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调查:重走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 萧易 知名文物古迹探访者对先行者足迹的追寻 凝结数十年来的历史变迁

★尘封数十年，营造学社不为人知的旧照重见天日 中国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鲜为人知，其调查时拍摄的大批照片更是到21世纪才被人们重新发现，我社由此策划出版《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图录》（共6卷），为首次公开出版这一批珍贵的照片。本书选取这套图录的精华内容，着力展现营造学社用脚步丈量的古代中国。

★海量旧照与今昔对比，凝结数十年来的历史变迁 当年，梁思成与他的同伴们克服各种艰险，用173天穿梭在巴蜀大地上，用3100张照片留下了中国古建筑瑰宝的身影。八十多年后，本书引导读者找寻到这段历史，以两辈人的视野，注视那些崖墓、汉阙、建筑、城市——它们，有的还在地上，有的，已在纸上。

★知名文物古迹探访者对先行者足迹的追寻 作者萧易十几年如一日积极参与对文物古迹的走访调查，并以此为基础创作了许多作品，这份经历在本书中有深刻的印记。书中展现了他对古建筑及其相关文化历史的深入了解，而作为同样“行万里路”的调查者，他对这段八十年前的旅程如同跨时空对话般的感想亦相当值得关注。

成渝之间 /

陪都前后的山城重庆

从明蜀王府到陈举人府

安澜索桥

竹索桥的前世今生

西康纪行 /  

“汉阙翘首”高颐阙

芦山访古

太守、将军与县令

沿江南下 /  

破镜重圆的夹江千佛岩

白崖崖墓

祠堂中的汉代春秋

与营造学社失之交臂的宋元建筑

彭山崖墓

石头上的建筑史

寻找明代平盖观

北上蜀道 /  

新都古寺三绝

唐塔、梁碑与明构

拼接西山观

中国的道教石窟群

重返金牛古道重镇梓潼

广元

武后皇泽千佛重影

东行嘉渠 /

阆中

穿行在唐代梵音中 

南部禹迹山大佛

蓬溪县

鹫峰寺 定香寺 宝梵寺 

穿行在汉阙之乡

石窟之乡 /  

潼南石窟

大中八年四娘遇贼记 

“得而复失”的大足石刻 

濮岩寺

石窟里的合州刺史们

内迁李庄 /  

板栗坳

史语所李庄往事

戎州故城旧州塔

拼接观音寺

一座明代寺院的营造与重现

广汉照片中的古城标本

逆时代的173天

姿态优美的西桥横跨两岸，桥上行人如织，冬日西河干涸，露出河底凌乱的条石，附近的百姓在一汪汪水塘中洗衣择菜，用四川话摆着龙门阵，儿童埋头在石块中搜索着漏网的铜钱。梁思成走到桥下，凝视着西桥净跨十一米的拱券，一袭黑大衣的陈明达、手拿测绘本的莫宗江也跟了过来，夕阳将他们的影子映在厚实的桥墩上。拍摄照片的是刘敦桢，时任中国营造学社文献部主任。

这一天是1940年1月4日，南充县，照片中的西桥也称广恩桥，始建于宋代，清嘉庆年间重修。此时，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一行已走过重庆、成都、灌县、雅安、芦山、夹江、彭山、乐山、新都、广汉、绵阳、梓潼、剑阁、广元、苍溪、阆中、南部、渠县等地，川康古建筑调查到今天已经130天了。

看似恬淡的画面背后，是一寸寸山河沦陷。全面抗战已经进入到第四个年头，就在1月4日，日本人叫嚣“无论如何，今年要解决中国事变”。而在四川，交通不易，人心浮动，城市中的古建筑年岁已久，却因战争、贫穷无力维护，纷纷走向破败。梁思成曾经不无感慨：“研究中国建筑可以说是逆时代的工作。”

对于这次调查，读者或许觉得陌生，我们耳熟能详的是营造学社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调查。1932年，初出茅庐的梁思成与助手邵力工前往河北省蓟县，在这个山麓小城中，发现了“充溢着唐风的梦幻般的观音阁”；1932年6月，梁思成前往调查河北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当时被骑兵团占据，佛、菩萨隐藏在堆积如山的稻草中，殿中没有天花板，梁思成一下子明白了宋代建筑学著作《营造法式》中的“彻上露明造”是怎么回事；1936年5月14日—6月29日，刘敦桢、陈明达赴河南进行古建筑调查，5月28日梁思成、林徽因抵达洛阳，一同考察了龙门石窟，刘敦桢记录建筑特征，林徽因记录佛像雕饰，梁思成和陈明达负责摄影；1937年5月19日—6月30日，刘敦桢又赴河南、陕西两省，几乎与此同时，梁思成、林徽因正跋涉在山西，7月5日，他们在山西五台山发现佛光寺——原来中国还有唐代木建筑!

