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尖碑]港口城市与解锁世界:一部新的蒸汽时代全球史 [英国]约翰·达尔文著 历史革命地缘政治商业文化 译林出版社 正版

导言：钥与锁
1830年至1930年间，世界被蒸汽重塑。中国、印度、欧洲和美洲的世界最大经济体通过海路和铁路（以及越来越多的电缆）连接在一起，人员、货物、思想和金钱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频率流动。这种影响不只是让人们更容易、更便宜地到达世界各地。蒸汽动力还带来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商业、技术和军事力量的高度集中。在1830年之后的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蒸汽作为一种广泛应用的新能量来源主要局限于欧洲和美国，即新兴的“西方”。因此，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蒸汽动力的拥有者似乎可以对全球进行重新排序。他们塑造了新的铁网以使自己的控制成为现实：移民、商业和统治的帝国；运送货物、移民和邮件的汽船船队；为了占领和贸易而撬开更遥远内陆的铁路线。在这个将世界重塑为欧洲外围的驱动器的铰链处，有几十座港口城市，有些是新建的，有些是经过彻底改造的，以满足新主人的需求。
港口城市即“门户城市”。“古典”城市战略性地位于它的农业“省”，这是其所依赖的盈余的来源；与此不同，门户城市在两个不同区域的交会处崛起。它们是不同的经济（和文化）产品交换的地方，或者是货物在一种运输方式和另一种运输方式之间转换的地方：在船、铁路、货车、江轮或者（今天的）飞机之间。由于这通常需要将散装货物分成不同的大小包裹进行转发，因此门户城市也是其他服务的发源地，比如航运代理人、保险公司、货币兑换商和银行、陆路货运承运人和运货马车车夫、码头工人和搬运工，以及负责管理贸易的商人和代理商。门户城市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交换场所，人们在这里搜集、消化和散播有关其试图连接的两个（或更多）地区市场状况和消费者欲望的商业情报——通常是通过商会、印刷的“市价表”，或通过玉米、棉花、大米、糖、谷物、木材、羊毛、黄麻或橡胶等商品市场上的日常接触。不可避免的是，它也成为政治风险被仔细衡量的地方，因为其利益所在区域的战争、叛乱或政权更迭可能会产生破坏性的（或有前途的）后果。的确，在供应商和客户之间培养政治影响力，寻求强大的统治者或赞助人的保护，是商业关注的自然延伸。
当然，并非所有门户城市都面朝大海，只有部分是港口城市。我们可能会想补充一句，并不是所有港口城市都在海滨。内陆港口城市面朝沙漠或草原，需要穿越无人居住的地区，它们与沿海港口城市存在相同的特点。撒哈拉绿洲就充当着区域性“港口”。黎凡特地区的大马士革和阿勒颇、西撒哈拉“海岸”对面的马拉喀什和廷巴克图，戈壁西端的喀什和叶尔羌，都是商队和载着他们货物的“沙漠之舟”的目的地。从中国经内亚到地中海的“丝绸之路”，连接了一长串这种内陆港口城市。在19世纪后半叶，像芝加哥（也是湖泊港口）和圣路易斯（也是河流港口）这样的大型铁路枢纽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二者的规模都以极快的速度增长。类似的，东南欧的布达佩斯和维也纳也是如此：1918年之后，这两个多民族且犹太人聚居的城市，都被困在民族主义色彩极强的残余国家之中。
然而，在现代世界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门户城市一直是沿海城市，在各个遥远地点之间的文化和货物进出口中发挥着最大的作用，即使仅仅因为海上运输几乎总是比陆路运输便宜。对于各大洲之间、欧洲和美洲之间以及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地区之间的交通来说，一旦许多航海谜团被解开，船只就会变得至高无上。直到20世纪初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时，从欧亚大陆一端到另一端的另一种旅行方式才成为可能——除了那些不太看重时间的人。远洋客轮一直主宰着欧洲和世界大部分地区之间的航线，直到1950年代。这个面向全球的港口城市的时代，历时可谓久远。
