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行者旅游画记系列 4册 蒋彝 旧金山画记 巴黎画记 日本画记 波士顿画记 才华迷住贡布里希的作家和画家 上海人民出版社

扁脸；鼻子没有什么鼻梁；头发乌黑，夹着几丝白发；双眼微微地斜着，往下而不是朝上；身穿英国五十先令定制的灰色外套；走路不像英国人；兴许是个白痴，因为他两眼不眨地久久盯着一棵小枫树，盯着湖上的三只白鸭，看的时间更长；漫步而行，仿佛大病住院了多年似的。

——蒋彝“自画像”

他是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美国科学院艺术学院院士。

他是饮誉国际的散文家、画家、诗人、书法家，受到西方学界和艺术界的高度评价，贡布里希盛赞他“才华洋溢又迷人”。

他交游广阔，朋友圈里有杨联陞、徐悲鸿、刘海粟、梅兰芳、熊式一、萧乾、叶君健、吴世昌、铃木大拙、华兹生……

他在旅行中喜欢沉默不语，抛开政治、战争等因素描绘异乡的风景人文，一系列隽永的画记却成功打通中西文化成为经典，经久不衰。

今天我们重读他这些出版于上世纪中叶的作品，不仅仅是为了解一个遥远国度的文化历史背景，更在于享受那份行走观察中淡然的快乐，体悟文化与人生的心境，重新认识周遭的世界，感受生命的美好。

蒋彝是一位才华洋溢又迷人的作家及画家。

——贡布里希（艺术史学家）

天地恒在人恒在，会变的是人类表述与感知本质的能力。“儿时的纯真”，华兹华斯视之为人性可贵处的基石，同时也是诗人画家蒋彝澄澈无瑕的洞察。

——赫伯特•里德（英国诗人、艺评家）

他运用他的中国技艺与感性，创造出一种既不属于中国也不属于西方，却是全人类共通的热情与深刻的同理心。

——戈弗雷•霍奇森（新闻人）

一个深沉的、思索的、冷静的观察者。

——叶君健

行者虽然哑，著作全球知。

——李政道

书画诗文雄一世，才人块垒不嫌多。

——杨联陞

如此一件已经封蜡典藏的作品，你只要随兴摆放着，就很美了。

——钱亚东

他的游记真可以说是丰富多彩，毫不单调枯燥。

——吴世昌

蒋彝（1903—1977），字仲雅，又字重哑，江西九江人。

出身书香门第，自幼从父亲习书画，深得东方艺术之精神。

青年时期进入东南大学学习化学，之后投笔从戎，加入北伐。

战后历任三地之县长，因求变革而得罪权势，痛心政治腐败之下，辞官赴英，却不承想一走竟是数十年。

旅居英美期间，以笔名“哑行者”出版了一系列隽永的旅行画记，畅销西方，成为享誉国际的散文家、画家、诗人和书法家，堪称“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

1975年回到阔别数十年的祖国，与妻女团聚。

1977年逝于北京，归葬家乡庐山脚下的马回岭公墓。

译者：梁贝特 （1987— ），祖籍浙江温岭。留英七年，现居杭州。牛津大学古典学专业研究生。目前供职浙江大学，擅长英汉互译。

扁脸；鼻子没有什么鼻梁；头发乌黑，夹着几丝白发；双眼微微地斜着，往下而不是朝上；身穿英国五十先令定制的灰色外套；走路不像英国人；兴许是个白痴，因为他两眼不眨地久久盯着一棵小枫树，盯着湖上的三只白鸭，看的时间更长；漫步而行，仿佛大病住院了多年似的。

——蒋彝“自画像”

他是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美国科学院艺术学院院士。

他是饮誉国际的散文家、画家、诗人、书法家，受到西方学界和艺术界的高度评价，贡布里希盛赞他“才华洋溢又迷人”。

他交游广阔，朋友圈里有杨联陞、徐悲鸿、刘海粟、梅兰芳、熊式一、萧乾、叶君健、吴世昌、铃木大拙、华兹生……

他在旅行中喜欢沉默不语，抛开政治、战争等因素描绘异乡的风景人文，一系列隽永的画记却成功打通中西文化成为经典，经久不衰。

今天我们重读他这些出版于上世纪中叶的作品，不仅仅是为了解一个遥远国度的文化历史背景，更在于享受那份行走观察中淡然的快乐，体悟文化与人生的心境，重新认识周遭的世界，感受生命的美好。   

