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师门问学录
从书名：周勋初文集
字体：简体
开本：32开 148*210（图书尺寸），880M*1230（原纸尺寸）
幅数：2
字数（千字）：392
页码数：520
装帧：西式精装
册数：1
ISBN号：9787550634220
定价：88元
出版时间：2021.6
本书是由南京大学周勋初教授讲述,马来西亚籍博士生余历雄记录整理的文学录，既有导师循循善诱，传授治学经验心得，评述研究成果、研究现状等教的内容。也有学生结合自身学 术背景、研究能力等，确立主攻方向、提炼研究课题、收集整理材料、形成学术观点、撰写修改论文、参加论文答辩等学的内容。全书围绕唐宋文学研究这个中心。广泛涉及文学史、 文化史、近代学术史、即当代研究现状。且对当前学术研究中某些有争议的问题多有评论，观点鲜明，颇多借鉴。凤凰出版社曾于2004年和2011年出版过两版，其间版权输出 到马来西亚，现收入新版的《周勋初文集》。
周勋初，上海南汇人，1929年生。195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分配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1956年底考回母校读副博士研究生，未及毕业即留校任教，自此后一 直任教于南京大学。周先生治学涉及诸子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中国古典文献学、近现代学术史等学科领域。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 中国唐代学会顾问，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顾问，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顾问。
序
周勋初1
师门问学录(一)
（2001年2月25日至2001年7月1日）
师门问学录(二)
（2001年9月9日至2002年1月20日）
师门问学录(三)
（2002年3月25日至2002年7月21日）
师门问学录(四)
（2002年9月7日至2003年1月5日）
师门问学录(五)
（2003年3月1日至2003年7月23日）
师门问学录(六)
（2003年8月9日至2004年1月5日）
两《唐书》采摭韩愈古文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提要）
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资料附录
日本《读卖新闻》关于周勋初教授赴日讲学的报导
/俞士玲译
扶桑正是秋光好
——周勋初教授东瀛讲学侧记/程章灿
多元文化的李白
——周勋初教授的一席演讲/石丽东
聆教有感/潘吕棋昌
后记/余历雄
增订本附录
书评九篇
访谈录七种
增订本后记
马来西亚版后记
人名索引
周勋初《孟子·尽心上》记载了孟子的三乐之说，说是“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这最后的一乐，是做教师的特有之乐。中国的文化就是这么一代代通过英才教育而传承下来的。尊师爱徒，也就成了教育领域中的自然追求。
但在视孔孟之道为封建糟粕的“革命”年代，“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却又会引出意想不到的麻烦。尤其像我这样一种出身不好的教师，更得时刻小心。尽管我经常反躬自省，觉得教书还是认真的，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因此享有孟子说的“二乐”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我家上几代都是地主，兄弟姐妹和我一样都是与家庭割不断感情联系的孝子贤孙，因此孟子说的“一乐”反而成了我们的第一包袱。不管我怎样努力工作，第一包袱仍然牵制你前进，无法走到革命的大道上。
步入20世纪60年代，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雷声隆隆，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到来。这时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比我们年长一辈的教师，但像我这样政治上的弱者，也已成了一些先进分子的碍眼之物。
