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霖日记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七辑 32开平装 该日记的独值,还在于记录了一个底层公务人员沦落为“汉奸”的过程。

书名：袁崇霖日记

从书名：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七辑

著译者：袁崇霖著，刘奥林、李强整理

开本：32开

页码数：158

装帧：西式平装

ISBN号：9787550632349

出版时间：2020年9月

定价：58

此书稿据袁崇霖《雪庵日记》整理而成，作者袁崇霖为大兴县长秘书，记载了七七事变前大兴县县政状况，事变时县署的应对及经过，北平一般市民的反应、情绪的跌宕起伏，以及事变后出任河北省维持会会长秘书的具体经过，特别是详细记载了维持会的具体活动情形、内部争斗，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该日记的独特价值,还在于记录了一个底层公务人员沦落为“汉奸”的过程。 作者在日记中虽未深入披露心迹,但是我们仍可窥见其从参加维持会之初民族气节尚存,到为谋生而合作的过程。

袁崇霖，生平事迹据日记即文献记载，其毕业于天津放生院小学堂,1922年在北洋政府之盐务署任职,1926—1927年在河南开封任河南省银行总理,兼郑州陇海火车货捐局。 后任职于青岛公安局 (时间不详)。1937年的经历日记所载甚详,3月底至七七事变爆发,任河北省大兴县县长胡蕴璋之秘书,事变后任河北省各县维持会(后改为“行政委员会”)总务处秘书。

目录

前言………………………………………………………………… 1 

凡例………………………………………………………………… 1 

吴丰培题记…………………………………………………………… 1 

雪盦日记礼2月6日—…………………………… 1

(3月12 日) 雪盦日记乐3月13 日—………………………… 20 

(7月2日) 雪盦日记射7月3日—………………………… 51 

(7月30 日) 雪盦日记御7月30 日—………………………… 68 

(9月4日) 雪盦日记书9月5日—………………………… 87 

(10 月25 日) 雪盦日记数10 月26 日—…………………… 113 

(12 月22 日) 

人名索引…………………………………………………………… 141 

数年前,为出版《抗日战争史料丛编》,我正四处搜集史料。一个偶然的机会,同事南江涛博士告诉我,他在整理出版吴锡祺先生的家藏时,发现有一本《雪盦日记》,涉及抗战。当时日记已扫描完毕,原件就在南博士办公室,我迫不及待地快速进行翻阅,顿感价值极大。经南博士联络,吴先生同意我和同事刘奥林整理出版这部日记的计划,这使得我们倍感鼓舞。

一、《雪盦日记》的作者

吴锡祺先生为历史学家、藏学家、文献学专家吴丰培之哲嗣,该日记即为吴丰培先生的旧藏。日记前有吴丰培先生所作之题记: 

此书仅存六册,乃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六日至十二月廿三日的日记,书题为雪盦日记,不著撰人名氏。细审书中所记,作者名袁崇霖,字闰九,天津人,年约四十余,京寓烂缦胡同37 号张宅,家居均住天津南开附近。民国十五六年间在河南代理河南省银行总理,兼郑州陇海火车货捐局局长,廿六年任大兴县署秘书,事变后曾在维持会工作。

日记正当七七事变前后,颇记围城和敌军进城情况。书皮题礼、乐、射、御、书、数,似仅此六册。字体尚好,乃秘书之才。

根据吴先生之题记,该日记似由吴先生购得。日记所起于1937 年2月6日,讫于同年12月22日(吴先生误记为12月23日)。经吴先生考订,作“者名袁崇霖,字闰九”,然细检全篇,并无记载显示作者名“袁崇霖”。关于“闰九”,仅有一处记载: 

赴琉璃厂两明轩取定做之……所刻昌化小对章,因袁润九三字阳文章,润九两字章法太怪劣,实不能用,当令其磨出重刻。(3月11日)

作者在琉璃厂所刻之印章为“袁润九”(吴先生误作“闰九”),但不能断定“润九”是名还是字。作者10月3日之日记,有致友朋信札,自称“霖才疏肆”,则依此可判定,作者名中应有“霖”字。吴先生如何考订作者名中有“崇”字,实未可知。