蒋彝（1903—1977），字仲雅，又字重哑，江西九江人。

出身书香门第，自幼从父亲习书画，深得东方艺术之精神。

青年时期进入东南大学学习化学，之后投笔从戎，加入北伐。

战后历任三地之县长，因求变革而得罪权势，痛心政治腐败之下，辞官赴英，却不承想一走竟是数十年。

旅居英美期间，以笔名“哑行者”出版了一系列隽永的旅行画记，畅销西方，成为享誉国际的散文家、画家、诗人和书法家，堪称“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

1975年回到阔别数十年的祖国，与妻女团聚。

1977年逝于北京，归葬家乡庐山脚下的马回岭公墓。

译者：胡凌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空气动力学专业毕业。现居波士顿。

当过校园DJ、天桥摊贩和音乐记者。1999年赴美学习工作，研究领域包括计算流体力学、日式餐饮、眼科光学、黑人音乐、网络蜘蛛、石油测井和磁共振成像。

2004年创办《掘火》网刊。非乐评类代表作包括回忆录《北京故事》，长篇小说《跟随一位少女穿过城市》。

导言：波士顿对话

波士顿鼻子

波士顿小山

波士顿圣诞

波士顿大雪

波士顿宫殿

波士顿的河

波士顿四季

波士顿眼睛

波士顿耳朵

波士顿石头

波士顿鬼魂

波士顿嘴巴

波士顿中国

波士顿兄弟

波士顿仙人

波士顿石龙

波士顿酷热

波士顿舰队

波士顿精神

导言：波士顿对话

地点：波士顿公园

时间：午饭刚过

人物：一个爱尔兰人，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中国人

爱尔兰人：所以您是从中国来访问波士顿的！为什么呢？您想来看什么？您知道爱尔兰吗？

中国人：我在那儿有朋友，去看过他们几次。我自1933年以来都住在英国。我去过都柏林两次。

爱尔兰人：所以您了解都柏林。您可能知道圣斯蒂芬绿地（St. Stephen’s Green）、梅瑞恩广场（Merrion Square）、欧康纳桥（O’Connell Bridge）、吉尼斯酒厂（Guinness’s），您可能也知道科克（Cork）、戈尔韦（Galway）和基拉尼（Killarney）。科克是我出生的地方。科克是我的出生地。

意大利人：好啦，行了，科克科克真是够了，科克这个科克那个。就你知道科克。真有人想知道科克吗？

爱尔兰人：波士顿的一半人来自爱尔兰，他们都知道科克。波士顿市长来自爱尔兰。他比我们任何人都更能谈论科克。你能看到他为波士顿做了多少事。那你来自何方呢？你的出生地是哪儿？我甚至连它的名字都不会念！

意大利人：这很滑稽吗？我的出生地叫皮斯托亚（Pistoja），离大画家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出生地不远。我七十年前出生，四十多年前来波士顿生活。谁在乎你会不会念出我出生地的名字啊。你像是个瓶塞做的滑稽人儿。

