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铸华夏: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许倬云学术著作集)

本书提纲挈领、要言不烦，可谓许倬云先生中国古史及文化比较研究之“门径”。

丛书总序

丛书出版说明

新版序

上篇·社会与国家

古代文化发展的特色　　3

农业经济　　23

国家形态　　37

思想方式　　50

转型期的发展　　61

下篇·传统中国与社会

中国古代民族的融合　　77

先秦诸子对天的看法　　85

试拟中国社会发展的几个论点　　121

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若干特性　　130

社会学与史学　　151

在史学领域漫步 　　182

附录　

清华文史讲座缘起　李亦园 　　235

初版序　　237

论雅斯贝尔斯枢轴时代的背景　　239

古代文化发展的特色

（节选）

在我做比较研究或比较观察的时候，目的并不在寻找一个通则或通例，而这往往是有些做比较研究的人常常犯的毛病。他们以为先讲定理，人类有若干一定要去的方向，而由比较研究中可以提出一些共同的道理；我所做的正好反过来。从比较里寻找不同的地方，从不同的地方回溯它演变的经过，看看是哪些条件促使这些不同地方的发生，这是在比较中寻找“异”，而不寻找“同”。从这个特定的角度，我可以说和大陆史学界同仁的方法是相反的，因此我也没有特别的定律或法则，在脑子里驾驭所有的资料。我只是一个时代、一个文化地找它们的特点，从比较中看出它们的差别。我想，凡是学历史的人都知道，历史是一大串特定的时间，而不是一大串共通的现象，我们要将这特定的时间给予好的解释、清楚的叙述，这就是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基本差异。所以我还是在做历史范围里该做的事，而不想跳到另一条路上去找通则或通例。

第一段所要讲的是，我们中国文化在古代发展的最重要特色是什么？作为一种有文化的动物，人类跟别的动物不同的地方是，我们会把人群组织在一起，有意识地去做特定的工作。这跟大马猴不一样，大马猴也是成群结队的，但它们不是有意识地结队成群。从春秋时代起中国人就知道，人不能跟老虎比，也不能跟飞鸟比，但人有自己的智慧，用意识来结合人群，用群体的力量来克服环境的困扰。所以我先讨论哪些特定环境会造成哪些困难，哪些特定地区的人用什么方法来组织他们特定的人群；而这个组织方法是许多可能选择里的一种，选择了以后，就定了方向。譬如我们到“清华大学”的小吃部，走到哪一个柜台之前，都有许多选择，到达以后选择就局限了。所以每个特定地区因应它的特定环境可以做许多选择，等选定了以后就变成文化的基本调子了。这个基调就等于生物的基因，人的群体里面也有基因留下的约定消息，不断地传递下去，形成特定的应付方法，在其他新的条件、新的情况发生以前，就会不断用老的方法应付下去。不但一个人如此，一代一代也是如此，这种延续性即造成智慧的延续。延续本身是一种制约，制约使得文化对那些问题的处理拥有特定的方式。而另一个文化没有受到这种制约，或是制约的方向不一样，它就会循着另一种规范、另一种处理方式，于是每一个文化产生了自己的特色。这特色会经常修改，不会永远不变，虽然一次只是修改一点点，时间一长，修改的就多了。在短时间内可以看到它的延续性大于断裂性，因为它本身要延续的，所以就和别的文化不一样。

如此道理，与个人是一样的，俗话说“三岁看到老”，三岁时所获得的处理经验和方法，可能就一直随到老。人群的结合大概有几种可能，最主要的是生理性的，譬如一夫一妻再加未成年子女，这是最基本的单位（虽然在本世纪前后这种单位产生了困难，譬如现在美国有很多夫妇没有小孩，甚至两个男的可以结婚，两个女的也可以结婚，这些都离开了生理的条件）。人类大多数的经验里面都是以生理的需求结合在一起的，这是亲缘性或血缘性的团体。另一方面人和人的结合情况，是地缘性的结合，大家经常住在一起就变成小小的社群。

这两种小群—地缘性和亲缘性的小群，是人类结合的最基本方式。但两种小群都会成长，基本单位的小群会成长为大一点的村落，或是成长到许多村落结合在一起的更大单位。族也会从家庭成长到更大一点的单位。大概说来，面对面的交往而生效的有两三百人，超过两三百人的更大的群体就需要其他东西联系，依赖符号，自觉地认同自己是群体里的一名成员。在某种意义上，语言本身是创造符号的东西，而它本身也是符号；等到人群要倚重符号的时候，就表示他们不能单单靠面对面的交流了。换句话说，团体大到要用符号来联系时，就表示生活的需求已不是依靠直接接触的了，而这种更大的需求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它出现在我们破坏生态的时候。如果我们眼睛一闭就可以随手抓只兔子，就不必和别人合作；或是我们摘水果就可以维持生活，也不需要和别人合作。可是人类破坏生态的速度极快，生态一破坏，就是必须要改变生活方式的时候。人类生产食物的阶段，即是新石器时代。

