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考希克·巴苏用“焦点”方法诠释法律和政策效力、国际和文化冲突、就业和统计歧视、国际政治秩序、非洲童工等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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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信念共同体
定价：68.00元
作者：考希克巴苏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20-05
页码：284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ISBN：9787521716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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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法律和政策如何发挥效力的新叙事、新理念、新框架。
2.作者曾任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兼副行长、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又是著名经济学家，既有学术背景，又有实战经验。
3.该书发现了传统法和经济学方法的重大缺陷，并据此开创了法和经济学研究的新方法——焦点方法。该方法对研究当下小到社区邻里关系，大到全球经济秩序和政治，都有重要的意义。
4.跨学科研究的前沿作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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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著名经济学家考希克·巴苏的新作。他曾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见证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他曾作为印度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参与了印度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这两段经历让他发现了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许多意图良好的法律制定后，往往没有多少人遵守，沦为一纸空文。更耐人寻味的是，同样是“纸上的墨迹”，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法律如此有效？这促使他从理论上思考“法律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为什么会影响人们的行为，以及为什么又常常失效？”
在此背景下，巴苏教授考察了已经渗透到现实政策世界的新古典法和经济学，剖析了其方法论中的根本缺陷——对执法者和执法对象做出了不一致的假设。基于此，他运用现代博弈论，将执法者和执法对象纳入统一的假设框架，分析了法律如何通过创建“焦点”改变人们的信念，从而影响人类行为，并称之为法和经济学的焦点方法。焦点方法表明，法律要真正发挥效力，就需要构建起一座座执法和守法的信念大厦，一个个执法和守法的信念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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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译丛”序
前言
第1章导论
1.1实践与学科
1.2法和经济学的诞生
1.3机构和执法者
1.4本书安排
第2章法和经济学简史
2.1法律及其执行：一些案例
2.2传统法和经济学简介
2.3博弈论简介
2.4“纸上的墨迹”批判与新古典谬误
第3章法和经济学的焦点方法
3.1信念的显著性
3.2焦点和均衡入门
3.3作为焦点的法律
3.4法律的执行
3.5焦点约束
第4章先行者优势
4.1扩展式博弈中的法律
4.2子博弈精炼均衡：一个技术枝节
4.3作为空谈和烧钱的法律
4.4生活和复活
第5章社会规范与法律
5.1规范、法律和信念
5.2社会规范与多重均衡：守时
5.3作为焦点的歧视
5.4童工和法律
5.5公民、国家工作人员和统治者博弈
第6章法律、政治和腐败
6.1法律、治理和发展
6.2权力与压迫：独裁、麦卡锡主义和猎巫行动
6.3言论自由：有法和无法
6.4腐败之害
第7章理性、法律和正当性
7.1超越理性
7.2旅行者困境与理性的意义
7.3带有行为特征的焦点方法
7.4利益、怨恨和正当性
第8章结语
8.1前方的路
8.2统计信息与道德
8.3挪亚方舟批判
8.4全球宪法的序幕
