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道路身体旅途整个60年代，都是巴特声名鹊起的年代。伴随着结构主义盛期的到来，巴特在巴黎知识界也如日中天，他成为结构主义在文学领域的 人物。1963年，巴特发表了他的第四部著作《论拉辛》，这部用新的方式重新研读拉辛的著作引发了一场可载入史册的论战。索邦大学教授雷蒙·皮卡尔发文《新批评还是新骗术》,激烈攻击巴特及其使用的精神分析方法。皮卡尔使用了一些“与死刑有关的词汇”，他要“伤害”“刺穿”“进攻”“杀死”新批评，或将它推上断头台;他指责巴特等所做的批评是 危险的。巴特写了《批评与真实》，对皮卡尔气急败坏的指责做了平静的然而也是有力的回应。这场争论很快演变为一场“古典作家和现代作家”“传记历史批评和新批评”的争论，结果，这场争论以巴特的雄辩理性获胜而告终；同时，它也促进了新批评的发展，为法国批评界日后的冒险扫清了障碍，并将批评界的保守主义埋进了历史的尘土中。
几乎是与此同时，巴特还发表了另外两部著作，《符号学原理》和《批评文集》。前者对符号学做了全面的理论总结，全书充斥着索绪尔的身影;后者则在鼓励当时的先锋派罗伯格里耶和布莱希特，为他们做了有力的辩护。同时《批评文集》中还涉及了极多的话题，如结构主义问题、文学批评问题、元语言问题、作者和作家问题以及文学现状问题等，这本书汇集了巴特在五六十年代之交对当代写作的诸多思考。此时，巴特的结构主义范型已大致确定，早期的神话学分析已被语言学模式取代了。正因为倡导结构主义，且对它进行了杰出的运用和解释，巴特被冠以结构主义巨头之名，他和另外几个人有力地将这个运动推到了 ，他们分享了结构主义在各个学科的 人物位置:列维斯特劳斯负责人类学,拉康分管精神分析学，福柯则肩挑思想史和哲学，阿尔都塞接过了马克思主义的担子,无疑,文学的地盘就留给了巴特。正是这五个人扩展了结构主义的权势，结束了人道主义或存在主义的统治。
事实上，巴特并没有在结构主义的床上躺多久,他早早地爬起来了，并轻轻松松甩掉了结构主义的花环。1970年，他的两部新作改变了他的形象,这就是 的《符号帝国》和《S/Z》。《符号帝国》是他于1967年访问日本的观察结果，在写作这本书时，他获得了极大的快乐。这本书一点也不带结构主义的色彩，巴特将日本分解成几十个符号，对每个符号进行解读,这种解读方式容易令人回想起《神话学》的方式;重要的是，巴特并没有按照结构主义原则将这些符号组织起来，从而观察它们的内在语法线索，相反，他仅把它们并置起来，承认它们各自的差异存在。《符号帝国》显然遗忘了结构主义的使命，《S/Z》离结构主义就 远了，或者说,它就是在和结构主义作对。这部著作是对巴尔扎克的一部不太 的小说《萨拉金》进行的阅读实践，巴特在此正是以反结构主义之道行事,他将一个严谨规范的现实主义文本拆散了，并弄得七零八落,而且丝毫也没有统一它的打算。经过巴特的那只手——准确地说，是一只屠手——《萨拉金》已经面目全非了。
这或许是巴特进入所谓后结构主义时期的标志。后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标签就是闪烁不定的能指，此后的巴特本人就像是这样一个能指，人们很难把握他的行踪，他就是后结构主义本身。1973年,他的另一部影响甚广的著作《文本的快感》出版，这是他的又一次转向，一次阅读和批评的形式主义向阅读伦理学的转向。在此,他充分地提高了阅读的地位，用阅读伦理学取代了阅读技术。享乐阅读——巴特将它置于文本流通的中心位置——应被视为一种生活哲学，它和写作一样,是一种重要的存在方式。这部书只能是功成名就后的作品，只有在 解决了拮据、生存压力，满足了名利欲望之后，一个人才能奢谈无金钱元素的享乐要求。
1974年，巴特访问了中国，这次访问令他多少有些失望。因为是一个访问团，他们被安排得井井有条，而无法选择性地观看一些东西。他在中国逗留了三周，回国后， 不像从日本归来那样，他几乎没为此次中国之行发表什么东西，尽管当时中国充满了符号，但对他毫无 。第二年，由一家出版社推出的“永恒作家论丛”丛书,收录了《罗兰·巴特谈罗兰·巴特》一书。这或许是他 重要的一部书。巴特在此展示了自己的日常经验并对之进行了一些抽象的而又饶有兴味的理论清理。他以一种低姿态——一半是谦虚，一半是隐含的骄傲——看待自己的著述生涯，贬低自己往往是优越感的外露，而这种形式又易于被他人接受，这再次显露出他的睿智。这部书另一个值得永远记住的东西是它的写作形式:对一个人的描述和记录——无论是对自我，还是他人——可以通过散乱的断片完成。《罗兰·巴特谈罗兰·巴特》是个不朽的范文,它堪与另一个传奇文本《瞧，这个人》相提并论，尽管这两位主人公在谈论自己的声音上呈现出相反的语调。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巴特此时都有充足的理由进入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
巴特此时也面临着反对意见，他和传统的学院式研究大相径庭。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只是写过一些随笔;而且，他总是出人意料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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