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德的社会政治思想 : 在启蒙运动与政治浪漫主 义之间 华夏出版社正版启蒙运动政治浪漫主义有机体国家民族主义进步

作者为英语学界重要的赫尔德研究者、译介者

从纷纭复杂的要素中，廓清赫尔德思想的独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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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丰富、太宏大的赫尔德，极易让人迷失，本书是一位很好的向导，带领我们找到方向、抓住线索，走出这座思想迷宫。

名人推荐

赫尔德，十八世纪极具原创性和影响力的一位思想家，在许多领域贡献良多，却被英美的思想史研究者相对忽视。最终，本书彻底、系统地研究了他的社会政治思想。

——美国史学家阿兹（Frederick B. Artz），《美国历史评论》

这本书在方法上有别于施塔德曼《赫尔德论历史意义》，也有别于迈内克《历史主义的兴起》对赫尔德思想的著名处理。前面两位是德国认识论中“理解”传统的继承者，该传统的重要根基就在赫尔德的思想当中。他们同意赫尔德的观点，即理解是一个涉及历史背景下的整体人格的过程，他们也以此种方式对待赫尔德的社会哲学。

相比之下，巴纳德更注意仔细分析赫尔德写下的文字。他比以往的阐释更清晰地重构了赫尔德社会有机概念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假设，也比多数德国学者更清楚地看到了赫尔德与启蒙思想的密切联系。

——美国史学家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现代史杂志》

赫尔德认为，基于共同语言和共同传统的国家，不再需要政治统治者和任何政府机构。这个信念在现代人看来完全不切实际，却把他本人塑造成了族裔民族主义的狂热支持者。他的影响于此至为深远，尤其是在东欧。而巴纳德博士生于捷克，后来流亡英国，再没有人比他更适合进行此项研究了。

——加拿大日耳曼学教授埃希纳（Hans Eichner），《对话：加拿大哲学评论》

德国学术中的赫尔德传统已经断绝。而巴纳德的这本书，似乎是为了从赫尔德那里获取康德所错过的，以及日耳曼式赫尔德研究未曾寻求过的东西。因此，这部新的阐释值得我们给予感谢和认可。同时，也希望这一兼具批判性、彻底性和丰富性的工作，能够重新激发我国学者讨论政治的赫尔德。

——德国法学家沃伊格特（Arfred Voigt），《国家》

内容简介

巴纳德教授以本书给当时的赫尔德阐释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作为捷克裔学者所写的解读著作，本书得以完全抛开主流德语论述的精神抱负以及包袱，按主题编排，条分缕析赫尔德的社会政治思想，同时顾及赫尔德所处的思想背景及其对后世继承者的影响，还原出一幅更真切的赫尔德形象。

赫尔德与启蒙的关系更近，思想的流动性和调和性也更强，因此，斯拉夫政治思想中的赫尔德才是近乎原貌的——这话或许最好地点明了全书的题旨。

目 录

译者前言

前 言

第一章 赫尔德的德意志 

第二章 赫尔德的有机体概念 

1 统一性问题

2 连续性问题

3 统一性与连续性

第三章 有机主义国家 

第四章 从机械主义到有机主义 

第五章 从民族主义到国际主义：人性 

第六章 历史连续性和社会发展 

1 遗传性力量 

2 环境因素 

3 历史驱动力 

第七章 进步与人的完满 

第八章 意义：总结与评价 

第九章 回响：政治的浪漫派 

附识：赫尔德的域外政治影响 

参考文献 

赫尔德主要著作年表 

人名索引

作者简介

巴纳德教授（FriedrickMechner Barnard，1921—2011）生于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移民英国，后担任过多个不同教职，1985年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任上荣休。巴纳德是英语学界极其重要的赫尔德研究者和译介者，2002年因其突出贡献被国际赫尔德学会（International Herder Society）授予研究促进奖。

前 言

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社会政治思想不成固定体系。确切地说，它们散落在赫尔德的全部作品当中，有时藏身的地方还颇出人意料。为了令其呈现出一种组织，俾使批评性讨论成为可能，很有必要将其汇集起来并逐渐抟成整体。赫尔德的思想虽说欠缺表面关联，模棱两可之处和未解的疑难尚都存在，但大体上仍然表现出一种连贯性，值得人们注意。他的兴趣十分广博，从一开始的文学、艺术、美学、宗教和语言学，直到哲学、心理学、历史和政治学，另外，职务上的责任也占去了他较多的时间精力。就此而言，赫尔德取得的成就令人惊讶。

我有意回避把赫尔德的思想写成编年体系，因为在我看来，至关重要的是展示什么是他必定要说的，而不是他在何时说了什么。应该承认，情势变化和当时的精神趋向影响了赫尔德的创作，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赫尔德如何排除这些外界影响而有意独立行进在自己的道路上。作为一个满腔热血的读书人，他懂得从时代风云和书山文海当中找出那些服务于自己目标的东西。赫尔德也很清楚他必须拒绝什么、攻击什么，以及干脆略过什么。他对待亚里士多德、洛克、莱布尼茨、斯宾诺莎、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休谟、卢梭、孟德斯鸠和百科全书派（Enzyklop disten），以及面对与他有思想往来的同时代德意志人时，都是如此。比如他与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歌德等人虽然关系极为亲密，但彼此之间的相互激励多于单方面的影响。又比如在思维范畴之类的命题上，赫尔德和康德的概念即使形式上强烈相似，在认识和应用上也总是存在着内容上的差异。为了进一步廓清赫尔德思想才智的独立意义，在我看来，较为适宜的办法是根据主题，条分缕析其社会政治思想。

