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那么现在该干什么了呢福克纳随笔20世纪美国文学大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福克纳的散文随笔精品集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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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最具规模的福克纳文集重装上市

美国20世纪文坛巨擘福克纳的经典之作

开创新的写作手法，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坛一大批优秀作家

本书收录福克纳所有成熟的文章、演说词、书评、序言以及有意公开发表的信函，其中许多反映了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有所增强的公众人物的责任感，从中可以窥见作为艺术家以及作为人的福克纳的各个方面。这些篇页，向我们显示出这位极其热诚、异常复杂、非常隐秘的作家在职业生涯的后四十年愿意向公众揭示的那些部分，同时也使我们得以更进一步地了解他的为人与他的作品。

威廉·福克纳（1897—1962）——美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194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长篇小说代表作有《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我弥留之际》等，他在短篇小说的创作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绩。

译者简介：

李文俊

著名翻译家，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4年获中美文学交流奖。译有福克纳的四部重要作品：《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我弥留之际》《去吧，摩西》，编译《福克纳评论集》，著有《福克纳传》《纵浪大化集》等，并参与撰写《美国文学简史》。

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新小说派代表作家克洛德·西蒙将福克纳与马塞尔·普鲁斯特并列为对其影响最大的两位作家，他模仿了福克纳时空颠倒、多角度叙事的意识流手法，被认为是福克纳的学徒。

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曾说：“对我文学创作产生影响最大的是让-保罗·萨特的哲学思想和福克纳的文学技巧。福克纳对小说结构有很大的创造，他的小说结构非常细腻、复杂，把不同的叙述者组合在一起，使内容更紧凑。他是第一个让我一边看小说一边记笔记的作家。”

翻译家李文俊说：“若要试图用一句话来概括他(指福克纳)总的思想倾向，笔者认为，归根结底，他是可以毫不迟疑地被归入到拥护宽容创新，主张人与人之间享有平等权利，赞成全人类相互理解与合作这样的一股人文主义大潮流中去的。”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多次表示福克纳是他的导师。2000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演讲时，莫言说：“读了福克纳之后，我感到如梦初醒，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地胡说八道，原来农村里发生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写成小说。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尤其让我明白了，一个作家，不但可以虚构人物，虚构故事，而且可以虚构地理。”

中国作家余华说：“影响过我的作家很多，比如川端康成和卡夫卡，可威廉·福克纳是成为我师傅的，我想只有威廉·福克纳。他让我知道如何去对付心理描写。”

记舍伍德·安德森

密西西比

做客新英格兰印象

一个傻瓜在林克沙德

肯塔基：五月，星期六

论隐私权

日本印象

致日本青年

致北方一位编辑的信

论恐惧

致黑人种族领袖们的一封信

阿尔贝·加缪

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说词

对密大附属高中毕业班所作的演讲

在三角洲会议上的发言

对松林庄园初级大学毕业班所作的演讲

接受全国图书奖的小说奖时的答词

在南方历史协会上的讲话

向弗吉尼亚大学英语俱乐部所作的演讲

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全国委员会所作的演讲

在接受小说金质奖章时对美国艺术文学学院所作的演讲

诗歌，旧作与初始之作：一个发展历程

论批评

舍伍德·安德森

文学与战争

那么现在该干什么了呢

关于《坟墓里的旗帜》的创作、编辑与删节

麦克·格里德的儿子

关于《寓言》的一点说明

现代文库版《圣殿》序言

《福克纳读本》前言

评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的《归来》

评欧内斯特·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喧哗与骚动》前言两篇

美国戏剧：尤金·奥尼尔

美国戏剧：抑制种种

评约翰·考柏·波伊斯的《德克达姆》

评吉米·柯林斯的《试机飞行员》

记舍伍德·安德森

那是在新奥尔良，有好几个月，我们总是边走边聊，不然就是安德森聊，我听。有一天，我发现他坐在杰克逊广场的一张长凳上，独自发笑。我的印象是他这样已经有好一阵了，就一个人坐在长凳上暗自发笑。这不是我们经常碰头的地方。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地方。他住在广场北边，我们事先并没有特别约好，我中午吃过一些东西之后，知道他准也吃完午饭了，我就朝广场的方向走去，如果没有见到他已经在散步或是坐在广场某处，我就干脆在能看见他家门口的街沿石上坐下来，一直等到他穿着他那身鲜艳的、一半像赛马骑手一半像穷艺术家穿的衣服，从家里走出来。

