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海精華編》出版説明
“子海”，即“子書淵海”的簡稱。“《子海》整理與研究”課題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山東省社科規劃重大委托項目。該課題分《珍本編》、《精華編》、《研究編》、《翻譯編》四個版塊，力圖把子部珍稀文獻、精華文獻進行深層次的整理、研究和譯介，挖掘子部文獻的價值，促進子學研究的發展。
山東大學向來以文史見長。古籍整理與子學研究，是其中的傳統研究方向。“《子海》整理與研究”，是在山東大學前輩學者高亨先生積30年之力陸續做成的《先秦諸子研究文獻目録》的基础上，由已故著名古籍整理與研究專家董治安先生參與策劃、設計的大型綜合研究課題。課題立項後，得到了中宣部、教育部、財政部、山東省政府和山東大學的大力支持，學界同仁踴躍參與。《精華編》的整理研究團隊近200人，來自海内外48所高校和研究機構。在組織管理上，《精華編》努力探索傳統文化研究協同創新的新體制、新機制，現已呈現出活力和實效。
華夏文明是由多元文化構築而成的。中國古代子部典籍，以歷代士人個性化作品的形式，系統性地展示了華夏民族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立體性地反映了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發展的貢獻。其中，無論是宏篇大論，還是叢殘小語，都激蕩著歷史的聲音，閃爍著智慧的光芒，構成中國古代思想、藝術、科技和生活方式的主體内容。《精華編》通過對子部最优秀的典籍的整理，一方面擷英取粹，爲華夏文明的傳播提供可靠的資源和文本；另一方面以古鑒今，爲當下社會的發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撑。并希望進而梳理中華傳統文化的多元結構，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貫文脈。
根據漢代以後子學發展和子部典籍的實際情況，參照官私目録的分類與著録，《精華編》選取先秦諸子、儒學、兵家、法家、農家、醫家、曆算、術數、藝術、雜家、小説家、譜録、釋道、類書十四個類目的要籍幾百種，編爲目録，作爲整理的依據，而在成果展現上則不出現具體的類目。爲統一體例，便於工作，《精華編》編有詳細的《整理細則》，并有簡明的《整理要則》，供整理者遵循使用。
《精華編》整理原則是，對每種子書的整理，突出學術性、資料性和創新性，力求吸納已有的整理成果，推出更具參考價值、更方便閲讀的整理文本。所採用的整理方式，大體有三種：一、 部頭較大且前人未曾整理者，採用標點、校勘的方式整理；二、 前人曾經標點、校勘者，或採用抽换更好或别具學術特色底本的方式整理，或採用集校、集注的方式整理，或採用校箋、疏證的方式整理，或綜合使用以上方式；三、 前人已有較好的注本者，則採用集注、彙評、補正等方式整理。
《精華編》採用五次校審、遞進推動的管理程式，即：一、 初校全稿。子海編纂中心組織碩、博研究生，修改文稿錯别字，規範異體字，調整格式，發現并標明校點中的不妥之處。二、 初審文稿。子海編纂中心的編纂人員根據情況，解決初校時發現的問題，并判斷書稿的整體質量。三、 匿名評審。聘請資深教授通審全稿，全面進行學術把關，消滅硬傷，寫出審稿意見。四、修改文稿。子海編纂中心及時把專家審稿意見反饋给整理者。整理者根據審稿意見修改，做出新文稿。五、終審文稿。待新文稿返回子海編纂中心後，總編纂作最後的學術質量把關。五步程序完成後，將文稿交付出版社。
五次校審的目的是爲了保證學術質量，提高整理水平，減少錯訛硬傷。但校書如掃塵埃落葉，隨掃隨有，《精華編》雖經多道程序嚴加把關，仍難免有錯，懇請方家不吝指教。子海編纂中心將及時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把工作做得更好，以實現課題設計的初衷。
目録
荀卿書若干問題的探討（代序）1
述例1
主要參校參注書目1
勸學篇第一1
修身篇第二69
不苟篇第三119
榮辱篇第四163
非相篇第五214
非十二子篇第六265
仲尼篇第七314
儒效篇第八342
王制篇第九422
富國篇第十494
王霸篇第十一563
君道篇第十二634
臣道篇第十三687
致士篇第十四717
議兵篇第十五734
強國篇第十六802
天論篇第十七846
正論篇第十八886
禮論篇第十九952
樂論篇第二十1039
解蔽篇第二十一1069
正名篇第二十二1141
性惡篇第二十三1221
君子篇第二十四1261
成相篇第二十五1276
賦篇第二十六1318
大略篇第二十七1351
宥坐篇第二十八1425
子道篇第二十九1451
法行篇第三十1462
哀公篇第三十一1472
堯問篇第三十二1494
附録1511
《荀子》佚文1511
諸家序跋1515
後記1530
荀卿書若干問題的探討（代序）
一