爱尔兰人：你胆子不小，竟敢嘲笑我的出生地。我在波士顿待的时间和你一样长，我了解你们意大利人。

意大利人：你说波士顿居民有一半都是爱尔兰人。你知道另一半都是意大利人吗？

中国人：波士顿不是有个中国城吗？

爱尔兰人：对，有一个，但很小。我不时会在那儿吃顿饭。中餐不错。

意大利人：波士顿有很多不错的意大利餐馆。我喜欢意大利餐。

爱尔兰人：您看他又来了。

意大利人：谁想吃爱尔兰炖菜？除了土豆还是土豆。倒胃口的东西。

爱尔兰人：怎么也比日复一日吃面条和茄汁强。

中国人：我听说波士顿是豆子和鳕鱼之城。波士顿蛤蜊浓汤也很。是这样吗？为什么？

爱尔兰人：我说不清，但波士顿蛤蜊浓汤不错。

中国人：您和您的朋友都在波士顿住了四十多年。你们管自己叫作波士顿人吗？

爱尔兰人：哦，不，正好相反，我们不想被叫作波士顿人。我们只是住在波士顿，而且波士顿人也不把我们当波士顿人。

中国人：那什么人是波士顿人？

爱尔兰人：您在波士顿见不着他们，他们不住波士顿了。

中国人：那我能在哪儿见着他们？他们都长什么样儿？

爱尔兰人：他们如今住在波士顿城外。他们进城后喜欢藏在屋子内，一群性情古怪的家伙。您为什么想见他们？

中国人：他们是怎么个怪法？他们和我们长得不一样？

意大利人：他们说话怪。他们走路怪。他们不喜欢笑。即便笑起来也很怪，就像个中国佬。

爱尔兰人：哦，不，我替我朋友向您道歉。

中国人：何必道歉？我想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我很高兴波士顿人像中国佬。我想我应该能看见他们。或者我其实没必要去看他们，看看自己就行。

爱尔兰人：您为什么想见波士顿人？您是外交官吗？

中国人：不是。

爱尔兰人：您是记者，对政治感兴趣？

中国人：不，我也不是记者。我想我怎么也没法对政治发生兴趣。

爱尔兰人：为什么不？您的意思是？每个人都对政治感兴趣，而且也应该感兴趣。

中国人：我不一样，因为我有我的困难。我的意思是，一个人必须在一个地方待久了才能了解到这个地方的政治。比如说，我在都柏林待了一阵。我花了一段时间才了解欧康纳是谁……嗯，我只是个旅行者，每到一处只是为了了解我能看到的一切。

爱尔兰人：哦，好，只是个旅行者。咱们都是旅行者。您来自中国，他来自意大利，我来自爱尔兰。咱们都有好长时间没回家了。咱们都是朋友，远离故土的朋友。这世界属于所有旅行者。波士顿会和我们一样欢迎您的。您打算在波士顿待多久？

中国人：几个月吧，我希望。

刚到波城

鹦鹉曲

咱家原在庐山住，

是个惯行旅哑父。

乘长风、破浪到西方，

看尽人间风雨。

二十年、浪迹英津，

又向花旗飘去。

没来由、暂息波城，

慢慢寻仰基出处。

扁脸；鼻子没有什么鼻梁；头发乌黑，夹着几丝白发；双眼微微地斜着，往下而不是朝上；身穿英国五十先令定制的灰色外套；走路不像英国人；兴许是个白痴，因为他两眼不眨地久久盯着一棵小枫树，盯着湖上的三只白鸭，看的时间更长；漫步而行，仿佛大病住院了多年似的。

——蒋彝“自画像”

他是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美国科学院艺术学院院士。

他是饮誉国际的散文家、画家、诗人、书法家，受到西方学界和艺术界的高度评价，贡布里希盛赞他“才华洋溢又迷人”。

他交游广阔，朋友圈里有杨联陞、徐悲鸿、刘海粟、梅兰芳、熊式一、萧乾、叶君健、吴世昌、铃木大拙、华兹生……

他在旅行中喜欢沉默不语，抛开政治、战争等因素描绘异乡的风景人文，一系列隽永的画记却成功打通中西文化成为经典，经久不衰。

今天我们重读他这些出版于上世纪中叶的作品，不仅仅是为了解一个遥远国度的文化历史背景，更在于享受那份行走观察中淡然的快乐，体悟文化与人生的心境，重新认识周遭的世界，感受生命的美好。