8.5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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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希克巴苏（KaushikBasu），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和国际研究CarlMarks讲席教授。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出版图书《政策制定的艺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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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新秩序
目前，我们正处于困难时期。大量的难民和人们为了寻求更安全、更经济的避难之地离开家园，其人数之多令我们想起我们读到的关于圣经时代的状况。尽管全球的贫困水平在缓慢下降，但不平等却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乐施会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世界上最富有的8个人拥有的财富总量，约等于世界一半人口（36亿人）拥有的财富总量（Oxfam，2017）。我自己利用瑞士信贷的财富数据库进行的计算表明，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人的财富总量，超过了A（安哥拉）、B（布基纳法索）和C（民主刚果）三个国家的财富总量，这三国的人口总数则为1.22亿。在如此不平等的条件下，各国内部的政治分歧似乎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并不令人惊讶。自二战结束以来，民族主义的复兴和对他者的厌恶从未像今天这样明显。有理由认为，随着世界变得日益全球化，人们相互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多，冲突也在增加，并达到了让我们为这个社会是否还能延续感到焦虑的程度。
不平等带来的挑战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并导致各种类型的政治动荡。多年来，穷人和边缘化群体被告知，他们的处境是一种自然的困境，是上帝的意志，是大自然设计的一部分，或者仅仅是对他们过去犯下罪行的应有惩罚，包括前世的罪行（尽管没人知道这究竟是指什么）。此外，一些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则添油加醋地声称，我们在世界上看到的不平等，是人们在工作和闲暇之间自由选择的结果。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一事实，大多数的人类不平等在人们出生时就已形成。由于婴儿不会在努力工作和闲暇之间做出选择，因此这些不平等也不可能与选择有什么关系。那些灌输给人们的神话要使大家确信，贫穷只是来源于他们自身的所作所为。
随着法律变得越来越复杂，一种新的剥夺形式开始出现，那就是法律服务的获得。如果你请不起律师，就有可能永远不能主张某些权利，而那些法律赋予你的权利只是一些纸上的墨迹。在一篇关于法律剥夺感的文章中，拉科夫写道：“在过去几十年里，普通的美国公民越来越无法有效地利用法院。”接着他列举了其中的含义：“在相似的案件中，没有律师代表的个人的败诉比例，要远远高于有律师代表的个人。例如，在抵押贷款止赎案件中，如果你没有律师代表，则失去房屋的可能性是有律师代表的两倍。”这些额外的剥夺常伴随着极端的不平等，意味着过度的不平等不仅本身是件坏事，而且是对民主的打击，因为它剥夺了穷人的一些基本权利。
不平等时代与信息时代的结合正在孕育着一场危机。这一现象背后有很多原因，正如我曾在其他地方指出的（Basu，2016b），两种技术的共同进步，即传统的“劳动节省型”技术和现代的“劳动联结型”技术使人们可以为遥远的公司和客户服务，是导致以下现象的主要因素，即在几乎所有的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中，劳动工资占GDP的份额在不断下降。随着人类的进化和大脑容量的增加，有可能一小部分人的智商会稳步上升，而不同人之间智商的基尼系数也随之上升，当然这纯粹是一个推测。这样就会导致普通人和专家之间的日益隔阂，普通人则会怀疑，那些专家给出的所谓最佳建议，往往只是对专家自己最好的。
这并非没有先例，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和发明家威廉·佩第爵士在土地测量方面曾做出过一些开创性工作。1654年，他受托调查爱尔兰的大量军队土地，在创下纪录的较短时间内，佩第用一些真正创新的方法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工作。但与此同时，他也被发现拥有他调查的大片土地。“佩第问题”成为我们当前一些政治不稳定现象的根源，这的确是一个两难困境，使得许多国家的大多数人都越来越怀疑专家。因此，真正的民主进程导致了拒绝专业知识和人才的结果，并以不适当的选择告终。
解决上述困境的唯一方法是直面不平等问题。我们应该设计出明智的政策限制贫富之间的差距。如果对佩第自身可以得到多少土地设置一个上限，则他可以更好地为爱尔兰服务。在这里，我并不想立即跳跃至提出实际的立法干预措施，因为我很清楚地意识到，必须非常谨慎地设计这些措施，以免在试图限制不平等的同时损害个人和企业的激励。