劉向在《孫卿書叙録》中稱：“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三篇，以相校，除重複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三篇。”這表明，荀卿去世二百多年以後，正是劉向，將西漢後期流傳的“孫卿書”加以收集、整理，編定爲三十二篇之數。此後，班固《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列“《孫卿子》三十二篇（按原文作‘三十三篇’，據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校説訂正）”，《隋書·經籍志·子部》列“《孫卿子》十二卷”，《舊唐書·經籍志》列“《孫卿子》十二卷”，《新唐書·藝文志》列“《荀卿子》十二卷”，所指均當指劉向定著之本。而唐楊倞“分舊十二卷爲二十卷”，又移易簡第、改定書名爲《荀子》，卻仍保持原三十二篇之數，似亦未對此三十二篇作文字增減（參見楊倞《荀子序》）。那麽，今天傳世的《荀子》一書，其實就是劉向編定的本子，只不過原篇第次序有所調整而已。
劉向《叙録》稱，其所見“孫卿書”，僅“中書”所藏，已多達三百餘篇，約爲最終“定著”的九倍，不難想見西漢成帝及其稍前一段時間荀子著作流傳之盛，也説明當時“孫卿書”並非罕見秘本孤籍之類。“中孫卿書”既如此豐富，“外書”包括私家收藏荀子的著作，數量亦必可觀。又漢人書中多引荀卿書文字，如《史記》引荀子之《勸學》（見《三王世家》）、《禮論》（見《禮書》。按此篇爲元、成間褚少孫所補）、《議兵》（同上），《大戴禮記》引荀子之《禮論》（見《禮三本》）、《勸學》（見《勸學》）、《宥坐》（同上）、《哀公》（見《哀公問五義》）、《大略》（見《曾子立事》），《禮記》引荀子之《禮論》（見《三年問》）、《樂論》（見《樂記》）、《法行》（見《聘義》），《韓詩外傳》廣引荀子之作達十九篇、五十三次（參見楊筠如《關於〈荀子〉本書的考證》，《古史辨》第六册），也從另一個方面證實荀卿書在西漢社會所受重視和多爲人知。
劉向領校中書雖然是上奉成帝之命，但本人對於荀卿一生，卻深表同情和欽敬。他説：“觀孫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凄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於閭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可爲霣涕。其書比於傳記，可以爲法。”（《孫卿書叙録》）劉向以爲荀卿書的整理可資當世取法先賢之用，這使得他對自己的工作，不能不有一種使命感，抱有敬慎其事的態度。
基於以上兩個方面，我們有理由推斷，劉向的校書，除“去其重複”以外，一般不會對原“孫卿書”作任意草率的修改，而只能力求保留舊有面目之本真。今本《荀子》三十二篇，應該大體就是西漢成帝時傳世“孫卿書”諸本所見篇目的忠實“第録”。有的研究輕易懷疑今本《荀子》係“東拉西扯”、“雜湊而成”，難以令人信從。
從《史記》的幾處記載看，早在戰國末期，荀卿書可能已經有了初始的版本。其《孟子荀卿列傳》説：“（荀卿）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表明荀卿生前所著，已有“數萬言”之多。所謂“序列著”，不論是釋以“序列論著”（依次撰作），還是解爲“序列所著”（依次就著作進行整理），都強調了荀卿的經意安排和論著本身的一定系統性。依次推測荀卿書的流布，一開始就具有某種匯編的形式，似無悖於情理。《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又説：“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同書還説：“太子政立爲王，尊吕不韋爲相國……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吕不韋列傳》）秦王政即位於公元前246年，時荀卿尚健在。那麽，早在此時，荀卿書已廣“布天下”，並已昭然引人注目了。
需要指出的是，秦以前流傳的荀卿書，除荀卿自著論文外，還應包括一些成書於荀卿弟子之手的文字。晚周諸子，一般都有設教聚徒的活動；其思想學説的發表，有的最早也就帶有講義的性質，或者竟由弟子記録、整理而後寫定。荀卿可能亦是如此。清人嚴可均（《書管子後》）、孫星衍（《晏子春秋序》）、孫詒讓（《墨子閒詁》附《墨子傳略》），分别以《管子》、《晏子春秋》、《墨子》爲例，揭明先秦子書“不必自著”的事實（參見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卷十一）；它如《孟子》、《莊子》、《商君書》、《韓非子》亦莫不如此。趙岐《孟子題辭》稱，孟子晚年“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荀卿於春申君被害後廢居蘭陵，景況與孟子相似。今傳荀卿著作中，有幾篇時見“孫卿子”之稱，或僅以某類史料排列敷衍成文（均詳下節），極可能就是弟子接聞於老師之語，其中包括“難疑答問”之類的記録。這類篇章有的可能成文稍遲，但同樣是荀卿書初始流傳階段的重要組成部分。