20世纪50年代，蒋彝再次来到倾慕已久的梦中巴黎。

法语学得泪水涟涟，正好来一场名副其实的“哑行者”之旅。

巴尔扎克故居的幽冷小巷中邂逅无与伦比的月光，热烈喧闹的集市上发现曾有美妙歌喉的卖蒜老者。

和画家朋友一起走访巴黎引以为傲的手工匠人，或不妨独自 探寻现代艺术与哲学的摇篮——咖啡馆。

当然，不能错过口味奇特的蜗牛大餐和“生气”的洋葱汤。

旅途中的一切相遇都是美妙的，“神秘莫测”的东方哲学可以化解巴黎人和伦敦人爱猫的争斗，春日满城的垂柳和杏花，那是故乡曾经熟悉的风景……

蒋彝用他传统中国式的诗文书画，发现这座城市角落里的美。

蒋彝（1903—1977），字仲雅，又字重哑，江西九江人。

出身书香门第，自幼从父亲习书画，深得东方艺术之精神。

青年时期进入东南大学学习化学，之后投笔从戎，加入北伐。

战后历任三地之县长，因求变革而得罪权势，痛心政治腐败之下，辞官赴英，却不承想一走竟是数十年。

旅居英美期间，以笔名“哑行者”出版了一系列隽永的旅行画记，畅销西方，成为享誉国际的散文家、画家、诗人和书法家，堪称“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

1975年回到阔别数十年的祖国，与妻女团聚。

1977年逝于北京，归葬家乡庐山脚下的马回岭公墓。

王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等翻译硕士，现任台州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序言（威廉·海赫爵士）

第一章 三顾巴黎

第二章 法语有泪

第三章 莫非偶遇诗人警察？

第四章 以何为乐

第五章 冬季之仲夏夜

第六章 艺术家的圣地

第七章 向亨吉特先生致敬

第八章 揭开蒙马特的面纱

第九章 东部大地上的一处峭壁

第十章 皮嘉尔，不止如此

第十一章 一对月痴

第十二章 男人的陷阱？

第十三章 与我无关

第十四章 一双强有力的手

第十五章 更为强劲有力的手

第十六章 生气的洋葱汤

第十七章 其他的野生动物

第十八章 亦是新桥，亦是老桥

第十九章 无翼之鹭

第二十章 树枝和花瓣

第二十一章 艺术的新媒介

第二十二章 彩绘玻璃的色散

第二十三章 “顽强的生命力”

第二十四章 羽毛和软毛

第二十五章 手与脑

第二十六章 生死之间

第二十七章 旅馆客满

第二十八章 巴黎地下墓穴

第二十九章 暮光信步

第三十章 一个异国他乡的鬼魂

第二章 法语有泪

回想在巴黎的时光，自开始学习法语后，我在课上就不觉带上了一丝糟糕的情绪。中国人素以耐心平和、忍辱负重著称，我生性却并非如此。资质愚钝，兼之起步甚晚，使得我学习一门新语言时困难重重。这时，糟糕的情绪便占了上风，无论有理或无理。现在的我已不再有泪轻弹，然而，那时的法语课上，年富气盛的我可没少落泪。作为一个后进生，我感到焦躁不已，但这“不速之泪”也令我备感安慰—虽然已届中年，我还不至于心肠冷硬。

按理，旅居英伦长达十八年的漫漫岁月里，我早该学一些法语了。但英语就足以令我头疼，何谈再学法语？如今我痛下决心去学法语，好尽情享受游历巴黎之乐。

我决计十二月到达巴黎开始学习，而不是第二年春天才去。这样，所学可以赶在旅游时节派上用场。而且，我也乐意先领略一番巴黎最原汁原味的寒冬风情。

前去接我的中国朋友向我打包票，说他可以帮我找一名法语老师，然而我苦等两周，仍是找寻未果。我不愿耽搁学习时间，果断报名进了一所语言学校。

记得第一堂课，我怀着肃穆的心情，全神贯注地在教室端坐，同堂听课的还有其他十七位学生。整堂课学生们都鸦雀无声。我们来到巴黎的时间不一，但都是初学法语，大多数人要么计划进入索邦大学求学，要么打算在巴黎长久定居。整个班级无疑是个“大熔炉”，学生中有一个印度人、两个伊拉克人、三个土耳其人、一个西班牙人、一个丹麦人、一个匈牙利人、三个英国人、五个美国人，还有我这个中国人。代表法国的则是我们的老师。后来，又陆续加入一个十五岁的意大利男孩、两个巴西人、一个波斯人、一对来自非洲的夫妇和几个美国人。开学一个月里人数剧增，多达三十人。

