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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泰史学萃编•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 书)中国历史 史学理论 中国近代 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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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其泰先生80高龄,仍在历史研究的园地上辛勤不辍,令后辈钦佩。本书是陈其泰先生《陈其泰史学萃编》的第7本书。分四部分探讨了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途径,并阐发其理论意义。是帮助史学研究者、史学专业学生了解、探求中国近代史学史发展脉络和取得成就的佳作。
目录
总论 中国近代史学发展趋势
近代史学:跨世纪的历程
近代史家对传统史学的批判继承
近代史家对通史体例的探求
上编19世纪的中国近代史学
龚自珍的社会历史观
《圣武记》对清代盛衰的探索
魏源与鸦片战争史
魏源与中西文化撞击
徐继畬《瀛寰志略》的价值
近代爱国史家夏燮
《海国图志》《日本国志》比较
黄遵宪的中西文化观
黄遵宪与客家研究
《人境庐诗草》与近代文化觉醒
下编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学
梁启超: 近代学术文化的开拓者
夏曾佑与通史撰著
20世纪初宣传革命的历史思想
陈寅恪治史风格
陈垣学术思想的升华
郭沫若史学的时代精神
范文澜: 从国学向唯物史观的跨越
侯外庐学术的特色
增订篇目
龚自珍: 锻造新的哲学武器
张穆的经世学风与《蒙古游牧记》的撰著
何秋涛《朔方备乘》的著史宗旨和史学价值
黄遵宪文化思想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 的形成及其意义
陈垣: 宗教史的开山之作
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新范式
民国初年历史观领域的新变革
“民族—文化” 观念与傅斯年、陈寅恪治史
陈寅恪治史风格续议
跋 语
书摘:
龚自珍的社会历史观
一、对危机时代的敏锐反映
龚自珍(1792—1841) 出生于清王朝已经中衰的乾隆末年。在他死前一年爆发了鸦片战争。他生活的五十年, 正是已经衰老了的封建社会在下坡路上加速滑落、走向解体、最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剧烈变动的时代, 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危机四伏。
当时最突出的社会矛盾是土地兼并恶性发展, 大官僚、大地主占田多达几千顷以至几万顷。农民失去土地, 沦为佃户, 首先受高额地租剥削。而给农民带来更大灾难的是苛捐杂税, 横征暴敛。农民被逼得实在无法生存下去了, 只好外出逃亡, 造成了嘉道年间极为严重的流民问题。当时, 有成千上万失去土地的农民转移流徙在高山密林、深壑荒岛之间, 挣扎在死亡线上。川陕鄂三省交界的大山林聚集最多, 别的地方也有数量不同的流民聚集。据《续文献通考》和《清实录》等书记载: 广东、福建的流民流向台湾, 关内的流向关外, 还有贵州的苗山, 浙江宁波、台州交界的南田地区, 以及淮河边上, 都有流民聚集。
数以千万计的流民转徙各地, 突出地表明社会之不安定, 危机之深重。阶级矛盾的激化使得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地爆发, 规模最大的是1796年爆发的川陕白莲教起义, 蔓延鄂、豫、陕、川、甘五个省, 持续时间达九年之久。斗争过程中曾多次丧失起义的首领, 但起义却长期坚持下来, 其重要原因就是农民痛苦不堪,他们欢迎起义军的到来。嘉庆在诏书中也承认“良民不得已而从贼者日以渐多”。清朝统治力量不断削弱, 连禁卫森严的皇宫也并不安全了。1813年天理教起义群众七十多人进攻皇宫, 后来虽然失败, 却使统治集团陷于一片慌乱。
在鸦片战争前夕,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与中国的矛盾也日益尖锐。鸦片走私越来越猖獗。烟毒遍于全国, 不仅官僚、绅士、地主, 甚至兵丁也吸食鸦片。白银大量外流, 清政府财源日益枯竭。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更加助长了英国殖民者的侵略野心,它已准备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历史前途已经注定了。
社会危机这样深重, 而当时的思想界对于这一切却绝少反映。封建士大夫还在那里讴歌“海内晏然”, “皇基永固”。这种麻木状态是统治者长期禁锢思想的结果。空谈义理性命、耻言经济事功的理学, 埋头故纸堆中、闭口不谈现实问题的考据末流,仍在思想界居于统治地位。加上八股文取士制度, 引诱读书人背诵《四书集注》, 死守八股程式, 汲汲于功名利禄。这些精神枷锁严重束缚着知识分子的思想, 使他们不去思考现实生活所提出的问题。然而, 时代的激烈变动终究要冲破传统观念的牢笼。少数对环境敏感的知识分子感受到时代的危机, 起来批判腐朽的封建制度。龚自珍就是他们当中的突出代表, 他的思想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二、批判专制 倡导变革
