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拥有的熟悉的叙事，被一位大师级的历史学家用精湛的研究予以重释。
克里斯·威克姆堪称中世纪史学家中的领军人物，他数十年来研究意大利城市的功力，在每一页上都显而易见。
——帕特里克·格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威克姆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西欧文明内核（城市公社）的理解
威克姆无比清晰而有力地表明，公社制度在中世纪意大利的兴起，并不像一些人曾经认为的是革命者所为，而是从实用主义出发，对社会和经济变化的适应。
——托马斯·比森（哈佛大学）
©假若“差序格局”是中华文明的端口，那么， “城市公社”就是西欧文明的内核。
不仅如此，因中世纪城市公社—巴黎公社—人民公社这条线索，也意味着不了解公社，就无法完全理解20世纪的中国史。
如果有一本书需要写，那就是本书。
在这里，我们所拥有的熟悉的叙事，被一位大师级的历史学家用精湛的研究予以重释。
威克姆无比清晰而有力地表明，公社制度在中世纪意大利的兴起，并不像一些人曾经认为的是革命者所为，而是从实用主义出发，对社会和经济变化的适应。
——托马斯·比森（哈佛大学）
这本书重新处理了世界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优雅，简明，而且极具分析力和解释力。
威克姆慷慨地承认历史学家先前的研究，但谨慎地避免得出既定的结论，他对米兰、比萨和罗马的比较令人豁然开朗。
——金蒂·纳尔逊（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本书没有出现城市自由、原始民主和初生现代性这类通常与意大利公社崛起相关的神话，取而代之的是对危机的防御性反应、战争、即兴的创造和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威克姆以一位天才社会历史学家的技艺，雄辩地描述了这一过程。
——爱德华·彼得斯（宾夕法尼亚大学）
在许多中世纪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的现代性叙事中，意大利城市公社凭借其自下而上的合作方式、对君主制的脱离、制度上的创新，以及带世俗气质的文化，堪称世界迈向近现代的踏脚石之一。但在作者看来，这种诠释缺乏对细节的充分思考，犯了一项根本性错误，即对历史的目的论式的解读。
作者选择米兰、比萨、罗马作为个案研究，考察了在11世纪和12世纪意大利王国的解体过程中，城市公社这种中世纪欧洲最早的非君主制政体之一是如何产生的。作者试图表明，这些城市的精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创造一种全新的东西，而是在“梦游”中进入了一个新世界。
可以说，本书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中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创新之一的理解。
作者｜克里斯�6�4威克姆（Chris Wickham）
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牛津大学中世纪史荣休教授，曾获沃尔夫森历史奖等。著有《建构中世纪早期》《企鹅欧洲史�6�4罗马帝国的遗产》等。
译者｜X. Li
美国佐治亚大学法学硕士，译有《迷信与暴力》《价格革命》等。
第一章 城市公社 1
第二章 米兰 19
第三章 比萨 63
第四章 罗马 111
第五章 意大利 149
注 释 189
致 谢 229
◎精彩书摘
对于意大利的专业历史学家而言，在关于过去的宏大叙事中，近代国家的起源从来不是中世纪，正如西欧大部分地区的情况（要不然它怎么会在德意志令人扼腕地失败），而毋宁是自治城邦对外部支配的成功抵制，这使得文艺复兴时期市民文化的发展成为可能；其实，外部统治只不过是事情的一部分，因为直到最近，意大利人仍倾向于将诺曼人和安茹人在南意大利进行的真正的国家建设活动视为错失良机乃至南部“落后状态”的根源，认为其损害了那里的城市自治化的根基。
城市，是意大利历史中的“至善原则”，存在于1850年代卡洛·卡塔内奥著名的构想之中，并为意大利复兴／统一运动准备了前奏。当最初产生了城市自治的那个时刻成为历史学界极为有趣和重要的话题时，缔造了自治集体的“联合运动”也就成了研究工作的一个核心焦点，尤其是1900年前后的几十年，就在这个时期，意大利发展起了其合乎科学的历史学。
