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获2004年美国历史学会古腾堡电子出版奖。
以云南之矢，射中国之的，中国历史书写的另一种可能。
将中国、中国的边疆与世界联系在一起，把中国边疆史、地方史作为世界史来研究，将中国置于世界之中，而不是世界之外。很多中国历史的问题，答案恰恰在中国之外，或者本身并非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因此，对理解中国和中华文明的形成而言，全球史的视野和方法不但不会否认中华文明的独创性，反而会在比较、联系和互动的场景下还原丰富多样的历史进程。
以朝代为基础来划分和研究中国历史，这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历史的延续性，其弊端也一眼可知。拙作从长时段考察了云南的商贸、军事冲突、行政管辖、人口变迁、身份认同和经济转型，长时段的视野更能体现历史的变迁与承继。
关于白银、贝币和铜政的研究，就是从云南货币制度的变革来揭示云南的经济逐渐融入并且塑造明清时期中国经济的过程。特别是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时期，云南在这近百年间为全国提供了天文数字的铜料，这集中体现了云南在清代中国经济中的地位。
“云南”一词的起源与变迁，与历代中原王朝“统合”这块区域的过程息息相关。了解云南就了解了历史性的中国。本书将云南视为一个边疆进程，许多“演员”在其中扮演自己的角色，由此，我们可以将中国理解为一个不断变化与转型的历程，而不只是一个固定的概念。
作者在全球史的脉络背景中书写地方史，从军事、政治、经济、国际环境等方面追溯了我国云南长达两千年的历史，阐述了云南在全球跨区域网络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第一章从西南丝绸之路切入，讲述了全球脉络中的云南。第二章则讲述了云南自古以来如何是中华的一部分。第三章到第六章则进入政治、经济分析，阐述了云南土司制度的兴衰以及明清时期的经济转型，并探讨了云南完全纳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过程。
杨斌，香港城市大学中文暨历史学系教授、西泠印社社员，对中国史、世界史、科技医疗史以及海洋史均有相当的兴趣。所撰文章见于The China Quarterly、Modern Asian Studies、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Journal of World History、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以及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等国际著名期刊。专著《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获第17届文津图书奖推荐、《新京报》2021年年度图书推荐。
序 言
导 论
“云南”与“西南”
边疆的视野：云南的融合
全球视野下的云南
历史上的云南：中国、东南亚与南亚的交叉路口
西南丝路概述
滇─缅─印道
滇越通道
滇藏通道
元、明、清三代及此后的西南丝路
市马：西南丝路的个案研究
三条丝路：欧亚大陆的交通网络
云南与秦帝国的形成
西汉对云南的“再发现”
诸葛亮之南征
“三国演义”：南诏、唐朝及吐蕃
重新解读中古时代的南诏
大理与两宋：“欲寇不能，欲臣不得”
宋代的市马
蒙古征服大理
明初统一云南
边郡制度
国以富饶：蜀汉的传奇与历史
南诏与大理
元朝三足鼎立的行政体系
除段立沐
土司制度的规范化
土司制度的衰落
李京笔下的“诸夷风俗”
云南的移民：历史回顾
明代云南的移民与人口
土著的“华化”
移民的“土著化”
中间地带：作为历史进程的“云南”
“云南人”的形成
地方认同与中国认同
云南银矿与明代经济
云南的贝币制度：全球视野下的解读
清代的移民与人口
铜政与清代的货币制度
施坚雅“宏观区域”之测试
从蛮夷、臣民到兄弟