那时我教五年级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课，开学后一两个月，照例要开一次座谈会，听取同学的意见。其中就有一位年纪很大的调干生，上纲上线，对我大肆挞伐。我很怀疑他到底有没有能力听懂这门课，但他的政治水平显然很高。我明白，无论我作出多大的努力，要想达到这种学生的要求，永无希望。
1964年到1965年，全国高校师生全部下乡补上阶级斗争的主课，参加四清运动。春节前后放了十多天假，我和一位同学一起回南京过年。回家过年总要给家里带些东西吧，但海安县很穷，没有什么东西可买，只有一种白酒，里面融化了猪油，叫作香雪酒，算是当地的土特产，我就买了两瓶回家。那位同学也买了两瓶回去。事后却有人告诉我，说是那位同学本来是不想买的，我劝他买，他也就买了。原来那位学生的成分特别好，政治上很先进，在那革命热情高涨的年代里，买酒似乎意在追求享乐，也是资产阶级的表现，这时也就不管我有没有劝他买酒，由我这样一位政治上特弱的教师劝着才买，倒也合乎情理。我真没有想到，孟子的“一乐”竟会给我带来这么多的风险。因为政治上弱，什么脏水都可以往你头上泼。处在这样的气氛下，要想建立什么正常的师生关系，对于我这样的一名教师来说，太艰难了。
进步与落后，从辩证法来说，本是对立统一的一对概念。没有落后，也就没有进步。因此，没有我这样一位落后分子垫底，也就无法衬托出先进分子的优秀。我很无奈，落后本是娘胎里带来的病，无法摆脱。我想起了《诗经·豳风·鸱鸮》中那只可怜的小鸟：“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一切只能听人摆布。
我很感慨，一辈子教书，犹如拦腰分成了两截。“文革”之前也教过不少学生，但没有什么贴心的；本来提出“贴心”二字就应该批倒批臭，你想与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么？
幸运的是，“革命”的年代终于过去，“文化大革命”之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孟子的“三乐”终于光临寒舍。我妻子祁杰也是当教师的，以前受我连累，一直处境尴尬，如今合家欢欣，过上了太平日子。自80年代起，“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快乐，全部得到了实现。我先后教过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数量很大，成才者多，这是我们当教师的最感满足的地方。清规戒律撤防了，师生之间的无形障碍也就消除了。教师认真地教，学生认真地学，师生关系融洽，从中看到了个人与国家的希望。
人到中年，各种任务丛集而至，但我很清楚，自己本是一名教师，教书育人，是我的本分，也是我的第一任务，因此不管处在什么情况下，总要尽力完成教学任务。教师作出的努力，总能在学生处得到回报。留在身边的一些学生，朝夕相处，容易增进感情，就是在外地任职的学生，也一直保持着深厚的情谊。每当我讲学或开会在外，总有一些学生随侍在旁，交流情况，无所不谈，宛如家人。有一次我去广州某大学讲演，刚巧有一位在出版社任职的学生前去组稿，该校教师无意中提起明日南京大学的周老师要来讲演，那位学生马上自我介绍，并说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老师了，他要抓紧机会在此见面。为此他立即与航空公司的售票处联系，要求推迟航班，此事虽因机票不能改签而作罢，但当学校里的老师告知此事时，我还是很感动。师生的情谊，属于人类感情中最纯真的部分，自应百般珍惜。
所谓教育“天下英才”，如今也成了现实。这一二十年中，还教过许多日本、韩国和中国港、台地区的学生。大家也一直保持着深厚的情谊。90年代，有几次随团赴台湾开会，路过香港，一些在该地任教的学生就来看我，到了台湾后，一些教过的学生也驾车来看我。这些都曾引起同行者的羡慕，我也感到了教师这一职业之可贵。中国尊师重道的精神不坠，传统的道德规范终有复兴的一天。
我很高兴，在我教学生涯行将结束时，还收了余历雄为最后一名博士生。他谦恭有礼，勤奋向学，虽为马来西亚籍的学生，其业务水平却丝毫不逊于本国的学生，这是他以百倍的努力取得的成绩。一个暑天，他竟因疲劳过度而昏厥，我知道后很心疼。
在他毕业前后，我又感受了两次惊喜。