我们的法语老师是一位风情万种的巴黎女士，她的前额现出三两道细纹，透露出教龄不浅。当她露出迷人的微笑，细纹便销声匿迹；若我们课上迟迟不做回应，她便眉头轻蹙，细纹又显现无遗。她时常穿一身素净的套装，偶尔穿红色，但更经常是黑色，外披一件厚厚的短款毛皮大衣。毕竟，巴黎的一月还是极冷的。师生互相问候完毕，她便脱下大衣和帽子，款款走到暖气片旁。她接下来的一番话令我们忍俊不禁。她且说且演，即便我们听不懂法语，从她的动作中，也能明白她想表达的意思—暖气片早已坏掉，不能供暖，但靠近它总感觉温暖一点。“巴黎的学校都装有暖气片，”她用英语解释道，“但多数已经坏掉了。”她举止友善，又会说英语，大大减轻了我心头的压力。

但这种美景如昙花一现。自那之后，整堂课我再没听到半句英语，除了法语还是法语！我们边听讲边抄写黑板上的单词，但压根儿来不及从词典中查出意思。老师滔滔不绝地讲，法语单词从她嘴里涌出，如同沸腾的开水中不断鼓起的泡泡，而这些词在我们耳中转瞬即逝，也如同泡泡破裂一般迅速。真正大难临头的时刻，还数某人被出其不意地叫起来，用法语作答。“倒霉蛋”听到被叫，站起身来，对着黑板和老师两眼发直，一脸茫然—甚至连提问都没听懂。于是他试着用自己的母语，小心翼翼地请求老师重复一遍问题，老师急得一跺脚，迸出一串连珠炮似的法语—这应该是严厉警告我们不得使用母语。熬到下课铃响，我如释重负，这种欢欣之感，不亚于三十五年前听到学堂的下课铃声。

对这规矩，一些稍晚入学的学生自然不明就里。一次，一位面颊红润的巴西女士答不上问题，突然爆出一连串葡萄牙语，听上去像怪异的小号调子。自然，老师用法语坚决地回应：不许说母语。就在此时，一位美国女士仍浑然不觉，慵懒地用美式英语询问毛皮靴子的法语是什么，边说边取下自己的靴子，高高举起。学生们顿时沉默，只有老师用法语发话了—在我们这个多语种的协奏曲中，她的法语是唯一的独奏乐器。接着，老师用英语说了番不无道理的话：“我可不是在教小孩子，你们应该勤奋，自助者天助。你们跟着我学法语，必须只讲法语。”那一刻，她与平素的气质完全不同。那个早晨，她一贯的和善也消失不见。无论如何，我还是敬佩她的严肃敬业，还有那份一心想教好我们的责任感。

我想，她对教学是有一套的。她首先会在黑板上写下一些简单的单词，边写边用法语解释；然后，会在墙上挂起图片，并指着图片上的实物，说出其对应的法语名称；接着，用一些单词造些简单易懂的句子；最后将这些句子串成一个故事。之前，我迫不及待地想听到下课铃。这时，老师的讲课方式却让我宛如身在幼儿园，甚至有点儿期望着被抱进小床哄午睡。

数次课后，一些同学开始被叫上讲台回答问题。起初只是考查单词，即便如此，我还是胆战心惊—见鬼的是，学习了数日，我仍不解其意。动词和形容词变化多端，高深莫测。冠词le和la则如同伦敦人行道上的玩具猴般令人难以掌控。见有人在讲台前犹豫不决，无法作答，老师脚一跺，连声感叹：“唉……唉……”然后开始说一通。但我们没人能领悟到老师的“旨意”——“倒霉蛋”不知该下去就座，还是该继续站在那里，直到老师从背后轻推一下，示意其归座。我两次被叫到讲台上，每次都恨不得自己出生在中国的南方——南方人一般不像我生得这般人高马大，引人注目！

