治军事基地妄图灭亡中国，独霸亚洲，并且与德、意法西斯共同征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中*早在亚洲发起大规模侵略的战端，而中国则是*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先驱。及至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通过政变正式成为法西斯*，两年以后更疯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于日本已经与德、意法西斯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所以中国的全面抗战实际上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并且曾经是亚洲主战场的*主力军。正如1938年7月中共中央《致西班牙人民电》所说：“我们与你们都是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前线上。”即使在“二战”全面爆发以后，反法西斯战争延展形成东西两大战场，中国依然是亚洲的主要战场，依然是长期有效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之一，并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极其重要的贡献。2002年夏天，我在巴黎凯旋门正好碰见“二战”老兵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国光复。经过接待人员介绍，他们知道我也曾在1944年志愿从军，便热情邀请我与他们合影，因为大家都曾是反法西斯的战士。我虽感光荣，但却受之有愧，因为作为现役军人，未能决胜于疆场，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但是法国老兵非常尊重中国，这是由于他们曾经投降并且亡国，而中国则始终坚持英勇抗战，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后胜利。尽管都是“二战”的主要战胜国，毕竟分量与地位有所区别，我们千万不可低估自己的抗战。

重庆在抗战期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所在地，“二战”全面爆发以后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然而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对于抗战期间重庆与大后方的历史研究长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至少是难以客观公正地反映当时完整的社会历史原貌。现在经由重庆学术界倡议，并且与*各地学者密切合作，同时还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外国学者的关怀与支持，共同编辑出版《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堪称学术研究与图书出版的盛事壮举。我为此感到*欣慰，并且期望有更多中外学者投入此项大型文化工程，以求无愧于当年的历史辉煌，也无愧于后世对于我们这代人的期盼。

在民族自卫战争期间，作为现役军人而未能亲赴战场，是我的终生遗憾，因此一直不好意思说曾经是抗战老兵。然而，我毕竟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仍愿追随众多中外才俊之士，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略尽绵薄并乐观其成。如果说当年守土有责未能如愿，而晚年却能躬逢抗战修史大成，岂非塞翁失马，未*非福？

2010年已经是抗战胜利65周年，我仍然难忘1945年8月15日山城狂欢之夜，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那鞭炮焰火，那欢声笑语，还有许多人心头默诵的杜老夫子那首*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即以此为序。

庚寅盛暑于实斋

试读

一、研究对象和特色

书是周勇教授主持的*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第二次国共合作及其经验研究》子课题之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分歧、冲突与谈判研究》的*终成果，本书作者是这个子课题的承担者。《第二次国共合作及其经验研究》的申报书有一个副标题——“以中共中央南方局与抗战大后方为中心”。作为项目子课题的成果，本书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分歧、冲突与谈判”的研究、阐述和立论中，遵循课题的总体设计和要求，以中共中央南方局和抗战大后方为中心展开。就是说，本书的研究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的分歧、冲突、谈判为对象，以中共中央南方局和抗战大后方为中心，展开研究、叙述和立论。

从1937年9月起，到1947年3月止，国共第二次合作前后持续十年，如果考虑到酝酿时期，时间则更长。同时，武汉、重庆和南京作为战时和战后政治中心所在地，自然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政治舞台。中共中央先后向这几处地方派出以周恩来、董*武、叶剑英、王明等为主的代表团。其中，以周恩来、董*武及其领导下的南方局时间*久，发挥作用*为突出。周恩来是中共代表团中*核心和有影响力的人物，并为中国国民党和中间党派、无党派人士所广泛认可。王明尽管身份特殊，但其担任实际领导工作的时间主要限于武汉时期。董*武、叶剑英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的成员，分别以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和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参谋长的身份，执行中共中央所确定的，与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联络、交涉、谈判事宜以及团结和争取大后方中间力量的工作。周恩来、董*武领导的南方局作为中共中央派驻中国国民党区域和国民政府政治、军事、文化中心的秘密领导机构，通过驻重庆以大后方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处理与军务相关的交涉事务和日常事务；通过《新华日报》及其他途径，向大后方社会及时传达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表达中共中央对时势的看法和态度；通过国民参政会中中共参政员所组成的党团，以合法途径阐发和传播来自延安的主张，对大后方的政治和社会，尤其是对中间党派产生政治影响。中共党史充分肯定南方局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胡乔木曾指出：“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很出色的。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的周围，后来我们建立新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格局。因此，可以说，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曾经担任中国国民党党史资料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秦孝仪也在有关资料中说：“抗战期间中共的统战活动，发号施令，固出自延安。活动重点，则为战时首都之重庆，次为昆明与桂林，而周恩来、董*武则为重要的执行人，用尽心机，从事翻云覆雨的活动与阴谋。”

如果我们从秦孝仪的话中剔除其党派成见及其在措辞上春秋笔法刻意的褒贬，则这段话折射出的史实内容，恰恰说明了周恩来、董*武领导下南方局的重要作用与历史地位。

事实上，周恩来不仅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而且是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同时也是制订、实施并完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策略、方针的少数几个核心人物之一，并以其坚定的政治立场

