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泰史学萃编•史学与民族精神(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 书) 中国历史 史学理论 中国近代 史学史

编辑推荐：

陈其泰先生80高龄，仍在历史研究的园地上辛勤不辍，令后辈钦佩。本书是陈其泰先生《陈其泰史学萃编》的第2本书。以“总论”重点论述关于史学与民族精神的几个理论问题，然后按照传统史学前期、传统史学后期、近代史学，分为上、中、下三编。是帮助史学研究者、史学专业学生了解、探求中国近代史学史发展脉络和取得成就的佳作。

目 录

总论

史学传统与民族精神

历史的规律性与历史的丰富性

超越单纯考证尺度的局限

历史编撰与创新精神

传统·近代·当代

２０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

上编

《左传》在传统史学上的地位

《左传》为古代史学树立的范例

汉初史论的时代色彩和主要成就

司马迁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卓识

司马迁价值观与儒学

对《汉书》十志的总体考察

两汉之际阴阳五行说和谶纬说的演变

今文公羊学说的独具风格和历史命运

中编

苏颂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精神

谈迁与《国榷》

马骕的史学成就

钱大昕：历史考证的精良方法及其影响

钱大昕与元史学

《廿二史劄记》：乾嘉学术创造性思维的出色成果

嘉道时期学术风气的新旧推移

下编

龚自珍、魏源的学术风格

黄遵宪的近代开放意识

梁启超与中国史学的近代化

章太炎对近代史学的贡献与局限

“古史辨派”的兴起及其评价问题

跋语

内容简介:

本书是陈其泰先生《陈其泰史学萃编》的第2本，全书内容安排，前面为“总论”，重点论述关于史学与民族精神的几个理论问题，然后按照传统史学前期、传统史学后期、近代史学，分为上、中、下三编。书中大多数专题，都曾先写成文章在刊物上发表。此次结集出版时，作者又对内容作了补充和修改。

书摘：

司马迁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卓识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通史著作， 尤其是司马迁（前１４５—？） 在把握和叙述历史大势方面的成就， 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入地探讨。《史记》有《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楚汉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等， 这些篇的设立， 体现出司马迁将上古以来的历史划分为具有不同特点之演进阶段的看法， 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深入研究这些表的价值， 并与相关的本纪、列传联系起来分析， 即可以明瞭： 司马迁著史做到对于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和演进趋势有准确的把握， 瞭然于胸， 并且生动翔实地叙述出来。而把各个历史阶段贯通地考察， 便是司马迁所出色地做到的“通古今之变”。白寿彝先生讲过： 《史记》写得最详细和最精彩的是汉朝的历史， 这是司马迁的当代史。 这个看法对我们很有启发。从汉朝上溯， 中国怎样从战国分立攻战而走向秦的统一， 秦又如何由强盛到骤亡， 这一历史阶段是司马迁的近代史。司马迁不愿做纯客观记载的超然的历史学家， 他要“成一家之言”， 写出自己对历史变迁和当前社会的看法， 主张“法后王”， 因此对于撰写这段近代史， 同样倾注了巨大的心血， 从中总结有益的经验教训。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更深入一步考察《史记》对战国时期和秦的历史的记载、评论， 总结司马迁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卓识， 这对于进一步认识《史记》的历史思想和编撰成就， 无疑将有所裨益。

