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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逻辑 第三版 张维迎 博弈论 国富论 亚当斯密 薛兆丰 林毅夫 陈平 温铁军 改革中国眉山论剑经济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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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教授经典代表作,全新增订第3版
看透市场的底层逻辑,读懂中国40年经济腾飞的历史与未来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托马斯·萨金特和哈佛大学德怀特·波金斯教授盛赞推荐,从这本书认识中国!
为什么人类过去200年的进步比过去几千年大得多?
中国40年经济成就举世瞩目,关键原因是什么?
什么是强盗的逻辑,什么是市场的逻辑?
什么是好政策,什么是坏政策?
为什么说企业家精神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
中国经济的未来在哪里?
……
张维迎教授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深入透析中国40年经济腾飞的根本驱动力,一针见血地点明“市场”这个关键因素,剖析市场经济的内在、基本运行逻辑,抽取与“市场”相连的人才、体制、政策、监管、企业家精神等诸多关键因素,系统呈现各个环节的内在关联与盘根错节,指出中国40年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来路和前途。
张维迎教授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也是极富创见和颠覆性的经济学界风云人物。他在《市场的逻辑》这本经典代表作中,有诸多振聋发聩的犀利论断和让人醍醐灌顶的深刻洞见。不只是让经济、管理从业者启发颇多,对于我们普通读者认识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看清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和未来,也有非常好的帮助和指引。
第3版在原增订版的基础上再次全新修订,增加了2万字长文(第18章),专题论述“从套利到创新: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市场的基本逻辑就是:如果一个人想得到幸福,他必须首先使别人幸福。这一逻辑把个人对财富和幸福的追求,转化为创造社会财富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张维迎是一位能够在中国的政策决策中发出重要声音的人,也是一位学术界的领军人物,他在这本书中对中国摆脱贫困的非凡成就进行了深入分析。我建议所有研究经济发展的学生读一读这本重要的书。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这本不同凡响的书证明,将基本经济因素孤立出来进行经济学分析所提供的洞见,超越国界和政治制度。人就是人,无论身在何处,目的是好是坏,都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对于一些中国人为了消除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所面临的障碍而进行的持续斗争,这本令人着迷的著作提供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托马斯·萨金特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在这本令人兴奋的书中,张维迎的论述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对中国近期改革的回顾和对未来前景的展望。改革的长处和短处,还需要做些什么,政治和法律的改革,都在有关市场力量和深层原则的讨论中进行了分析。他借鉴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著作、亚当·斯密的理论、中国早期哲学家的思想,以及当代的经验来阐述他的观点。卓有成就的经济学家、学生、学者们都将从本书学到很多关于中国和市场的理念。
——德怀特·波金斯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
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就是改革的不彻底性。张维迎教授的《市场的逻辑》正是在反市场化的合唱中唱反调,为市场经济“鼓”与“呼”的。
——《新世纪周刊》
自里根主义、华盛顿共识以来,政府之手从没像今天这样在全球经济体系里面受到推崇。所以,张维迎教授新出版的《市场的逻辑》,显得更深具含义。
——《第一财经日报》
在全球金融危机令各国政府纷纷介入经济活动、市场调节功能受到质疑之时,《市场的逻辑》有着特别的借鉴意义。
——FT中文网
第三版序
自本书首次出版以来,时间过了已近十年。此间,无论中国的国内政策,还是面临的国际环境,都发生了一些不曾预料到的变化。这些变化告诉我们,虽然已走过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仍然任重道远。
我仍然坚信不移的是,唯有遵循市场的逻辑,人类才能享受合作互利的成果,并避免相互伤害。这个道理既适用于个人之间,也适用于国家之间。