当代云南的民族识别
创造“中华民族”：历史的延续性
结语
致谢
注释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导 论
比较而言，当代中国西南地区的地缘与9世纪时大相径庭。9世纪时，南诏这个以云南为基地的强大王国，正对唐朝的西部、西南部、南部边疆造成巨大冲击。那时，位于我国西藏地区的吐蕃王国乃是李唐王朝的对手，同时也是唐朝边疆的主要麻烦制造者，甚至一度侵凌唐朝的首都长安以及南诏王国。南诏有时与唐朝结盟，有时则与吐蕃联手，虽然盟友变换，但南诏的军队确实具备击败唐朝与吐蕃军队的实力。南诏曾三度出兵劫掠唐朝西南的文化与经济中心成都，也曾两度攻陷并掌控位于现今越南北部的安南—唐朝在此地设有都护府。此外，南诏还曾入侵中南半岛上的诸多王国、部族政权、城邦，建构起自己的朝贡体系（tributary system）。斗转星移，今日的政治地图已与古代大不相同。如今，越南是一个独立国家，而云南毫无疑问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论行政或文化上皆然。
那么，问题来了，在历史上，云南是如何形成及演变的？为什么在秦汉时代越南北部和云南（秦朝只管辖了云南北部部分地区）都被纳入传统中原王朝的管辖，但越南却于唐宋之际脱离中华王朝的控制而独立，而云南此后一直都是中原王朝的边疆，并被现代中国视作族群多样性之统一的象征？进一步而言，云南的历程对于我们理解传统中华王朝与现代中国的体制、制度、“核心—边陲”（core-periphery）关系有什么启示？
泛泛而言，在古代中国史的研究当中，北方获得了不成比例的高度关注与评述，这让南方以及南方的居民显得相对边缘、不开化或者原始，尤其论及边疆地带的时候更是如此。威廉·麦克尼尔在其开创性的大作《西方的兴起》中，曾论及一个居于湄公河下游的王国及其向北方扩张的事迹；但是，麦克尼尔忽略了南诏这个强大的王国，也忽视了它在南方显而易见的影响力。1麦克尼尔并不是中国研究的专家，也许没有意识到南诏的突出表现。然而，更为严重者如《剑桥中国史》几乎完全忽略唐宋时期的南诏与大理王国，而将大量篇幅用来描述北方的政权，包括契丹人的辽、党项人的西夏、女真人的金、蒙古人的元。这显然反映了该书重北轻南的偏见。2有些中国学者也会犯类似的错误。举例而言，中外学者最常用的参考书《中国历史年表》虽然指出云南从秦汉以来便被（部分或全部）纳入中国的版图，也列出辽、西夏、金、蒙古诸王国，却没有相应列出南诏与大理。3
这些南方族群及其王国于中华文明兴盛之重要性，直到近年才得到一些关注。最近中国南方的考古发现有助于巩固中华文明多元起源论的根基。举例来说，四川成都附近发掘的三星堆遗址，江西新干县发现的遗址（新干大墓），都是非常成熟的青铜文化。它们虽然与商文化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商人的青铜原料主要来自南方），但仍然与位于中原地区的商代青铜文化有显著差异。
南方中国以及南方诸王国对传统中华王朝的发展的确非常关键，在族群互动与中央统治方面更是如此。从东周时代开始，南方诸王国便积极参与中华王朝的建构，尤其在唐宋，也就是中华王朝的重心逐渐从黄河流域转向长江流域的时候，其重要性更是得以彰显。因此，如果我们相应地转变观察视角，从北望转换为南眺，尤其是看向云南，则必能有别于传统学术所见，看到一个更细微、更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与认同的面貌。4
此外，当讨论中国近现代史时，学者们往往也偏重于中国东部或沿海地区。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区域在面对鸦片战争以来的西方殖民挑战时，或爆发了明显的冲突，或有力地加以响应。尽管如此，有些学者已逐渐意识到，中国西部与其他内陆边陲区域的研究，对于现代中国全貌之描绘，亦有重要意义。5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对现代中国的形成而言，中国的西部与东部的贡献其实是相当的；而且，西部地区在中国今日的现代化建设中也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近年中国的“西部大开发”热潮亦说明，中国政府认为西部地区的潜能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至为关键。6