西漢初年，書缺簡脱，典籍淆亂嚴重。史載：“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成帝時，又專意“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參見《漢書·藝文志》）。風氣所及，許多先秦文獻紛紛涌現，其中也包括一些古籍的不同傳寫本。梁啓超在談到漢初荀卿書的流傳時説：“蓋荀子書（指劉向所見之‘孫卿書’）亦由漢儒各自傳寫，諸本共得三百餘篇，未必本本從同。”（《荀卿及荀子》，《古史辨》第四册上編）其實，劉向之受命校書，也正是基於“孫卿書”（及其他古籍）傳本不少且諸本又不“從同”這一事實。
西漢“孫卿書”流傳情況如何？其與荀卿書原先傳本有無不同？這關涉到對於今本《荀子》文獻價值的認識和估價，試略作如下辨析。
首先，漢代“孫卿書”諸寫本之間，彼此篇目似歧異較少。從劉向校書的實際情況看，複重篇（二百九十）約爲定著篇（三十二）的九倍，不僅説明傳寫本非止一種，而且可想見各本必有相當數量篇目實際並無差别。另外，依劉向校書的通例，除參用“中書”外，也常廣采“外書”（如校《晏子春秋》），甚至具體包括“太中大夫卜圭書”、“臣富參書”、“射聲校尉立書”、“太史書”（如校《管子》）等等；而對“孫卿書”的整理，卻僅以使用漢宫廷書爲限，原因何在呢？如果説是由於“外書”一無“孫卿書”任何傳抄本（而“中書”卻收藏如此豐富），恐與邏輯不合；較爲合理的解釋也只能是，“孫卿書”各本問題較少，篇目出入不大，因而没有必要於“中書”以外更去廣參博引了。
其次，漢世傳本“孫卿書”的主體部分和基本内容，應當是承傳有自、信而有徵的。
漢繼秦後，去古未遠，而荀卿作爲戰國後期的儒學大師，在西漢所受的尊崇，又非孔、孟之外其他諸子可比。漢人既推重荀卿傳經的偉績（參見《漢書·楚元王傳》，又《儒林傳》），自然對傳抄“孫卿書”務求内容之真實可信，而不會輕易置其歷史源流而不顧。這是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如上所説，漢人書中引荀卿文字，多達六十餘處，涉及篇數竟至二十有一，占今本《荀子》總篇數的三分之二。這在客觀上證明了漢代傳抄的“孫卿書”實與荀卿書早先傳本之間具有一脈相承的淵源關係。《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稱：“（荀子）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以及“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而有“序列著”云云，對照今本《荀子》之基本内容，特别是其中若干代表作，如《勸學》、《非相》、《非十二子》、《王制》、《富國》、《天論》、《正論》、《禮論》、《解蔽》、《正名》、《性惡》諸篇的主旨和傾向，大體正相一致。這些篇許多重要思想、學術取向的産生，及其論辯的針對性，亦頗能與荀卿所處的具體時代和環境相吻合。一般説來，如無有力的反證，就理應遵循傳統，肯定其爲荀卿所自著。既如此，這些篇也就是經漢代“孫卿書”流傳下來的可靠荀子著作，亦即荀卿書初始傳本的一個組成部分了。
那麽，由戰國而經秦、入漢，荀卿書的歷史流變表現何在？漢代“孫卿書”以及今本《荀子》，與荀卿書初始傳本可能有哪些主要不同？材料所限，難以詳述；粗略而論，約有三點值得注意。
其一，今本《荀子》有文字殘脱，可能是漢代“孫卿書”抄本的缺誤使然。
清人王念孫《讀書雜志·荀子雜志（補遺）》載荀卿書逸文四條：一云：“桃李蒨粲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文選·左思招隱詩》李善注引）二云：“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文選·曹植與楊德祖書》李善注引）三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二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四二》引）四云：“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良匠提斤斧，造山林，梁棟阿衡之材，櫨柱楣椽之樸，森然陳於目前，大夏之器具矣。”（《太平御覽·器物部九》引）以上“桃李”條引作“孫卿子曰”，“有人道”條引作“荀子曰”，“天下”條引作“孫卿子曰”，“何世”條引作“孫子曰”。按末條首二句又見《文選·左思咏史詩》李善注引，亦作“孫子曰”，疑“孫子”非指荀卿；前三條應爲荀卿書所固有，而皆不見於今本《荀子》，至於究爲何篇逸文則已無從考知。