一次，有两个学生先后被叫到台上，模仿商店的橱窗模特。第一个是那位匈牙利同学。在以前的课堂点名中，我们得知她嫁给一位英国男士，目前和先生在巴黎经营生意。她向来长于打扮，全身衣饰鲜有重样。那天早上，只见她帽子上装饰着一根橘色的羽毛，脖颈上系着同色的丝绸围巾，与她那硕大的金耳环、金项链和金表交相辉映，相得益彰，衬得深紫色的外衣煞是好看。她站在讲台上，神色温和亲切，不时莞尔一笑，但当老师开始逐一指着她身上的各种物件时，我们大惊失色。“帽子、围巾、衬衫、大衣”等，逐一被问到。很快，这些单词在我脑子里成了一团糨糊。万分后悔啊！在沿着香榭丽舍大街北侧逛街，对着橱窗里的商品凝视时，为什么没记下这些名称！不久，我们就在这位匈牙利女士身上贴上名称：头、头发、脸、口、手等。我们注视着同学，好像突然变成了学艺术的学生，或者一群在某家医院实习的医学院学生正端坐在一个病人前。这“病人”实际上也由其中一位学生扮演，而其他的扮作医生或护士，讨论着“胳膊如何”“腿如何”，“病人”在他们眼里似乎是一具没有生命的尸体。

还没来得及理清思路，我的名字即被点中。老师其实早已注意到班上的美国男生装束五花八门，其他男生尤其是土耳其男生同样衣着不落俗套，但我因为要赴午宴，恰好穿了一身普通西装。我倒抽口气—真该拒绝午餐的宴请。我极不情愿地走上讲台，尽可能表现出和蔼可亲之态，心里很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从未料到会成为橱窗装扮师手中的道具。感谢上苍让我生为中国人！在一期老的漫画杂志《笨拙》（Punch）中，我曾见过一幅漫画，里面画有九张完全相同的面孔，配有九种不同标题说明：（1）愤怒，（2）喜悦，（3）厌恶，（4）畏惧，（5）狂喜，（6）憎恨，（7）怀疑，（8）仇恨，（9）何星喜（译音）本人。这些表情属于我的一个同胞，他眼睛稍稍上挑，斜挂在高高的颧骨上。当我站上讲台，几乎就成了他，尽管我的眼睛有些微微向下倾斜，且颧骨并不突出地高耸。见我面无痛苦之色，全班猜我是在微笑。等回到座位，全班人心情大好，仿佛我做了次称职的喜剧演员。这样的经历让我意识到，做一个艺术家的模特或时装模特并非易事，因为鲜有中国人从事这行！

老师总是在黑板上密密麻麻地写满单词、句子及简单的法语故事供我们抄写，而我们的耳朵想听明白讲课内容真是很费劲。我以为众人皆比我掌握得多，然而问了问坐在周围的人，发现他们也都一无所知。

我的英语知识倒是有助我抄得飞快，但蹩脚的英语口音却令我处处受阻。因为对拉丁语的语法一无所知，我的英语语法知识让我对法语动词频繁的变换规则干瞪眼，规则的，尤其是不规则的。更别提形容词和名词性的一致了。我完全一头雾水！

两三周后，班上的成员就成了朋友，至少能交流几句。每次见面，总会亲切地来一声“早安，先生！”或“早安，女士！”，并奉上一个大大的微笑，仿佛是见到熟知多年的老友。接着，就没别的话了。课堂上我们几乎没空聊天。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学这门新语言时，各自的母语可让我们在发音时吃够了苦头。我虽讲英语多年，可汉语腔调还是很容易被人识别。一个印度人，虽然可能在英语环境中长大，受的也是全英语教育，还是会带有明显的印度腔。我们班上的那位印度来的女士在发某些音时总是苦难重重，无论老师怎么纠正还是容易出错。她倒是非常勇敢，在老师的一次次跺脚中还是能泰然自若地练发音。我们中最年轻的一位，一位波斯女士，甚至不能开口发出一个音节，但她使尽了各种办法，显示了无比的勇气。