他突然交来了六个学期的听课记录。我教学生一直保持定期讨论问题的做法，每隔两周，讨论一次。一般先由学生提出问题，展开讨论，有时也由我主讲，形式不拘。我万没有想到，余历雄把我讲的内容都记下来了。有的问题，我记不清，说不准，就指点他向哪些方面去查找，他就原原本本整理出了完整的记录。这是很花功夫的事，可见他的用功。我这才看出他的记忆力很惊人。他把这些记录稿也送给了莫砺锋与曹虹两位老师，他们读后也感到惊讶。为此我们交换了一些看法，觉得这种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有它值得参考的地方，这就增加了我的信心，决心指导他继续加工，将这份《师门问学录》公开问世。
学生相处三年，就要分别了，不免感到惆怅。本国的学生分开之后，还可通过多种方式经常联系，再次见面的机会也多。国外的学生，再次见面无疑要困难得多。余历雄要回国了，我和祁杰商量，约陶芸先生、莫砺锋、陶友红、曹虹、张伯伟和两家的孩子莫杞、张博一起聚餐。上下数代，其乐融融，既为他饯行，又是最后一次联欢。宴会散后，我要到对面的金鹰国际购物中心去买东西，余历雄一起前去，我就问他要不要买些中国的东西带回国，他说不想买什么东西，并表示对南京的土特产很陌生，我就追问他，始知他在南京前后六年，竟然没有到过新街口的大商场一次。新街口是南京最繁华的地区，商店林立，行人如鲫，观光客也蜂拥而至。南京大学距新街口不远，不到半个小时的路程，我在当学生时就常用晩饭之后的休息时间去购物。我想在南京大学的学生中没有到过新街口大商场的，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由此也可见他的用功。真是心无旁骛，一心向学。
余历雄整理出了一份南京大学中文系培养古代文学博士生的教学记录，这种教学方式的得失，还应听取外界的评议。他来这里读书，志趣很高，硕士生阶段，希望在哲学方面打好基础；这次前来攻读博士学位，希望在史学方面打好基础。他思路开阔，提的问题涉及面很广，我虽随方解答，但仍觉得难以满足他的要求，特别是一些即时性的问题，我还没有看过他提到的文章或读过的书，要想正确地解答，无疑是困难的。仓促上阵，难免不发生错误。限于时间，限于条件，限于个人的水平，这份记录中的瑕疵必然很多，谨请各方人士不吝指正。
2004年8月于南京大学
师门问学录（一）
（2001年2月25日至2001年7月1日）
周勋初讲述
余历雄笔录整理WXL 01：2001年2月25日（星期日）
勋初师曰：最近我比较忙碌，常要到外面参加重要会议，新学期已开始了三四周，直到今天才有时间与你见面。请你代我问候林水檺先生，谢谢他的关心。
余历雄曰：1998年自南京大学硕士毕业回国后，即在某高校中文系任教，主要讲授中国文学史、中国历代文选、论文写作指导等课程。在教学期间，日益感到自己对唐代以后的文史知识较为薄弱，便萌发了继续修读博士学位的计划，希望能够藉此提升自己的学术专业水平，胜任日后的教学任务。洪天赐院长与林水檺老师对我的读博计划都予以积极的支持。
勋初师曰：你在硕士毕业回国后，就能立刻找到适合自己专业的工作，看来目前马来西亚的就业情况不错。我以前教出来的一些韩国博士生、日本高级进修生，在南京大学完成学业回国后，有的到现在还未找到固定的工作，或担任不属于所学专业的工作，感到很气馁。在韩国与日本，受过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训练的研究人员相当多，但大学里的教师名额太少，资深的教师尚未退休，年轻的学者上不去，就业的情况较艰难。中国香港与台湾地区大学的情况也是如此。马来西亚的高校可能比较缺乏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人员，你将来博士毕业回国后，应该会有较好的机会发挥自己的长处（编者按：余历雄，时任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
余历雄曰：我因工作单位的教学事务至去年年末才结束，故未能在9月入学，至今年春季始能报到。据悉，南京大学中文系已取消原有的博士生春季入学计划。这一次留学得到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China Scholarship Council）提供全额奖学金，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谢乃康先生给予我很大的帮助。
