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民国文学课孙郁著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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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诗意的笔触和带有温度的语言，叙写一部与众不同、有独立精神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金句

我自2009年开始在大学讲授现代文学史，一晃过去了十余年。每年的课，内容虽然相似，讲法却略有变动，那是心得变化的缘故。这个过程也是克服自己知识结构欠缺的过程，沉浸其间，也在慢慢修正自己的思想。因为时代差异，说清先前的遗迹，需花费一些力气。我上学时，课本里的作家多还在世，没有太多的隔世之感，但当我五十岁后重返大学，发现青年人面临的研究对象，与所处时代大异，中间隔着一道长长的深谷。于是也感到，以今天的思维简单对应旧事，多不得要领。只有意识到这是另一种语境里的人与文，而且需剥开前定的预设概念时，才知道要走的路径在什么地方。——孙郁

远去的文学是隐蔽在幽暗里的微光，一旦召回，我们便被沐浴在神奇的色泽里。文学史不都是知识的罗列，还有精神的对话。教师的任务之一，是与学生一起体验过往的精神，发现我们生命里缺失的存在。——孙郁

孙郁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本书即以他授课讲稿为底本，梳理了民国时期的文学生态与流脉，内容涉及旧派小说、诗词、戏曲、谣俗的延续与传承、新诗、新小说、新观念的缘起与成长。书中论述了鲁迅、周作人、老舍、曹禺、沈从文、巴金、张爱玲、钱钟书、萧红等多位作家及其作品。作者以宽厚的史学观，聊天式的讲述，打开民国文学的生态之门，文与人，都因作者的关照展现出立体生动的一面。

本书曾以《民国文学十五讲》行世，此次出版新增《方言·谣俗·野调》《诗人巴金》《战时的文字风景》三篇新论，全书做了细致的注释。

孙郁，本名孙毅，1957年出生于辽宁大连。做过知青、文化馆馆员、记者等，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北京日报》文艺周刊主编，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

主要著作有《鲁迅与周作人》《鲁迅忧思录》《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张中行别传》等。曾获第12届华语传媒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奖（2014），第二届汪曾祺散文奖（2018），第五届“朱自清散文奖”（2018）等。

孙郁的研究，从鲁迅、胡适等人出发，观察旧时代的文人气象，审度当下的写作风向。他儒雅温润的文辞，体察灵魂的苦痛，传递生命的悲喜，经他讲述的思想和人生，沉重、真实，倍感亲切……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授奖辞

目 录

清末民初的文学生态001

新文学的起点031

旧派小说059

旧诗词的余晖089

鲁迅的暗功夫129

新诗之路159

老舍，灵魂丢失国度的歌哭者207

曹禺的宿命之舟225

沈从文的希腊小庙249

学人笔记273

梨园笔意301

左派小说种种323

诗人巴金349

方言·谣俗·野调377

萧红与黑土地上的亡灵们405

战时的文字风景429

旧屋檐下的张爱玲467

草根与政治491

后记519

晚清的文学生态今人已不太易理解。主要是今天的话语方式比过去简单，反而把复杂的存在简单化了。我们看后来白话文学的出现，包括政党政治文化和各个文化生态的出现，跟晚清文化格局的流变有很大的关系。这个过程流失了许多存在，也增加了新的东西。曾经有学者形容它是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觉得是对的。我们从文章学、从文学的角度进入那段历史，审视那一代中国文人的生活状况，发现那时候人们的汉语表达，能够确实折射中国在悄悄发生的变化，这给后来的人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首先是文章观念发生了变化。大家知道，西学东渐后，新观念进入中国，文人的文章风格就开始发生变化了。在中国社会，八股取士限制了人们的自由表达。千百年来，中国的读书人写文章都是一个套路，都是要颂圣，或引经据典，自己的内心隐秘被藏起来。人的心需要自由，可是却被什么力量抑制住了。只是在一些旁门左道的文章里，在一些私密的辞章里有心性的自由在。值得一提的是，民间流传的一些小说里有有趣的东西，是鲜活和生动的存在。这和士大夫的文章形成一种差别。