岛屿东南亚（maritime Southeast Asia）地区素来被称为“下风之地”，而云南的中文意涵则是“彩云之南”。在地理上，云南夹在东亚大陆和东南亚之间，也曾一度与中南半岛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作者发明了此书标题，以同时呈现云南在中华文明和东南亚文明之中的角色。7云南在现代之前曾与诸多东南亚政权密切接触，但这种联系常常被忽视。此外，云南在跨区域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也没有得到学者应有的关注。8《剑桥东南亚史》在讨论古代东南亚诸王国时，既没有提到南诏，也没有注意大理。9中国学者主要依靠汉文文献进行研究，多少带有北方中心论的偏见。因此，作者下面的概括或许并不算夸张，那就是，对于非中文学术界而言，云南始终是个谜；而在中文学术界，云南的历史一直是以“偏见”的方式被呈现的。
需要注意的是，云南的边疆化进程，也促进了东南亚与东亚两大区域之形成。很大程度上，中国历史上对云南乃至缅甸、越南的经略与统合，极大地推动了东南亚、东亚两大区域现代边界的形成。鉴于本书的性质与范畴，相关讨论只限于云南的议题，但希望本书的努力可以激发出更多关于东南亚、东亚历史发展及“概念化”之研究，俾能有助于“世界史”这一研究领域之发展。
中国史是更广大、更宽阔历史之一部分，很多中国史上的问题，并非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有时答案恰恰在中国之外。为此，本书主张将中国置于世界之中，而不是世界之外。就是说，本书首先是将云南的形成及其转型置于全球架构中，并在此基础上呈现中国南方边疆及人群对于中华文明的贡献，以修正和平衡北方导向的中国史取向以及关于边疆的中原中心论的视野。
“云南”与“西南”
“云南”“西南”的历史及争议
云南是中国的一个省份，但云南自身是否可以被视为一个研究范畴，而不只是中国学术界更为流行的“中国西南”（Southwest China）呢？易言之，如果“中国西南”确实是个学术用语，本书为什么要选择使用“云南”呢？我们不妨先对这两个词语加以讨论以说明本书的选择。
“西南”一词，首先出现在《史记》中，司马迁将居住在四川（西部、南部）、贵州（北部、西部）以及云南的原住民，合称为“西南夷”；不过，“西南夷”这个词，确切而言乃是“南夷”和“西夷”的组合，多数情况下，汉朝就是这样看待的。在《史记》以及《汉书》中，“西夷”和“南夷”颇常提及，但“西南夷”一称则较为罕见；汉朝虽一度放弃它对于所谓“西夷”的监督者角色，但南夷仍受到汉朝控制。精确断定“西夷”和“南夷”的所在地并不容易，但“南夷”主要分布在四川南部、贵州西部与北部，以及云南北部，而“西夷”则居于四川西部与云南。再者，东汉之后，“西南夷”一词逐渐在中国的文献记录中消失，一直要到晚清，学者们才开始重新关注云南等边疆地区。
在地理学上，“西南”这个词语依然是模糊的，有时它会被使用，有时不被使用。它的范畴曾几度包含了广东与广西；不过在大部分时候，“中国西南”主要指的是四川、云南与贵州这三个省份。10有时候西康也会被纳入，但西康省创建于20世纪初期，而且很快就分割并入西藏与四川。抗战期间，中华民国政府与众多难民迁入四川、云南与贵州，“西南”一词遂频繁地在各种媒体上出现，而且成为“大后方”的同义词。然而，“西南”未曾变成一个行政单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1950年代初期，中央政府将全国划分为六大行政区，分别是东北、西北、中南、华东、华南、西南，各区设军政委员会。西南军政委员会治下有四川、云南、贵州和西康，但这只是一项过渡性制度，1954年便被撤销；不过，“西南”一词继续作为一个行政名称使用。到了1960年代“冷战”局势升温之后，中央又决定将四川、云南、贵州以及其他西部省份合起来，组成所谓的“三线”，并将大量沿海地区的现代工厂迁移至该区之内。于是，这三个省份再度被划定为“大后方”。