勋初师曰：我年纪已大，原本不想再招收博士生了。因为你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们系里作了特别安排。你在1996年春季到南京大学中文系读硕士班，是林水檺先生推荐的，要求我担任你的指导教师。当时我已不再指导硕士生，就改由曹虹老师指导，后来你也顺利地取得了硕士学位。这次你来读博士班，要求我和莫砺锋老师担任指导教师。我向系里反映了你的情况。我目前手下没有研究生，那就由我来指导你吧。系里的老师也同意了。以后每隔一周你都到我家里来，谈谈你的阅读心得，商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如果平时有其他的疑问，你也可以随时提出，或者向系里别的老师请教。
我们南大研究生院与中文系办公室都有专门的老师负责学籍管理的事务，你不妨前去询问关于“春季入学”的详情，以确定你的学籍身份。目前你与“秋季入学”的同学一起上课，大概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你能够享有中国的全额奖学金待遇，我也感到高兴，这样就能减轻经济负担，使你能够专心地学习及完成博士学业。如果其他同学也能享有同样的待遇，那是否意味着日后将会有更多的马来西亚同学前来修读硕士班或博士班呢？
余历雄曰：根据申报入学时的博士论文计划，我打算作“北宋三苏政论文研究”，以加强对宋代文史领域的认识。不知这一选题是否合适？
勋初师曰：你的博士论文打算研究宋代文学，关于“三苏政论文研究”这一题目可放后一些考虑。现在作为起步阶段，你不妨先广泛阅读唐宋文人的别集，例如唐宋八大家的“论”体文字。宋人尤好发议论，不止“三苏”而已。宋人的文章与政论、史论的关系都非常密切，应该多加注意。我们系里唐宋文学研究的队伍比较强大，有卞孝萱、莫砺锋、张宏生、曹虹、张伯伟、巩本栋、程章灿、严杰等，都有这方面的专著或文章。莫砺锋老师在唐宋文学研究方面的成果很突出，例如《江西诗派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杜甫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等，在学界都得到很高的评价。张宏生老师的《江湖诗派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感情的多元选择》（北京：现代出版社，1990年），巩本栋老师的《辛弃疾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严杰老师的《欧阳修年谱》（南京：南京出版社，1993年），程章灿老师的《刘克庄年谱》（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也获得学界的好评。张伯伟老师的《禅与诗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和《全唐五代诗格校考》（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初版；《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修订本）中都有很多涉及唐宋文学的文字。过去我们关注之点比较集中在唐宋两代，现在已经延伸到上下各个朝代，例如郭维森、许结两位老师合著的《中国辞赋发展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在大陆赋学界享有很高的地位；曹虹老师的《阳湖文派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可称近年来清代文学流派研究的佳作。其他大学从事宋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例如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四川大学曾枣庄教授、北京大学周先慎教授等，我都认识，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推荐你到他们那边进修学习。
你在南京大学的学习环境应该会比在马来西亚的情况要好。我希望你在三年的时间内能够勤奋学习，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博士论文，都能够达到或者超过这里研究生的水平。在你毕业回国后，还能继续进行自己的专业研究，将来回来参加学术研讨会，所提交的论文也能够达到国内、国际学者的研究水平。WXL 02：2001年3月11日（星期日）
余历雄曰：目前南大中文系博士生的选课规定与以前的情况有些变化，“跨系选课”的规定与其他系科的情况也有不同。