大多数港口城市最初本就是一个贸易海滩，当交易季节开始时，当地的商人和海员会在这里碰面。时机可能取决于风向（在“季风世界”，风几乎像时钟一样改变方向）或冬季出海的危险，或是收获的临近——消费者有能力购买“外国的”商品。如果一个贸易海滩繁荣起来，它作为收入来源就会吸引当地统治者或大人物的注意：的确，他的保护可能会受到欢迎，以防不受管制的掠夺。对胸怀野心或需要管理大型宫廷的统治者来说，海滩可能会成为一个有组织的“购物中心”，供应丝绸或象牙等博得威望和标示权威的异国商品。3在中世纪早期的伦敦，国王有权先行购买新到的货物。4港口城市的建立，可能是为了推进宏伟的帝国计划（公元前331年建立的亚历山大城就是最著名的例子），也可能是作为商人和渔民的避难所（威尼斯的起源）。场地始终至关重要。常年的淡水来源至关重要。另外几个明显的要求是，海岸附近有深度适中且平静的水域，以及躲避最恶劣风暴的庇护处：因此，拥有上游通道的河口很有吸引力。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防御来自海洋或内陆侵略者的攻击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离公海太近，就会面临海盗或对手打了就跑式袭击的风险。两边都有高地保护的海湾状环境，经常是受到青睐的（里斯本就是典型的例子）。有时理想的地点是一座岛屿，岛屿足够小，便于防御，而且海上通道受到限制。当来自陆地的攻击是一种威胁时，它也是必不可少的。位于岩石小岛上的提尔、威尼斯、霍尔木兹（波斯湾河口）、新阿姆斯特丹（后来的纽约）、蒙特利尔、孟买、槟城、新加坡、香港、拉穆、蒙巴萨、基尔瓦和莫桑比克（均位于东非海岸）以及拉各斯（位于西非），都是这种类型。另一种选择是有一条通往陆地的狭窄堤道的可防御半岛，比如亚丁、布什尔、波士顿、查尔斯顿和加的斯的模式。
港口城市的成功无法保证。它的港口可能会淤塞——这是上游耕种或砍伐森林的结果。它和大海之间的浅滩和沙洲可能会移动并阻碍它的引道。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可能会被一场大风暴、地震和海啸摧毁——1692年牙买加罗亚尔港的命运。它可能会失去赞助人的保护，或者他现在青睐其他地方。当东印度公司将业务迁至孟买时，苏拉特开始萎靡不振。港口城市的财富来源可能枯竭，或者其生产转移到遥远的地方。随着1763年失去了新法兰西和加拿大的贸易，以及1791年的海地起义，拉罗谢尔进入了一个商业收缩的世纪。5当野生橡胶变成种在东南亚的种植园作物时，亚马孙河上的马瑙斯走向了衰落。由于外交分治，它可能会失去腹地——拥有巨大天然港口的弗里敦的不幸。6贸易线可能会发生变化，绕过旧港口，换成新港口——斯里兰卡的加勒的命运，到1870年代中期，加勒已经将其地位让给了科伦坡。在此，技术进步可能是敌人：吃水更深的更大船舶需要更多的回旋空间，汽船需要廉价的煤炭，铁路需要大型编组站的通道和空间。如何应对这些威胁以及其他许多问题，都是港口城市政治的根本。
一旦一座港口城市不仅仅是一个海滩，那么它几乎所有的商业活动都需要监管。谁将拥有或控制卸载货物的河岸、码头和突堤？谁来决定是否需要新码头？谁来为其买单，或者为清理吃水更深的船舶所需的航道付费？对抵达的货物应该收取何种费用？由谁来决定这笔收入的使用？谁来保护码头上的货物并确保商人的财产得到保护？谁来决定商品应该如何出售——是通过私人安排还是以公开的价格出售？既然港口需要大量人力，由谁来控制劳动力供应？谁来监管总是被港口吸引来的游客和过境者？谁将确保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并遏制海上的传染病？谁来决定港口是一个“自由”港还是有着关税和税收壁垒？谁会防卫港口免受来自海洋的攻击、陆地上的掠夺者或竞争对手的干扰？通常，一位贵族精英会崛起，统治港口城市并管理其政治。他们将不得不安抚或压制港口城市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与附近的权力中心不稳定的关系，无论是巨头、君主还是总督。有时，“君主”会依靠港口，并把自己的利益置于港口的命运之中。更多的时候，他会平衡港口对其内陆领土的主张，或（更坏的情况）是在一些不计后果的扩张战争中利用其资源。但是，港口城市的寡头统治集团通常需要他的支持来维护自己的权威，尤其是当他们受到反对港口城市社会严重不平等的民众起义的威胁时。当改善港口意味着带来新的债务、征收新的费用或侵犯已有的权利时，至高无上者的批准尤其富有价值。最珍贵的是统治者所给予的海外贸易特权或垄断。