在新石器时代，初级的群体扩张为更大的群体，而由此，生产需要组织化，人群需要组织化，消费需要组织化， 分配需要组织化。人类所面对的是不太有利的生态环境，于是我们创造另一种环境，人为的因素超过了自然的因素。而由人类摆进去的人为因素，其影响力比天然的影响力还要大，日子愈过愈复杂，人为的因素对我们的影响也愈大。于是文化的传承性和由传承性而产生的分歧性也愈来愈大，延续性愈强的时候分歧性愈大，而每个文化特质的出现以及走向某一个已定方向的速度和距离也随之增强。直到另一个阶段，人类必须再一次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又回头由分歧走向融合交流。

我现在所要讨论的开始不是新石器时代，而是在“政团”出现的时候。我用“政团”一词，为什么不用“国家” 这个名词？“国家”在英文里面有很多特别意义，它在西方历史发展出来而获得的意义，与非西方的“国家”意义有格格不入的地方；如果我们拿西方意义的“国家”和我们自己意义的“国家”交合在一起，就会造成混淆，因此我避开这个词。当然稍后我还是会用“国家”这个名称，但请记住， 我用的时候，是超越任何文化传统的说法。我用“政团”是表示政治化的团体。政治化的组织，有政治意识地以集体力量组织团体，这个集体力量超越个人力量之上，而这个团体在集体的约定、集体的力量共同约束之下，就可称之为state。我从政团出现的阶段来考虑这个问题。新石器时代以后，人类寻找新的生产工具、新的组织方式以解决资源不足的难题。在这个时候，文明（civilization）产生了。在我的定义中，文明的产生和政团产生的步伐是一致的，因为文化的复杂性跟社群内部的分歧、分化与生活需求有极密切的关系，文明起源的时候就是政团出现的时候。

国家形态

（节选）

现在略述中国文官制度的发展过程。殷商时代，国家组织中已有分职的官员，但还不能称为文官，因为当时的官员多是贵族；国家也不能称之为与西方相当的state，因为当时已具有普世王国的形态，没有主权、疆界的观念。此外，殷商时代文武分途并不显著，通常带兵的人是占卜的人，也是过问国家大事的人。至于西周的政府，在几百年发展历程中已逐步把家和国分开，也就是把王室和政府分开。西周政府中有一群专业性的幕僚人员帮助官员做事，所以西周已出现文官组织的雏形。西周也有内廷的出现，亦即担任王室秘书的文官，成为内阁的雏形；西周也有监察人员，文武的分途也慢慢显著起来。所以西周时代是文官体系萌芽的时期。

春秋战国时代，国家的结构逐渐成型，为了在列国纷争中生存，各个国家都有改革内政的过程，以建立有效的治理机构，有效地运用国内的资源。政府中有分科治事的制度。理论方面有申不害言术、商鞅言法，也有慎到言势。这时的列国多多少少有点像16世纪以后欧洲出现的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固然中国是一个文化的天下，但在列邦林立的情况下要求生存，多少有点主权的观念，又因为列国之间纵横捭阖，不免有条约，所以国家也是法人团体。战国时代，虽然在条约上看到法人性格，但却没有像美索不达米亚城邦之国家具有人格个体的观念。

有关欧洲国家的形成历史，蒂利（Charles Tilly，1929— 2008）曾做过许多研究，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所关切的问题，正同《左传》和《韩非子》里所谈到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改革一样，不外乎定赋税、慎出纳、建立征兵制度、铲除特权，使国家成为共同体。所以说16世纪欧洲建国的过程和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列国形势其实差不多。在从事比较研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有些东西会有逻辑上的关联性。比如，当国土面积或人口数量到达一定的规模，如果旁边许多竞争的敌体都趋向使自己变得更大，大到一定的程度时，除非走向天下国家，先征服，再共存，这时一方面想办法充实自己的内部，另一方面想办法与邻邦界定某些规则，各邦就具有法人的性格了。在动员资源方面，也不外乎前述的如何发挥效力，在各个位置上的人如何发挥的功能，使治事与奖退人才有规则也有系统。凡此，《韩非子》都已发挥到了。总之，治国的目的即在使百姓安居乐业、法律公平、社会安定。这些观念出现在中国，早于欧洲两千年。

