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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信息 |
| 图书名称： | 今尘集：秦汉时代的简牍、画像与文化流播 |
| 作 者： | 邢义田 著 |
| 定价： | 180.00 |
| ISBN号： | 9787547516287 |
| 出版社： | 中西书局 |
| 开本： | 16开 |
| 装帧： | 平装 |
| 出版日期： | 2019-11-01 |
| 编辑推荐 |
| 《今尘集——秦汉时代的简牍、画像与文化流播》（上、下两册）汇集了作者研究秦汉简牍、画像的25篇学术文章。虽然都是由单篇论著组合而成，但是各个部分自成体系。整体编排上，全书分别从文化流播、简牍释读、文图对证三个角度进行有机组合，形成三个相对独立，但却各有侧重且互有联系的主题单元。综合来看，全书上下紧紧围绕秦汉时期的出土资料展开考证和论述，书中的许多观点发人深省，启人心智。在秦汉史乃至中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上，本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此外，作为研究简牍、画像的学术专著，合理安排与文字内容相匹配的插图也是图书质量的重要保证。本书配有各种图版，若以单幅图片而言，数量远在千种以上。出版过程中，为帮助读者在认识简牍画像、理解秦汉文化上建立起直接的桥梁，特意从全书插图中遴选出118幅较有代表性的图版，作为28页彩色插页，全彩印刷于正文之前。 |
| 内容介绍 |
| 本书收录邢义田先生有关秦汉时代简牍、画像、及中西交流的论文约20篇。作者在前人基础上摸索简牍研究的新课题、新手段，为简牍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在研究方法上，作者有意识地打破专业领域的界限、打破使用材料的界限、打破中外历史的界限，注意相关学科的融会贯通、多种资料的联系综合、中西历史的对照比较，视野开阔高远，材料厚实多样，理念新颖科学。 |
| 作者介绍 |
| 邢义田，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史，研究领域宽泛，主要涉及中国秦汉制度史、文化史，简牍学、画像学；西方古代史。是目前中国古代史学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知名学者。主要著作有：《秦汉史论稿》（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西洋古代史参考数据（一）》（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古罗马的荣光》（台北：远流出版社，1997），《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地不爱宝：汉代简牍》《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12月）等。 |
| 目录 |
| 上册 古代文化的上下及中外流播 秦汉平民的读写能力 ——史料解读篇之一………………3 一、 私人书信——以秦“黑夫”家书和汉“元致子方”帛书为例………………7 二、 墓室铭题——以河北望都一、二号汉墓壁砖题字及朱书买地券为例………………24 三、 地上刻石——以宋伯望刻石、侍廷里父老买田约束石券为例………………29 四、 暂时的小结………………38 汉代边塞隧长的文书能力与教育——对中国古代基层社会读写能力的反思………………43 一、 问题缘起………………43 二、 对隧长书写及文书能力的反思………………49 三、 对“文书行政最末端”的反思………………60 四、 结论………………86 秦汉基层员吏的精神素养与教育——从居延牍506.7（《吏》篇）说起（订补稿）………………98 一、 居延牍506.7释文………………100 二、 《吏》篇性质、内容与《说苑·臣术》相近 ………………110 三、 《为吏之道》主要是精神道德教材………………113 四、 精神教育的其他教材——《孝经》与王莽《戒子孙书》………………115 五、 汉边出土的《论语》《孝经》《易》《尚书》《春秋》《诗》《礼》残简举例………………117 六、 居延、敦煌出土的兵书残简………………128 七、 余论： 吏治的理想与现实存在差距………………132 从《太平经》论生死看古代思想文化流动的方向………………135 一、 先秦与两汉士人看生死………………136 二、 《太平经》里的生死………………139 三、 《太平经》里的死后审判………………142 四、 审判与善恶………………145 五、 小结………………147 再论“中原制造”——欧亚草原古代金属动物纹饰品的产销与仿制………………149 一、 