 周恩来早在1922年3月所作的哀悼觉悟社成员黄爱的诗《生离死别》中，就写下了“生死参透了，努力为生，还要努力为死，便永别了，又算什么？”这样置生死于度外的诗句。该诗1923年4月被写进《伍的誓词》的信中并发表在天津《新民意报》，周恩来在信中写道：“我的主义*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深厚的理论素养、丰富的实践经验、高超的统战艺术，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巩固和艰难维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从针对张学良及东北军、杨虎城及西北军的西北统战开始，到作为“西安的谋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再到中共中央密使前往南京、上海及庐山，与中国国民党*高当局协商抗日事宜，其间披荆斩棘，忍辱含辛、艰难备尝，却一路凯歌，为中国共产党成功走上*性、全局性的政治舞台，与各方面的政治力量直接对话，开辟出了一个全新的格局。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政治地位，以中共中央代表团主要领导之一的政治身份，依托八路军办事处，到武汉开展工作。中共中央代表团在武汉这个当时*政治中心的公开亮相，尽管存在种种的不足甚至瑕疵，但毕竟*引人注目，而且办成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大事，如商定了新四军的成军办法并创办了党刊《群众》杂志和党报《新华日报》，以第三厅名义团结了一大批文化艺术界精英人士，开展了轰轰烈烈抗日宣传文化活动，高扬起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战的大旗。长江局的主要成员在武汉即将沦陷之际，先后撤退到重庆。紧接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于1939年1月在重庆悄然成立，其成员基本上仍是长江局的原班人马。到1946年5月迁移南京为止，南方局在组织上、职能上尽管有所变动，但在组织上、工作上大致上是连续的，前后共存在7年多。这7年多时间，与中国全面抗战的相持阶段、反攻阶段及战后复员阶段大体吻合。其间，国共两党关系的格局、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中国共产党由困蹙西北不毛之地的力量、影响均甚为有限的小党，发展为拥有120万党员而且纪律严明的大型政党，开辟并领导着19块大大小小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正规军人数发展到100多万，民兵200万，力量空前壮大。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开辟的事业，与这种力量变化、格局变迁恰相协调，一方面促使国民党政权坚持抗日，制约其妥协和退步，一方面在国共力量转换的过程中，通过潜移默化的艰巨工作，凝聚了一支看似无形的但却具有排山倒海之势的巨大力量，从而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强势地位。

1937年到1947年的十年间，国共双方始终存在深刻而严重的政治分歧。在军事方面，两军在抗日问题上旗号一致，但却摩擦

 在相关历史资料中，“摩擦”“磨擦”两个词被同时使用，本书在相关叙述中，一律使用“摩擦”。在引用资料时候，尊重资料原文。、冲突不断，甚至发生了像皖南事变那样剧烈的军事冲突与对抗。尽管如此，全面抗战时期的国共双方始终能够通过忍让和妥协使冲突得以控制，共同维持抗日的大局。就南方局而言，周恩来既坚持原则，不屈不挠，又能临机应变，机动灵活。在一些人的眼中，周恩来是充满激情的共产党人中的一个“温和派”。

不过，国共双方到底是两个具有不同历史、不同信仰、不同理念、不同组织形态并均以掌握政权为职志的政党，当国共两党在抗战结束后走向内战的过程中，南方局所组织起来的力量迅速转化为瓦解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从而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也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权的建立。

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当然清楚中国共产党力量发展的双重后果。因此，从1939年起采取很多措施力图限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中国国民党的限制措施如果奏效，其结果*然是中国抗战力量的削弱，因为战时中国共产党力量在敌后的发展，包括敌后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军队的充实与扩大、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等，无论怎么说都是中国抗战力量壮大的重要体现。但中国共产党力量的这种发展和壮大，使国民党在考虑到战后重建的时候显得异常头痛，日益感到无法接受和容忍，国共摩擦和冲突的直接根源即在于此。中国共产党对于发展的执着，中国国民党的担忧，双方均甚清楚并有坦率的意见交流。越到抗战后期，中国国民党越感到限制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困难。但中国国民党这种有苦难言的苦衷和束手无策的窘态，终究不过是其自己不争气的体现而已。

国共两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存在严重分歧，在军事上时有摩擦和冲突，但为了共同抗日又不能使双方关系破裂，这就需要沟通、谈判和妥协。因此，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两党之间谈判时断时续，进行了多次。这种妥协和谈判，既体现了双方在抗日问题上的合作，又体现出基于两党利益差异而出现的“商业性”的讨价还价。当抗战胜利后，双方都觉得“生意”继续做下去自己就要折本的时候，谈判就变得更加困难，难以为继。到1946年7月以后，双方的关系和谈判就陷入这种状况，双方维系关系和谈判的意义仅仅表明双方仍存在沟通的渠道，而这种象征性的维系实际上成为双方争取民心、影响的策略性工具或手段。