春秋战国时代，虽然文官体系在各个国家都建立起来了，不过仍只是个雏形。同时，各国也有国家和社会的斗争，不管是管仲发动的也罢，吴起发动的也罢，都想在列国建国的过程中，扩张国家权力，打击贵族，让新兴的社会成分，如商人、士大夫、专业军人能在国家里有发言权，而文官制度的出现有助于达到这种境界。虽然各国的改革者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却都把文官制度推上了轨道，基本上符合分工合作、划清职权的原则，而且将机构制度化了。

秦始皇时代的文官制度已极为庞大，极有效率，从秦始皇在各地的刻石来看，他也有目的性的关怀，他是要使老百姓安居乐业，这其实与儒家思想并不抵触。固然，秦始皇强调守法，与儒家、墨家的观念并无抵触，不过在整个治理过程中，秦代文官制度终究只是工具性的。

文官制度本身可以继续运作，所以在秦始皇死后，整个帝国的运作仍持续着。甚至在西周共和时期，厉王被逐的十四年中周室也仍然维持得很好，就是因为，即使是处于刚萌芽阶段的、略具雏形的文官制度仍能继续运作一段时间， 而不至于立刻分崩离析。

秦朝与汉朝都处于在国家与社会斗争的阶段，尤其汉武帝时大力打击社会势力，不管是朱家、郭解一类的游侠，或是大财主、地方豪强、旧日权势人物，甚至连功臣的子孙都是打击的对象。最后终究是国家得势，打散了社会势力。国家得胜的结果是发展出察举制度，以察举制度提升社会里的新的才智之士参政，使国家（state）和社会（society）有了沟通，也建立了国家的社会基盘。本来是汉代帝权利用新的成分来打击社会中旧的成分，过了一段时间，察举变成了联系国家和社会的桥梁，使各地的俊杰之士经过察举而进入政府；政府的政令也经由各地俊杰之士达到各地，而文官系统也同时获得了儒家意念。于是文官系统在由纯工具性蜕变成兼顾工具性和目的性的过程中，竟蜕变为自成一格的合理制度。这个新的文官体系便不断传承下去。这个体系的运作本身并不要紧，要紧的是甄选的过程。选拔人才的过程，始终普及全国各地，始终想用最公平合理的方式来找人才，也始终要使人才具备儒家意念。这一工具性和目的性兼具的文官体系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

这时，文官体系的社会性格在选拔的过程中出现，它的国家性格和治理机构则在文官体系运作中出现，所以能够使国家与社会形成均衡，发挥制衡的功用。在选拔的过程中，选拔的方法逐渐趋于严格，汉代的察举最后形成世家大族独占。而隋唐时考试的卷子是公卷，宋代改为弥封，到明清之际全国的考试中还有分区分榜，都是想要网罗全国人才，使野无遗才，而且分省分榜更具意义，这是为了顾全全国各地的社会性格。相反地，这一选拔方式也有国家的性格存在，运作时以制衡、考核为手段，不致滥用权力，也不致使组织完全瘫痪。

文官体系所具目的的性格又造成另一种形势：文官体系与王权的对抗。照理说，文官体系应该与国家互补，但因为文官体系具有儒家意念的目的论，所以与王权实际上不断有紧张的对峙。专业的官员总是怀有儒家的理想，碰到不合理的现象时，国家的文官系统就会用社会的后援力来与王权对抗，这也是韦伯的工具性文官制度所缺少的成分。

本书提纲挈领、要言不烦，可谓许倬云先生中国古史及文化比较研究之“门径”。

上编“社会与国家”，作者以比较研究的方法，从地理环境、农业经济、国家形态、思想方式等角度，回溯华夏中国熔铸、成型的历程，并与世界史上同期其他文明之演变对照讨论；

下编则以“传统中国与社会”为题，讨论了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若干特色等题目。

许倬云，1930年生，江苏无锡人。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荣休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1962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匹兹堡大学，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夏威夷大学、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南京大学讲座教授。1986年当选美国人文学社荣誉会士，2004年获美国亚洲学会“杰出贡献奖”，2020年获“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终身成就奖”，2023年获“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大奖”。

许先生学贯中西，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集中于中国上古史、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及中西文化比较。学术代表作“古代中国三部曲”（《西周史》《形塑中国》《汉代农业》）等，另有大众史学 “中国文化三部曲”（《万古江河》《说中国》《中国文化的精神》）及《经纬华夏》等数十种著作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