虽然我们迫切需要解决不平等的挑战，但这并不容易，其原因在于，对于我们能想到的每一种法律干预措施，人们都会试图绕过它，由此导致相应的市场反应。例如，有些群体可以聚在一起，从而降低单个人的财富以避免纳税，但这些人却拥有不成比例的公共财产——公园、医院、学校——供他们自己使用。在国际层面，这意味着即使个别国家在内部享有更多的平等，但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也能达到惊人的程度。“全球不平等”这一挑战需要国际层面的政策干预，从而涉及了前面章节提出的议题。
一本关于社会科学基础的书，似乎并不适合探讨政策干预的话题，我也不打算在这里展开任何全面的讨论。然而，本书的主题对如何应对这些实际挑战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我想做一个简短的尝试。需要指出的是，这只是一个提示性的讨论，本着为今后工作拉开序幕的精神，提出了一些猜想性的建议，尚待进一步完善。
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监管执行不力的一个原因是，人们假定法律的力量来自国家。因此，一旦我们超越国家走向世界，关于法律的标准理念就会遭遇困境。正如萨拉特、道格拉斯和梅里尔指出的，“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合同将是无效的，因为没有规范性的声音。所以，如果要使社会契约具有约束力，就必须以它诉诸的国家为前提”。此外，在同一页里他们提到了霍布斯式的法律观：“如果法律只能由国家制定，那么没有国家的情况下还能存在的法律，是难以想象的。我们可以想象在国家缺席的情况下依然存在的审慎原则、理性箴言和正义概念，但是法律作为一种为解决社会纠纷而设计的可执行的行为准则，没有国家是无法想象的。”论述了这一点后，他们继续讨论了相反的意见，而这些相反的观点与本书提出的想法不谋而合。
霍布斯式的观点认为，法律只有在获得国家支持的情况下才具有效力，这种看法值得怀疑。本书认为，国家归根结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空虚的构建，它并非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具有外在的强大权威。国家的权力虽然重要，但也只是信念的产物，这些信念为普通人头脑中所有，包括其他人将如何行为的信念、对信念的信念，等等。当然，在我们如何构想一国的法律和国际社会的法律时，是有区别的。但是，经济学和法学著作中充斥着一种假设：法律不可能在超国家层面上有效，但这一假设是错误的。正如法律的焦点方法表明的，法律能够得到执行，是因为当我违法时，我会预料到其他人将怎样做；而其他人会采取这样的行为，又是因为他们预料到，如果他们不这么做也会面临另外一些人的惩罚。如果我们在国际社会层面也能够建立起恰当的惯例和信念，就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实行法治，正如在一国范围内那
样。这是因为，如同我们在本书中看到的，法律效力来自国家外生赋予的权力和权威的说法，是有缺陷的。
从国家层面走向全球层面，我们将面临巨大的挑战。但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集体的、可自我执行的协议上，这些挑战并非不可克服。这一领域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但大部分尚未被探索。
只要我们的生活被分隔并限制在不同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谈论一国的法律并就此打住，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人们参与的生活博弈基本上也是在一国范围内进行的。当然，自古以来就有贸易和旅行，但我们可以在分析中忽视它们，将其边缘化，然后再随意添加一个脚注以示歉意。随着全球化的稳步推进，我们就不再拥有这种奢求了。正如哈德菲尔德指出的，“廉价的通信和运输为我们提供了全球供应链。但是，要通过全球供应链使生产流程扁平化，所需的不仅仅是技术和集装箱船，它还需要解决如何协调、支持合作与交流等基本问题，以及解决经济生活剧变带来的外部性和冲突。”
由于全球化和数字技术的兴起，工作场所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我们超越了仅凭法则区别信条就能解决问题的阶段。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很多故事，以耐克为例，它创建于1964年，其早期模式是在美国设计和销售产品，在国外生产。最初它在日本生产，随着日本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产量的扩大，耐克的生产工厂先后转移到韩国、印度尼西亚、越南、中国和拉美等地。由于人工智能的兴起，生产环节的一些工作未来有可能回流到高收入国家，因为德国的机器人迟早会抢走孟加拉国工人的饭碗。
在信息技术行业，全球联系表现得更为明显。印度经济增长的提速，可说是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改革和信息技术产业发挥积极作用的结果。印度的印孚瑟斯有限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由7名工程师于1981年创建，初始资本约为250美元，从事一些数据和后台工作，最初为美国公司服务。目前，印孚瑟斯公司在50个国家拥有1000多家客户公司，有近20万名员工遍布32个国家。上述变化给各国带来了希望和机会，但也造成了破坏；大量的就业机会在世界各地流动，随之而来的是政治问题和争议。如果对此管理得当，全球化将有助于我们促成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但它需要全球层面的规则和法律，在过去我们未曾见到过这样的规则和法律，而未来如何做到这点仍是一个疑问。