确实，它超越科学的情感力量意味着，关于中世纪市民集合体性质的辩论，很快变成了20世纪初意大利主要政治和文化战场的隐喻；中世纪史学家在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运动、克罗齐式的唯心主义共同体，以及二战后以基督教民主主义告终的慢热的教权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人们会觉得，这意味着这个课题必定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研究；很不幸，情况并非如此。
令人惊讶的是，意大利城市公社的经验还被非中世纪史学家援引和提及，比如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颇具影响的合著《使民主运转起来》，就将当时意大利市民的团结一心，全部归功于意大利城市公社及其在11世纪“对霍布斯式两难困境的协调解决”所产生的影响；又比如在英国，昆廷·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中，“自由的理想”一章干脆不是以对问题的定性作为开头，而是直接切入早期意大利的执政府。
意大利城市公社这一表达，通常未经太多细思，就被广泛用于指代迈向近现代世界的踏脚石之一，基于其自下而上的合作方式、对君主制的脱离、制度上的创新，或者世俗（由此也更加“现代”的）文化。在我看来，就像所有对历史的目的论式解读，这种诠释犯了根本性的错误。不过，这些描述也并非一无是处。公社的确因制度上的创新而富于特色（但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其制度大概率会失败），的确是基于自下而上的合作（然而从根本上讲，贯穿其中的是等级制和军事贵族阶层的价值观，以及竞争意识）。
……
这是一个新世界。然而这些人在进行我们眼中的戏剧性变革时，并没有———除了极少的情况下———向我们显示一丝证据，表明他们意识到自己正在除旧布新。那么他们认为自己在做什么？
中世纪意大利城市的领导层，从来不仅限于商界（无论是贸易还是手工业），这与北欧通常的情况不同。意大利的大地主多数住在城中，且总是在城市政治生活中扮演核心角色。这也是意大利城市比拉丁欧洲其他地区的城市面积更大、实力更强，社会政治方面更复杂的基本原因，而且这种情况延续了几个世纪。尽管11世纪和12世纪，意大利的经济的确发展得很快，但经济发展本身并非城市公社发展的必要原因。比萨和热那亚这两个主要港口是早熟的公社，克雷莫纳和米兰作为交流中心也是；但威尼斯不是，而且许多不那么商业化的中心城市，比如贝加莫和帕尔玛，发展出执政官政体的速度与那些经济领先者大体相同。
因此，我不会对经济方面的结果多加评论。从本质上说，早期城市公社此时大体上都被认定是（极宽泛意义上的）贵族的：它们通常不是公开冲突的结果（罗马是一大例外），并且它们旨在固化不同类型的地产精英的权力。
在总结中，我想通过使用我在别处，在非常不同的背景下用过的一个形象，即巴勒莫的黑手党，来强调上述这一点。
巴勒莫的黑手党是一个类似的政治结构：意大利政府的制度存在于城市中，并且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运行；但是“众所周知”，黑手党“真正地”非正式地统治着当地，作为一套通常有利可图的恩庇－侍从运作体系，它并不全然是暴力的，也并非总是成功的（有时政府会获胜），但几乎不可能被根除。不过，如果政府各个机构，比如市政府、警察、宪兵、司法系统和财政系统，都消失了，那会发生什么呢？ 那样的话，黑手党就不得不自行运作起来。而且，所有东西都将慢慢变得越来越清晰。那些非正式的、强制性的、剥削性的，但同时也能解决问题的运作，都得公开显露。这个时候，人们需要知道统治者是谁，以及他们的属下有谁；需要知道规则是什么，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指望。还得加上一句：依然必须有人打理下水道系统并向清理工支付报酬，更不要说电力系统了。而这些乏味的事情都是黑手党目前不必操心的。
因此，想要运转顺利，就需要将规则和程序正式化，无论黑手党的首领们是否想这么做。他们将会梦游一般走向一套崭新的政府体系，在了解它的实际运作方式之前也许有很长的一段路；有朝一日，他们会醒过来，并完全接受它，但是它可能已经有效地运作了一段时间，并为他们创造了种种选择。这就是意大利各城市公社及其领袖们的情况，他们中的很多人的祖先也曾“真实地”执掌过先前几代的公共机构，这些机构大多数此时已不复存在。当他们从梦游中醒来，并最终有意识地接受时，新的世界业已在他们周围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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