事实上，一座港口城市的地位，以及其相对不受外部控制的自由，通常是开启其商业繁荣的源泉。在19世纪中叶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最成功的港口城市通常是转口港。也就是说，它们对邻近地区的贸易和产品依赖相对较少。相反，它们主要是与类似的港口以及遥远的供应商和客户建立商业关系。从本质上讲，它们是一种市场和仓库，来自国外的货物在这里进口，然后转口，通常是卖给其他海外买家。其商人依赖于远方的市场和其他转口港商人的信任和商业情报网络。地理位置、进出港口的便利性以及合理的对海上航道的可靠控制是关键因素。其商船队的规模，对将贸易吸引到码头与扩大销售和转卖利润至关重要。持续的交易流提供了比农业经济更大的流动性，并鼓励出现提供信贷和外汇的银行。在有利的环境下，这些转口港城市可以保持对抗陆地统治者的自治权，或者用急需的现金购买自由。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君主的权威可能需要一种强化的存在。比方说，法国君主不得不在波尔多建造一座堡垒，即特隆贝特城堡（如今是一块空地），以威慑其制造麻烦的市民。7伦敦塔有着类似的目的。
相形之下，一个支柱产品贸易港口的存在，主要是为了收集和出口附近内陆地区的产品，并用进口制成品和奢侈品来交换。它的繁荣取决于能否利用其出口源，即森林、农田、葡萄园、牧场或矿山。保卫其腹地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优先事项，而战争或叛乱造成的混乱是一场商业灾难。因此，一个主要港口的利益与统治者和拥有大量土地的精英的利益更加紧密一致。它需要他们的帮助，以保持通往港口的河流和道路畅通，并阻止与其竞争的港口入侵自己的范围。由于贸易通常需要向生产者提供信贷或持有抵押，因此，它对当地的劳动力和财产制度进行了深度投资，并担心它们会遭到破坏。一个转口港会保持着许多联系，并且其较富裕的居民可以广泛地旅行，但一个支柱产品贸易港口很可能只依赖特定的市场。它的文化和政治倾向比具有世界主义色彩的港口保守得多。当然在实践中，许多大型港口是支柱产品贸易港和转口港的混合体。因此，波尔多是一个进口和销售糖、咖啡等殖民地产品的转口港，也是葡萄酒的支柱产品贸易港。有些可能会从一个扩张到另一个（就像伦敦已经不再是区区羊毛的支柱产品贸易港），或者，在作为一个转口港失败之后，重新回归支柱产品贸易港（现代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马德拉斯/金奈、巴达维亚/雅加达和悉尼都属于这一类）。我们将看到19世纪商品贸易的巨大增长，意味着许多老牌转口港与内地经济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
无论商业活动如何平衡，每座港口城市都需要大量的外乡人。其“对外”交易依赖对远方市场和产品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它需要值得信赖的代理人与合作伙伴，对他们来说，违约可能意味着一无所有。家族联系或共同的宗教忠诚，是防止商业背叛的最佳保证。外国商人共同体承诺与他们在家乡的亲属进行可靠的交易。同样，当海外商人能够与同胞、同辈表（堂）亲或教友打交道时，他们更可能自由地进行交易。此外，外来者带来了专业知识、情报和新想法，有时还带来了资本——这些是商业成功的关键因素。任何港口城市繁荣的标志之一都是外来人口的规模和类别：这是衡量其商业范围的可靠指标。在本书中探讨的所有港口城市，其商业活力与不断招聘外籍人才（中国的、印度的、中东的和欧洲的）及其带来的种种网络密切相关。