这一次他已经坐在长凳上暗自笑开了。他立刻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一个梦，昨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牵了一匹马在乡间路上走了许多里路，他想用这匹马换来一个夜晚的睡眠——并不是光换能睡一个夜晚的一张床，而是睡眠本身；现在有我在听了，他就从这里编开了，添枝又加叶，把它编成一件艺术品，用他写所有的作品时的那种啰唆得（这个故事似乎有点把握不定，实则不然：它是在探索，在寻求）几乎折磨人的耐心与谦卑在编，我在听可是连一个字都不相信：根本不相信那是人睡着的时候做的一个梦。因为我知道得很清楚。我知道那是他凭空想出来的，他编造的；大部分或至少有一些是我在那儿看着他听着他的时候现编的。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非得要说，至少是需要去说那是一个梦，为什么非得把梦和睡眠扯上关系不可，但是我知道。这是因为他已经把他的整个一生都写成了一件逸事或者说一个寓言：那匹马（起先是匹赛马，可是现在又变成了一匹干活的马，有犁，有车，有鞍，身强力壮，却缺少有文字记录的家谱）代表着那片广袤、富饶、强有力而又柔顺的密西西比河谷，代表着他自己的美国，而穿着扎眼的蓝色赛马衬衫、打着有朱红斑点的温莎领巾的他，正在以幽默、耐心和谦恭的姿态，不过主要还是耐心和谦恭的姿态，建议以此来换得他自己实现那个写出纯粹、完美、坚实、源源不绝的作品与成就的梦想，而他的《俄亥俄州的瓦恩斯堡镇》和《鸡蛋的胜利》正是这样的征兆和象征。

他自己是永远也不会说这样的话，用语言来这样表达的。他甚至可能永远也认识不到这一点，要是我打算向他点明，他肯定会加以否认，态度说不定还很激烈。但这并不足以说明这个看法可能是不正确的，也不足以说明不管这看法本身正确与否，他的不信是有道理的。事实上，正不正确，他信还是不信，这都关系不大。他肯定会加以否认，其出发点恰好是他性格中的大悲剧。他希望别人取笑他，嘲弄他。他希望在地位、成就、机智以及别的任何方面都无法与他比肩的人能使他显得愚蠢可笑。

这就是为什么对他所写的每一篇东西他都如此孜孜矻矻、不厌其烦和不知疲倦地下功夫的原因。这好像是他在对自己说：“这至少是、将是、必定是无懈可击的。”仿佛他写作甚至都不是出于那种耗费精力、永不休止、难以餍足的对荣誉的渴望（为了这样的荣誉，任何一个正常的艺术家都不惜消灭自己年迈的母亲），而是为了对他来说是更加重要更加迫切的东西：甚至还不是为了不值一提的真理，而是为了完美，为了无与伦比的完美。他没有麦尔维尔的力度与冲劲，麦尔维尔是他的祖父；也没有马克·吐温对生活的旺盛的幽默感，马克·吐温是他的父亲；他也没有他的兄长德莱塞对种种细微差别的粗暴的蔑视。他的特点是追求精确，在有限的词汇范围之内力图选用最恰当的词句，他内心对简朴有一种近乎盲目的崇拜，他要把词与句都像挤牛奶一样挤得干干净净，总是力图要穿透到思想的最深的核心里去。他在这上面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到最后他的作品里剩下的只有风格了——风格成了一种目的而不是手段。接下去他很快又相信，只要他竭力使这种风格纯粹、不走样、不变化与不受污染，它所包含的内涵就必定是第一流的——无法不是第一流的，他自己因而也必定是第一流的。

在他一生中的这个时期，他无论如何得相信这一点。他的母亲曾是一个契约女奴，他的父亲是一个临时工；这样的背景使他明白，他所得到的安全与物质上成功的总和是，也必然是生活的答案与目的。可是他在中年以后放弃了这一切，舍弃与抛弃了这一切，他当时的年龄比做出献身艺术与写作的决定时的大多数人的年龄都要大得多。可是当他做出这样的决定时，他发现自己不过是一个只有一两部作品的人。他必须相信：只要他努力使自己的风格纯而又纯，那么这种风格的内涵也必定是纯而又纯、最为优秀的。这就是他必须要捍卫自己风格的原因。这就是他因为海明威写了《春潮》而感到不快与愤怒的原因，也是他对我稍感不满的原因，之所以程度稍轻是因为我的错误不是写了一整本书而是仅仅出版了一本自己印刷、自己发行的小书，在我们这个新奥尔良的小圈子之外不会有多少人能看到或听说过这本书，这是一本斯普拉特林的漫画集，书名我们叫作《舍伍德·安德森与其他著名的克里奥尔人》，我给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言，用的是安德森的初级读本式的风格。我们俩——我指的是海明威与我——谁也不可能损害、嘲弄他的作品本身。可是我们使得他的风格显得可笑；那是在他写完《邪恶的笑声》之后，他已经到了应该搁笔的阶段，他却在不惜一切代价地保卫自己的那种风格，因为时至今日，他内心也必定已经知道，除了这件东西之外，他别的什么也没有了。