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学者再度使用“西南”一词，将其视为一个具有地方特色与身份认同的宏观区域，由此，“西南研究”（Southwest studies）逐渐成形。相关学者大致如此定义中国西南：对内，认为其有相对的均质性；对外，将其视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认为，中国西南包括四川，1997年后由中央直辖的重庆、贵州、云南、西藏、广西，还有湖南、湖北与青海的一部分；有时，还会纳入广东。但无论是哪一种界定方式，四川、云南、贵州都是“西南”的核心。11因此，近来使用“西南”时，它既是“地理─文化”用词，也有行政单位的色彩。
确实，不是每个人都接受“西南”这一概念。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在其关于明清时期的中国的经济宏观区域的经典研究中，就放弃使用“西南”一词。他将四川大部分归为“长江上游”，且把云南与贵州视为一个单独的宏观区域。对施坚雅来说，“西南”缺乏自然地理区所必须具备的那种内在均质性。12许多西方学者接受了施坚雅概括的“云南─贵州”宏观区域（也就是后来的“云贵”），有时却以“西南”称之。举例而言，李中清（James Lee）沿用施坚雅的“云南─贵州”宏观区域，也就是包括“整个云南省、乌江以南的贵州省、四川省的凉山彝族自治州”13；但与施坚雅不同，李中清将更多注意力放在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之上。他的研究显示，汉人移民潮最终促进了地方身份认同的形成。14
许多当代研究者也使用“中国西南”这个词语，但是他们的定义根据个案而有所不同。15比如说，有些西方学者也会依照中国行政定义来使用“西南”一词。16既然“中国西南”在学术使用上非常通行，也相对普遍且广为人接受，那么，为什么本书要将重点放在云南，而不是整个“中国西南”呢？作者以为，历史事实表明，四川、云南长期以来都是分立的，这就直接挑战了中国研究者坚持使用的“西南”一词。尤其考虑到它相对独立和特殊的历史轨迹，云南完全可以被视为一个独特的但也是流动而不固定的实体。
战国晚期，秦国急速扩张，于公元前332年击败古蜀国并占领四川。于是，四川成为秦国东征与南征的战略基地。从那时开始，四川就与“中国”的其他王国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四川偶尔会被独立的政权所统治，但它依然会企图征服其他政权。历史事实表明，四川，尤其是环绕成都的盆地区域，属于中国已有超过两千年的历史，而四川在传统中华王朝的内争中也扮演着积极主动的角色。17正是在此历程当中，四川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地方文化与认同。
四川之纳入中原王朝，为中原王朝南向、西南向扩张提供了一个立足点。一方面，四川的角色是边缘区域；另一方面，但凡中原王朝有意进一步扩张，四川就会成为一个区域中心。这也就无怪乎四川长期被视为“中国西南”的中心。同时，四川也使“西南”的古今意义有所差异。秦、汉时代，“西南”所指的乃是巴、蜀地区西南方的族群与地域，这是以四川为中心的视野；自此，“西南”之使用便是以“中原”为中心。18
将四川与中原王朝之关系和云南与中原王朝之关系加以比较，我们发现，后者所显示出的是一条相对独立的历史轨迹。古代中原王朝的军队确实曾征讨云南，但汉代之前云南尚不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唐代时的云南还曾孕育强大的地方王国，例如南诏。即便在元代之后，当地的土司依然享有颇高的自治权。对土司的改土归流，从元代一直持续至中华民国时期，一直是中央政府经略边疆的重心，历时约700年。
贵州的历史也颇为特殊。直到1413年，明朝才将贵州设为一个新的省份。换句话说，“贵州”在15世纪早期之前并不存在，云南与贵州之间也无边界。立足云南的政权主宰者，曾对贵州地区的各族群有着重大影响；反之亦然。自1413年以降，贵州在行政等级上虽与四川省和云南省一致，但在政治上、经济上或文化上的重要性，不能与其他两省相提并论。基于上述诸理由，本书在处理明代之前的云南时，所指的是整个“云南—贵州”这个宏观区域。