1937年7月5日同样也是营造学社的分水岭。七天后，沉浸在惊喜中的梁思成、林徽因才在代县得知“七七事变”的消息，这也是他们颠沛流离生涯的开始。梁思成一家离开北京，先到长沙，再到昆明。1938年初，刘敦桢从老家新宁抵达昆明，他们的助手莫宗江、陈明达、刘致平先后抵达。营造学社的招牌在昆明重新挂了起来，员工也只剩下了五人，还有位不拿薪水的林徽因。

刘敦桢之子，东南大学教授刘叙杰回忆，梁思成、刘敦桢曾对学社的方向有过一次交谈，分别在手心写了两个字，打开一看，写的都是“调查”。梁思成、刘敦桢深知，只有不断地调查，才能了解中国的古建筑家底，即便战火纷飞、颠沛流离，他们仍然把田野调查作为学社的方向。

1938年11月24日，刘敦桢带着莫宗江、陈明达，在云南西北部考察了大理、剑川、丽江、鹤庆、镇南、楚雄等地的古建筑，第二年1月25日返回昆明。不久，梁思成、刘敦桢又将视野投向了四川，酝酿一次更为久远的调查，因调查区域涉及四川省与西康省(1939年成立，1955年撤销),史称“川康古建筑调查”。

梁思成、刘敦桢均未回忆过考察缘起。内迁昆明后，学社的考察重心已从华北转移到了西南，放眼望去，整个中国尚未受战火茶毒的土地已经很少，四川算是其中之一。尤为重要的是，他们不止一次从法国人色伽兰、德国人柏石曼的照片中，得见四川古建筑、古遗址的吉光片羽，迫切想一探究竟。对于四川省而言，这不啻于第一次家底的大普查，此前除了偶尔有外国传教士、建筑学家进行猎奇式的调查，国人对四川知之甚少。

1939年的昆明依旧空袭频繁，营造学社搬到了昆明郊区麦地村一所叫“兴国庵”的小庙。8月26日，刘教桢从瓦窑村来到昆明，购置旅行用品。在当日日记中，他写道：“此次赴川，拟先至重庆、成都，然后往川北绵阳、剑阁等处考察，自剑阁再沿嘉陵江南下，经重庆、贵阳返滇。”

营造学社的初步计划，是以川北金牛道沿线、川东嘉陵江沿线的调查为主。到了四川以后，他们发现抗战时期交通不便，短时间不易再来，遂不止一次调整考察计划，先是添上川南十五县，再增加大足、合川两县，行程由此多了四分之一。这也说明一个问题，营造学社最初计划的是“四川古建筑调查”,因计划变动才改为“川康古建筑调查”。

来到四川后，学社诸人一度非常失望，明末清初张献忠屠蜀，四川古建筑大多毁于兵燹，明代建筑都很少见，更别说宋元了。但四川有着丰富的汉阙、崖墓、石窟资源，学社调整方向，将这三个方面作为考察的重点。在9月18日的日记中，刘敦桢写到：“川中古建筑，以汉墓阙为主要地位，盖数量为全国现存汉阙四分之三也。此外，汉崖墓遍布岷江及嘉陵江流域，其数难以算计。而隋、唐摩崖石刻亦复不少。故汉阙、崖墓、石刻三者，为此行之主要对象。”

正如他们预料的一样，四川各地崖墓密如蜂巢，如蜂房水涡，尤以乐山、彭山两地数目最巨，乐山白崖崖墓规模恢弘，前带祭堂，镌刻着古老的汉代建筑图；彭山县江口镇一带崖墓超过四千座，不少门相带有硕大的斗棋。“西风残照，汉家陵阔”,中国现存汉阙46座，其中大半在四川，学社考察了雅安高颐阙、夹江杨公阔、绵阳平阳府君阙、梓潼贾公阔等，而在渠县，他们在土溪场、崖峰场一带就遇见了六处七座汉阙。的统计资料表明，四川有石窟2134处，是中国石窟最集中的省份，营造学社考察了间中涧溪口、青崖山，乐山龙泓寺等，这些石窟如今已全然不见踪迹。