这是一种纯而又纯的精确，或者说是一种精而又精的纯粹，随你怎么说都行。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他是一个滥情主义者，在如何看待他们的问题上往往不正确。他相信人民，但是好像仅仅在理论上如此。他对他们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虽则每一次他还要重新准备感到失望，准备受到伤害，好像这样的事以前没有发生过似的，好像他能真正相信可以相处的人唯有他自己笔底下创造出来的那些人物，是他自己探索地做着的梦里的虚构品与象征物。在他的作品里，他有时是一个滥情主义者（莎士比亚有时候也是如此），可他从来不是一个掺假的人。他从来不语焉不详，从来不庸俗化，从来不走捷径；从来都是怀着一种谦卑，甚至是一种宗教般虔诚的态度来对待写作，以一种几乎让人怜悯的至诚、忍耐、甘愿臣服和自我牺牲的态度来对待写作。他仇视下笔千言；如果人家写得很快，他认为里面准保掺假。他有一次告诉我：“你有太多的才能。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写出东西来，而且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如果你不小心，你会什么也写不成的。”在那些下午，我们总是一起在旧城区散步，我听，他讲，对我或是对别人——我们在街上、码头上任何地方遇到的任何人，或是晚上坐在什么地方共对一瓶酒，他在我的小小配合之下幻想出牵着马的睡不着的人那一类稀奇古怪的角色。其中的一个据他说是安德鲁·杰克逊的后裔，查尔梅特战役之后就留在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沼泽地带，再也不是半马半鳄鱼，现在成了半人半羊后来又成了一半是鲨鱼，它——我的意思是整个故事——到头来变得那么古怪又是（至少我们是这样想的）那么有趣，我们决定把它写下来，用相互通信的方式，就仿佛是一支动物考察队的两个暂时分开的队员。我把他写的第一封信的回信交给他。他读了之后说：

“你自己满意吗？”

我说：“怎么啦？”

“你对这封回信满意不满意？”

“为什么不满意？”我说，“这封信里没说的我可以放在下一封信里说。”这时候我明白他心里相当不高兴了：他变得态度生硬、严峻，几乎都要发火了。他说：

“要么把它扔掉，咱们不进行下去了，要么把它拿回去重写。”我接过了信。我足足写了三天才重新交给他。他再次读了，读得很慢，像他素常的那样，这以后他说：“现在你满意了吗？”

“不满意，先生，”我说，“不过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写得更好了。”

“那咱们就让它通过吧。”他说，把信放进他的兜里，他的声音重新变得温暖、圆润、洪亮而带有笑意，准备再一次相信别人，再一次受到伤害。

我从他那里学到的比从这件事里学到的要多，至于我有没有也一直遵照着他其他的教导实行，那是另一回事。我学到的是：作为一个作家，你首先必须做你自己，做你生下来就是那样的人；也就是说，做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作家，你无须必得去口是心非地歌颂任何一种传统的美国形象，像安德森自己与德莱塞所独有的让人心疼的印第安纳、俄亥俄或衣阿华州的老玉米或是桑德堡的畜栏以及马克·吐温的青蛙。你只需记住你原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必须要有一个地方作为起点，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学着写，”他告诉我，“是什么地方关系不大，只要你能记住它也不为这个地方感到羞愧就行了。因为，有一个地方作为起点是极端重要的。你是一个乡下小伙子；你所知道的一切也就是你开始自己事业的密西西比州的那一小块地方。不过这也可以了。它也是美国；把它抽出来，虽然它那么小，那么不为人知，你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就像拿掉一块砖整面墙会坍塌一样。”

“有水泥和灰胶的墙可不会坍塌。”我说。

“是的，不过美国还没有抹上水泥与灰胶呢。人们还在建造美国。正因如此，一个血管里有墨水的人不仅仍然能而且有时还必须在美国内部不断地走来走去，不断地走来走去边倾听边观察边学习。正因如此，像你我这样的没有学问、没有学历的土老帽不仅有机会写，而且还必须写。美国所要求的一切就是观察它、倾听它、理解它，如果你做得到的话。不过理解也还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相信美国，即使你并不理解它，接着试着叙说美国，把它写下来。文章绝不会一下子就很精彩，不过总还有下一次呢；墨水和纸张总不会缺，也总有你想理解和要告诉别人的东西。这一次说不定也还是不完全对头，不过它也有下一次嘛。因为到了明天美国将变成截然不同的另一样东西，一样更丰富更新颖、值得你去观察、倾听并试图理解的东西，即使是你不能理解、无法相信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