受方言影响，有些来自南部省份的中国人在发R音时颇费气力。通常，他们发出来的R便成了L。这常常成为英语国家人士眼中的笑柄。因而，“fried rice”（炒饭）在他们口中就变成了“flied lice”。我倒是没有这样的困难，但因生于中国中部，我特别的鼻子让我总是分不出N和L。我曾一度认为，我的鼻子虽没有别的优点，倒是有助我发法语中频繁出现的鼻音。但事实却恰恰不遂人愿，字母N和L在法语词组中频频露脸。比方说，“Ne sortez pas avant que la pluie n’ait cesse”（雨停前别出去），我却一直不能将里面的N和L发正确，这可让我在和别人谈话时吃了大亏。

对我们所有人而言，最难的还数听写。要正确写下老师所说的单词，得完整地记住单词的音、形及义。听写能暴露我们对法语动词掌握的弱项。Il préfère（他喜欢）和ils préferent（他们喜欢）的发音完全一样，我们这些初学者不能判断到底该选哪个。“连音”对我更像个难解的谜。单词enfant（孩子）和它在les enfants中的发音竟不一样，我们搜肠刮肚、绞尽脑汁也没想出这个单词。每次听写总会让我们深陷迷惑的泥潭，苦得我们的眼睑总是泪光闪闪；但我们还是硬着头皮，英勇战斗。

听力过后是翻译。对此，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不得不借助英语。一次，一位非洲来的先生被叫起来翻译一个词组—Il a dix ans（他十岁），他站起身，脱口而出：“He has ten eggs.”（他有十个鸡蛋。）当即引得哄堂大笑。一些人猜，单词egg（鸡蛋）在他的母语中的发音听起来应该和法语中的an（岁）很像。

我们也不全是处于这种紧张的状态。实际上，我们的课堂很少沉闷乏味，亦不乏活泼的一面。一位美国女士受邀和一个法国家庭共进晚餐时，想知道次日的一顿法国饭菜中会有些什么。她很随意地问了一下，但老师素来严谨的态度硬是将一个简单的回答变成了一个讲座。她说，英国和美国的主妇在烹饪前总要细读食谱，并用汤勺或容器之类的工具测好食物，她严肃地表示反对，说那压根儿不叫做饭。“有两个菜系，”她说，“法国菜和中国菜。”坐在我前面的西班牙女郎转身对我点点头，表示赞同。我有点儿受宠的感觉。我还没来得及对她的礼貌致谢，一位土耳其同学对老师的说法表示了反对。老师示意安静，他马上安静下来。但当老师开始夸耀法国咖啡的做法时，他又表示抗议，说土耳其式咖啡才是世界上的。对此，我无法判断，但我很享受他这种热情的偏执。课堂上常出现这样交流的情景，话题很丰富，如印度茶、匈牙利红烩牛肉、美国尼龙靴、巴西的落花生。老师有时会忘记那条课堂必须讲法语的规矩，直到她意识到自己在辩论中处于沦陷的境地时，便会用力地跺一下脚，说“必须讲法语”。她并不介意我们大笑。

我们总也料不到她下一步会有什么锦囊妙计。“迪瓦尔先生是一个邮递员”这个话题让我们陈述我们未来的职业。有些人闪烁其词：“我是学生。”其他人，包括我自己，说些接近事实的话，这又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并常常引起一阵忙活—在词典中查单词。“莉莉八岁”这个话题使得男生们不得不说出自己的年龄。那个长着浓密的络腮胡须的伊拉克男孩说出自己年仅十九岁时，女老师倒吸了一口气，当我说出“I have forty-eight eggs”（我想说我的年龄是四十八岁）时，她也大吃一惊，随即立刻说道：“你看上去很年轻。”所有人都看着我笑，我马上悟出我是全班年纪最大的。看来在国际版之《法语有泪》（French with Tears）中，本人演技似乎还算差强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