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 幽暗阴森的小说《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中，被迫辍学的罗季翁·罗曼诺维奇·拉斯科利尼科夫穷困潦倒、病魔缠身。他以反英雄形象出场，以英雄形象退场。全书开篇，拉斯科利尼科夫从自己破旧不堪的小屋走下楼梯，来到圣彼得堡的大街上。他一边盘算自己的行凶计划，一边喃喃自语：嗯…… 对啊…… 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人自己，胆小就会失去机会…… 历来如此…… 真想知道人 怕什么…… 怕迈出新步子，说出新想法…… 可是我空话太多了。因为尽说空话，所以无所作为。不过也许正因为无所作为，所以尽说空话。
时隔不久，拉斯科利尼科夫终于鼓起了勇气—或者说凶性—做出了残暴之举。他用一把偷来的斧头杀害了年迈的高利贷主阿廖娜·伊万诺夫娜，从老妇的脖子上割下一个油迹斑斑的钱袋，从她的床底翻出一个箱子，把里面的押品装到自己的口袋里，与旁边五斗柜里的几千卢布失之交臂，并残杀了意外前来的利扎韦塔·伊万诺夫娜—老妇那饱经风霜的妹妹。
拉斯科利尼科夫随后惊慌失措地下楼，离开途中险些人赃并获。他仓皇逃回自己的陋室，惊魂未定、筋疲力尽地躺下，又爬起来，经过长途跋涉，把赃物藏到一个院子里的大石头下，再也没来取回这些不义之财。随着沙俄警方的大网向他收紧，小说的大部分情节围绕拉斯科利尼科夫与其他人关系的变化而展开。在催人泪下的大结局来临之前，拉斯科利尼科夫始终没能回报亲朋好友不计其性情乖张而慷慨给予的爱和赞誉。
拉斯科利尼科夫冲昏了头脑，指望以凶残的暴力凌驾于功过之上。但在对他的审判中，一些人为他在学校里出众的仁厚甚至英勇的作为作证：赡养离世同学的患病老父，从着火的房间里救出孩童，等等。这些义举，以及他的自首情节和体弱多病使他获判相对较轻的八年监禁。但拉斯科利尼科夫不以自己的仁厚和英勇为功。他自视为拿破仑那样的英雄。在他看来，这些英雄视善行为理所当然。为了人类 大的善，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大开杀戒。
后来，在西伯利亚的监狱服刑时，拉斯科利尼科夫再次反思道：我问心无愧。当然，犯了刑事罪；当然，犯了法，杀了人；那就依据法律处死……这就行了！当然，要是这样，许多生来一无所有但自己争取权力的人类救星，他们在事业之初就应当受到惩罚。但那些人一举成功了，因此他们是对的；而我失败了，所以我没有资格迈出这一步。
尽管正在为自己的罪行受罚，在西伯利亚服苦役的拉斯科利尼科夫仍然拒 接受对他的责难。
然而，在故事落幕之际，陀思妥耶夫斯基打破了阴郁的魔咒。陪拉斯科利尼科夫来到西伯利亚的昔日 索尼娅，以爱救赎了这位反英雄，开启了他的新生之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了一幅类似于 使拉撒路（Lazarus）死而复生的图像。对拉斯科利尼科夫来说，人生终于意味着评功论过。在这个世上，或许拿破仑这种人物可以逃脱人际关系的束缚，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是说。他的言下之意是，其他人都别无选择，必须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无论该行动是好是坏。
这个故事的教益有两方面：社会生活少不了承是担非或评功论过，但对功过的判定还涉及与他人的关系。虚无主义者、圣徒和效用主义者也许会想象这样的世界：只要理由直接来自宇宙、神明或全体人类，具体的人际关系就无足轻重。他们在拒斥他们自己的人性。拉斯科利尼科夫试图逃脱对其行动的功过评判即为一例。这样做，他也是在否认自己对他人的义务，包括对自己的母亲、妹妹、爱人索尼娅以及忠心耿耿的朋友德米特里·普罗科菲伊奇·拉祖米欣的义务。然而，对于你我凡夫俗子来说，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可谓事关重大。
依据这一原则，本书考察人们在遂愿或失望时如何评功论过。它表明，评功和论过在本质上都是社会行为。它们具有双重的社会性。首先，社会中的人不会安于拉斯科利尼科夫那样对责任的漠然。相反，他们坚信，事情的好坏都是某些人导致的，而这些人应当为其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他们不会满足于将后果归结为运气或命运。
其次，人们耗费极大的工夫为自己和他人划归这种责任。当其他人拒 应得的功与过时，他们会大声抗议。人们如何对他人评功论过（或要求他人承认自己的功劳），首先取决于赞赏者和被赞赏者、责难者和被责难者之间的既有关系。但评功论过这一行为本身又界定或重新界定了双方的关系。本书将阐明何以如此。
想想你自己的日常生活吧。只消在午餐、茶歇或乘坐公交车时听听别人的交谈。我们都在反复谈论着谁有功、谁有过，尤其当我们觉得某个人（包括我们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赏罚时。即便当事人觉得赏罚分明，他们也投入相当的工夫来评功论过：他们写颁奖词，夸赞好孩子，宣读判决书，对 的丑闻评头论足。
有关功与过的故事并不像关于新出土的恐龙化石、 的明星绯闻或街上的古董汽车一类的故事，只是激起人们的一时兴趣。它们唤起共情。之所以引发共鸣，是因为它们让我们想起自己的生活，无论我们与故事里的人有无任何直接关系。就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不管是战争、和平、政治、经济，还是日常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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