龚自珍出身于封建家庭, 祖父、父亲都做过京官。他十一岁随父到京城居住, 二十九岁以后, 任内阁中书十余年, 以后又任礼部主事等职, 耳闻目睹, 使他很熟悉统治阶级的黑暗内幕。他才气很高仕途却很不得志, 五次参加会试都落第, 三十八岁才中进士。由于他爱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 “动触时忌”, 备受排斥,只能居于“冷署闲曹”。 最后连那样的闲职也保不住, 被迫辞官南归。这种受压抑的遭遇, 使他更容易感受社会的矛盾。他那发展的变动的历史观, 就是观察现实社会和总结历史经验的结果。
龚自珍对社会的矛盾和时代的危机有深刻的观察, 他断定当时社会已经到了“衰世”, “乱亦竟不远矣”! 他描述衰世的表征,是表面上天下太平, 文章、名物、声音笑貌都像治世, 实际上是非杂乱, 秩序破坏, 人心混沌。真是“履霜之, 寒于坚冰, 未雨之鸟, 戚于飘摇, 痹痨之疾, 殆于痈疽, 将萎之华, 惨于槁木”, 呈现出一幅怵目惊心、行将解体的社会惨象。
龚自珍曾探索过社会危机的经济根源,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土地兼并这个根本问题。他认为, “贫者日愈倾, 富者日愈壅”, 财富占有极不平均, 已经达到要爆发祸乱的严重程度, “至极不祥之气, 郁于天地之间, 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燧, 为疫疠, 生民噍类, 靡有孑遗, 人畜思痛, 鬼神思变置”。只有置身于现实的尖锐的矛盾之中, 才会产生这样痛切的感受! 他指出“贫富不相齐” 将导致封建王朝的灭亡, “小不相齐, 渐至大不相齐; 大不相齐, 即至丧天下”。因此主张用取有余补不足的办法, 维持大体的平均。
龚自珍对封建统治集团的腐朽、专横和顽固, 揭露得淋漓尽致。他揭露当时的官僚制度, 是“累日以为劳, 计岁以为阶”,只讲资格不讲能力, “贤智者终不得越, 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熬到最后当上“宰辅” “一品大臣”, 一些深于世故、畏葸退缩、无所作为的官僚, “因阅历而审顾, 因审顾而退葸, 因退葸而尸玩, 仕久而恋其籍, 年高而顾其子孙, 傫然终日, 不肯自请去”。 “苟安其位一日, 则一日荣”, “以退缩为老成, 国事我家何知焉”? 这种腐败的选拔升迁制度, 必然造成有作为的人得不到鼓励, 玩忽职守者得不到惩戒, “至于建大猷, 白大事, 则宜乎更绝无人也”, 整个官僚集团也就“尽奄然而无有生气”。他还尖锐地抨击士人风格卑下, 有的以仆妾姿态阿谀取容, 有的像狗马一样卑贱, 没有操守, 没有志节, “小者丧其仪, 次者丧其学, 大者丧其祖”。越是大官, 就越是以谄媚为能事, “官益久, 则气益媮; 望愈崇, 则谄愈固; 地益近, 则媚亦益工”。而国家一旦有急难, 他们就像鸠燕一样飞跑了。他斥责这些毫无责任感的官僚是“至其家求寄食焉之寓公, 旅进而旅豢焉之仆从,伺主人喜怒之狎客”。
龚自珍还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专制主义。他揭露封建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长期对士人摧残迫害。“史氏之书又有之:昔者霸天下之氏, 称祖之庙, 其力强, 其志武, 其聪明上, 其财多, 未尝不仇天下之士, 去人之廉, 以快号令, 去人之耻, 以嵩高其身; 一人为刚, 万夫为柔, 以大便其有力强武。” 并特别点明统治者“大都积百年之力, 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 这显然是针对清朝百余年来的高压政策而发出的抗议。他分析专制制度对社会造成的祸害, “天下无巨细, 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 这“例”, 就是用“一切琐屑牵制之术”, 处处实行“约束” 和“羁縻”, 就像逼着活人“卧之以独木, 缚之以长绳, 俾四肢不可以屈伸, 则虽甚痒且甚痛, 而亦冥心息虑以置之耳”。 他甚至发出“居民上, 正颜色, 而患不尊严, 不如闭宫庭” 的呼声。龚自珍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反封建专制的理论体系, 但他的这些富有斗性的激烈言论, 却促使长期受封建思想禁锢的人们惊醒过来,激发他们对专制主义的不满和反抗。
龚自珍认为考察现实和总结历史两者的关系, 是“纵” 与“横” 的关系。对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要从“纵” 和“横” 两方面来考察。《尊隐》一文中所提出的“三世说”, 就是从这两方面考察而得出的重要成果。他用“早时、午时、昏时” 来表示封建统治从兴盛到衰亡的三个阶段。“早时”, 统治集团处于兴盛时期, “吸引清气, 宜君宜王”, “百宝万货, 人功精英, 不翼而飞,府于京师”。“午时”, 统治集团仍有力量, “炎炎其光, 五色文明, 吸饮和气, 宜君宜王”, “百宝万货, 奔命涌塞, 喘车牛如京师”。在这两个阶段, 处于无权地位的“鄙夫” “窒士” 都没有形成力量。到了“昏时”,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日之将夕, 悲风骤至, 人思灯烛, 惨惨目光, 吸饮暮气, 与梦为邻”, “俄焉寂然, 灯烛无光, 不闻余言, 但闻鼾声”。统治集团气息奄奄, “京师” 与“山中” 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京师之气泄, 则府于野矣”; “豪杰轻量京师; 轻量京师, 则山中之势重矣”; “京师如鼠壤; 如鼠壤, 则山中之壁垒坚矣”。到最后, 统治集团陷于孤立, 山中之民一呼百应, 时代大变动的事件就要发生了。“朝士寡助失亲, 则山中之民, 一啸百吟”, 京师“夜之漫漫, 鹖旦不鸣, 则山中之民, 有大音声起, 天地为之钟鼓, 神人为之波涛矣”。 这并非龚自珍的臆想, 而是根据历史经验和接连发生的起义事件而作出的预言, “山中之民” 是什么人。没有明说, 实际上应该包括隐于野的有不满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数量众多的流民群众。龚自珍死后不过十年, 果然爆发了惊天动地的太平天国起义。
