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海外中国研究文库》是叶文心上海史研究的第一部著作，以民国大学为研究对象，其中上海的大学占据了约一半篇幅。作者分析了圣约翰大学、交通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公学等上海各大学不同的办学风格、校园文化、及其与上海经济和国内政治的关系，叙述了民国大学生在日益极端化的政治环境中无所适从、渐入颓唐的过程。在此一探索中，叶文心不仅重视全球化因素，而且始终关注传统因素与地方特色。她认为如果历史研究失去了具体性也就失去了价值。因此她总把现代性与中国性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考察，从历史深处发掘中国的特质。
叶文心，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后赴美深造，1984年获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94—2000年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现任该校历史系讲座教授暨东亚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社会史、上海都市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英文著作有：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1919-1937 （1990）, Provincial Passages: Culture, Space,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1996）, Shanghai Splendor: Economic Sentiment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2007）等等。
写在书前
导言
第一章 语文与学识
一、中国高校中英语的使用
二、翻译与写作：文化优先性问题
三、内地的英语教学
四、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国学
五、北京以外的国文教学
六、雅文化与朴学的严谨
七、解读国学家：文化、民族与考证
八、清华大学1933年国文入学考试公案
第二章 圣约翰大学与上海资产阶级文化
一、上海：社会景观
二、上海：文化环境
三、圣约翰大学的成立：宗教的还是世俗的？
四、英语压倒汉语：“商业和科学的基督教文明”
五、圣约翰大学的社会成分
六、“团队精神”：上海资产阶级的文化风格
七、民族主义的挑战
第三章 从地方士绅书院到中产阶级大学
一、交通大学与技术官僚精英的崛起
二、工科学校中国学的地位
三、上海的本国私立大学之起源
四、中国公学和私立学校的商业化
五、复旦公学
六、南京与高等教育的政治气候
七、知识分子圈的政治
八、对抗南京：中产阶级学校和自由主义政治
九、中产阶级大学的两难困境
第四章 上海大学和革命理想
一、上海大学：神话与现实
二、激进大学的诞生
三、大革命前革命实践活动的经费筹措
四、连接教室与街头
五、对学问的激进批评
六、革命的学业规划
七、通俗社会主义及其激进追随者
八、事后追忆与历史过程的比较
九、暴力的结局
第五章 党化教育
一、自由放任、欣欣向荣：国民党统治前的上海
二、控制和调配：国民政府在高等教育中的角色
三、党化和中山大学模式
四、党化和政府对大学的渗透
五、南京与省城文化
第六章 大学生活之代价
一、大萧条后的失业及大学生缺乏就业能力
二、学杂费
三、缴费和收费
四、文凭工厂
五、作为文化和政治问题的生活风格
六、封闭校园中有规律的生活：燕京与清华
七、受监护：上海私立大学的学生生活
八、体育运动
九、北京大学和穿着中式长袍的穷学者
十、长袍、西装和制服
十一、各种形象的并置
第七章 “异乡”：后五四时期的校园思潮
一、绝望的深渊：文学视角
二、幻灭与孤独的阶级性：一场争论
三、渴望爱情：巴金的《灭亡》
四、绝望感的剪影：两种观点
五、道德共同体的缺失
六、处在无情的宇宙中：大学生的人生观
七、忧郁美学的复兴
八、反传统主义
九、不幸福的家庭
十、逃入爱和科学
十一、自我和社会的对立
十二、自我、社会、技术和近代化：国民党的解决方案
十三、公与私的融合：革命者的观点
十四、审美主义的道德观
十五、最终的悲剧
注释
文献缩略语
参考文献
专业术语
索引
译后记
《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海外中国研究文库》：
翻译与写作的相对比重，在教会学校和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的英语考题里大有不同。南开大学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关系深厚。清华大学是用美国所退还的庚款而办的留美预备学校。上海浸会大学（沪江大学）的英语试题主要是一纸作文，而“一些其他试题”不过是陪衬。[26]南开大学的试题把一半的篇幅用在英文写作上，要求学生写私人信件、给商店写信订购书籍、简述一本好书的内容、描述自己故乡的特色。[27]清华的考题要求学生在指定的三个题目之中任选其一，以英文作一篇简洁流畅的文章。[28]评分标准除了文法没有错误之外，还得修辞恰当、使用英文惯用法、段落分明、内容通顺、布局有条理，并且思维清晰。[29]