勋初师曰：近些年来，中国高校培养研究生的方案一直在调整，变化较大。以前，我们的博士生是不需上专业课的，或只需选修几门专业课，主要是培养博士生独立的研究能力。南大研究生院现在有了新的规定，除公共课、专业课外，博士生还得学一门第二外语，在核心刊物发表三篇学术论文。留学生则只需发表一篇论文。你可到系办公室询问详细的情况。你这个学期选修的三门专业课：“中国文学史背景研究”“唐宋文学专题”“明清文学专题研究”，课业方面可能较为吃重。不过，你也应该多挤出一些时间阅读唐宋文献和一些相关论著。如果能够真正学好这三门课，那也不错了。我们的博士生一般是在第一学年内完成选课的要求，然后在第二学年集中精力构思论文选题的计划。
余历雄曰：打算从目前“唐宋文学专题”或其他选课的作业中，开始撰写博士论文计划中的部分章节。
勋初师曰：目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情况是：（1） 唐以前的研究课题仍有不少，但在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上要求很高，因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学术问题尚融而未分，现存的文献材料又很有限，研究者如缺乏综合的研究能力，也就难以取得显著的成绩。（2） 唐以后的研究课题也有很多，现存的文献材料非常丰富，挑一个题目撰写一篇博士论文大概不成问题，但是三年的学习时间太短，选择有关宋代的博士论文，怕难以全面地掌握材料，尤其“三苏”这样思想较为复杂多样的人物，恐怕很难得出超越前人的结论。（3） 现存唐代的文献材料也很丰富，可供研究的课题也很多，如果勤奋学习的话，一般在三年内可以通读大部分的材料。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来考虑论文计划，那就比较稳当而扎实了。作为博士阶段的研究，选题必须得当，要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要能够完成本阶段的学习目标，还要有长远的研究计划，才能在博士毕业后继续相关的研究。如果完成博士论文以后，在学术上便东顾西盼或停滞不前，这样的训练也就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现在研究宋代文学，首先面对的问题是：材料太多，好些还没有经过整理。你原本的论文计划是“北宋三苏政论文研究”，这还得再仔细考虑一下，因为你在国外能够接触到的古代文献较少，阅读过的宋代材料恐怕也不多，例如《东都事略》、《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宋代文人的诗文别集、笔记小说等，这些都是无可回避的材料，至少需要通读一遍。研究政论文，还要阅读《宋朝诸臣奏议》、《历代名臣奏议》中的宋代部分和《宋名臣言行录》等，这些都是大部头的书，得花很长时间才能读好。我们系里的巩本栋老师，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宋代党争与文学》，他确是踏踏实实地通读了这些材料，但对你来说，怕有困难。打好文献基础对研究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北宋“三苏”中，苏轼的思想最为复杂多样，不容易掌握。目前学界对“三苏”的研究成果较多，有人专作“苏轼研究”，四川大学古籍所对《三苏全书》的整理工作也已基本完成。（历雄注曰：此书由曾枣庄、舒大刚主编，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相对来说，中国学界对北宋散文的研究成果较多，对南宋散文的关注较少，只有一些零零星星的论著。
你在硕士生阶段做的是魏晋玄学方面的研究，在哲学方面已经打下了一些基础。唐代史学很盛，你如作唐代方面的博士论文，可在史学方面积累知识。如果你在哲学、史学等方面都有很好的基础，那对日后的发展，必将发生很好的作用。用三年时间作唐代方面的博士论文，全面掌握这方面的文献，接触各个领域中的问题，接受严格的训练，也就可以为日后的发展奠定基础。作唐代文史的博士论文，一定会大量接触宋代材料，日后如作宋代文史研究，乃至明清文史的研究，也就可以顺流而下，不会碰到什么困难了。
余历雄曰：中文系在本科阶段，一般都很重视唐宋古文和明清散文。但在中国文学史的教材中，仍按朝代分别论述，未能贯通从“唐文”到“清文”的文史脉络。我希望能够通过对“三苏文”的研究发展到日后的清代散文研究。