一、《六国年表》所表达的历史大势

“表” 是司马迁创立的五种体裁之一， 紧依于“本纪” 之后，它对于反映历史发展大势有重要的作用。然则， 自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幾始， 学者们对《史记》中“表” 的价值的认识， 却经历了很长过程。刘知幾曾把“表以谱列年爵” 列为《史记》长处之一， 又称“虽燕、越万里， 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 虽昭穆九代， 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叙”。这些话， 肯定表在整理帝王、诸侯世系和谱列各国异世同时的年代， 使之眉目清楚上很有作用。但《史通》在另一处又说， 将表“载诸史传， 未见其宜”， 认为既有本纪、世家、列传所载互相考核， 史实已经清楚， 而再“重列之以表， 成其烦费， 岂非谬乎”？ 这种看法失于片面， 且与前者相矛盾， 后代学者几乎无人赞成。宋以下， 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肯定《史记》十表的价值。郑樵称作表是司马迁之功。吕祖谦认为表的形式， 可以观天下大势和寓经世之意。顾炎武则认为表中所记人物可补“传中有未悉备者”， “年经月纬， 一览了如，作史体裁， 莫大于是”。 这些学者的看法对于后人有所启发， 惜其往往仅是点到而已， 因而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在当代学者中， 白寿彝先生对《史记》十表予以充分重视，他在《史学史教本初稿》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史记》十表是最限度地集中表达古今之变的。其中，如《十二诸侯年表》， 是要表达“ 周室衰微， 诸侯专政”，“王霸更盛衰” 的历史。《六国年表》是表达“ 春秋之后，陪臣秉政， 强国相王， 以至于秦， 卒并诸夏， 灭封地， 擅其号” 的历史。……司马迁写每一个表， 就是要写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 写它在“古今之变” 的长河中变了些什么。把这十个表总起来看， 却又是要写宗周晚年以来悠久的历史时期内所经历的巨大的变化———由封国建侯走到郡县制度， 由地方分权走到中央集权。这跟本纪、世家、列传之写汉初的风云人物由布衣而帝王将相， 同样显示了《史记》通古今之变的如椽的大笔。

这段话， 精到地论述了《史记》十表表达西周以后长时期中历史发展大势的特殊价值， 较前人的见解远为深入。笔者在本节中冀图在以下两点发挥先生的论点： 其一， 《六国年表·序》的精华在于驳斥西汉时期流行的庸俗见解， 高度评价秦在结束战国分立到实现统一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其二， 由此决定了《六国年表》记载大事明显地以秦为主干。

西汉皇朝代秦而立， 拨乱反正， 逐步达到国家的强盛， 就是反复地以秦朝的过失为鉴戒而实现的。汉初人士自陆贾起， 此后有贾谊、贾山、张释之、主父偃、徐乐、严安， 直至东汉的王充、班固等， 都严厉地谴责秦朝不行仁义、滥施刑罚等种种罪过， 论证汉朝继立的历史必然性。概言之， 用秦的暴虐来反衬汉朝扫除烦苛、与民休息的功绩。在这种情况下， 自然会出现过头的看法， 如贾山《至言》中论“秦以熊罴之力， 虎狼之心， 蚕食诸侯， 并吞海内， 而不笃礼义， 故天殃已加矣”， 把用暴力“并吞海内” 与“天殃” 即灾难报应联系在一起， 主要从批判的角度看待统一。《汉书·王莽传·赞》中， 班固把短促的秦朝与短命的“新朝” 并提， 称它们为“紫色鼃声， 余分闰位”， 只是历史上的小插曲， 不具有“正统” 皇朝的资格。王充论历史， 直斥为“亡秦” 或“秦无道之国”， 又将它与蚩尤并提： “案前世用刑者， 蚩尤、亡秦甚矣。蚩尤之民， 湎湎纷纷； 亡秦之路， 赤衣比肩。” 真是“墙倒众人推”。按照这类言论， 秦简直成为历史上“恶” 的势力的代名词。

司马迁写通史， 以总结中国历史客观进程自任， 做到“通古今之变”。他把秦放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过程中来考察， 既看到秦负面的作用， 更看到其推动历史前进的正面作用， 提出了迥异别人的卓越看法。