另外，《史記·三王世家》引“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唐司馬貞《索隱》説：“並見《荀卿子》。”《尚書·洪範》唐孔穎達《正義》亦引“《荀卿書》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四句大致相同。前兩句見於今本《荀子·勸學》篇，後兩句則也是荀卿書逸文。此類逸文尚有不少，兹不贅舉。
第二，漢代“孫卿書”傳寫本未必本本從同，其中有的傳本當已雜入少量漢人的文字，並已確然收入今本《荀子》書中。一個比較明顯的例證，是今本《荀子·堯問》篇“爲説者曰”以下一段。此段三四百字，楊倞以爲是“荀卿弟子之辭”，但文中以“孫卿”相呼，顯與門弟子的口吻不合；又稱荀卿書爲“遺言餘教”，感嘆“當是時也……（荀卿）名聲不白，徒與不衆，光輝不博”，分明是時隔久遠的後人語氣；至於“暴秦”之謂，“時世不同，譽何由生”之問，就進而表明此段文字必寫於劉漢立國之後。
其三，上文所述漢人書中引用荀卿書文字，與今本《荀子》對照，往往大同之外又有小異。兹舉一例：《大戴禮記·勸學》篇末有云：
子貢曰：“君子見大川必觀，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與之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所不及者死，似仁；其流行庳下倨句皆循其理，似義；其赴百仞之溪不疑，似勇；淺者流行，深淵不測，似智；弱約微通，似察；受惡不讓，似貞；苞裹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必出、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厲；折必以東西，似意；是以君子見大川必觀焉。
今本《荀子·宥坐》篇則作：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遍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其洸洸乎不淈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嚮，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鮮絜，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兩篇文義大體一致，且都比較完整；然而《大戴禮記》作“似仁”、“似義”、“似勇”、“似智”、“似貞”、“似善化”、“似正”、“似厲”、“似意”，《荀子》則作“似德”、“似義”、“似道”、“似勇”、“似法”、“似正”、“似察”、“似善化”、“似志”；二者所言順序不同，文字亦小有别。這類現象的産生，一方面説明《大戴禮記》與今本《荀子》兩段文字並非彼此間的簡單抄録，而是由共同母本、即共同的由戰國荀卿書分别承襲而來；另一方面也表明，這種承襲的過程，又很難排除已摻有後人增飾的成分。那麽今本《荀子》這類段落的文字，亦不必盡屬荀卿書原先之舊有了。
還要看到，西漢許多抄本文獻（簡書或帛書）篇章、文字極爲混亂。劉向校書屢有“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爲‘進’、以‘賢’爲‘形’，如此者衆”（《列子書録》）、“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戰國策書録》）之類的感嘆；當代出土的漢簡和漢帛書也於此多有證明。今本《荀子》中，事實上同樣存在一些章次錯置和大量文字訛誤的現象，清代以來學者已於此多有考論（參見王先謙《荀子集解》）。這類混亂現象，或許直接導源於漢代孫卿書傳抄本，也可能形成於其他原因（如今本《荀子》本身傳布中的問題等）。我們在充分肯定漢代“孫卿書”以及今本《荀子》較高文獻價值的同時，還完全應該正視荀卿書歷史流變的這一個方面。
二
根據以上對荀卿書的總體認識，爲了便於問題的進一步討論，兹將今本《荀子》三十二篇略分爲四組：第一組爲《勸學》、《修身》、《不苟》、《非相》、《非十二子》、《王制》、《富國》、《王霸》、《天論》、《正論》、《禮論》、《樂論》、《解蔽》、《正名》、《性惡》；第二組爲《榮辱》、《仲尼》、《儒效》、《君道》、《臣道》、《致士》、《議兵》、《強國》、《君子》；第三組爲《成相》、《賦》；第四組爲《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堯問》。
第一組十五篇，歷來被視爲具有很高的真實性，出自荀卿本人之手，而且是其最有價值的代表作。