 1946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并告叶剑英：“在*大打条件下，*谈判是为*暴露美蒋反动面目，教育群众。只要美蒋一日不主动放弃政治谈判，以欺骗群众，则我亦不应主动对美蒋宣告谈判*后的破裂，使自己陷于被动。”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715页。到*后，双方关系根本解决的方案，只能从前线将士厮杀的结果中寻找。

二、简要的学术回溯

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分歧、冲突与谈判的综合研究，尽管尚无专著，但各个问题的记述和研究却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观点分歧之大，也异常突出，有关记述也莫衷一是。

长期被认为是毛泽东谈话和主张*转述者的斯诺在《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一书中曾经说，当1937年他走进由几百眼破窑洞构成、满目风尘的陕北保安（即志丹）县城后，毛泽东与他彻夜长谈时便谈到全面抗战的设想——“在毛泽东主席的所有观点中，都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然而，我*须在这里指出，他是不指望速胜的。他要我预先设想到日本将赢得所有重大的战斗，占领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而在战争初期，就摧毁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继后产生的是一个*斗争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中，红军游击队将起主要的作用。国民党的力量荡尽以后，红军的力量就迅速壮大起来了。”

斯诺又总结毛泽东谈话的宗旨说：“他决不隐瞒这样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就是一心要*后*夺取政权。抗日战争不过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罢了。”

 斯诺这个说法*的问题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概念并不是1937年斯诺访问保安的时候提出来的。斯诺显然是把先后许多次的谈话内容糅合在了一起并加上了自己的发挥。但不管怎样，在考虑国共政治分歧的时候，斯诺的记述仍值得注意。与记述中的分歧相比，国共两党编撰和编辑的相关论著和专题资料中，分歧就更加严重，*可以说是各说各话，针锋相对。当然，这类论著和资料尽管未尽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形，但也为我们研究这一段复杂、多彩的历史提供了相应的参考资料。随着两岸交流的不断扩大和深入，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论述这一段历史，越来越表现出迫切性，也越来越具有可能性，两岸关系中政治的接近甚至统一毕竟需要精神上、文化上、观念上相互接近的有机配合。这是本书稿展开研究的现实背景。

中国国民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承认或不愿意承认有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中国共产党的四项承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改编说成是向国民党政权的“输诚”或“就抚”，这方面有比较多的资料。但事实毕竟是事实，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这一事实，*后连蒋介石也无法回避，还是羞羞答答地承认了。在败退台湾后撰写的《苏俄在中国》中，蒋本人说该书第三章中所记述的：“就是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抗战时期，中俄两国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平共存’的发展，及其所得的结局。”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讨论*多的还是中国共产党方面，并以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相关论述*有代表性。其中又以周恩来的相关论述较为具体。

1939年8月上中旬，在延安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对全面抗战以来的统一战线工作进行初步的理论总结，对国共关系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判断。他指出：蒋介石和整个中国国民党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对等地位，不承认国共合作，不承认统一战线，只勉强承认中共“组织坚强，生活刻苦与工作努力”。从根本上看，国共统一战线是“不平等的”，“不是公开法定的”。它“只是在不得已的默认中形成，在习惯中发展”。统一战线的形成“未经过公开的手续”，1937年9月中共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可说是东方的政治手续，而不是两党正式合作的文件”。中国统一战线“具有片面性的弱点，同时也更带有商业的性质”。“要使商业的关系做得更好，那就要估计到客观的条件（当前的情况，两方面的利益与需要），那才能使统一战线的关系进步，而不至趋向坏转，趋向恶化。这一问题的关键，除决定于客观的各种条件、蒋及国民党的态度以外，还决定于我们自己的政策。”

1946年，周恩来还就国共关系和谈判中呈现出的商业性表示说：“既称和，便须有妥协，有妥协便须有价钱。早晚市价固可不同，但一个时期，总要有一个基本价钱，好在有利时机，使妥协能够得到。否则，我有利，我涨价，他有利，他涨价，其目的便非求妥协，而是在求战。”并谓：“定了价钱，也不是一次就能解决，更不会全盘解决。但是有了定价，而他不解决，其过在彼不在我。如解决了一部分，可使我们有阵地或有资本地进而解决另一部分，到那时另一部分的价钱，也就有可能提得更高些。抗战初，国方先解决军队数目，未解决边区问题，后来边区的价钱就自然提高了。”

显然，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周恩来感受深切的是国共关系的不平等和商业性特点。

至于学术界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两党分歧、冲突和谈判的研究，比较系统、深入的论著当以杨奎松著《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以及邓野《一党训政与联合政府》诸书为代表。

内容简介： 

本书从第二次国共合作前两党的分歧、冲突的历史、现实背景，抗战初期国共两党的磨合与摩擦，抗战中期两党的分歧、冲突与谈判，抗战后期的两党格局及两党谈判，；战后两党合作建国的努力及失败五个方面进行了分别论述，全面详尽地研究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的国共两党关系，并进一步指出了在新时期，国共两党展开新合作的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

张守广，男，西南大学教授，曾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硕士生导师，民盟盟员，重庆市首届学术带头人后备人选，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