流向草原的牌饰及佩饰………………151 二、 汉朝流行的“异域风”与仿制品………………164 三、 域外与域内的仿制………………178 四、 结论………………187 秦至晋代的简牍文书汉代简牍公文书的正本、副本、草稿和签署问题………………191 一、 正本文书基本上由属吏代为署名………………194 二、 属吏代为批示文件………………204 三、 甲渠候官所见的发文正本和签署顺序………………215 四、 副本的多样角色和多层意义………………227 五、 草稿和副本的区分………………239 六、 结论………………250 汉至三国公文书中的签署………………255 一、 汉简文书中的签署………………255 二、 三国吴简别券上的签署………………258 三、 结论………………293 敦煌悬泉《失亡传信册》的构成………………300 一、 对《失亡传信册》构成的不同认识………………300 二、 《失亡传信册》的整理与编联………………303 三、 《失亡传信册》构成臆测………………307 四、 结论………………312 下册 汉晋公文书上的“君教‘诺’”、署名和画诺——读《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札记………………313 一、 画诺与签署有别………………313 二、 署名的新证据………………321 三、 走马楼吴牍上后书的“诺”字与不同形式的画诺………………323 “其计”臆解——读岳麓书院藏秦简札记之一………………330 “当乘”与“丈齿”——读岳麓书院藏秦简札记之二(与高震寰合著)………………339 一、 当乘………………339 二、 “丈齿”与“马齿盈四以上”、“齿未盈至四以下”………………343 再论三辨券——读岳麓书院藏秦简札记之三………………354 三论有期刑——读岳麓书院藏秦简札记之四………………362 “手、半”、“曰曰荆”与“迁陵公”——里耶秦简初读之一………………366 一、 手、半………………366 二、 “曰曰荆”………………369 三、 迁陵公………………370 张家山《二年律令》行钱行金补证………………372 西汉户籍身份称谓从“大小男女子”变为“大小男女”的时间………………376 乘车、乘马吏再议………………379 “雀”手足与“刑”手足——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读记………………393 一、 雀手足………………393 二、 “刑”手足………………395 校读史语所藏居延汉简的新收获（2013年3月—2014年7月）(与史语所简牍整理小组合著)………………400 一、 工作概况………………400 二、 初步收获………………402 简牍、画像与传世文献互证汉画、汉简、传世文献互证举隅……………… 491 一、 离其、离居、晋沙公………………491 二、 公孙挟、陈闿强………………506 三、 舍利即猞猁？………………508 “太一生水”、“太一将行”和“太一坐”的关系——读郭店简、马王堆帛画和定边、靖边汉墓壁画的联想………………523 一、 对马王堆“太一祝图”帛画的再思考………………528 二、 “太一坐”与“太一生水”………………537 三、 结论………………551 一种汉晋河西和边塞使用的农具——鑡………………553 伏几案而书——再论中国古代的书写姿势（订补稿）………………576 一、 阮籍、王羲之和高君孟………………579 二、 顾恺之作画用镇………………582 三、 帛、纸书写，不需依托？………………584 四、 竹木简的书写和几案………………593 五 汉代图像资料中的几案………………598 六、 高及腰腹的汉代几案——实物举例………………605 七、 中国两晋至五代与日本中世几案举例………………612 八、 不同视角下的反思………………617 说 “堂皇”………………630 山东邹城南落陵村画像的故事——“豫让刺赵襄子”或“秦王谋杀燕太子”？………………6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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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平民的读写能力 ——史料解读篇之一 古代希腊、罗马社会的识字率或读写能力（literacy）一直是西方古典研究学界一个热门的话题。尤其自从1989年威廉•哈理斯（William V. Harris）在其大作《古代读写能力》中指出，古代希腊和罗马世界在任何时期的识字率都不曾超过人口的5%至10%以后，激起极大的回响，赞成和反对者都有。在中国史的领域中，有关中国古代识字程度和相关的初级教育问题，近年也引起了若干学者的关注和讨论，但热烈的程度远远不如西方的古典研究学界。 就古代中国和古代地中海世界而言，探究识字率或读写能力，有几个颇为类似的基本困难： 一是何谓“识字”或“读写能力”？识字或读写到什么程度才算识字或能够读写？