中世纪的伦敦和安特卫普，被波罗的海的意大利人和汉萨同盟殖民；19世纪的新奥尔良被纽约人和法国人殖民，新加坡被中国人殖民。在蒙得维的亚这样的中等港口城市，19世纪末有将近四分之三的商人是外来商人。就连像萨瓦金（位于苏丹海岸）这样日渐衰落的红海港口，也有许多外来者。一位游客在1911年写道，“这里住着吉达人（即来自吉达的人）、也门人、哈得拉穆提人（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哈得拉毛人）、印度人和阿比西尼亚人”，而“他们的利益与其他红海港口的利益，甚至与亚丁湾、孟买和蒙巴萨的利益有关，几乎超过了与其身后……大陆利益的关联度”。
无论来自何方，商人都必须融入纷繁复杂且经常口角不断的社区，在那里，港口城市生活的两大祸害加剧了社会紧张：商品贸易的不稳定性和流行病的侵袭——在热带或亚热带地区最严重，在欧洲和北美也很常见，一直到19世纪晚期。每座港口城市都有一批律师来解决（或激化）其商业纠纷。它可能有一个总督和一支驻军，而且几乎总是有一个海关为统治者获取收入。航运利益集团很大，但并不总是和谐的。船主、造船公司、航运代理、码头所有者、货栈主、领航员和码头工人，很难在改善港口或分担成本上达成一致。铁路一旦铺就，就会带来一系列新的利益集团和大量新的劳动力。经理、代理人、办事员、工程师、司机、机械师，以及一队队站长、信号员、清洁工和搬运工，都会前来为客运和货运站点服务，负责修理厂和编组站，为列车配备人员并维护轨道。对于港口城市社会的精神需求，以及对大量为水手、船夫、搬运工和运货马车车夫等男性外来工人提供服务的妓院、赌馆、酒馆和酒吧等“浮世”的监管，牧师和权威人士持有确定但往往相互冲突的观点。财富与常见流行病的结合，让港口城市成为医生（或自称医生者）的磁石。在亚洲的各个港口，他们可能来自不同的传统，有中国的、印度的和西方的。19世纪港口报纸上的广告证明了，针对当地或外来疾病的甜果汁饮料、药丸和其他特效药有着巨大的市场，因为除了从国外传入的疾病，卫生条件差和附近常有沼泽地的低洼河口地区的结合，让港口常常容易招致一系列疾病。
更困难的问题是，如何或是否控制来自臭名昭著的“涉疫”地区的旅客，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是瘟疫或霍乱流行地的旅客。在西方，这通常是通过检疫来完成的，最初是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检疫所中隔离四十天，然后才授予“检疫通行证”（放行或豁免），这一做法始于14世纪晚期并在地中海地区标准化。因此，1830年代从希腊返回英国的旅客将在马耳他岛接受检疫，然后继续旅行，而英国本身就有约二十一个检疫站。尽管医学界对“接触传染”是否为黄热病或霍乱等疾病的原因进行过激烈争论，而且商人对阻碍自由贸易的做法也怀有敌意，但是检疫在英国一直持续到1896年，在其他地方持续的时间更久。疾病的暴发对商业非常不利，并引发了应该予以何种程度公开的问题。因此，港口城市的记者及其所供职的报纸面临着比疾病更广泛的困境。报纸通常由商业利益集团或与其利益一致的人拥有。它们的部分职责是为港口的成功和期待的金色未来欢呼。报纸的版面上充斥着商业信息和广告。然而，它们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几乎每一个港口城市都面临的地方争端：需要改善卫生条件；需要对住房设立标准；需要改善治安；需要铺设街道并为之提供照明——所有这些都会给业主带来成本或侵犯他们的权利。记者可能会与另一个有影响力的共同体接触。对许多港口城市来说，到了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有些城市更早），艺术家、摄影师、建筑师、植物学家和其他科学家（通常是医生），以及对附近内陆历史和民族志感兴趣的人组成了一个圈子。他们的角色也是模糊不清的。他们是科学或“有用”知识的收集者、阐释者和提供者。但是——或许不自觉地——他们也服务于欧洲以外的世界，以让殖民入侵者熟悉新的景观，增强他们对进一步发展的渴望，以及——含蓄地——维护欧化文化的首要地位。