《六国年表·序》提纲挈领， 中心是论述秦的历史作用。首先指出， 秦国的强盛和兼并六国代表了战国时期历史发展的主导方向。秦自文公攘夷狄、穆公修政， 国势始强， 与齐桓、晋文这些中原霸主相侔列。以后进入战国时期， 各国武力攻伐， 纷争不已。“秦始小国僻远， 诸夏宾之， 比于戎翟， 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 最后兼并天下， “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 盖若天所助焉”。其次， 总结自夏禹、商汤、周文王， 至秦、汉兴起， 都符合崛起于西北而最后获得成功的规律。这段话似乎带有某种神秘色彩，这一层姑且不论， 其中主要价值， 显然在于把秦与夏、商、周、汉这些对中国历史有重大贡献的朝代相并提。这是在前一层评论秦兼并天下“盖若天所助焉” 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高秦的历史地位。进而， 司马迁针对汉代流行的否定秦的历史贡献之偏颇观点， 提出中肯的批评： “秦取天下多暴， 然世异变， 成功大。传曰‘法后王’， 何也？ 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 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 见秦在帝位日浅， 不察其终始， 因举而笑之， 不敢道， 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既谴责秦在统一过程中的暴虐行为， 又明确肯定秦统一中国是符合形势发展的巨大成功， 对于“不察其终始” 即不认识历史发展趋势的俗学浅见予以辛辣的讽刺。有的论者曾将“盖若天所助” 理解为迷信的说法， 其实，这里的“天所助”， 是指历史发展趋势的推动， 相当于今日之谓“必然性”。司马迁另一处论秦的统一符合客观必然性， 见于《魏世家·赞》： “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 国削弱至于亡， 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 其业未成， 魏虽得阿衡之佐， 曷益乎？” 两处讲“天”， 都是指明秦的统一行动符合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司马迁的论断， 以其对历史发展大势的洞察力， 以其对复杂问题作辩证分析的深刻性， 以其勇于辟除俗议坚持正确见解的气魄， 给后代研究者以宝贵的启迪， 堪称千古巨眼卓识！

《六国年表》记载战国时期二百五十五年间大事的方法， 是以秦为主干。秦在表中的位置， 列于六国之上。记载秦国史事独详， 如： 秦灵公三年， 作上下畤。简公六年， 初令吏带剑。七年， 初租禾。献公二年， 城栎阳。孝公二年， 天子致胙。十年，卫公孙鞅为大良造， 伐安邑， 降之。十二年， 初聚小邑为三十一县， 令。为田， 开阡陌。十三年， 初为县， 有秩史。十四年， 初为赋。十九年， 天子致伯。二十年， 诸侯毕贺。会诸侯于泽。朝天子。惠文王二年， 天子贺。行钱。四年， 天子致文武胙。凡显示秦逐渐强大的事件均有明白记载。又， 战国时期的异常天象，如日食、彗星、蝗灾， 也一律记在秦国栏目之内。六国亡后， 又继续记载秦朝十四年间史事， 直至子婴降， 表示记载自秦国兴起至秦朝结束， 首尾完整。

以上所举证据， 都足以证明《六国年表》记载史事的确以秦为主干。实际上， 前代学者评《史记》， 已有人敏锐地道及这一点。清人汪越论《十二诸侯年表》及《六国年表》云， 前表“以周为主”， 后表“以秦为主”。又谓， 《十二诸侯年表》“断其义不骋其词， 非独具年月世谱而已”， 旨在显示“春秋二百四十年之大势”。 推而言之， 则《六国年表》旨在显示秦逐渐强大至最终统一海内之势。方苞进而认为： “ （ 《六国年表》） 篇中皆用秦事为经纬。” 他强调司马迁议论之精彩， 正在于把握到战国之情势已异于古代的特点， 秦适应时势变古之制， 故不仅能取得统一天下之成功非侥幸所致， 而且秦的政制因其符合近世的特点， 故多为汉所沿用。故云“迁之言， 亦圣人所不易”， 年表以秦事为经纬更有充分的道理。 方氏这段议论， 在前代学者中相当突出， 因它已实在地触及《六国年表》表达历史发展大势这一实质性内容。

二、如何评价秦的历史地位

《六国年表》与《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内容密切相关，把它们放在一起讨论， 更有助于认识司马迁洞察历史发展大势的非凡史识。

