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新民说 中国司法文集 司法的细节 刘仁文 王人博、梁治平等鼎力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正义恰恰就隐藏在细节之中。

★正义往往隐藏在司法的细节中。仁文教授的这本书告诉我们，必须从完善每一个细节做起,才能充分发挥出法治在维护公平正义方面的作用。——江平

★法治既是一种理念，一套原则，也包含制度上的种种细节。刘仁文教授由细节入手，向我们展示了法治在当下中国的具体情态，以及推动法治须要面对和解决的各种问题。——梁治平

★细节之中见“大世界”，是本书的最大特色。——王人博

★《司法的细节》是上乘之作，来得及时。——刘苏里

正义隐藏在细节中（序二）

壹┃遏公权之放纵

法治的要义在于管住“一把手”

反特权是当务之急

禁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

说情亦是犯罪

……

贰┃筑制度之樊篱

制度遏制刑讯逼供

防止刑讯逼供光把看守所划归司法部还不够

错案该如何平反——答《新京报》记者高明勇

刚回归社会就被骗，该怎样帮帮陈满们——答《新京报》记者陈媛媛

……

叁┃察现实之病弊

中国人为何信访而不信法

潜规则盛行与社会的“法格分裂”

对“律师伪证罪”的深层次思考

我会对许霆案作无罪判决——答《经济观察报》记者刘波

……

肆┃思未来之良法

人身伤亡的精神损害赔偿

我眼中的刑事政策变迁

以“宽”济“严”是宽严相济的时代内容

立法不要回避现实问题

……

伍┃探正义之精髓

政府恶意与“选择性起诉”

得罪领导还是得罪法律

……

陆┃辟人道之曲径

回忆我对重启特赦的呼吁

死刑削减仍然在路上

死刑执行的人道化

……

柒┃凝细节之力量

从细节和理念两方面来完善国家赔偿

美国司法细节观察——与一位美国法官的通信

……

——答《新京报》记者陈媛媛

最近，坐了23年牢的四川人陈满再度重回公众视野。过去几个月，陈满在“维卡币”项目上投资了上百万元。“维卡币”曾被多地警方认定涉嫌传销和诈骗，陈满疑似被骗。而之前，同样是蒙冤入狱而获国家补偿的赵作海，也陷传销骗局，被骗去了巨额赔偿金。

蒙冤入狱本已经足够不幸，出狱之后又遭遇诈骗，赵作海与陈满的人生，可谓一波三折、令人嗟叹。与此同时，刑满释放人员难以融入社会的现实也颇具共性。

陈满脱离社会太久

《新京报》：赵作海、陈满在重新走入社会之后，都被骗了，这说明，他们重新走进社会并不成功。除了骗子太高明之外，您觉得最大的问题出在哪儿？

刘仁文（以下简称“刘”）：现在的网络诈骗、传销诈骗形式真是多种多样、五花八门，连大学教授都有人被骗，不用说这些脱离社会一二十年的人了。在监狱里待久了，出来之后都会有个适应问题。我们每次出国回来倒个时差都感到很痛苦，从监狱出来，如何适应社会更是一个大问题。这种“适应”不仅指生理上的，更是精神上的。所以如何适应这个社会，无论对他们来说，还是对他们的家人来说，都需要一个过程。

《新京报》：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面有一个人在监狱里待了几十年，结果出了监狱后很不习惯，最后就自杀了。陈满这个事儿出来后，有一名警察在接受采访时也说，有人出狱后给警察打电话，表示自己很想再回到监狱，在社会上完全没法适应。

刘：德国科学家研究过，如果一个人在监狱待的时间太久，再坚强的人精神上也毁了。如果待到20年以上的话，他基本就没有回归社会的能力了。欧美国家的监狱总的来说比我们这儿监狱条件要好些，很多人都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鉴于目前过度封闭的条件，对他们回归社会，无疑会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造成障碍，这是特别要予以重视的。

《新京报》：管理封闭、缺乏技能培训，是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的障碍吗？

刘：最根本的一点，我觉得在监狱管理方面要不忘初心。初心是什么？改造第一、劳动第二。

我们现在的监狱，主要的作用是惩罚，满足了被害人及其家属对公平正义的渴求，符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报应观。这其实也给社会竖起了一个标杆，就是犯罪要受到惩罚，如果你不想失去自由，那就不要去犯罪。可是，如果只满足于把一个人长期隔离开，那他回归社会的能力、与社会交往的能力就会大力减弱，甚至丧失，但我们的绝大部分罪犯是要回归社会的，这一点千万不能忘了。德国监狱注重培养技能