如果说在华北考察的唐、宋、元、明古建筑帮营造学社梳理了唐代之后的建筑脉络的话，那么唐之前的建筑史如何书写？这个问题曾经在荣绕梁思成脑海中。而伴随着川康古建筑调查的深入，问题迎刃而解。梁思成提出了“佐证法”,即从汉闼、崖墓、石窟中寻找答案。梁思成《中国建筑史》中汉代部分的素材便明显倚重于四川的考察，他的另一本《佛像的历史》也对四川石窟涉猎颇多。

梁思成沿途还多有留影，我们熟悉的梁思成往往意气风发，或者与林徽因如同神仙伴侣，但照片中的梁思成却如此陌生。他灰头土脸，一脸倦容，在漫长的旅途中忍受着灰尘、阴雨、臭虫，以及日寇的空袭。刘教桢则有记日记的习惯。带着一本《刘敦桢全集》在重走的路上，如同跟他一同远行，天气的冷暖，行路的忧乐，旅馆的简陋，县长的脸色，在他的日记中五味杂陈。学社的两个年轻人，莫宗江与陈明达，经历了华北与云南的调查，已经具备了相对完备的学术素养，在此次调查中找寻着自己的学术方向，陈明达《汉代的石阙》一文即基于此次调查完成。

1940年2月16日，结束了长达173天的调查，学社回到麦地村。梁思成、刘敦桢或许不会想到，就在当年，日军登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决定内迁四川，一向依赖史语所资料的营造学社也不得不随之迁徙，他们又一次来到四川，这次到了南溪县李庄——一个当时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来到李庄后，学社生活困顿，林徽因终日抱病在床，梁思成不得不为了些许经费奔波在重庆与李庄之间。通常认为，在李庄的营造学社已无力进行大规模调查，但照片透露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线索——此时的学社依旧利用一切条件调查古建筑：1941年春夏之交，梁思成、刘致平受广汉县邀请，参与了重修《广汉县志》的工作；同样在1941年，刘致平调查了新都寂光寺、新津观音寺等明代寺院；1941年，梁思成出任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专门委员，8月完成了重庆府文庙修葺计划；1942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营造学社联合成立“川康史迹调查团”,对彭山县江口崖墓进行发掘；1941年与1945年，刘致平两次到成都，调查了南府街周道台府、棉花街卓宰相府、文庙后街杨侯爷府等，开中国民居研究的先河……

在李庄，梁思成开始撰写构思已久的《中国建筑史》,川康古建筑调查的雅安高颐阙、彭山崖墓、大足北山石刻、梓潼七曲山大庙、蓬溪鹫峰寺等皆收入其中。但遗憾的是，这批资料此后一直随学社辗转流离，被静静压在箱底，未能得到系统整理，也就很少有人知道这次漫长的调查。

时间来到2008年，央视编导胡劲草拍摄《梁思成 林徽因》纪录片，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档案馆发现一个蓝布包裹，里面有560张四川广汉的照片。根据这批照片，我撰写了《影子之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并与三星堆博物馆、成都博物馆举办了“影子之城”特展。

整理照片时，我发现梁思成先生遗孀林洙女士手中保存着一份完整的川康古建筑调查照片，数目超过3100张。经由林洙授权，在四川省文物局支持下，我与各地文物局、文管所一起，于2019年春天开始重新调查营造学社当年考察的古建、古迹，了解它们的状态。八十年弹指一挥间，很难想象它们经历了怎样的命运。

西山观在绵阳城外凤凰山上，当年，瘦弱的道士领着他们，探访后山石窟，茂密的藤蔓遮住元

    1939年8月—1940年2月间，梁思成领导的中国营造学社在四川、西康走访了35个县市，拍下3100多张照片，这就是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也是营造学社历时最久的一次调查，共173天，却一直鲜为人知。

    本书沿着当年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路线，重走考察之路，将营造学社的调查对象一一考证，重现当年梁思成与他的同伴们的考察经历，结合营造学社拍下的调查照片与今天的现场照片，让读者再次看到川康古建筑的过去与现状。全书约15万字，图约260张，以营造学社当年的考察路线为顺序，兼及地域特色划分章节。

文昌祖庭七曲山

28日，营造学社前往梓潼最后一处点位——七曲山大庙。七曲山在梓潼城外九公里处，传说是文昌帝君祖庭。早年在河北、河南调查时，梁思成就发现，中国几乎每个县城中都有文庙与文昌宫，文庙祭拜孔子，文昌宫供奉文昌。中国读书人历来相信能否取得功名，寒窗苦读固不可少，冥冥之中还有神灵主宰着这一切，而功名利禄的赐予者便是文昌帝君。晚清中国文昌宫的数目一度超过了文庙，官吏士子趋之若鹜，这也是道教拿捏中国人心的一大杰作。