本书本次修订增加了第18章《从套利到创新——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一章既包括了对过去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解释,也是对中国未来增长前景的展望,基本内容可以概括如下: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基本驱动力;套利和创新是企业家的两个基本职能;中国过去40年的高增长主要来自改革开放释放出来的企业家套利活动;随着套利空间的减少,未来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企业家的创新;但创新比套利难得多,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要求也更高;总体上讲,我们目前的体制虽然能刺激企业家套利,但严重不利于企业家创新。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经济体制、 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等多方面继续深化改革。如果私有产权不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如果建设法治国家的愿景不能落到实处,企业家就不可能有足够大的动力从事创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就不可能成功。
张维迎
2019年7月21日
导论:市场的逻辑和中国的改革(节选)
重新注意古典经济学优秀思想
最近,我看了一些思想史方面的东西,知道在科学史上有一个概念,叫辉格主义,说科学总是在进步,今天的东西要比昨天的东西更正确。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搞科学研究的人不需要看很老的东西,只要看最近发表的东西就可以了。但这个辉格主义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科学并不总是在直线进步,科学经常走弯路。例如,日心说在公元前200 多年的时候就已经被古希腊的天文学家阿利斯塔克提出来了,但是一直得不到承认,托勒密的地心说却统治了世界1500 多年,直到哥白尼于1543 年出版了《天体运行论》。这说明科学进步是相对的。
经济学从1776 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开始,有200 多年的时间,取得了很多进步,但也走了好多弯路。也就是说,后来出现的经济学理论不一定比亚当·斯密那个时候的古典经济学更正确、更深刻。最近,我一直在学习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从某些方面看是进步的,但总体看可能是一个倒退。我们过去的计划经济理论,跟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相比较,也是一个极大的倒退。所以,我建议,学经济学的人有时候要回过头来重新注意古典的东西,要从这些古典的东西中寻找理解我们现在问题的非常杰出的思想。我们现在仅仅关注一些数据模型,但就我所知,在现在的经济学家里边,真正突破亚当·斯密的人少之又少。亚当·斯密的基本思想是研究国民财富增长的本质与原因。我们后来的经济学变成了研究资源配置、研究均衡,变成了一种静态的研究,而不是研究进步和变革,我们把很多注意力转移到了不太重要的地方。
从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历史看,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社会几乎没有什么大的进步,年技术进步率不超过0.05%,长达1500 年的时间人均收入才翻了一番。而过去的200 年,人类的年技术进步率平均是1.5%,每50 年人均收入就可以翻一番。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过去200 年的进步比过去几千年的进步大得多?这就是我讲的市场的逻辑想回答的问题。
亚当·斯密的理论认为,财富的创造来自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力的提高来自技术的进步和创新,技术的进步和创新来自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这样,市场规模越大,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就越高;分工和专业化程度越高,技术进步就越快;技术进步越快,国民财富就越多;国民财富的增加又进一步扩大市场的规模……如此循环不断,导致持续的经济增长。这就是社会进步的基本逻辑。
在远古时代,技术的传播很慢,技术进步的速度则更慢。石器时代持续了200 多万年,而考古发现则显示,1 万多年前世界各地使用的石器没有多大区别。从石器时代步入青铜器和铁器时代后,技术进步和技术传播有所加快,但仍然很慢。我们知道,公元100 年左右中国汉代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但造纸技术是在公元751 年的唐朝才传到伊斯兰世界的,又过了二三百年才传到欧洲。这种传播还是偶然发生的,因为当时唐朝和大食军队发生了战争,一部分唐朝士兵被俘虏了,俘虏中一些人会造纸,于是造纸技术才传到那里。造纸技术从中国传播到伊斯兰世界,花了650 多年的时间。但在今天,技术进步的速度非常快,技术传播的速度更快。现在技术进步的速度甚至赶不上技术传播的速度,一种新技术一旦发明出来,全世界马上就开始应用,给人类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无论是技术进步的速度,还是技术传播的速度,其实都是一个市场全球化的过程。