如張西堂説：“《勸學》、《修身》、《不苟》、《非十二子》、《王制》、《富國》、《王霸》、《天論》、《正論》、《禮論》、《樂論》、《解蔽》、《正名》、《性惡》……都可信爲真荀子文，有的間有一段或由他篇錯入。”（《荀子勸學篇冤詞》，《古史辯》第六册）童書業説：“……《非相》、《非十二子》、《天論》、《正論》、《禮論》、《樂論》、《解蔽》、《正名》、《性惡》等篇，可認爲荀子本人的著作。”（《荀子思想研究》，見《先秦七子思想研究》，齊魯書社1982年版）馮友蘭強調，《天論》、《非相》、《正名》、《性惡》、《解蔽》、《王制》、《富國》、《禮論》、《樂論》、《勸學》、《修身》、《議兵》、《非十二子》等篇，從各個方面提出了荀子的學説，最值得注意（參見《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初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5頁）。這些篇之引人注目的主要特徵約略是：（一） 所論問題多爲荀卿思想學説之基本或重要的方面，而各篇之間又大體構建了一個宏大和相當完整的體系。（二） 爲文富麗而嚴密，析論充暢而精確，顯示了思想的成熟和用筆的老到，也表現了鮮明而獨特的風格。（三） 富於論辯色彩；其中對各家學説的積極爭鳴和尖鋭批判，尤爲突出。凡此表明，這十五篇論文不像是荀卿早期涉世未深時的“少作”，而當産生於作者政治上已有相當閲歷、學術上步入成熟階段之後；其於諸子學説的爭鳴和批評，也似與荀卿滯留“稷下”的一段經歷有關。聯繫《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的有關記載，我們推想，這組論文寫定時間很可能已是荀卿的晚年。
第二組九篇文章，有的明顯不出於荀卿自著，如《儒效》云“秦昭王問於孫卿子”，《議兵》云“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強國》篇云“荀卿子説齊相”、“應侯問孫卿子”，都以“子”尊稱荀卿，表明三篇應爲荀卿弟子、後學所寫定。然而，三篇中分别載録了荀卿游秦、游趙、游齊的一些言論，特别是《議兵》還保存了荀卿的軍事理論，《儒效》借“大儒”的描述集中展示了荀卿的政治理想，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另外六篇，不能斷定其非荀卿自著；而篇幅或較爲短小，論事或較爲淺露，又或間有蕪詞，以至有少許游移的思想内容等等，都與第一組十五篇略有軒輊之分。就總體看，六篇有關爲學、爲人、爲政的論述，涉及荀卿學説的若干帶根本性質的問題；而與第一組十五篇相對照，所論要典，同荀卿整體思想體系若合符節。篇中爲人指摘的個别疑點，尚不足否定基本内容和文字的真實性。它們應該依然屬於荀卿書中某個方面有代表性的作品。
第三組兩篇體式特異，很早就曾被懷疑“與儒家的《孫卿子》無關”（參見《荀子勸學篇冤詞》，《古史辨》第六册）。其實，用民歌和辭賦形式表現政治抱負、人生理想，顯示了荀卿多方面的才能；而兩篇創作抒情、言志本身，與荀卿經歷及其論文内容亦並無不合。
先看《成相》篇。清人郝懿行説：“（荀子）本圖依托春申，行其所學，迨春申亡而蘭陵歸，知道不行，發憤著書，其恉歸意趣，盡在《成相》一篇，而托之瞽矇之詞，以避患也。”（轉引自王先謙《荀子集解·考證上》）是以此篇創作於春申君被害、荀子免去蘭陵令之後，其説可從。全文三篇五十六節，反復指斥“讒人達”、“讒人歸”、“讒人罔極”、“讒人多進”，又自悲“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恐爲子胥身離（罹）凶”，其哀怨憂憤充溢字行間，正是政治失意、現實理想破滅後特定情懷的自然流露；辭中向往聖君賢臣，渴望隆禮重法、尚賢使能，而是荀卿一貫的思想主張。
另外，《成相》篇所用某些頗有特色的詞語，往往累見於《荀子》其他各篇。例如《成相》有云“天下爲一海内賓”，“天下爲一”一語一再見於《儒效》、《王霸》（兩次）、《議兵》、《正論》；《成相》又云“至治之極復後王”，“法後王”是荀卿首倡的政治原則，“後王”一詞也屢見於《不苟》（兩次）、《非相》（三次）、《儒效》（五次）、《王制》（二次）、《正名》（三次）；《成相》再云“君子執之心如結”，按《勸學》引《詩·曹風·尸鳩》：“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並有“故君子結於一也”之語，兩處明顯相通。這也是《成相》篇可能作於荀卿的一個證明。
再看《賦》篇。荀子論學術和政治，貫串著兩個基本的觀點，一是隆禮，一是重知（參用方孝博説，見所著《荀子選》之《賦》篇題解）。本篇首賦“禮”而次賦“知”，是作者暮年經意對這兩個基本觀點給予的突出、渲染和形象總結；以下再賦“雲”、“蠶”、“箴（針）”，不過是“禮”與“知”藴意或作用的進一步鋪展和刻畫而已。按《戰國策·楚策四》載荀卿（自趙）爲書謝春申君而有“賦”作，所引一節文字，與今本《荀子·賦》篇末尾“小歌”大同小異；