最近二十多年以来，中国学者在西南研究中也开始察觉到某种“东方主义”，并着手寻求方法论上的解决之道。他们呼吁采取“西南中心”而非“中原中心”的取径。不妨以1992年出版的《西南研究论》来介绍学者的成就及其内在的矛盾。《西南研究论》是与“中国西南”的宏观层面和方法论有关的研究，也是中国西南研究系列中唯一呈现出新理论成果与创新观念的论著。
《西南研究论》指出，“西南”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概念，它共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云南元谋人（Homo erectus yuanmouensis）的文化，当时的云南尚未进入“中原”之范围，所以称为“前西南”或“史前西南”会更恰当；第二阶段是云南开始受到中原地区的关注，但云南尚未从属于中原政权，此阶段便是华夷论下的“西南夷”时代；第三阶段便是西南成为传统中华王朝不可分割的一个地方性区域。由此，《西南研究论》总结说：所谓的西南就是中国的西南，西南研究属于中国研究的一部分。19以《西南研究论》为代表的研究表明，中国学术界对于摆脱中原中心主义（Sinocentralism）或中国式的“东方主义”，已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20然而，他们的取径其实依然受到中原中心论的限制与影响。首先，上述取径没有将西南当作一个整体加以考虑。 《西南研究论》虽然讨论了云南与四川，但多数状况下所说的“西南”指的就是云南。类似的情形，其实也可以见于其他的中文著作，这些著作总是个别探讨云贵川这三个西南省份的文化、经济和历史，即便在讨论中国西南区域文化与习俗时依然如此。21很大程度上，上述问题源于四川与云贵之间固有的差异。如前所述，在历史上，这两个区域各自有其不同的特质与边界。此外，相关学者也忽视了西南和其他外国的、外来的联系与互动。历史上，云南位于中原王朝的西南方，但同时也位于吐蕃王国的东南方，以及中南半岛的北方、印度的东方，在族群、文化及经济上与这些地区也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
这里不妨引用云南研究的开创者方国瑜先生的定义。在方国瑜看来，整个“西南”涵盖现代云南，往北达到四川的大渡河南岸，往东则延伸至贵州省省会贵阳。历代中国政权在此地区所设置的行政单位不同：汉代为“西南夷”；魏晋时代为“南中”；南朝时期为“宁州”；唐代为“云南安抚使”；元代以降为“云南行省”或“云南省”。在明代初年设立贵州省，并将金沙江以北的区域划给四川之前，历代区域的实际范围虽有差别但大致类似。方国瑜对“西南”的定义，类似于施坚雅所定义的“云南─贵州”，并且获得李中清的肯定。不过，施坚雅的概念基本限于19世纪，方国瑜则积极地追溯这个概念的历史延续性。很遗憾的是，方国瑜对“西南”的定义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22
本书使用的“云南”一词，类似于方国瑜的“西南”。整体上，本书所根据的是方国瑜与施坚雅的观点。虽然如此，在现代以前的中国西南与东南亚之间想象出边界，其实是件危险的事情。23本书要谈的云南，与方国瑜“西南”的差别，在于作者无法同意方氏中原中心论的假设，即认为从秦汉时代以来，西南地区就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24与施坚雅的分歧则在于，作者认为，云南的建构历程既经历数次重大变迁，同时亦维持某些地理、文化、经济特色。
云南：中国的发明
在字面意义上，云南的意思是“彩云之南”，这是个中国词语。事实上，“南”字就像是“北”“东”“西”一样，时常出现在中国的地名当中，例如，“河南”（黄河之南）、“湖南”（洞庭湖之南）、“海南”（海之南）；“河北”（黄河之北）、“山东”（太行山之东）以及“山西”（太行山之西）。以上这些名称，都可以给我们基本的地理位置概念。可是，云南在哪里？彩云之南在哪里？彩云在哪里？