《新京报》：国外监狱在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方面有什么值得借鉴的地方？

刘：我曾经参观过德国的监狱。德国的监狱不叫监狱，而叫矫正机构。矫正的目的是回归社会，所以这就要求监狱要为犯人再次融入社会做准备。

在德国，监狱的劳动和学习不是强制性的，而是自愿，不过劳动可获得报酬，而且不同的劳动可获得不同的报酬。如木工，他们生产的家具等卖出后，自己可获得一半的价钱，大约每月200欧元左右，相当于1500元左右的人民币。

《新京报》：这些报酬都给他们个人吗？

刘：是的。其实，即使既不参加工作也不参加学习，一个月也可获得40欧元的零花钱，供他们打电话，在监狱超市里买咖啡和香烟用。不过，参加劳动和学习且表现好的在假释等方面会给予优先考虑。

另外，获得劳动报酬的犯人，监狱会为他们开设一个账号，每月给他们保留一部分存在上面，等他们出狱时一起给他们，以便他们出狱后不致发生生活困难。这其实就是一种帮扶，以免他们重新进入社会之后，身无分文，再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新京报》：您刚才提到，犯人在监狱会进行学习，他们主要学习什么？

刘：犯人的学习有很多种，监狱会对他们进行一些技能培训，鼓励他们考取一些技能资格证书。比方说，我在德国监狱里就看到有人在学木工刨花，他学会之后，出狱后就可以靠着木工手艺吃饭。

《新京报》：除了一定的技能培训，您认为德国监狱还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地方？

刘：有一点很有意思，他们的监狱不是设立在郊区，而是在市区。这样一来，便于家属探望，让他们在服刑期间不至于产生亲情的阻断；另一方面，也便于社会组织的帮扶；同时，还便于外部监督。对于一些快出狱的犯人，会允许他们白天出去找工作，晚上再回来。这样，等到他们真正出狱的时候，就可以工作了。这点对于他们回归社会，也是非常有益的。

《新京报》：我们现在的监狱在出狱前提供一到三个月的培训，您觉得这个够吗？

刘：我们现在的确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也要反思，我们的培训到底管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要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新京报》：您刚才说，有些社会组织会参与到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帮扶。他们主要做些什么工作？

刘：我认为，在帮助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这方面，社会组织的力量不容小觑。国外在法律行业里，社会组织的力量比较强大，无论是对犯罪人，还是对被害人，背后都有相应的社会组织帮他们募款、打官司、纾解心理问题。在法官、警察等公权力触不到的地方，或者容易产生副作用的地方，就由社会组织来完成“细节”方面的修补。

我举一个例子，我到欧美一些法庭去，看到有好多社会组织专门帮助被害人。有的被打伤了打死了，家人心理上也有创伤啊，怎么去恢复？这时候，社会组织就出面了，从物质帮助到精神抚慰，甚至仅仅是倾听，让对方有一个倾吐和发泄的机会。比如审理强奸案时，有些受害女性不愿意出庭指证。但是，你不去指认就没法判刑。这时，有些社会组织就会去安慰受害人，为他们提供心理疏导与安慰。

《新京报》：这些人出庭的时候也会出现？

刘：是的，会陪在受害人旁边作为一种心理上的支持。这都是一些细节化、人性化的举措。现在，我们的社会组织力量也在不断扩大，像我知道的朝阳区有个“中途之家”，就是这种帮助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的。还有一些热心于做公益、慈善的企业，也参与到其中来，帮助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工作。我觉得随着社会的发展，这部分力量会不断增大。

《新京报》：也就是说，未来公益组织、社区起到的作用会更大？

刘：是的。劳动教养废除之后，我们现在在推进《社区矫正法》的颁行，将在实践中已经试点的社区矫正做法进一步推广和规范，这个方向是对的。对于不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犯罪，将其放在社区中进行矫正，既节省国家司法成本，更重要的是，罪犯不与社会、家庭完全隔离，这对犯罪人回归社会有好处。

特别对一些轻微犯罪者来说，有些人进了监狱，接触了不好的狱友，出狱之后居然比以前变得更坏了，单面手变成了多面手，社区矫正就可以消除这一弊端。不过推进社区矫正城市里还好说，在农村可能面临的阻碍就要大一些，因为在很多农村地区，连成熟的社区都没有，也没有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其他资源也缺乏，当然这些问题在中西部地区，即使城市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国家赔偿可由中间机构代为保管

《新京报》：怎样让社区矫正跟上？

刘：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还是国家要加大投入，包括社区建设和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的培养。不妨对像中途之家这样的组织，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或者资金支持，从硬件到软件。就拿陈满这个事来说，不是现在有些人说，是不是当初就不该给他那么多钱，有人帮他把钱“看”起来就好了？