有人懷疑《戰國策》所載荀卿“爲賦曰”以下係僞托。此説根據不足，不能成立。可參看《淺談〈荀子·賦篇〉》一文（《文史哲》1978年第5期）。《賦》篇“請陳佹詩”以下那種“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向）”和安危無定之感，似也真切可見荀卿重返於楚、“復蘭陵令”（見《風俗通義·窮通》）前後的具體心境，那麽此篇的寫成必當是時或稍後。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稱“《孫卿賦》十篇”，何以與今本《荀子·賦》篇之“禮”、“知”、“雲”、“蠶”、“箴”五首之數不侔？這是個問題。楊倞有云：“荀卿所賦甚多，今存者唯此言也。”其説雖籠統，卻可能最接近事實。章學誠説：“荀卿之書，有《賦》篇列於三十二篇之内，不知所謂‘賦十篇’（指《漢志》）者取其《賦》篇與否？曾用别出之法與否？著録不爲明晰，亦其疏也。”他推測:“荀卿十篇，居第三種之首（《漢志》列‘屈原賦二十五篇’以下共二十家爲第一種，‘陸賈賦’以下共二十一家爲第二種，‘荀卿賦十篇’以下共二十五家爲第三種），當日必有取義也。”（《校讎通義》卷三）然而班固“取義”究其如何？亦難有確解。研究者屢以《賦》並《成相》兩文之種種拆合，強應“十篇”之數，至今仍未能盡如人意。
第四組六篇歷來被認爲問題較多，值得具體討論。
《大略》篇收長短文字數十則，前後既無條貫，内容或議論或記事又不一致，都與前二十六篇有所不同。本篇文字多處與今本《荀子》之《王制》、《天論》、《正論》、《禮論》、《解蔽》相同或相通；又屢屢稱引《詩》、《易》、《禮》、《春秋公羊傳》及《穀梁傳》，亦與荀卿傳諸經之説（參見胡元儀《郇卿别傳·考異二十二事》，轉引自《荀子集解·考證下》）相符。楊倞説“（《大略》）蓋弟子雜録荀卿之語”，不無道理。但篇中同時一再稱述孔門弟子及孟子的言行，又繁瑣抄録種種禮儀規定，其間恐亦“非特荀子語”（日人久保愛語，引自梁啓雄《荀子簡釋》）。尤不可忽視的是，篇中論《詩·國風》“之好色也”而引“《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内於宗廟。’”按《詩》之有《傳》，爲時已晚。引文不見於《毛傳》；是否出自魯、韓二家詩説（荀卿曾傳“魯詩”、“韓詩”），難以論定卻不無可能；果若如此，則篇中就有了漢初荀卿後學補入的文字。
然而，《大略》有云“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與今本《儀禮·聘禮》相合而文字小異；又引“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與今本《春秋穀梁傳·隱公八年》相合而文字小異；又論《周易·咸卦》云“咸，感也。以相高下，以男下女，柔下而剛上”，與今本《周易·咸卦·彖傳》亦相合而有小異。這證明，《大略》篇所用文獻資料，確乎别有出處，其援引入篇亦必早於漢代。準此，《大略》通篇的基本内容，仍不妨定於戰國之時。
《宥坐》以下五篇，楊倞説：“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記、傳雜事。”其思想之駁雜、内容之無序，更甚於《大略》篇。《堯問》篇末段爲漢人補入，固如上述；它如《子道》篇盛言孝悌之道，《法行》篇反復稱頌曾參言行，以及《宥坐》、《哀公》所載孔子的某些箴言，都與荀卿基本學説不盡相符，而多少帶有其他儒家派别的思想痕迹。此五篇不僅不可能成於荀卿本人，而且許多内容亦必不似出自荀卿的直接傳授。清人汪中説：“《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堯問》五篇雜記孔子及弟子言行，蓋據其平日之聞於師友者，亦由淵源所漸、傳習有素而然也。”（《荀卿子通論》，轉引自《荀子集解·考證下》）既注意引五篇不直接出自荀卿，又肯定其内容之自有傳習淵源，所言可能近於事實。
按《宥坐》篇引《詩·小雅·節南山》並《大雅·大車》各一次，考其文字，既不同於《毛詩》，也有别於《三家詩》；《法行》篇引詩：“涓涓流水，不雝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輔。事已敗矣，乃重大息。”爲不見於今本《詩經》的逸詩。另外，《子道》篇引“《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爲已經失傳的先秦文獻；《堯問》篇引“《中蘬》（通‘仲虺’）之言”：“諸侯自爲（‘自爲’二字當爲衍文）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不見於今文《尚書》二十五篇，當爲古《書》逸文。凡此可見，《宥坐》等五篇確實保存不少戰國前的文化史資料，對於荀卿學派和先秦政治思想的研究，同樣有利用、參考價值。
以上主要從文獻學的角度，分四組對《荀子》文章逐次給予了考察；這裏，還有必要就幾個帶共同性的問題，再作些綜括的討論。
第一，關於《荀子》中的引書。《荀子》各篇引書盡爲先秦古籍，前已累有提及；兹以全書引《詩》、引《書》爲例，進一步作補充説明。《荀子》引《詩》論學或證事計八十二條，除《性惡》、《成相》、《賦》、《堯問》四篇外，分别見於《勸學》以下二十八篇。其中，有逸詩七條（《王霸》一條、《臣道》一條、《天論》一條、《正名》一條、《解蔽》兩條、《法行》一條）；而另外七十五條，從總體看，文字不同於齊、魯、韓、毛“四家詩”之任何一家。足證《荀子》引詩不是出於漢以後《詩經》，而是取自戰國以前“詩三百”的古老傳本。《荀子》引《書》十六條，分别見於《修身》、《王制》、《富國》（兩條）、《君道》（兩條）、《臣道》、《致士》、《議兵》、《天論》、《正論》（兩條）、《君子》（兩條）、《宥坐》、《堯問》，其中逸文四條（見於《君道》、《臣道》、《議兵》、《堯問》）；而另外十二條中又有七條與今本《尚書》文字不同（《富國》兩條，《王制》、《致士》、《正論》、《君子》、《宥坐》各一條），也證明《荀子》引《書》不是出於漢以後傳世的《書經》，而是取自《書》的古老傳本。