溯本追源，“云南”一词是汉人的发明，用来称呼当地的人民与土地。但这个称呼一开始并未被当地人采纳，直到中原王朝的统治造就出云南意识（Yunnanese consciousness），当地人才自称“云南人”。大略而言，“云南”“云南人”的称呼是在元明时期出现的。为此，我们需要简要地回顾当地历史与族群，这有助于阐明云南是如何成为“中华想象的共同体”之一部分的历程。
在中原王朝开始与云南本地居民接触时，后者已然发展出复杂的社会。司马迁就描述了公元前3世纪至前2世纪云南的大致社会风貌：那时本地就有许多部落、部落联盟或者王国；25夜郎国所在地区，包括今日贵州、广西与云南的部分地区，它的邻居则是南越国（曾管辖今日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26
滇国之建立乃是以滇池为中心。公元前3世纪早期，楚国将领庄蹻征服该地并自立为王。滇国国力颇为强大，它可能自视为天下中央。27在历史上，学者曾认为“滇”源自汉文，但其实“滇”更可能是以汉文表意文字来呈现当地先民的发音，因此，“滇”非常有可能是本地先民的自称。28如今，“滇”与“云”都是官方对云南的简称，这也暗示着云南形成的过程中本地人与汉人之共同影响。
僰人位于夜郎之西，位于今日的云南昭通一带；摩沙勒位于云南西北部至四川西南部一带；劳浸和靡莫分布在滇国的东北边；雟和昆明位于保山的东北方，洱海地区为其中心；哀牢及濮位于保山与德宏附近，但其分布区往南可能远至上缅甸；邛都位于滇国与靡莫的北边，其基地可能是在四川的西昌；冉駹位于四川西北部，毗邻西藏；白马是从四川西北部到甘肃南部的地带；钩町与漏卧都是夜郎的邻居，钩町横跨了广西与云南的边界，漏卧则跨越了贵州与云南；且兰位于今日的贵州；滇越国或许位于阿萨姆（Assam）的迦摩缕波（Kāmarūpa）。29由此，居住于今天云南之内及其周围的族群丰富多彩，并没有一个涵盖各类当地人的通称，该区域也没有一个共称。
秦统一中国时，据说曾将“郡县制度”推广远达云南北部，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当地所建立的行政区类型或数量。西汉在汉武帝时大肆扩张，夜郎、且兰、邛、笮、劳浸、靡莫、滇人等在公元前2世纪末之前或投降，或被征服，汉在这些地方陆续设立了七个郡（犍为郡、牂牁郡、越雟郡、沈黎郡、文山郡、武都郡、益州郡）。益州郡的建立是为治理滇国，滇王被颁授金印并得以继续统治其人民；在益州郡之下，设立了一个称为“云南”的县。
东汉王朝继续南向扩张。公元69年，哀牢人归附东汉王朝，永昌郡因此建立。然而，东汉王朝最终的崩溃使得云南在13世纪蒙古军队征服之前一直处在半自治或自治状态。从2世纪至7世纪初期，蜀汉政权，晋朝，南朝的宋、齐，以及唐朝，全部都将云南设为一个郡。云南的先民名义上臣属于中原政权（有时是以四川为中心的地方政权），但真正的统治者其实是当地酋长，多数状况下，他们对于当地事务拥有最终决定权。
7世纪中叶，当地诸多政权之一的南诏，在唐朝与吐蕃的支持之下，成为第一个统一云南附近区域的王国。唐朝封给南诏国王“云南王”的头衔，显示唐朝将南诏整体领土范围视为云南。10世纪初期，大理国在云南建立，宋朝封大理王为“云南节度使”以及“云南八国郡王”。1253年，忽必烈征服大理国；1274年，“云南行省”设立。明、清朝廷继续保持云南的省制，但在1413年，部分云南地区被分出去设为贵州省。
因此，起初中原王朝以“朝贡语言”使用“云南”一词时，所指的是一个县、一个郡，后来则是指这一整块区域，最后才指代一个省份—由元朝建立的云南行省。从此，云南作为中原王朝管辖下的一个基本的行政单位这一身份就确定下来了。此后虽然历经王朝的兴衰，但中原王朝并没有丧失对云南的控制。相反，元代以降，中原王朝在云南实施的相关制度、大规模中原移民的到来，以及中华文化的移植，这些最终促生了云南意识。从明代起，一些云南当地人开始自称“云南人”。
“云南”一词的起源与变迁，与历代中原王朝“统合”（incorporation）这块区域的过程可以说是息息相关。这是了解历史性的云南及历史性的中国之关键。本书将云南视为一个边疆进程（frontier process），许多“演员”在其中扮演自己的角色，由此，我们可以将中国理解为一个不断变化与转型的历程，而不只是一个固定的概念。