《史记》在《秦始皇本纪》之前设置《秦本纪》， 这是司马迁的精心安排。然则前人对《秦本纪》的设立却有不同的看法。刘知幾根据“以天子为本纪， 诸侯为世家” 的标准， 批评《周本纪》记文王以前和《秦本纪》设立不当： “案： 姬自后稷至于西伯， 嬴自伯翳至于庄襄， 爵乃诸侯， 而名隶本纪。若以西伯、庄襄以上， 别作周、秦世家， 持殷纣以对武王， 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传授， 昭然有别， 岂不善乎？ 必以西伯以前， 其事简约，别加一目， 不足成篇。则伯翳之至庄襄， 其书先成一卷， 而不共世家等列， 辄与本纪同编， 此尤可怪也。” 《史记索隐》也有类似的指摘： “秦虽嬴政之祖， 本西戎附庸之君， 岂以诸侯之邦，而与五帝三王同称‘本纪’， 斯必不可。可降为《秦世家》。”蒋湘南也批评太史公以秦之先世僻在西戎者， 亦称本纪而不称世家为“自乱其例”。 刘知幾、司马贞等拘于“本纪” 只能用于天子、表示至尊这一“史例”， 要求削足适履， 让内容去迁就形式。司马迁创立“本纪”， 固然用以代表帝王为中心， 而更重要的是， 本纪在全书中起到史事总纲的作用， 故称： “王迹所兴，原始察终， 见盛观衰， 论考之行事， 略推三代， 录秦汉， 上记轩辕， 下至于兹， 著十二本纪， 既科条之矣。” 科条者， 即整理记载历史事件之大纲目也。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论《秦本纪》撰述义旨所言： “维秦之先， 伯翳佐禹； 穆公思义， 悼豪之旅； 以人为殉， 诗歌《黄鸟》； 昭襄业帝。作《秦本纪》”， 已经点明昭襄王时， 秦之帝业已成， 这是作《秦本纪》的原因所在， 他们未加细察。故牛运震对刘知幾、司马贞的说法予以驳正： “以《史记》之编次条理考之， 则有不得不纪秦者。……如欲降《秦本纪》为世家， 则史家无世家在前、本纪在后之理， 势必次《始皇本纪》于《周本纪》之后， 而列《秦世家》于十二诸侯之中，将始皇开疆辟土席卷囊括之业， 政不知从何处托基， 其毋乃前后失序而本末不属乎！ ……至《史通》以姬嬴并论， 乃谓后稷以下西伯以上亦应降为世家， 尤事理之必不可通者。周不可降， 何独降秦耶！ 此其持论非不有见， 惜徒为局外闲观而未察乎太史公编次之苦心也。”

让史例服从史实， 或反过来要求史实适应于史例， 二者的分歧实则在于能否透过表象看到历史发展的实质性内容， 能够把握到历史发展的趋向。我们今天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应该较前人有所前进。以下即从三个方面加以申述。

第一， 《秦本纪》起到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历史总纲的作用。

秦自战国初期开始强大， 在春秋时期， 它的国势尚未足与此相比， 为何也具有春秋时期史事总纲的作用呢？ 这是因为春秋、战国具有共同特点， 各国纷争， 周王室仅有名义上的地位， 实际上已降为小国。故《周本纪》提挈历史总纲的作用， 乃只限于西周时期。司马迁在《周本纪》与《秦始皇本纪》之间安排《秦本纪》， 作用即在于提挈自春秋至战国历史的总纲。试以周惠王元年至周襄王三十三年（前６７６—前６１９） 间约六十年史事为例证明之。

此六十年间， 《周本纪》只记了王子颓之乱、王子带与戎狄之乱及晋文公召襄王三件事， 大致只限于记周王室本身史事， 而对诸侯各国大事很少涉及。反观《秦本纪》， 则除记载秦国大事（秦德公初居雍城大郑宫， 秦穆公得贤臣百里奚、蹇叔， 穆公运粟救晋饥荒， 助重耳归晋， 秦军兵败于殽， 秦穆公得由余、霸西戎等） 以外， 还提挈了各国大事， 如： 宣公元年， 卫、燕伐周，出惠王， 立王子颓。三年， 郑伯、虢叔杀子颓而入惠王。成公元年， 齐桓公伐山戎， 次于孤竹。穆公四年， 齐桓公伐楚， 至邵陵。五年， 晋骊姬作乱， 太子出奔。九年， 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可见， 《秦本纪》不仅突出记载秦国自德公至穆公崛起，开地千里， 称霸西戎， 而且兼及此六十年间周王室、晋、齐、郑、楚等国大事， 显然起到这一时期历史事件总纲的作用。