另一方面，要评判和欣赏赫尔德的全部成就，仍须在时代的历史框架下进行。本书首章和终章的意图就在于回应这一需要。当然，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但我希望这两章能让读者更清楚地了解到赫尔德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工作，还有他以什么方式影响了其直接继承者。

本书的主体章节致力于处理赫尔德眼中社会政治领域最为重要的议题：多样性当中的统一性问题，以及变迁当中的持续性问题。其实，他思想中所谓“政治的”一词之所指，远超今天的惯常理解。当时有位主流评论家就“政治”这一概念提出的定义，堪称这种宽泛见解的典型。1780 年，普利斯特里（Joseph Priestley）把“政治”界定为“关于处在社会联系中的人类利益和行为的知识”。这项定义可能并不充分，但也算非常接近赫尔德对“政治”概念的看法了。为了更加贴近这个主要涵盖了心理学和社会学要素的宽泛概念，我们还是使用形容词“社会政治的”，来替代失之简约的“政治的”一词。

人们提到赫尔德的名字，一般是在谈到德意志浪漫主义以及欧洲民族主义的诞生时。偶尔，也会有人要把近来种种不同形式和程度的浪漫主义及民族主义迷思归责于他。百余年来，政治思想向为理想浪漫主义和犬儒化现实主义所构成的独特二元论所统治，德国尤甚。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曾指出，为了“把浪漫主义暴虐化和犬儒主义浪漫化”，出现了一种混合两者的趋势。后来的发展无比清楚地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有效性。我觉得，让赫尔德、黑格尔、诺瓦利斯或尼采等人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承担责任，似乎并不恰当。思想家理当文责自负，其功绩不能据身后之事来夸大或贬低。观念的重要性无疑会因其对时代需要的洞察而提高，但也决定于它的时代追求实现这些想法的迫切程度。从这一考虑出发，在最后两章中，我们将试着去欣赏赫尔德社会政治思想的意义和作用。即便考察的是赫尔德对其直接继承人的影响，两者政治见解的差异仍将导向一个结论，即赫尔德很难被认定为政治浪漫主义之父。 

……

文摘

赫尔德如何看待中央权力

（摘自“有机主义国家”一章，标题为自拟）

赫尔德反感把最高政治使命委以中央权力的做法，在某种意义上，是基于他对事物的天赋差异性的深刻信念。他担心，对于不同角度起作用的力量，中央权力只懂得压制其发育，阻止其展开协作。他认为总体中的多样性是彼此相连的，很显然，如果尽可能给予这种多样性更多的活动空间，一项主权性的中央权力必将不可避免地对一些个体和团体带来负面冲击，因此它迟早必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威而采取强制措施。一旦有志于此，它就会意图牺牲差异性来促成统一，摧毁自然自生力量，而这些力量在保持着多样性的健康社会秩序中本会以共同性为鹄的。最后的结果就是整齐划一和虚假统一，因为共同性只能繁茂在差异性的土壤上。

赫尔德坚信，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命令权与个体尊严不可兼容，这也是他拒绝给政治权力以某种组织化的第二个理由。个人或团体行使国家权力，乃以公民情愿服从该权威为前提。不过在赫尔德看来，即便如此也意味着不必要的贬抑。总之，他的法权学说反对设立任何此类机构，因为法律和条例由权威制定，但权威自己却不服从法律。所以，赫尔德担心它会蜕变成专断。

赫尔德的法权观念与中世纪思想走得很近。法以风俗为基础，并通过习惯而神圣化，人们更多地是发现法而不是创造法。法内在于自然社会中由人所传承的生活方式，就如同一个民族所传承的生活方式那样。因此，正确的理解是，立法不需要表现为一种强制措施。立法是民族道德觉悟的表达，并拥有内在的说服力。另一方面，一部法律如果不是从共同体的传统中生长出来的，而仅仅依靠权威的强迫推动来设定秩序，那它不过是一片死寂的阴影罢了（IV，466-469）。

赫尔德反对中央权力的主要观点有待商榷，自不待言。他相信差异性是和谐的社会共同作用的必要条件（conditio sine qua non），他信赖民族法权，这些在经验和逻辑上都可能成问题。差异性可以是事物的自然秩序，它有倾向于统一的本质特征，但同时也有倾向于分离的本质特征。民族法权可以被岁月神圣化，也可在岁月中遭到废弃或变得含混。建基于“健康的民族感悟”之上的法律可以是良法，但也有可能包含缺陷和危险。并不是差异性本身，也不是以习俗为基础的法律，构建了针对社会和政治之恶的可靠屏障，因为在差异性与共同作用之间、在民族法及绝对正义之间，本质上并没有既定关联。

然而，赫尔德的基本意图是显而易见的：他希望通过强调社会政治关系的内在力量，以界定自然和个体自由，同时证明外在强制纯属多余。同康德相似，他已然确信，人只有在服从自己内在的法则时才是自由的。按照这一观点，自决是最高的道德善和政治善，对一个病态的社会来说亦是最好的救济手段。今天的人们可以轻易地说，这种要求所造成的问题比它解决的还要多；但是在当时，它不仅相当全面地改变了政治思维方式，更明显地影响了政治实践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