勋初师曰：你是从“文”体的角度来思考，想要较全面地掌握从唐宋古文到明清散文的发展，尤其是清代桐城派，以便在日后讲授中国文学史时，能够有一个贯通前后的文史脉络。这个愿望当然很好，但它已经属于另一个专题了。你必须先考虑建立自己的专业研究，再拓展到古代文学的其他方面。如果你能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话，那当然是很好的。你在马来西亚高校讲课，使用的教材是中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版《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四卷本，1999年），那是中国高校文科的新教材，它的学术容量较大，一般的中国本科生也不容易掌握，教学时必须好好地斟酌取舍。桐城派是清代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流派，但就在清代，一些学者对桐城派的理论和创作就很有意见。清代的桐城派和“选学派”，到了民国初年仍然有相当的影响。中国文学史的讲课，清代散文一般讲得不多，主要是讲明清小说，好与现代文学贯通，也容易吸引学生的阅读兴趣。当学生对文学史产生兴趣之后，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阅读，再尝试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
余历雄曰：一般认为，南朝玄学不如魏晋玄学。但是，南朝文学受玄学思潮的影响似乎比魏晋文学更为明显。
勋初师曰：关于哲学思潮的研究，一般都较注重魏晋玄学，南朝玄学对文学发展仍有一定影响，但情况与魏晋时期不太一样。玄学主要是一种“调和”的思想哲学，你在硕士阶段研究魏晋玄学与文学，对这点应该深有体会。自汉代后，中国向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社会变化之后，知识界就要想法吸收其他思想补儒家之不足。南朝思想领域中的冲突是很尖锐的。例如，“沙门不敬王者论”体现了东晋南朝的王室和僧人之间文化思想上的冲突。印度古时很早就形成了种姓制度，位居其首的是婆罗门，即僧侣；其次为刹帝利，即世俗统治者，这种情况与中国截然不同。中国的王者高高在上，任何人都必须“敬”王者，“不敬”王者是要受惩罚的。翻开《弘明集》与唐释彦悰《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看，这种文化冲突与思想论战的文章很多，事件的发生也不止一朝，最突出的是桓玄与王谧、慧远等人的论争。梁武帝好佛乃至佞佛，在《沈约集》中有好几篇反映这类思想的文章。有的学者将“南朝玄学”解释为：“新”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其中或有一些课题仍可继续探讨。
玄学思潮对南朝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学批评方面。例如，刘勰《文心雕龙》是以一种高度的抽象思维建构一个“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体系，是魏晋以来玄学思潮与文学发展的总结。有人认为，刘勰的文学理论是受佛家思想的影响,这个观点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论证。西晋陆机《文赋》的撰著也是受到玄学思潮的影响，那是陆机入洛以后的事。有的学者仍然认为《文赋》是陆机在吴地时所作。如果我们结合当时江南的社会思潮来看，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唐长孺在《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一文中论叙甚明，可参考（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总的来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南朝，文学批评的著述非常丰富，这些都与玄学思潮的发展密切相关，新的思想巧遇这种时代，正好扮演着促进的作用。WXL 03：2001年3月25日（星期日）
余历雄曰：日前读章学诚《文史通义》，其《诗教》篇曰：“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其源多出于《诗》教”。“知文体备于战国，而始可与论后世之文。”章学诚《文史通义》是否具有“文学‘战国中心’意识”?