文昌帝君本是七曲山上的地方小神梓潼帝君，《明史》载：“神姓张，名亚子，居蜀七曲山，仕晋战没，人为立庙。唐、宋屡封至英显王。道家谓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故元加号为帝君，而天下学校亦有祠祀者。”《明史》所载并不够清晰，连这个张亚子都是虚构人物——晋宁康二年(374年),蜀人张育起兵反抗前秦苻坚，自称蜀王，兵败被杀，后人在七曲山为他建祠；当时七曲山上还有座供奉梓潼神的亚子祠，这两座祠离得很近，久而久之便合称为“张亚子”。

宋代之后，梓潼神逐渐与科举联系了起来。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有个叫李知几的学子祈梦于梓潼神，当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来到成都天宁观，有道士指着观前的支机石对他说：“以此为名，则可及第。”李知几遂改名为李石，而以知几为字，果然如愿取得功名。蜀地士子经金牛道赴京赶考，路过七曲山往往焚香祭拜，他们来到长安后，取得功名者自然不乏其人，梓潼神的神异故事也慢慢在长安流传，甚至有“士大夫路过遇刮大风必至宰相，进士路过碰到风雨必定夺魁”的说法。

宋代梓潼神还只在巴蜀境内流传，它最终成为道教尊神，则是在元代。元延祐三年(1316年),元仁宗敕封张亚子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简称“文昌帝君”,钦定为“忠国孝家益民正直祀典之神”,赐七曲山灵应祠为“佑文成化庙”,由于封号中带着“文昌”二字，遂与中国传统的文昌星宿重合。文昌星即文曲星，是北斗第四星，也是中国人眼中掌管文运的星宿，历史上的包拯、范仲淹都被认为是文曲星下凡，《白蛇传》中白素贞的儿子许仕林也是文曲星转世。如此一来，原本只在巴蜀流行的梓潼神，逐渐接过文昌的教鞭，成为中国科举之神。

学社诸人登上七曲山，此地乔木垂荫，古柏参天，百尺楼、文昌正殿、桂香殿、天尊殿依山分布。百尺楼是清嘉庆十年(1805年)重修的，供奉魁星，左右各有两座朵楼，通往文昌正殿前的平台。朵楼是主楼两侧的辅楼，宋代汴京城中便有朵楼，《东京梦华录》载：“两朵楼各挂灯球一枚，约方圆丈余，内燃椽烛。”文昌正殿亦建于清代，前有献殿，四周绕以走廊，栏杆粗巨，梁思成有“比例粗健，得未曾有”的评价。

从文昌正殿转右上山，七曲山大庙慢慢展现出了它在建筑上的魅力。家庆堂如同一只展翅的飞鸟雄踞在高台上，翼角舒展，宋朝曾对文昌帝君家族加封圣号，家庆堂即为供奉家族成员的场所。拾级而上，家庆堂面阔三间，额枋上有平板枋，上承斗栱。有意思的是，家庆堂山面四间，前两间斗栱与前檐相似，后两间檐柱升高，斗栱也随之减跳。川康古建筑调查一路走来，营造学社在许多地方都看到了这种古老的做法。

天尊殿是七曲山的最后一重，与两侧廊庑构成独立的院落。正午，阳光洒在天尊殿落满灰尘的前檐上，额枋上彩绘的云纹慢慢清晰起来，两条描金的游龙似乎正在腾云驾雾；前檐斗栱七踩三昂，头昂卷曲，二昂、三昂的昂嘴瘦削。学社并未发现题记，但这座建筑却呈现出浓郁的明代特征，梁思成将其作为明代建筑的实物写人《中国建筑史》中：“其中天尊殿在院内处，结构较为宏丽。殿广三间，深四小间，单檐九脊顶。”

科举时代的文昌帝君，如今似乎有着更广泛的信仰，前来七曲山祭拜文昌的人络绎不绝。人们祭拜了文昌帝君后，很少再有爬到山顶的，家庆堂、天尊殿倒是落得清净。

……

皇泽寺的女皇传说

几座狭小的殿堂，穿斗式木建筑，屋檐上的砖瓦七零八落。黑黢黢的格子门上不见了雕花。更有甚者，一条马路穿寺而过，将巴掌大的寺院分成了两部分，连院墙都没有。这便是皇泽寺，刘敦桢感慨“落篱尽失，厥状凄凉”。