边疆的视野：云南的融合
欧文·拉铁摩尔是中国边疆研究领域的先锋人物，他或许是第一位将中国边疆与美国西部加以比较的学者。拉铁摩尔虽然将西藏纳入他所谓的边疆，但是基本忽视了云南、贵州、广西。因此，人们可能会责备拉铁摩尔加强了“北方取径”（northern approach），因为他绝大多数的著作关注的是万里长城所象征的北方边疆。30
近年也有许多西方学者加入了中国边疆的研究31，其中查尔斯·巴克斯（Charles Backus）和李中清以云南历史研究的开创性著作而著称；巴克斯检视的是南诏与唐朝的互动交流，李中清的著作讨论的则是1250年至1850年间西南边疆的政治经济。32除此之外，还有几部根据学位论文而成的专著以及数篇论文，侧重于明、清时期的云南。33以上著作虽对于中国南方边疆的研究有很大贡献，但是，它们却均未探索中原王朝对云南的统合，对云南这个“宏观区域”的转型也未作足够的探讨。不但如此，大多数研究只是把云南削足适履地置于想象的中国之内，忽略了非中国的势力、因素和影响。
本书将通过以下数个问题来理解中国历史上对云南之统合进程：云南在成为中原王朝的边疆之前，发生了什么？云南是怎么变成中原王朝的边疆的？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对云南的统合可以如此成功？云南在中国的边疆及其统合之中，有什么全球性的意义？
纪若诚（Charles Patterson Giersch）等学者将美国边疆学派的典范、模式、理论，引介且运用至中国的边疆。“边疆”（frontier）在美国人的字典中是个关键词，它代表着美国人与其文化的活力与适应力。对许多美国人而言，“边疆”不只内含着美国历史的精华，还决定着他们的未来，这也是为什么从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 J. Turner）1893年的演讲开始，一百多年来边疆研究一直是美国历史学界的重心。34
关于“边疆”在创造美国身份认同中所扮演的角色，特纳的诠释确实非常有价值，也激发出许多赞美、批评与争议。特纳的取径引领作者去思考的是，在长时期的边疆历程中，云南对于“中国性”（Chineseness）的发展有何贡献。本书所采取的边疆范式，将云南视为一方面是“华化”（sinicization），另一方面是“土著化”（indigenization）的历程。社会精英（其中最重要的是云南儒生，他们主要是移民的后裔）首先将自己视为云南人，虽然这个认同被普遍接受需要很长的时间；在此身份认同转变的背后，乃是云南在人口、行政、经济、文化上的根本转型。“云南人”（the Yunnanese）的身份认同（即省级的身份认同），不仅表明中国融合之成功，而且为“中国人”的身份添加了新的成分。简而言之，云南的融合促进了中国认同之多文化和多族群的属性。
全球视野下的云南
中国研究与东南亚研究的一个共同缺点是南诏与大理的双双缺席，其肇因在于这两个区域之间的想象性边界。35为了克服区域研究的弱点，本书采取全球视野；所谓全球视野，便是一种“跨区域／跨国家／跨文化”（cross-regional/cross-national/cross-cultural）的取径，或者说是一种“跨边界”（cross-border）的方法。依循此道，本书力图将云南置于它自身的历史世界，并且强调跨越想象性区域边界的连接与互动。
本书首先将重心放在“西南丝路”，努力呈现云南在跨区域的商业与文化交流之中的重要性。和人们的普遍想法相反，云南其实从来没有被山脉、河流和严酷的天气所孤立。西南丝路最早于公元前2世纪便已经开始运作，各式各样的商品在其中运送流转，诸如象牙、白银、棉花、盐、茶、马匹、玉石、木材、黄金、铜、锡、铅、丝，以及其他地方产品，此外还有各种宗教，例如佛教、道教与伊斯兰教。西南丝路远达中南半岛南岸，向北延伸可到青藏高原，它与海上丝路（Maritime Silk Road）、陆上丝路（Overland Silk Road）相交，连接中国（西藏及中原地区）、中亚、南亚与东南亚。这三条丝路所组成的，乃是欧亚超级大陆（Eurasian supercontinent）的交通网络。