第二，《秦本纪》又一撰著特点， 是以秦逐步奠定统一中国的雄厚基础为主线。这正预示着中国历史由各国并立向实现统一的方向发展的客观趋势。

司马迁重笔浓彩记载秦孝公对奠定帝业的重大贡献， 即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证。他的出生， 司马迁郑重载入史册： “ （献公） 四年正月庚寅， 孝公生。” （ 《六国年表》也破例记载， 同是寓含微言大义的史笔。） 二十四年， “献公卒， 子孝公立， 年已二十一岁矣”。则表明孝公继位富于春秋， 正是大有作为之时。紧接着叙述秦孝公面临的形势： “孝公元年， 河山以东强国六， 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 自郑滨洛以北， 有上郡。楚自汉中， 南有巴、黔中。周室微， 诸侯力政， 争相并。秦僻在雍州， 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 夷翟遇之。” 七国并立， 攻战不已， 而秦僻居西隅， 不能得到平等待遇。孝公乃励精图治， “于是布惠， 振孤寡，招战士， 明功赏”。作为建立帝业的重大步骤， 孝公招募宾客群臣能出奇计强秦者， 予以重赏。于是卫鞅西入秦， 助孝公变法。

由于孝公君臣奋发有为， 使诸侯各国刮目相待， 而变法获得显著的成效， 更使秦的国力迅速增强。至孝公十年， 围魏安邑，降之。十二年， 秦徙都咸阳。秦的疆域向东越过洛水。十九年，天子致伯， 承认秦有霸主地位。二十年， 诸侯毕贺， 秦率师在逢泽会诸侯， 朝天子。仅二十年间， 秦即由“夷翟遇之” 的受歧视处境， 一变而为合法地取得号令诸侯的地位。此后， 孝公二十三年， 虏魏公子卬， 二十四年， 又败晋于雁门， 虏其将魏错。故虽然此年商鞅被诛， 秦已形成的对诸侯各国支配的地位已不可逆转， 惠文君刚继位， “楚、韩、赵、蜀人来朝。二年， 天子贺”，“四年， 天子致文武胙”。

《秦本纪》所载秦历代国君奠定帝业雄厚基础之奋发努力，深刻地揭示出中国为何能实现统一的历史根源， 这是中国历史发展上的大事情。显然， 只有把这一篇设置为记述“王迹所兴， 原始察终” 的本纪之一， 编撰体例才能与内容需要相一致。

第三，从《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结构上的特殊处理，看司马迁对秦之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

这两篇本纪在结构上的特点是紧相衔接， 联合照应。《秦本纪》的末尾， 记载秦攻六国接连取得胜利。昭襄王三十年， 伐楚， 取巫郡， 及江南为黔中郡。三十五年， 初置南阳郡。五十一年， 秦攻西周， 西周君尽献其邑三十六城。庄襄王元年， 灭东周国， 韩献成皋、巩， 秦东界至大梁， 初置三川郡。三年， 攻赵，取三十七城， 北攻上党， 初置太原郡。最后更归结到： “秦王政立二十六年， 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 号为始皇帝。” 而《秦始皇本纪》开头即概述秦始皇登位时秦国已有包举天下之势： “当是之时， 秦地已并巴、蜀、汉中， 越宛有郢， 置南郡矣； 北收上郡以东， 有河东、太原、上党郡， 东至荥阳， 灭二周， 置三川郡。……招致宾客游士， 欲以并天下。” 上下两篇针线缝合， 互相紧密呼应。这种结构在《史记》全书中也很特殊。司马迁如此精心安排， 是为了透过纷纭复杂的历史事实， 揭示出春秋战国以来历史的共同主线： 历史的趋势， 是由各国分立攻战逐步走向统一， 而秦历代国君苦心经营， 成为这一历史使命的担负者， 特别是秦始皇非凡的作为和周围文臣武将的努力， 最终实现天下统一。这正代表了司马迁对秦历史作用的高度评价。所以《魏世家·赞》中又称“天方令秦平海内”， 而《六国年表·序》更将秦与其他四个重要朝代并列。这同汉代人士动辄称“亡秦”， 列之为闰位，排斥在“正统” 以外的观点相比， 见识不知要高出多少！