然而以日记提供的基本线索为参照,考索此时期日记外的其他资料,可证作者名确实是“袁崇霖”。以下即根据日记所载,对作者的履历进行梳理。

慰霖为富家子,与予为总角交,且又同校于放生院小学堂。(

3月30日)乔仲维到会相访,十五年前盐务署旧同事也。…盖民十一年由盐署分袂后,从未谋面一次也。(12月3日)盖当民十五六年之间,余正在汴代理河南省银行总理之职务,且兼郑州陇海火车货捐局长……(5月11日)

与李仙舟遇,谈许久,仙舟自青岛公安局分袂后,回津即服务于天津世界红卍字会。(6月4日)

袁润九,别号“崇霖”。

关于作者姓名,最直接的证据是3月27 日所记,此时作者甫任大兴县县长秘书: 

至文华斋刻牙章方,每字二角,镌余别字,备县府钤盖公文用,缘此次委令系用字也。

因作者明言“委令系用字”,因此才需要新刻“镌余别字”的牙章。若能查到相关任命的文书,作者的名字问题即可定案。然而笔者未在当时出版的《河北省政府公报》《冀察政务委员会公报》中找到大兴县的秘书、职员任命记录。作者十余日前(尚未到大兴县任职)已刻有“袁润九”小对章,此时又新刻牙章,“镌余别字”,作为“钤盖公文用”,则似乎当时已用名“袁润九”,字“崇霖”。然而因小对章一般私用,不适合“钤盖公文用”,此种推断仍不十分肯定①。

《地方行政委员会会务纪要》登记作者时年46 岁,7月10 日(阴历六月初三日)的日记亦有“今日为余四十六初度”的记载,依此可推断作者生于光绪十七年(1891)阴历六月初三日。

日记至1937 年底结束,此时维持会已解散。根据日记所载,作者正四处请托,虽然自认“极少希望”,但仍拟在河北省银行谋一职。查1938 年出版的《河北省银行职员录》,天津二等分行经理为袁润九,年龄42 岁, 籍贯河北天津,1938 年1月到行,通信处为天津特别一区17 号路积余里7号②。袁润九并兼任总行稽核室稽核③。此处

① 有关日记中的印章问题,感谢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卞修跃编审、马忠文研究员的提示。

② 河北省银行总行总务科编《河北省银行职员录》,民国二十七年(1938)铅印本,第51 页。

③ 《河北省银行职员录》,第9页。

明显年龄有误,不知是编校错误,还是作者有意为之。更确切的信息来自当时出版的报纸,《晨报》1938年1月12日有《河北省银行天津分行经理袁润九接任》的报道: 

河北省银行总理王荷舫,接事以来,对于行务积极整顿,近以天津分行关系重要,前任经理辞职,王总理延聘前充河南、湖南等省之银行总理及历任财政界要职之袁润九氏接任,已于前日到行就职,闻袁氏对于发展行务计划,已筹拟妥善逐渐施行云。① 

这则报道不仅提供了袁润九于1938年1月10日到任的信息, 还介绍了他“前充河南、湖南等省之银行总理及历任财政界要职”的履历。其中曾任湖南省银行总理职务,为前文所未提及,至于“历任财政界要职”,则明显有自夸之嫌,袁只是在北京政府盐务署任过四年的办事员。

天津市档案馆存有与袁润九有关的档案三件,其中两件为作者任天津分行经理时商业合同在天津市地方法院及检察处的备案,备案时间都是1938年11月23日,内容分别是《河北省银行天津分行袁润九、怡和斗店新记张瀛洲备案》②《河北省银行天津分行袁润九、德胜货栈李筱良声请备案》③,备案时年龄为47岁。查此时期河北省银行天津分行的相关档案,1939年3月8日前袁润九还在任,分

① 《河北省银行天津分行经理袁润九接任》,《晨报》1938年1月12日第4 版。以下各报皆出自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开发的“中国历史文献总库·近代报纸数据库”,访问网址:http://hbz.nlcpress.com 。