英文考卷的长度，有时也反映学校对外语能力重视的程度。北大的英文考题不过三道。南开的试题有八道。北大的考题填不满一纸，而清华的考题长达八页。[30]
从英语教学的角度看，翻译和写作各有所取，无可厚非。但两种取向实际上区别很大。翻译练习使大学生担当起在两个语言和文化之间互译的角色，而作文练习则旨在掌握用某种语言作自我表述。翻译练习的要求，是对外语的熟练掌握必须经常参照或回归到母语的表达，而作文练习则让学生用新掌握的外语来表达自我。
同时，在强调英语作文及会话的教会大学，教英语的教师也几乎都以英语为母语。上海圣约翰大学英语系的教授们大部分是美国人。20世纪初，学生增多，以至于师资紧张，就聘用教授的太太们和新到中国的年轻传教士来兼课。[31]在另一所规模小得多的上海浸会大学（沪江大学），20世纪30年代初期一共有56名教授，其中包括22个美国人以及1个俄国人。沪江的英语系强调会话及作文，9名编制内的教授全是美国人。[32]
20世纪30年代的沪江大学，英文的主导地位意味着学生对中文缺乏兴趣以及中文能力的低下。沪江大学总共有550名左右的本科生，其中224人（约占40%）学商，70人（约占13%）学教育，134人（约占24%）学化学及医学预科，192人（约占35%）列名文学院。文学院之中，大多数主修社会学与政治学，只有一小部分主修英语，几乎无人主修中文。[33]此后五年文学院学生人数逐年下降，1934年降到总共130人（约占全校学生的24%）。商学院的比例维持在36%，理科增长到31%，英语系的学生则大幅增长，占到全体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中文系的主修学生则降到零。[34]
除了燕京大学之外，民国时期的教会学校在加强中文教育方面普遍有困难。饱学资优的国学大师多半不愿意任教于教会大学，因为自觉与学校重英语轻中文的风气格格不入，无法与其他各系同事相处。教会大学的学生也大多对极其依赖英语教材的科目感兴趣。[35]然而一所学校英语系的兴盛，不一定建立在中文系的式微之上。以清华大学为例，清华的英语系在20世纪30年代是全国大学外语系中学生最多的一个系。与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不同，清华的英语教授是拥有欧美学位的中国学者，而不是美国人。清华的英语系偏重英美文学而非语言。清华英语系学生虽然比中文系多了一倍，但是中文系的学生也占到文学院的近四分之一。[36]某种程度上因为对文学的共同爱好，两系之间常有学术交流。[37]
民国时期高等教育除文史哲课程外，基本上各学科在教学上都大量依赖英文教材。两类学科主修学生人数的比例，在某一程度上也就间接反映一所学校重视英语的程度。20世纪30年代，11所国立大学文学院的总学生数和19所教会及私立大学文学院的总学生数不相上下。[38]然而，这11所国立大学之中，文学院学生有一半以上主修的是国学范畴里的文史哲，教会及私立大学的文学院学生之中则只有五分之一修习的是以中文为主的专业。[39]私立大学绝大多数学生主修政治、商学、教育、社会学、新闻等“文科”以及自然科学，都是些需要掌握外语的学科。由于这些学科以及工程、医学基本都不是从本土学术传统中衍生出来的，因此学生修习这些科目之前就不得不浸淫于一门或多门外语。至于传统所谓的文史哲，学士课程则几乎完全集中于少数几所国立大学，传统学问在那里还受到相当程度的关注，这些学校包括北京的北大、师大及清华（在较小程度上），广州的中山大学，华中的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及中央大学。私立及教会大学每年所总共培养出来的文史哲人才不及全国大学文科人数的五分之一。[40]
……
本书的英文本写成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中美建交不久，学术交流活动正在起步，档案的咨询开发还处在形成阶段。有关民国时期的历史研究在西方的学术领域中尚属萌芽，以文化社会作为主要关注点的中国史研究，尤属新创的举动。
二十多年以来，中美学术交流的大环境有了许多发展。民国文化史的触角也大有伸张。这部专著，如果写在今天，想必在档案材料方面可以大大丰富一番，访谈以及实地调查材料部分也可以多多深入，下笔的时候想必就会更为谨慎，论述的时候构思的格局也就得作一些必要的简约。
知识社会学里有一种说法，就是专业论著往往随着知识纯度的上升，会出现一种跟现实的关联递减的现象。这本着眼于民国时期的小书在20世纪80年代的环境里，跟中国社会现实的关联恐怕十分少。但是曾几何时，峰回路转，现实社会不少眼前的议题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回响，仿佛空谷足音，几十年前后起伏共鸣。这是想不到的古今观想。
本书原著是以英文写作中国题材，在英语的知识语境中，许多在汉语语境中不成问题的问题需要附加解释，许多汉语读者众人皆知的人物、事件需要多加注释。这是用西文写作时需要多加赘语的地方。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在西方学院中书写中国，若干欧美社会科学文化诠释的普通理论与概念就无须多加着墨。若干西方中国学领域中已经建构成的论述也正是本书原作立论辩驳的起点。这是西文汉学著作在文本传承体系之内相互援引辩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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