要了解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各种新问题，必须考虑社会和文化领域。人们聚集到一起，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12如果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比邻而居，就可能导致文化和宗教上的冲突。善意的人们往往提出看似简单的解决方案。他们会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允许每个人都有权秉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但不能阻挠他人的信仰，或将自身的信仰强加于人。例如，这意味着我有权不吃猪肉，而你有权不吃牛肉，我们要做的是不把一群人的饮食规则强加给另一群人。同样，我们应该有权利崇拜一个神、多个神，或者认为没有神（也许这是最理性的选择）。为了能够和平相处，人们必须学会把这些行为视为属于自己私人空间的选择。善意推荐这种方法的人知道，要说服每个人都遵守尊重他人私人行为的原则并非易事。而他们并未充分意识到的是，即使这一原则也可能行不通。上述方法的设想是，只要我按照自己的宗教和文化的要求去做，与此同时让别人按照他们的宗教和文化的要求去做，就不会产生冲突。在刚刚讨论的关于饮食习惯和信仰规则的两个例子中，确实如此。但是在其他例子中，这些规范性原则就会遇到困难。这里有一个人为设计的明显例子。假设有些人群信仰的宗教要求他们左侧行驶，而另一些人群信仰的宗教要求他们右侧行驶。只要这些人生活在不同国家，那么允许人们按自己信仰的宗教去行事是可行的。但是当他们生活在同一个空间或区域时，这个原则就再也行不通了，至少这一原则是无法避免正面相撞的。
全球化的另一类社会和政治问题，源于我们无法共情地理解他人。当一个人只是生活在自己的文化空间中，正如我们中的大多数那样，就很难完全理解他人为何与自己不同。那些生活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农村、贫穷穆斯林地区的人们，在看到西方志愿者带着脊髓灰质炎疫苗来到他们的村庄时，会赶紧寻找藏身之处。本书的大部分读者会对村民的行为感到困惑。但如果我们能做一个换位思考的心理实验，就能更共情地理解他们的举动。
全球化正日益将各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置于同一屋檐下，在我们周边看到的冲突多根源于此。一国之内的法律并不足以应对这一新的挑战。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化解当前的全球冲突。第一种是利用多边机构，例如国际劳工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它们可以在各国之间开展工作，并进行相应的协调。一个很好的例子与劳动法有关。人们早就认识到，各国往往通过降低劳工标准、限制工会权利和削减最低工资等举措来吸引全球资本，从而产生了“竞次”的现象，并有相关的文献研究。为了对此加以限制，国际社会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例如国际劳工组织的国际劳工公约，这基本上是一份全球性的公约，以约束各国的行为。随着外包和跨国生产的兴起，相关的挑战将越来越突出。
为了使全球性公约和多边组织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我们必须在这些国际机构中建立更加民主的投票制度。例如，在布雷顿森林组织中，规则大致是根据各国对该组织的贡献获得相应的投票份额。这就好比在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制度中，人们按照他们缴纳的税额享有相应的投票份额，那么杰夫·贝佐斯、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以及其他一些有钱人很快会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拥有大部分的话语权，而这正是布雷顿森林组织采用的方式。为了使多边组织在世界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方式显然需要改革和重新设计。最重要的是，应该让人们相信这些组织是公平和代表全球意见的。
缓解全球冲突的第二种方式，也是当今世界日益需要的一条途径，就是制定一部全球宪法，一套我们都同意遵守的最低限度的规则。它必须发挥一国宪法那样的作用，为我们所有人都应遵守的基本法律规范提供基础背景。每个国家可以继续制定和实施本国的法律，但在制定和执行自身法律时不能违反全球宪法。建立一个“国际人道主义共同体”的理念，已有悠久的历史（Stone，2011），这听起来可能有些理想化，却是一个我们不能放弃的想法。如果不这样做，人类就会有灭绝的危险。国际冲突正不断加剧、各国之间的负外部性逐渐增强，它们不仅涉及气候变化（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还包括不协调的货币和财政政
策、失业以及随之而来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