本书的研究显示，中原王朝在经济上融合云南，也是由这些大陆性力量（continental forces）所推动的。明、清时期，云南的贝币被铜钱取代，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同样地，日本对铜料出口的管控，加速了清朝对云南铜矿资源的开采—而要在一个新统一的边疆省份实施如此庞大的计划，其风险实是前所未见。在此情况下，云南的经济再定位，就像它在军事上的归附一样，显示出边疆地区发展轨迹中的全球因素与影响。因此，不可以只在传统中华王朝的范畴内解释现代云南的形成。更确切地说，全球性互动参与和形塑了云南两千年的变迁。
本书的关键议题乃是中国历史上对边疆或边缘区域之统合，这也是过去十年来边疆研究的一个焦点。举例而言，邵世柏（John Robert Shepherd）对清朝统治台湾的研究，以及濮德培（Peter Perdue）的《中国西征》（China Marches West），都是丰富的案例研究。关于清朝对边疆的经略与统合事业，纪若诚与邓津华（Emma Jinhua Teng）对此已有讨论。邓津华的取径比较特殊，她所检视的是清代台湾的游记，由此描绘出清代文人对于台湾的认知变化—也就是从蛮荒地区变成大清王朝的一部分。
本书的目标是要讨论中国历史上统合云南的一些特殊之处。它与邓氏分析的相异之处在于，本书所讨论者不仅是中国对于边疆及其本地居民之观念的变迁，更重要的是发生在当地社会的转型过程。此外，云南的中国边疆化进程已存在两千多年，由此，云南的案例不仅能够显示中华王朝在明清时期的发展，也可呈现中华王朝形成初期的变迁。同理，本书的时间、空间架构与纪若诚、濮德培亦有别，他们是把重点放在清代中国。值得称道的是，纪若诚、濮德培两人都强调中国历史上的“亚洲边陲／亚洲边界”（Asian borderland），借用纪若诚的用语，本书以“亚洲边界”概念来追溯中国边疆至更久远的时段。
确实，云南的边疆化，其进程不是地域性的，而是全球性的。本书不同于其他研究之处正在于此：既采用了世界体系与长时段的方法来考察全球互动，也以同样的力度审视了这一边疆化过程中历代中原王朝对云南的经略与统合。
自1974年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关于“现代世界体系”的著作出版以来，他对于人类历史的建构性诠释已经受到广泛认可和热切辩论；此后，各种不同领域、背景的学者纷纷对此加以应用。统合入世界体系的进程是一个受到许多关注的话题，因为这是世界体系自身与—由此而来的—人类历史演化之关键。研究“边疆”在最初如何成为一个边缘区域，或有益于世界体系的理论发展。托马斯·霍尔对美国西南边疆的研究揭示，边疆被统合入现代世界体系会剧烈地改变边疆社会本身，但对世界体系本身没什么影响。36这样，霍尔从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统合与边缘化一个外部区域出发，为边疆与世界体系之间建立了概念性的联系。37霍尔与某些学者共同呼吁，要对前资本主义时期世界体系的统合问题进行更深刻的历史研究。某些世界体系或帝国的扩张，以及它们对于边疆的统合，将会是检视世界历史整体的有效透镜。换言之，我们可以用世界体系统合边疆为主线（central trope）来书写世界史。戴维·威尔金森（David Wilkinson）的“中央文明”（Central Civilization）概念似乎有着类似的架构。威尔金森的“中央文明”源起于公元前1500年，并且渐进地统合邻近的文明（那也可以被视为边疆），并在公元1500年之后逐渐成为全球文明。38
由此观之，云南从早期中华王朝的外部区域转变成边缘地区便是世界体系统合的一项范例。“中国”（Middle Kingdom）起源于渭水流域，并逐渐统合周围的区域与族群，然后从黄河附近的小型政治体，变成庞大的帝国，如汉、唐王朝，所以，某种程度上，中国也是奠基在统合的历史上。作为一个实体，中国其实处于持续变化中，而且统合经验所创造出的制度通过“华化”的历程成功转化了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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