12月2日上午8点，学社一行离开剑阁县城，顺古金牛道，经抄子铺、汉阳铺，再行十公里到剑门关镇。石壁如削，古老的剑门关扼守关隘，自古便是蜀道雄关。当天晚上，学社在镇上找了个旅馆歇脚。第二天晚宿宝轮院，4日午后才抵达广元县西门，下榻在北街中国旅行社招待所。刘敦桢看到旅馆里的报纸，才得知南宁已于11月24日沦陷的消息。山河破碎，民生多艰。

6日上午，梁思成、刘敦桢来到皇泽寺。皇泽寺后山，五十余个大大小小的龛窟错落分布，其中一龛规模恢宏，远远便能看到三尊站立的佛像、菩萨，连窟壁的天龙八部都清晰可见。不知何时崖壁垮塌，下层石窟齐刷刷断裂，力士身子残缺，只有头颅还孤零零地悬在崖壁上。

山坡杂草丛生，皇泽寺的香火本来就不兴盛，也就很少有香客愿意到后山去烧香拜佛了。顺着被荒草湮没的小路，学社一行走到后山，半山腰间有个方形洞窟，远远看上去显得阴暗幽深。梁思成走上前去，中心柱由底即顶，三壁雕凿大龛，这是南北朝时期流行的中心柱窟，也称支提窟。川康古建筑调查两个月有余，四川各地石窟虽多，却从未看到过中心柱窟，他写道：

其南五十公尺处有塔洞一。西南北三面各凿一龛，龛内主像，皆结跏坐，风骨凝重，而神光内敛，当为初唐作品。

巴蜀的石窟造像，大多为唐及唐以后作品。相对而言，石窟艺术进入广元年代颇早，这或许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广元北依秦岭，南控剑阁，东北扼秦陇而西南控巴蜀，地处四川盆地通往汉中平原的金牛道之上，又位于自秦陇入蜀的必经之路，战争年代更是兵家必争之地。史载广元南北朝时初属南朝，后归北魏，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后，广元又为南朝所得——皇泽寺中心柱窟的供养人，或许与北魏王朝渊源颇深，抑或就是北魏委任的官吏。

中心柱窟的开凿年代在南北朝时期，但三面大龛中的佛像神情肃穆，菩萨体态弯扭，又带有初唐风格。中心柱窟工程浩大，耗时日久，可能还未等到石窟完工，供养人便不知去向，直到唐人又续开造像，这场持续约两个世纪的接力才得以完工。

几年前，我拿着营造学社拍摄的照片来到广元，照片中寒酸的小寺院早就不在了，气派的仿古建筑一直延续到山腰，大佛也有了挡风遮雨的楼阁。皇泽寺也名武后寺，这个武后，便是武则天。传言武士彠曾任利州都督，夫人杨氏在利州产下了武则天，利州就是现在的广元，广元也由此跟女皇沾上了边，称为“女皇故里”。1954年，皇泽寺附近挖出一通石碑，多少验证了这则传说：

……唐天后武氏其人也，事具实录，此不备书。贞观时，父士彠为都督于是□□□后焉。寺内之庙，不知所创之因。古老莫传，图经罕记。

大佛窟高7米、宽6米、深3.5米，主尊为站立的阿弥陀佛，身边是弟子迦叶、阿难，两边为观音与大势至菩萨，窟壁浮雕惟妙惟肖的天龙八部。对比照片，我发现大势至菩萨民国年间右手拿杨枝，如今已经断裂。龛窟底部有个供养人，他头戴幞头，身着圆领长袍，单腿跪立在地，目光虔诚地看着大佛，如今面目已模糊不清。

当年，刘敦桢在皇泽寺中看到了一尊石雕，与道教的张天师像摆在一起，僧人说是武则天像。石雕雍容华贵，头戴化佛冠，璎珞遍体，看起来是尊观音，只是在后世流传中演变成了武则天。今天，这尊造像穿上金衣，被供奉在皇泽寺中，称“武则天真容石刻”。

皇泽寺脚下有两座寺院，一是洞二寺，一是五佛寺。洞二寺在修下穿隧道时被拆毁，五佛寺早就不在了，它留给广元市民的印象，只是一个叫五佛寺的公交站台。当年，营造学社曾来到这座寺院，在殿中看到明代五佛，许是被妆彩了的缘故，刘敦桢有“伧俗不堪”的评价，连照片也没拍。可惜如今连这“伧俗”的佛像也难寻着了，四川明代佛像可谓寥若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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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易，作家，曾出版《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影子之城》《空山——寂静中的巴蜀佛窟》《知·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古蜀国旁白》《纵目神时代》《金沙》《石上众生——巴蜀石窟古代供养人》等专著，即将在本社出版《中国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图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