如果考虑人际沟通，读写和口耳说听、肢体表达等其他方式的沟通的关系如何？在古代有多少情况是依赖口传或口授和代读、代写达到沟通的目的？ 二是如何去估计识字率或读写能力？如果谈识字率，必然涉及人口数。我们应以什么样的人口基数去作估算？人口有老、小、男、女。秦汉时被列入“小”或仅五六岁的儿童，基本上几乎不参与家以外的社会活动。将他们列入计算的基数，有何意义？又因为古代社会性别角色的差异，不计性别差异的识字率估计，是否合适？ 三是如何评估不同性质的书写或铭刻材料（例如陶片ostraka、莎草纸papyri、铅牍lead tablet、墙壁题书graffiti、木牍wooden tablet、帛、骨、牙、植物叶片、铜器、漆器、陶器铭文、壁画、石刻题记……）在不同的使用脉络下，所能反映使用者读写能力的程度？例如陶片上刻或写的名字，铜、陶、漆器上的铭刻和莎草纸或简帛上出现的公私文书，它们所反映的书写者的身份和读写能力，恐怕很难等同视之。同样不容易评估的是： 如何去拿捏文献中偶然留下的只字片语或故事，由此分析它们和识字或读写普及程度的关系。 面对上述的困难，和中国古代相关的研究又多不足，目前恐怕没有人能为中国古代识字率或读写能力的问题下一个不起争议的结论。因此，本文并不打算去推估一个中国古代的识字率，仅仅尝试重新评估一下若干曾经以及可能被学者用来讨论秦汉识字率或读写能力的传世和出土材料。 这些材料或可粗分为出土材料和传世文献两大类，其中出土材料又可再分为以下三类： （一） 私人简、帛书信；（二） 具有公文书性质的简牍契券或公文书；（三） 工匠在金、银、铜、玉、漆、陶器、砖、石、骨等上面的题刻文字以及墓壁文字题榜等等。过去当然已有极多学者注意到这些材料，但就第（一）、（二）类而言，一般较注意这些公私文书的形成、内容、样式和流通，极少考虑这些文书的书写者是谁，是亲书或代笔，能反映多少当时人们的读写能力。第（三）类也有极多的著录和研究，但一般简单地将它们看成是由工匠题或刻，很少从读写能力的角度，考虑不同器物生产的过程以及题刻内容的作用、意义和执行题刻者之间的关系，并分析谁才是真正的内容作者，谁又是题刻书写者，能反映谁的读写能力。以下将约略依以上分类，各举若干例子，作些分析和讨论。 在讨论之前，必须先声明本文所谓的“平民”，基本上是指秦汉时代在乡里中一般以农牧工商等为业的成年男女，不论财富多寡，也不论爵级高低。他们构成秦汉人口的绝大多数。秦汉社会虽有“吏”、“民”身份的区分，有时却非绝对。乡里的成年男女可因种种原因（例如因徭役或仅因家贫偿债），承担地方杂役，即所谓“给事”或“给县官事”。男子在地方服役为正卒，番上京师为卫卒或远赴边塞而成戍卒、隧卒或田卒，有时因贫困，在地方为亭长，读写能力足够的则可为“小史”。他们原是平民，但在某些方面又在某些时刻可以说担任着“吏”的工作。秦汉文献常连言“吏民”，泛指天子治下所有的吏和百姓，有时指的又仅仅是齐民百姓。文献中还有所谓“吏比者”，如淳说：“非吏而得与吏比者官（按：“官”字衍），谓三老、北边骑士也。”这些人的身份即在吏与非吏之间。本文所说的平民包括一般的工、农、商百姓、乡里中“给事县官”、“给吏”或“比为吏”的人，不包括在县及县以上有机会世袭为“史”的吏以及更高身份的官吏。大致上说，也就是排除《汉书•百官公卿表》所列举的官和吏。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西汉末地方和中央“自佐史至丞相”有官吏120285人。他们毫无疑问是秦汉社会具有最高等级读写能力的一群人。他们不但能阅读和书写，更经训练，能够处理从中央到地方复杂的文书行政。其复杂和系统化的程度，恐怕是公元前后400年内，世界之最。研究古代地中海世界读写能力的学者特别将这样的能力名之为“官员的或行政的读写能力”（officials' or administrative literacy），而和一般的“工匠读写”（artisans' literacy）、“姓名读写”（name literacy）、“名单读写”（list literacy）、“理财读写”（banking literacy）、“商务读写”（commercial literacy）等等区分开来。如果仅估算具有最高等级读写能力的人数（除了前述十二万余在职的官吏，应另外加上一定数量已致仕和正培养中的吏），对照当时的人口五千九百余万（《汉书·地理志》平帝时人口数： 59594978），西汉晚期较严格定义下的男性识字率应约不低于总人口的0.2％，男性人口的0.4％。由于西汉末期的郡国人口数和官吏人数相当具体可靠，这个识字率较易得出，也较可信，当然也明显偏低。 因为，可想而知秦汉时代当然还有很多以工农商等为业的平民以及乡里中的吏比者或吏，他们也有不同程度或某些特定方面的读写能力。他们到底有多少人，程度如何，这些才是真正的问题。本文即试图以后者为对象作些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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