在一座成功的港口城市，其大商人家族是“城堡之王”。他们的主要合伙人构成了港口城市的贵族精英。当然，他们的情况各不相同。在欧洲国家，他们的羽翼可能被王朝统治者或（后来的）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政府斩断。在前殖民时期的亚洲，他们可能不得不充当“官方”商人，比如广州的行商，或者是大贸易公司的代理商和“执笔者”——荷兰、英格兰、法国或丹麦的公司。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这往往伴随着垄断的回报：对外贸易仅限于特权俱乐部。到了19世纪中叶，这些重商主义结构基本被摧毁殆尽，贸易对那些才华横溢、运气上佳和人脉广泛的人开放。在港口城市的商业中，这首先意味着商品交易的能力，因为是商品的买卖造就了商人和港口城市的财富。
在任何交易中，商人都会发现自己是复杂而不可预测的交易和生产之链的一部分。不同商品进入市场的方式存在巨大差异。一些商品是流动采集者、狩猎、捕鱼、诱捕或发掘的产物，它们处于收益递减或（最终）彻底灭绝的边界。除非商人愿意“在灌木丛中摸索”，否则他不得不在购买象牙、毛皮、野生橡胶或燕窝时依靠代理人或合伙人与地方族群讨价还价，并通过贸易途径将其送往河流或铁路站点。为了管理供应不确定的风险和收集成本，商人有时会倾向于结成卡特尔——就像加拿大西北部的毛皮贸易公司——或诉诸胁迫，而这种做法在19世纪晚期的刚果产生了种族灭绝效应。对于依赖耕种者或牧民的商品，则适用不同的条件。在此，商人可能与依赖农奴、奴隶或无地劳工的小农、大地主和种植园主打交道。他将不得不提供信贷，以满足他们一年又一年的需求，尤其是当他们不再生产自己的粮食时。商人受制于一个动态的环境：干旱或瘟疫可能会摧毁农作物和牲畜，他的利润甚至资本也会一道付诸东流。过度放牧或耗尽土地肥力，可能会破坏他的供应区。流行病可能会消灭劳动力大军或摧毁其精力。或者出现几个丰收季，抑或其他地方开始了新的生产，都可能导致供过于求，将价格推到毁灭性的水平。商人可能买得很贵，但不得不贱卖。他的海外买家可能会失败，并带走他们欠他的贷款。一场金融危机，或者战争的谣言，都会让市场萎缩。商人们凭借敏感的神经，并依靠其“通信”流过活，报道新闻，预测价格水平。
商业成功还取决于内陆农业区一系列紧密相联的制度。谁掌握着土地的分配，或有权除掉“不合作”的居民，比如那些致力于维持生计或刀耕火种农业的人？财产是由个人单独持有——用作抵押品——还是由血统、部落或种姓兄弟会等无抵押的不可靠借款方集体持有？移民劳动力是可以用于开辟新的土地或扩大其产量，还是受到种族排斥或高昂旅费的限制？国家是愿意支付费用来进行内部改善——修建运河、铁路和公路——还是过于吝啬、贫穷或缺乏组织而不会尝试？它是愿意免除贸易的关税和税收并解除价格管制，还是决心维持重商主义规则和指令经济？
正是这类问题让港口城市成为商品腹地的重要总部。它首先是一个价格工厂。对买家和卖家来说，市场越大，他们所依赖的价格行情就越好。港口城市可以支撑报纸和价格指南，以及（从1840年代和1850年代开始）电报公司的发展。交易商和经纪人可以见面。12信贷流和现金流滋养了银行和后来的证券交易所。农业社区所需的许多服务都落户于此：医生、律师、教育家、神职人员，以及服装、五金制品、工具和（在美国南方）奴隶的零售商。不过，它也是商业利益集团开展运动的基地，以寻求不受继承权或共同权利限制的“免费土地”、更好的道路、低关税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并游说保护自己免受海盗、航运卡特尔或其家门口暴虐统治者的侵害。在有代议制政府的地方，明智的做法是选择一位大声疾呼的受拥戴领袖来捍卫其主张，并催促执行者。如果没有代议制政府，统治者的总督就可能会受到当地贵族的引诱而为其申辩。如果运气不错，并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一座成功的港口城市可能会开始具备大都市的特质：不仅能组织市场、提供信贷便利和保险、建立运输系统和加工业，而且会通过筹集自己的资本来实现财政独立。这是一个只有少数城市才能渴望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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