上述三项， 我们自然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 在《秦始皇本纪》之前设置《秦本纪》， 是司马迁基于认识历史进程复杂性和确切把握历史发展走向而独运匠心之安排， 是根据表达实质性内容需要而对于所创体例的有意突破， 决非“自乱其例”。在十二本纪中， 秦占了两篇， 唯有这样做， 才与秦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相称。分析这些问题， 对于我们认识通史著作中如何体现“通古今之变”， 对于认识《史记》全书是一个体现卓越史识和完善体例的有机统一体， 以及了解历史思想与编撰体例之辩证关系， 都是极有意义的。

三、记载人物活动以反映历史大势

《史记》把记述秦推动中国走向统一作为全书又一重点， 读史者于此切不可轻轻放过。司马迁为众多的有功于秦的帝业和统一的人物立传， 有商鞅、张仪、樗里子、甘茂、魏冉、白起、王翦、范睢、蔡泽、吕不韦、李斯、蒙恬等， 占有汉以前人物列传很大的分量。这些著名的政治、军事人物的活动， 汇集起来， 便构成秦由小国崛起到一统天下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商鞅佐孝公实行变法， 奖励耕战， 废除贵族特权， 移风易俗， 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 张仪富于权智， 成功地实施连横策略， 散六国之纵， 使之西向事秦； 范睢劝说秦昭王内废擅权之太后、穰侯， 外陈远交近攻之策， 蚕食诸侯； 白起率大军一举攻取鄢陵， 再战而并蜀汉， 又接连击败韩、魏、赵之主力， 为秦攻取七十余城； 王翦以不可阻挡之势， 先后破赵、破燕， 又率六十五万之师大败楚军， 平楚地为郡县： 司马迁笔下这些秦国文臣武将的活动， 都构成战国时代空前历史变局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司马迁做到把人物放在特定环境来写， 并进而从哲理高度回答“人物活动与历史时势” 二者之关系问题。《范睢蔡泽列传》篇末赞云： “韩子称‘长袖善舞， 多钱善贾’， 信哉是言也！ 范睢、蔡泽世所谓一切辩士， 然游说诸侯至白首无所遇者， 非计策之拙， 所为说力少也。及二人羁旅入秦， 继踵取卿相， 垂功于天下者， 固强弱之势异也。” 总结范、蔡二人入秦前后的经历， 指出他们所以获得成功， 凭借的主要不是个人的能力， 而是秦所具有的统一中国的实力、条件， 也就是说， 中国需要走向统一的“势” 和秦能够统一的“力”， 为二人建功立业提供了历史舞台。正因为司马迁深刻地把握到战国分立必将走向统一这一历史动向， 他才可能对个人作用与历史时势的关系作出如此发人深思的阐述。此一认识， 也应视为对所有有功于秦统一大业的将相人物之总概括。司马迁也讲到“偶合”， 即历史的机遇： “然士亦有偶合， 贤者多如此二子， 不得尽意， 岂可胜道哉！ 然二子不困厄，恶能激乎？” 机遇， 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交汇。在众多才能之士中， 正好范睢、蔡泽二人先后得秦昭王任用为卿相， 这当中自然有偶然性在起作用。然而二人因先遭困厄而发愤， 故入秦以求立功成名， 这又说明偶然性背后隐藏着必然性。

作者简介：

陈其泰，广东丰顺人，1939年出生。196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兼职教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组成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著作有：《陈其泰史学萃编》（九卷）、《中国史学史·近代卷》、《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历史学新视野——展现民族文化非凡创造力》。主编《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分获北京市第九届、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等奖。发表论文、文章约三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