② 《河北省银行天津分行袁润九、怡和斗店新记张瀛洲备案》,天津档案馆,档案号401206800-J004-2-044103 。

③ 《河北省银行天津分行袁润九、德胜货栈李筱良声请备案》,天津档案馆,档案号401206800-J004-2-043833 。

行文书有所钤“润九”印。之后因钤印改为“河北省银行天津分行经理”,未用个人印,无法确定是否还在分行任职。1940年2月出版的《中外经济统计汇报》第1卷第2期,在《天津市银行一览表》里,也有关于袁润九任职的记载①,考虑到表格信息搜集到杂志出版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则袁润九于1939年底至1940年初,似乎尚在任。

天津档案馆还存有1941年6月备案的文书《润德堂袁润九、毅然堂赵玉海、世洪堂袁柏甫、怀远堂王绍诠申请分拨退伙备案》②,其中备案人之一的袁润九,51岁,通信地址为法租界二号路25号通益公司。备案合约如下: 

立分拨字据,润泽堂袁、毅然堂赵、世洪堂袁、怀远堂王,前于民国廿九年正月初六日共同设立通益公字号,计共股本洋贰万元、四股,各占伍仟元,聘由王绍诠为经理,兹因生意亏累,内部改组,润泽堂袁及怀远堂王无力继续营业,已分别于成立分拨之日,眼同各方及见证人,将应摊赔款及长支计润泽堂袁捌百元、怀远堂王五仟壹拾九元七角九分,交付通益公由毅然堂赵、世洪堂袁收讫,继续营业。原有欠内欠外各款,概由毅然堂赵、世洪堂袁两户负担全责,同时撤退王绍诠经理之职,由袁柏甫任当经理,旧有图章照旧盖用。旧账一概作废,另立新账,毅然堂赵、世洪堂袁两户对于营业,日后不论兴衰盈亏及旧有欠外债款是否还清,概由其两户负担全责,与润泽堂袁、怀远堂王无关,除将旧日订立之合同眼同中证人销毁,由毅然堂赵、世洪堂袁函达各债权人表明,对于通益公一切责任承担,与润泽堂袁、怀远堂

① 《天津市银行一览表》,见《中外经济统计汇报》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总行编)1940年第1卷第2期, 第17页。

② 《润德堂袁润九、毅然堂赵玉海、世洪堂袁柏甫、怀远堂王绍诠申请分拨退伙备案》,天津档案馆,档案号0120680-J044-2-055283 。

王两户脱离关系,特立此分拨字据五纸,各方执一份,见证人保存一份,以为日后凭证,专约另缮此分,专为法院备案之用。

中友人:张子彬

见证人律师:赵钢

立分拨字据人:润泽堂袁、毅然堂赵、世洪堂袁、怀远堂王

中华民国卅年五月二十八日立

这是笔者能查到的关于袁崇霖或袁润九的最后的记录,合约中的“袁柏甫”为作者之侄,日记中多次提及,1937年尚在兴隆洋行任职。根据合约的描述,通益公字号由袁润九、袁柏甫等四人合伙成立于民

国二十九年(1940)正月初六,各占股本5000元,后因亏损,无力经营, 袁润九及王绍诠退出,袁摊赔款800元。1940年起作者是否仍在河北省银行天津分行任职,尚不能确定,之后的情况,更是不得而知。

二、《雪盦日记》的价值

正如吴丰培先生所言,《雪盦日记》的价值,突出体现在“日记正当七七事变前后,颇记围城和敌军进城情况”。七七事变的爆发是全面抗战的开始,而这一重要历史时刻亲历者的日记却较少被发现,据笔者目力所及,仅董毅之《北平日记》较为详细,作者是北平沦陷时期辅仁大学国文系的一位青年学生,记录的时间段为1938年4月11 日至1943年12月15日。然而此日记始于1938年,主要记载沦陷区的生活,而不是1937年七七事变时的经历。沈从文先生1946年发表于上海《大公报》上的文章《忆北平》①,对事变时普通民众的反应也有一段不足千字的回忆。相较而言,《雪盦日记》的作者事变时任大兴县县长秘书,常往返于北平与大兴之间,大兴县又与事变爆发的中心宛平县相邻,故记载事变的过程甚为详细。