尽管龚自珍对“三世说” 的表述过于简单, 但它却是龚自珍的社会历史观中的重要部分。他的“三世说” 是否就是公羊学的“三世说” 呢? 自从梁启超提出: 龚自珍“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 之后, 人们便袭用这一说法, 似乎龚自珍的观点是直接从公羊学来的, 龚自珍的“三世说” 与公羊学的“三世说”是一回事。这种看法是不妥当的。西汉时代的公羊学, 是把《公羊传》解释经书所谓“微言大义” 的说法, 与阴阳五行说糅合而成的一种神学思想体系。董仲舒讲“春秋分十二世为三等, 有见有闻有传闻”, 东汉何休注《公羊传》演变为“据乱、升平、治平” 三世的说法, 其目的, 都是为了论证汉家皇权的神圣, 龚自珍用“早时、午时、昏时” 象征三世, 其作用是论证封建统治的腐朽。他虽然用过“据乱、升平、治平” 三世的说法, 但显然决不是简单地运用。至于阴阳五行的迷信学说, 他更坚决反对。所以龚自珍只是吸取了公羊三世说中“变” 的观点, 抛弃它神秘的唯心体系, 进行了改造, 提出自己论证封建衰世到来的“三世说”。在近代, 借用儒家经典上某种说法来批判封建主义, 这是常见的一种迂回战术。
龚自珍积极倡导变革。他的关于改革的言论同样犀利而深刻。他论述变革是历史的必然主张, 成为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言论的先河。他说: “自古及今, 法无不改, 势无不积, 事例无不变迁, 风气无不移易。” 又说, 夏朝亡商朝兴, 难道不是夏为商提供了六百年统治的机会吗? 商朝亡周朝兴, 难道不是商为周提供了八百年统治的机会吗? 历史上没有八百年不亡的朝代, 可是还有十年五十年就亡的朝代, 又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拘一祖之法, 惮千夫之议, 听其自堕, 以俟踵兴者之改图耳”。因此他向清朝统治者发出警告: “一祖之法无不弊, 千夫之议无不靡, 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 孰若自改革?” 正因为龚自珍把变革提高到历史必然规律, 提高到关系封建统治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论述,他的言论才会对后来的改革派起到启迪和激励的作用。他在皇帝殿试对策时, 就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从施政、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他曾反复陈说八股文取士的弊病, 说明清几百年的科场文章是“言不由衷”, “疲精神耗日力于无用之学”, “浮沉取容, 求循资序而已”。 要求立即废除科举制度, “以收真才”。
面对英国殖民者鸦片走私的罪行和侵略野心, 龚自珍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思想。他对鸦片走私使中国“丧金万万, 食妖大行”极为忧虑, 写了《东南罢番舶议》(已佚)。他对英国殖民者的侵略阴谋深有警惕, 说“近惟英夷, 实乃巨诈, 拒之则叩关, 狎之则蠹国”。当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时, 他写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主张以严厉措施禁烟, 并建议整修武器, 加强兵力,守卫海口, 批判投降派种种谬论。恳切希望林则徐坚定意志, 毫不动摇, 完成禁烟重任。这些都说明龚自珍晚年对东南沿海新形势的严重关切。
内容简介:
本书是陈其泰先生《陈其泰史学萃编》的第7本,如书名所示,论述了从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110年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全书共分四部分,总论“中国近代史学发展趋势”、上编“19 世纪的中国近代史学”下编“20 世纪的中国近代史学”,以及“增订篇目”。通过分析龚自珍、魏源、徐继畬、夏燮、黄遵宪、梁启超、夏曾佑、陈寅恪、陈垣、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王国维、胡适等人的在史学研究上作出的贡献,探讨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途径, 并阐发其理论意义。
作者简介:
陈其泰,广东丰顺人,1939年出生。196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兼职教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组成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著作有:《陈其泰史学萃编》(九卷)、《中国史学史·近代卷》、《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历史学新视野——展现民族文化非凡创造力》。主编《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分获北京市第九届、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等奖。发表论文、文章约三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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