市场的逻辑与强盗的逻辑
那么,为什么市场有这样的一个力量?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回到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从古到今,每个人都是追求幸福的。尽管不同的人对幸福的理解不一样,有人认为幸福是“我有钱”,有人认为幸福是“我有名”,有人认为幸福是“我有权”,还有人认为幸福是“我自得其乐”,但不论哪种说法,大家都在追求幸福。
人们所有追求幸福的方式,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种方式,就是怎么通过使别人不幸福,让自己变得幸福,比如偷盗、抢劫、打仗,把别人的财富拿到自己手里,然后自己变得幸福,这是强盗的逻辑;第二种方式,就是怎么通过使别人幸福,自己也变得幸福,这叫市场的逻辑。
从古到今,人类的历史就是这两种逻辑作用的结果。罗马帝国的征服是强盗的逻辑,丝绸之路是市场的逻辑,欧盟的形成则同样基于市场的逻辑。人类的进步可以说是用市场的逻辑逐步替代强盗的逻辑的过程,因为,强盗的逻辑只是在分配财富,甚至在毁灭财富,只有市场的逻辑才能够真正创造财富。在过去200 多年中,人类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就是因为用市场的逻辑替代了强盗的逻辑。虽然现在国家之间仍然有很多强盗的逻辑,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类只有按照市场的逻辑交换,才能共赢,才能不断改善我们全人类的生活。
近代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日本和德国。日本和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企图用强盗的逻辑来改善自己国家的利益,但最终失败,几乎毁灭。“二战”之后,这两个国家之所以能够重新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是因为他们转向了市场的逻辑,也就是说生产出世界人民喜欢的产品,提供世界人民喜欢的服务,所以他们变成了经济强国。
市场的逻辑的基础:自由和私人产权
学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任何一个企业,要在市场上能够获得收入,首先必须生产消费者愿意购买的产品。只有你让消费者感到幸福,你才能够获得幸福。如果你想持续地当一个老板,你的员工不幸福,你就不可能幸福。同样,老板不幸福,员工也不可能幸福。所以,市场经济是让每个人追求幸福的冲动,变成创造财富、为他人创造价值的体制。在市场当中,好坏不是由自己说的,而是由别人说的。市场经济中企业之间的竞争,可以理解为为消费者创造幸福的竞争,谁能够为消费者创造更多幸福,谁就能够扩大市场,最后赢得利润。
为什么市场要遵循这样的逻辑呢?这需要回到更基本的问题:自由和产权。在市场当中,没有人能够强制他人买什么,只有这个人愿意,他才会出这个价格,而他愿意支付的价格不会多于他所得到的产品或服务的价值。所以,自由是第一位的,没有自由,市场不可能运行。甚至可以说,自由和市场是同一硬币的两面。而自由的保障,就是对产权制度的尊重。这个产权制度包括物质的,也包括人权、知识产权。如果每个人的权利、每个人的自由得到充分尊重,那么任何人都只有通过使别人变得更幸福,才能使自己获得幸福。
这个结论,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世界上只有一类组织,可以合法地不需要使别人幸福,自己就可以幸福,这就是政府。政府获取收益的办法是税收,税收是强制性的,不是自愿的。因为政府有一个强制的征税权力。所以,尽管我们理论上讲政府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是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政府收的税一定不高于它为人民服务提供的公共产品的价值。现实中,政府收的税经常超出它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比如,政府收了100 元的税,提供的服务可能只值80 元。对竞争市场上的企业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事,任何一个企业只能通过价格交换来获得收益。
我们还可以这样考虑问题。某一个企业,如生产矿泉水的企业,得到政府的特许向全国人民征税。政府授予这个企业这样的权利,前提是要这个企业保证为社会供应矿泉水。但我们可以预见,这个矿泉水企业每年向我们征税,但给我们提供的矿泉水却越来越少,质量越来越糟,最后我们可能没水喝。企业和政府这两种组织完全不一样,一个是要创造价值,另一个不一定创造价值。如果政府有无限征税的权力,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约束政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民主政治,预算约束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所以,在西方民主制度建立的过程中,如何约束政府征税的权力,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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