① 沈从文《忆北平》,发表于1946年8月4日上海《大公报》。

作者于7月8日上午十时听说昨夜芦沟桥方向炮声不绝,因胡县长未到县署办公,他立即命令严加防范,特别避免羁押犯人逃脱, 并将公款、印信妥为存放。下午五时进城,见永定门外人车拥塞,城内亦然。晚七时又闻炮声隆隆,八时乃止,“市中八时戒严,警察传知住户上门。终夜尚安靖”。作者居住在北平城内,但因有公务在身, 常往返于北平与大兴之间,因此记载亲见之城内驻防、城门开关、难民涌入、城外战况甚详。大兴县因与宛平相邻,十分危险,胡县长从二十九军军部借来子弹,后又有一营步兵前来防守,并赶筑工事。7 月13 日,大兴县署附近之大红门爆发战事,作者“避立室中墙角,枪弹乱飞达十余分始止”,后在县府附近的民房暂避,度过了惊心动魄的一夜。此后作者主要居住在北平城内,每日听闻郊外之枪炮声,以及盘旋于北平上空之日机的轰鸣声,打听消息的渠道主要是通过阅读北平发行的各主要报纸、日本飞机散发的天津报纸,以及听无线电。期间有关战和的报道不定,我军胜败的消息时有传来,作者之心情亦随之跌宕起伏。而此时与天津家人的通信已然断绝,报载天津寓所附近被轰炸,作者心急如焚,至平津沦陷后通信恢复,方知未受波及,如释重负。

作者对事变后自身经历的描述,读来让人身临其境,也有一些细节值得注意。七七事变是全面抗战的开始,然而从当时各报的报道和评论来看,事变似乎是此前屡次爆发之中日军事冲突的延续,时和时战,“渐有和平解决之途径等语”,这无疑对北平市民对和战的判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者7月11 日进城,好友李楚卿即邀请其到新新戏院看戏;二十九军战败后,8月1日作者赴郭仰宗宅,发现对方正在打麻将,作者也感慨“如此时局,尚能安闲若此,真不可及也”。事变后和战的反复以及舆论的反应,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雪盦日记》的另一个重要史料价值,是详细地记载了河北省各县维持会的活动。河北省各县维持会隶属于北京地方维持会(后改名为“北京地方行政委员会”), 其活动有事变后出版的《北平市地方维持会各项章则文告》①《北京地方维持会会议录》②《北京地方维持会报告书》《地方行政委员会会务纪要》《临时财政总监理处报告书》③《卢沟桥事变后北京治安纪要》④等书可资参考。然而这些文献都是官样文章,粉饰之语多,且以北京地方维持会为主,涉及河北省各县维持会的内容极少。当时国统区的期刊对河北省各县维持会有简短的评论: 

潘(毓桂)把持着北平的维持会,张(璧)欲以河北各县维持会抵制之。但是倭寇方面对于潘五儿特别信任,强抑河北维持会隶属于北平维持会之下,更名曰“河北行政委员会”。所谓“河北行政委员会”,内分三处:总务处、政务处与监察处。委员尽系小人模范,有白浣亭、宁夔扬、黎雅亭、朱西苓、魏子丹、刘宇民等。各县的维持会由“行政委员会”禀呈日本特务机关,也先后成立了专司,为日本采买、征夫、输送、侦探军情、清查户口,无异供给倭寇之支应局。⑤ 

相较之下,《雪盦日记》对河北各县维持会的记载就详细得多。关于人员。“该会由河北各县留平富绅巨商等组织而成”,其中常委白浣亭、王鹤年是作者的旧识,秘书、干事均为委任,发委任令, 俨然一副行政机构的做派。白浣亭“人极滑,不负责任,诸事无不推

① 北平市地方维持会编《北平市地方维持会各项章则文告》,出版时间不详,从内容推断应出版于1937 年底。

② 北京地方维持会编《北京地方维持会会议录》,出版时间不详,从内容推断应出版于1938 年初。

③ 北京地方维持会临时财政总监理处编《临时财政总监理处报告书》,民国二十七年(1938)1月铅印本。

④潘毓桂《卢沟桥事变后北京治安纪要》,民国二十六年( 1937)铅印本。

⑤ 老向《华北永远是我们的》,《战地通讯》1938 年第14 期,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