勋初师曰：章学诚《文史通义》的最重要命题是“六经皆史”。这也是清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六经皆史”之说，由来已久，这个命题反映出章学诚对中国传统学术变迁的认识，同时也关涉不同时期的学者对“六经”的新诠释。历来许多研究者对此都有深入的探讨。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是为了恢复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儒家传统。清代学者因高压政治的限制，大都在义理上未能取得成绩，因而提出了“以史学取代经学”的命题，希望能在借鉴历史的前提下干预时政。“六经皆史”说名义上仍是“尊经”，实际上“经”的地位已降至与“史”同列了。这也是时代变迁的结果。时至清代中叶，儒家正统地位已在下降。有人说是“史”的地位提高了，这个说法恐怕还要再推敲。
章学诚（1738—1801）是浙江会稽人。《文史通义》中有一篇《浙东学术》，具体地论述了历来浙东地区“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其实，“推尊乡贤”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传统，其中当然也有援引乡贤以“自重”的意思。由于时代的不同、政治形势的变化及其他因素，章学诚的“史学经世致用”说与浙东前辈学者之经世精神，已有很大的不同。章学诚的学说对浙江地区的后起学者，例如龚自珍、章太炎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样是时代与政治的变迁，章学诚与章太炎因政治立场的不同，后者对前者的“六经皆史”说有相当尖锐的批评。1995年10月，我应邀到韩国参加成均馆大学举办的“东洋学国际学术会议”，会上也讨论到了“六经皆史”的问题。我提交的论文《清儒“六经皆史”说辨析》（收入《周勋初文集》第七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也谈到章学诚与章太炎对“六经皆史”说的不同诠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不妨看一看。
你引用的《诗教》篇这段文字是大家所熟悉的。你是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思考，提出《文史通义》中的“文学‘战国中心’意识”，很有意思，但仍需要严密地斟酌辨析，才能将问题说清楚，梳理出一个完整的观点。章学诚的这个说法有他自己的道理，可以作为我们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种启发，但不能当作一个“结论”。如果仔细推敲，章学诚的说法也有不通之处。他的例证是：“今即《文选》诸体，以征战国之赅备。”然后他从汉魏六朝各种文体的作品中，分别举出一些文章的特点，以证明在战国时期的著作中已有这样的特征。从目前的学术研究来看，要做这样的“论证”并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但也不会带来具体的“结论”。其实，章学诚的目的不在“文体论证”，而是探讨中国学术史上经、史、子、集变迁的“势”。章学诚从文史校雠之学而深入史学领域，目的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他在追溯文章、著述与文体源流的演变之际，同时也辨析“战国著述”与“后世之文”的继承关系，见解颇有独到之处。
章学诚的见解固然精辟，但我们只能将它作为一种“启发”，而不能当作一个“结论”。（历雄插语：高教版《中国文学史》第一编《先秦文学》绪论，即将章学诚的“见解”作为先秦文学的“结论”。见第一卷第34页。）我想这是属于编撰者的“处理方法”问题了。但这并不是一种好的处理方法。章学诚的这一段话给后人提供了一种视角，富有启发意义，但并不赅备。张宏生老师讲授“明清文学专题研究”的课，以《文史通义》作为讨论的重点，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你不妨藉此将《文史通义》通读一遍，增广中国学术史方面的知识。
余历雄曰：《诗教》篇论及赋体文学与纵横家关系，其观点与《汉书·艺文志》的传统说法也不相同。
勋初师曰：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篇论及赋体文学与纵横家的关系时，他是这样说的：“京都诸赋，苏、张纵横六国，侈陈形势之遗也。”但他同样没有把话说清楚。“赋出于纵横家之言”的说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实际上的情况是不是这样？这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这里我给你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外交人员的不同。班固《汉书·艺文志》说：“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我们知道，先秦纵横家是一个流品很杂的学派，我在《韩非子札记·韩非对纵横家的批判》中也有所辨析。可补充的是：春秋时期的行人之官主要是能够“诵《诗》三百，使于四方”，“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的外交官，人品素质较高；这些人大都是诸侯的同一族人，故站在本国的立场，不大会做出危害本国的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往往出身下层，与服事的诸侯无血缘关系，彼此只是出于利益上的结合，故而这些人每从中谋取私利，不讲信用。《汉书·艺文志》上说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常是“邪人为之”，“上诈谖而弃其信”，人品素质很差。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行人之官”与纵横家是有明显区别的。后人未能对春秋、战国时期外交人员之不同作出分析。北齐刘昼撰《刘子》，在《九流章》中说：“纵横者，阚子、庞援、苏秦、张仪之类也。其术本于行人。译二国之情，弭战争之患；受命不受辞，因事而制权；安危扶倾，转祸就福。然而薄者则苟尚华诈，而弃忠信也。”就因分不清前后二者之间不同，从而有此混淆不清的说法。
章学诚也是把行人之官和纵横家综合起来一起讨论的。他以为后者的言辞只是变本而加厉，实则二者之间的异同仍有很多地方可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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