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奥斯卡·王尔德,一听到这个伟大的名字,我们就会联想起他那些让人惊诧和愉悦的话语。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中,只有王尔德还在被众人阅读。适用于那个时代的各种标签——唯美主义、颓废精神、比亚兹莱时期——遮蔽不了一个事实,就是当我们提到那个时代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王尔德,他是那么辉煌、壮观、摇摇欲坠。
早在1881年,他还不到三十岁时,直到1895年中期,他年届四十之际,这个来自都柏林(途经牛津)的可恶的爱尔兰人一直让伦敦文学圈感到局促不安,他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还暗示自己是 恋,与此同时,他对一切至理名言都坦率地加以嘲笑。他以一种公开、隆重的风格拒量入为出,行为检点,尊重前辈,或承认诸如自然和艺术这一类实体的传统形式。
他赢得了赞誉,招来了诋毁。关于他的传奇流传开来,也滋生了令人讨厌的谣言。人们指控他犯下罪行,从女里女气到文学剽窃。他是友善的人,知道这一点的人却并不多。反之,当他正在撰写自己出色的作品,当《不可儿戏》成为他的写作之际,被法律生动地称之为“ ”的罪行也落到了他身上。他终被宣判服苦役两年,罪名比“ ”较轻一等,即跟男性发生有伤风化的行为。很少有这样的例子,如此众多的荣耀之后是这么大的羞辱。
牢狱生涯和随后在法国、意大利的流放是艰苦的,王尔德被摧毁了。挥金如土的人如今一贫如洗,还遭到昔日熟人的怠慢,他在释放后继续过着那种自己为之入狱的生活。他创作了《雷丁监狱之歌》,那之后,就再无作品问世了。1900年,他在一家无名的巴黎旅馆中过世,身后留下一份类似遗嘱的文字,即《来自深渊》,这篇文字以狱中书信的形式呈现,收信者是他的情人艾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它回避了忏悔,虽然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不是法庭上提到的那些),但为自己的个体性作了辩护。在六十年的时间里,这封信的内容陆陆续续被出版,它再次引发旧友之间的争吵,有生之年,这些人继续为自己过去在他生活中的位置争执不休。
同时代的其他人斥责王尔德是前罪犯,但是他们很乐于在回忆录中提到他。许多无趣的编年记,就像许多无趣的餐桌,正是依靠这位花花公子,它们才在作者身后焕发出活力。至于广大读者,在英语国度,他们从未放弃对他的忠诚,而在外语,他的才赋也通过译本闪耀着光芒。
1878年,王尔德离开牛津时,他自诩是唯美主义的信徒,人们往往认为唯美主义是属于他的信条。然而,跟人们通常以为的不一样,他的主题并不是要把艺术和生活分开,而是要把艺术跟经验对艺术的不可避免的责难区分开来。他的创作几乎总是以揭露真相收尾。摆弄绿色康乃馨的手突然握住了提出告诫的手指。虽然王尔德文章的根本优点是隐含不露的,不过,他的戏剧和故事的结局指出,必须摘下面具。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真实面目。至少王尔德是渴望这么做的。尽管王尔德自诩愉悦之使徒,他创造的世界却充满了痛苦。他的思考方式在命运覆败之际才获得了充分的体现,而不是当它处于时。
本质上,王尔德一直在以文明的方式解剖他所处的社会,对其伦理进行 的反思。他了解一切秘密,能够揭穿所有伪装。跟布莱克和尼采一起,他提出,善与恶并不是它们表面看上去的那个样子,道德标签无法应对复杂的行为。作为一个作家,他的伟大之处部分就在于,他要求对社会的受害者施与多的同情。
他的语言是他出色的成就。它们流畅自如,时而作出让步,时而表示拒。根据新观点和新原则,它们重塑了过去那些生硬的说法。充满朝气的固执己见骤然注入老一辈的宽慰滥调和令人厌倦的肯定性事物,它是一种受人关注的自负的无耻。我们愉快地既承认旧制度,又对它发动叛乱。我们叫嚷着,国王万岁,同时砍下他的头。
至于他的才智,它维持着一种平衡,其风险超出了人们的认识。虽然它自诩傲慢,其实是想取悦我们。在所有的作家中,王尔德也许是好的同伴。他总是身处危险,他嘲笑自己的困境,在丧失一切的过程中,他打趣社会,认为跟自己相比,它粗陋得多,远不如自己那么优雅,吸引力也差得太远。当我们意识到他的魅力受到威胁,其目光紧盯那扇为愚昧法律敞开的大门,它就变得甚至加迷人了。
他的部分兴趣爱好源自他跟约翰逊博士共享的性格特征(还有两人的腰围)。指塞缪尔·约翰逊(SamuelJohnson),英国文人。跟王尔德一样,他也是个胖子。(此类注释为译者注,后同,不另标出)就像他坚称的那样,他跟他所处的时代之间存在着一种“象征性关系”。他囊括了可见和不可见的世界,依靠那些不同寻常的观点统治着它们。有些作者随着世纪的流逝就不再具有关联性,他不属于这种人。王尔德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他的才智是一种革新的媒介,在一百年前就跟在一样切题。他的艺术和人生都提出了问题,它们为他的艺术增添了一种真诚的特质,而这种真诚是他始终抵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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