有一個問題：《荀子·大略》所引《春秋公羊傳》和《春秋穀梁傳》是“取用漢人著作”的證明嗎？這牽涉到對《公羊傳》、《穀梁傳》兩書傳世時間的理解。按《公羊傳》舊傳：“至漢景帝時，公羊壽共弟子胡母生乃著竹帛。”（唐徐彦《春秋公羊傳注疏》）《穀梁傳》的寫定亦在漢景帝時或稍後。但是，此二書取名“公羊”、“穀梁”，原本是“著於竹帛者題其親師”（同前），而其“親師”在世則爲戰國之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説：“（《公羊傳》）實高（指戰國齊人公羊高）所傳述，而其玄孫壽及胡母子都録爲書。”“（《穀梁傳》）周穀梁赤所述，而傳其學者録爲書。”那麽兩書之初始傳述實早在戰國時。其實《荀子·大略》引《公羊傳·桓公三年》又《文公十二年》兩處，僅化用其意；而引《穀梁傳·隱公八年》一條，恰恰文字又與今本小異，更表明《荀子》所引不是漢人寫定本而是戰國時的傳述。
第二，關於《荀子》的某些韻文。《荀子·樂論》篇夾有韻文，《禮論》篇末段用韻文，《成相》篇通篇爲韻文，有人以此懷疑三篇“體裁不合”，“不是（荀子）原書”。這是失於細考的。
今按先秦散文往往用韻，較早的經書如此（如《周易》、《尚書》的一些部分），稍後的諸子著作也是這樣。《老子》五千言全部爲哲學詩，《墨子》、《莊子》、《管子》、《韓非子》也多有押韻的段落，甚至偶見通篇用韻的形式。《荀子》書中雜有韻語並不奇怪。其實，《荀子》之用韻語，遠不限於《樂論》、《禮論》、《成相》幾處，試另舉三段爲例：《勸學》篇云：“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天論》云：“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解蔽》篇云：“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睾睾廣廣，孰知其德？涫涫紛紛，孰知其則？明參日月，大滿八極。”（“極”、“德”、“則”均屬古韻職部）此三段均出自《荀子》代表作之重要段落，藴意亦自與上下文暢然貫通。可見，以韻文形式推斷必非荀卿書，是一個不能成立的公式。至於《成相》篇不過是“托於成相以喻意”，即荀卿借民歌形式抒情言志（參見杜國庠《論荀子〈成相篇〉》，見《先秦諸子的若干研究》），更不應以其韻文形式而否定其出於荀卿本人。
第三，關於某些文字與全篇“不合”。上文説過，由於漢代抄本的混亂，《荀子》各篇存在一些章次錯置和文字訛誤的現象，前人如盧文弨、郝懿行等於此已作過不少有意義的校勘，儘管不必一概視爲定論，卻值得斟酌參考。需要指出的是，有人對於《荀子》部分字句不是仔細尋繹其内容、辨析其問題，而是過於輕率地斷之爲“竄亂”，動輒疑爲僞出，這實際上不利於古文獻的整理研究。例如，有人以爲《樂論》篇“著誠去僞，禮之經也”句與《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相抵牾，因疑兩處不是出自一人。按《性惡》篇“僞”與“性”相對而言，荀子説：“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性惡》）是“僞”字通作“爲”。而《樂論》之“僞”，則是與“誠”相對而言，《説文·人部》：“僞，詐也。”《莊子·齊物論》“道惡乎隱而有真僞”，即用其義。可見，《樂論》一句與《性惡》篇並無矛盾。又例如，《天論》有“人之命在天”一句，有人認爲“與篇旨相反”，又有人據以斷言“不是一人説的話”。其實，此句説人之生命受之於自然，不過是鋪墊下句“國之命在禮”，而非專題另作申論；而“天”字在這裏，只取其一般用義，既不指某種人格神，也不含神秘意味。那麽，“人之命在天”一句，同樣很難説與《天論》篇的基本精神有什麽相悖。諸如此類的字句問題，如果輕易當作竄亂或僞出的根據，豈不是要失之於魯莽了嗎！
三
在本文上節所劃分的《荀子》之四組作品中，第四組《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堯問》六篇帶有資料匯編性質，所記古人言行較爲零散，思想的表述也不成系統，因而還算不上具有獨立意義的專門著作。第三組《成相》和《賦》篇屬於純文學創作，在形式上也有一定的特殊性。第一、二兩組二十四篇文章則全是政治、哲學或其他學術性論文。作爲荀卿書中的代表作，這些論文不僅思想内容豐富深刻，足以體現荀學之宏大體系，而且文章本身也大都堪稱精意寫成。它們往往既有理論形態的嚴謹，富於邏輯思維，同時又不無相當的形象性，頗多文學的韻致。它們在形式、語言和風格上表現出的特徵，很值得我們繼續作一些考察和分析。