其实，如果有一个值得信任的社会组织，这事也比较好解决。比方说，陈满得到巨额的国家赔偿后，由一个中间机构代为保管。当然代为保管要遵守两个原则，第一，不可侵占陈满的财物；第二，不可挪作他用，专款专项替你保管。然后，等到陈满需要用的时候，替他支出；对于大型的投资给予适当的把关、咨询和建议，这个是完全可行的。考虑到他们刚刚回归社会，一些不法之徒可能已经盯准了这类弱势群体了，如果有这样的机构把赔偿金替他保管起来，也不失为一种办法。

《新京报》：这要建立在慈善组织足够完善的基础上。

刘：是的。一定要保证利益无涉，如果利益相挂钩，那就麻烦了。要发挥好社会组织的正能量，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目前，这些社会组织、慈善组织的力量过于单薄，不足以形成规模。本身这个面就很小，不具有普遍性，自然也不能普及到整个社会，让每个刑满释放人员都能覆盖到。

监狱坚决不能有创收的压力

《新京报》：也就是说，要加大监狱公开透明的力度。

刘：这是必须的。还有最根本的一点，我们现在监狱过于强调其特殊性质，过于封闭，导致有些监狱腐败严重。监狱如果腐败，那犯人的减刑、假释等都可能不公平公正。如果有的监狱是通过牢头狱霸来管理，或者谁有钱送礼就能得到优待，这对犯人回归社会后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是非常消极的。所以，监狱还是要尽可能的公开化、透明化。

《新京报》：我们以前就“躲猫猫”事件采访过您，当时您就提出看守所要透明化。

刘：虽然看守所还和监狱不一样（监狱关押已决犯，看守所关押未决犯），但是道理都一样，看守所不能借口是特殊场所就拒绝阳光照就去，监狱也一样。可不可以借鉴英国的羁押场所巡视制度，或瑞典、芬兰等国的议会督察专员制度，或国际红十字会对战囚的巡视工作机制？以英国的羁押场所巡视制度为例：1981年，为回应社会公众对警察执法的怀疑情绪，针对警察羁押机构的独立巡视制度开始建立。经过不断完善，最终在2002年的《警察改革法案》中，将羁押的独立巡视制度正式上升为法律。巡视员是从当地社区选出的志愿者，他们的探访可以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刻进行，法律要求警察对巡视员探访警局的临时羁押场所提供迅速的放行。巡视员可以与被羁押人自由交谈，询问其近况，确认其明确知悉在警察局羁押期间所享有的各种权利，特别是享有法律咨询以及通知外界其被羁押的权利。

此外，像国际红十字会对战囚的巡视工作机制也有类似的功能，那就是增加对这种神秘而不开放的场所的社会监督。

《新京报》：您觉得，要促进相关人员出狱后回归社会，还有哪些值得改进的地方？

刘：首先要给监狱减压，这也就要求监狱坚决不能有创收的压力。如果监狱工资都发不出，那怎么可能减压呢？另外也不要对监狱的考评提出一些顾此失彼的要求，如过于强调监狱的严防死守，监狱把全部精力都用来防止犯人逃跑，那当然就只能走向封闭化。对监狱犯人，还是要根据其犯罪的严重性和人身危险性大小给予有区别的监管。

另外，监狱要适当地偏向于技能培训，以及尽量让犯人和社会不脱轨。在被释放前，最好有计划地让犯人与社会接触、找工作，安排一个过渡期。就平时而言，亲人、社会组织的探望也很重要。要确保犯人和社会有接触，所以，现在不能把监狱搞成特别封闭的场所，不能让大家都进不了、接触不了。

这就涉及很多问题了，包括监狱的布局。过去我们长期把监狱放在偏远地区，这个也不对。一是对工作也不方便，毕竟狱警也有亲属、子女上学就业问题；再一个，对社会组织的帮助等都造成了很大的不便。

歧视刑释人员是社会通病

《新京报》：还有一个问题，其实这些刑满释放人员出狱后很多地方不接受他们，很多单位也不愿意接收他们，导致他们通过正当途径无法生存。

刘：这是很大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反省自己。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其实是整个社会的通病，我们表面上说人人平等，其实骨子里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到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不同职业、不同地位的人？一些人在得势之后就看不起不如自己的人，更不要说刑满释放人员了，会视他们为累赘。其实，一个人走上犯罪道路，除了极个别的是恶意蓄谋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偶然的、不幸的。可能，很多人都没想过这个问题，或者这个时代大家都太急太忙了，难以静下心来去想这些问题。

所以，为什么社区矫正在一些地方推行有压力？是因为做这个事有阻力、有压力。我们把犯人放在社区里改造，大家会觉得不安全，不愿意和他打交道，他还是不能正常回归社会。可以说，刑满释放人员的回归，也需要社会接受度、包容度的加大。当然，国家要通过善治，切实提高公众的安全感，接受度、包容度的加大，与公众安全感的提高其实也有内在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