（一） 從形式看，這兩組文章基本都是篇幅較長的專題論文。統計表明，二十四篇論文中，不足千字者僅兩篇（《致士》、《君子》。未計標點所占字數，下同），千餘字者九篇（《勸學》、《修身》、《不苟》、《非相》、《非十二子》、《仲尼》、《臣道》、《天論》、《樂論》），兩千餘字者三篇（《榮辱》、《強國》、《正名》），三千餘字者五篇（《君道》、《議兵》、《正論》、《解蔽》、《性惡》），四千字以上有五篇（《儒效》、《王制》、《富國》、《王霸》、《禮論》）。其中，最短的一篇《君子》，亦有七百九十二字；而最長的一篇《王霸》，已達四千七百五十二字之多，大大超過了今存此前所有單篇理論論文的字數。
二十四篇論文大都主旨明確而形式較爲完整。其中，二十一篇均以題名概括通篇内容，或標示要義，顯然有過精意的斟酌；《仲尼》、《儒效》、《君子》（按楊倞云當作“《天子》”）三篇，雖各取首句二字以爲題名，同樣體旨分明而内容集中。從結構看，各篇布局有序、層次清楚，偶爾回環往復，而絶少無謂的枝蔓和有意的堆砌。《勸學》、《天論》、《解蔽》、《正名》、《性惡》諸名篇，尤能以整體建構的明晰、嚴謹，顯示作者的優異才能，和刻意講求立意謀篇的自覺努力。
戰國後期理論文篇幅的空前長大、容量的大爲增加，是先秦私家著作適應歷史需要在形式上有所發展、演化的一個標志。二十四篇荀卿書能够成爲此一標志的突出體現者，則無疑還決定於作者個人的條件，特别是荀卿本人那種深厚的學養、識力，以及一代宗師的氣度等等。而荀卿的這些條件，並不是當時或稍後的某些其他人所能同樣具備的。
（二） 二十四篇文章用語大都豐富整齊，且時有藻飾的成分和鋪排的傾向。作者慣於援用對句、排句和駢儷詞語，數量既多，又幾乎習見於所有各篇，遂使文章有一種工穩而兼富麗的特色。像《勸學》篇全文一千六百餘字，竟使用各種比喻五十多個；《修身》篇連續用九個結構相同的短句，以論“治氣養生之術”；《解蔽》篇並列七個分句，條舉“觀物有疑”的現象，都是有代表性的例證。另外，像《非十二子》篇用“儼然”、“壯然”、“祺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和“儉然”、“恀然”、“輔然”、“端然”、“訾然”、“洞然”、“綴然”、“瞀瞀然”分别刻畫“士君子”之“父兄”與“子弟”之容；用“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瞡瞡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瞞瞞然”、“瞑瞑然”、“疾疾然”、“訾訾然”、“儢儢然”、“離離然”形容“學者之嵬容”；又像《儒效》篇用“井井兮其有條理也，嚴嚴兮其能敬已也，介介兮其爲有終始也，兮其能長久也，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修修兮其用統類之行也”以描繪理想中“聖人”的精神風貌，都兼具繽紛色采和鏗鏘音韻之美，已與詩賦接近。荀卿是語言學家，其《正名》篇曾對“名”、“實”關係、包括語言概念的確定和使用，作過專門論析；又是文學家，有《成相》與《賦》篇之作。論文用語的上述特色，正顯示了作者令人注意的語言素養和文學興趣。在這方面，荀卿的條件同樣是當時或稍後的其他人所難以具備的。
（三） 作者分析問題，總是把邏輯推理與類比説明結合起來，並且通過條分縷析、反復證明和多方舉例，務求暢所欲言、盡情發揮；而在詳盡析理和周至鋪叙中，則能顯示獨特的氣韻，或有縱横揮發之勢（如《非十二子》、《正論》、《性惡》），或表現爲深沉淵雅（如《王霸》、《禮論》、《樂論》），或予人以豐富繁富之感（如《勸學》、《天論》），總起來，形成一種渾厚宏博、雄健細密的風格。有人説：“孟文的犀利，莊文的恣肆，荀文的渾厚，韓文的峻峭，單拿文章來講，實在是各有千秋。”（郭沫若《十批判書·荀子的批判》）可見，荀文的上述風格不僅是作者寫作能力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而且足以使荀卿論文在先秦思想史以外的另一領域獨樹一幟。
總上所述，《荀子》二十四篇文章在形式、語言和風格上的特徵，可以説表現的相當鮮明、充分，引人注目；而作者建構長篇大作的深厚功力、豐富的語言修養和很高的文學造詣，也進而展示了荀卿其人那種學者兼文學家的特意才能和氣質，同樣不能忽視。二十四篇論文確乎明顯地帶有荀卿其人個性的印記。這就又一次證明，懷疑今本《荀子》多爲漢人“拼湊”的“混雜”之作，實無根據；其二十四篇重要論文的著作權，只應屬於荀卿本人或以荀卿爲主的一個創作群體。
還可稍作補充的是，二十四篇文章所表現的上述形式、語言和風格的特徵，在基本相同的前提下，畢竟還有某些差異。像第一組十五篇，特色就更爲充分、鮮明；第二組九篇，則有的充分、鮮明，有的在某些方面稍顯遜色。這似乎同本文上一節的推斷正好一致：第一組十五篇很可能是荀卿自作，且寫成於作者晚年；第二組則有的仍可能爲荀卿自著而成篇時間稍早，有的就大概是由荀卿與弟子共同撰著、最終由弟子或後學所寫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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