到了晚清，桐城派的古文，在整个学界，在文坛，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桐城派的古文很有特点，今天看来，这个学派学者们的文章都很讲究，延续着古风。他们的文章注重义理、辞章和考据，文章里要有学理、辞章，要有分寸，还要带上考据之趣。如果这三个元素占据了，文章应当是好文章。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提到桐城派的姚鼐时说：“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内，惟此尤兢兢。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道之废兴，亦各有时，其命也欤哉！”这个流派的文章，掌握了文学的一种规律，应当说很不简单。古文的表达在这里有了理论的自觉。

可是在一些有想法人的思想里面，文章是有多种可能的。作文应当是自己心灵发出的一种声音，它不是为了外在功名，不是为了虚荣来写作的。当西方传教士把西洋的文明带来以后，中国的一些文人突然发现，西洋人在表达自己生命感觉的时候，常常能够抓住自己生命的鲜活的觉态，比如《浮士德》《复活》。可是前人留下的文章，常常是比较温吞的、节制的、含蓄的，那种放荡的韵致却被遮掩了。

清代后期，文坛与官场被伪饰的文字所包围，能够抵抗这种世风者不是很多。大家知道龚自珍这个人是很有学问的，他的诗和文章都很好，也在北京做过小官。他是在整个文学史里比较独特的一个人。通常，诗词写得好的人字写得也好，龚自珍字却不好，但他的文章很不凡。他到北京当官后，渐渐厌恶起官场。在回到南方的时候，曾经写过一首诗，这首诗写道：

诗格摹唐字有稜，梅花官阁夜锼冰，

一门鼎盛亲风雅，不似苍茫杜少陵。

他说当时满朝文武都在附庸风雅，但是与杜甫比远甚。有人间情怀，有个人理想的人的文字是好的，很多附庸风雅的人没有这样的情怀，表达出现问题。龚自珍的忧患，是文学危机的一种反映。这种反映，在后来的黄遵宪、陈三立的诗文里都有一些，不过无奈的是，他们的作品还不足以抗拒这股潮流。

晚清人写文章，尤其是写诗，是老八股，那状态永远超不出唐宋。比如同治和光绪两帝的老师翁同龢，算是大学问家，但他的作品实在没有多少新意。有一年我去他的老家，买了一册他的诗文集，阅读前特别期待，帝师的文章怎么样？看完以后就很失望，那些诗实在无味，文章没有什么毛病，可它是非常规矩的，缺乏奇思。比如他有一首诗，叫《寿阳道中》：“一雨动秋潦，客程亦许迟。野花开五色，天气备三时。走卒惯乘险，征夫常苦饥。太行天下脊，未敢辄题诗。”态度很随顺，人的厚道一看即知。他的诗歌里感觉到古人套路的连续，自我内心独特的感受与前人的一些诗歌是重叠的。他是在一种模式里写作，所以这类诗文在晚清，已经被一些有世界眼光的人所厌恶了。

最早摆脱这个套路的，是那些有出国经历的文人。1840年后，读书人改良的观念开始出现了。文章的理念也随之不同于过去。我们发现魏源在《海国图志》里所表达的对于世界的理解，黄遵宪《日本国志》的思维方式，王韬的《淞隐漫录》《淞滨琐话》的意象，以及所运用的辞章已经跟前人不太一样了。像郭嵩焘、薛福成、梁启超、章太炎、章士钊、陈独秀这些人的文章，已经偏离了明清文人的传统，有了个性的张力。

黄遵宪是清代末期不能不提的大诗人。梁启超、胡适、周作人都对他的成就颇为肯定。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黄遵宪创办《时务报》，将梁启超、汪康年召集于麾下，提倡维新。他与陈宝箴、谭嗣同都有很深的交往，思想是极为活跃的。年轻的时候对诗歌创作提出自己的独到看法：“我手写吾口”，要创意新路。他在《日本杂事诗》《人境庐诗草》里表现的境界，与前人不同。王韬在《〈日本杂事诗〉序》中则说：“殊方异俗，咸入风谣。举凡胜迹之显湮，人事之变易，物类之美恶，岁时之送迎，亦并纤悉靡遗焉，洵足为巨观矣。”道出其间不俗的气象。黄遵宪在《人境庐诗草》的序言中说：

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其取材也，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诚如是，未必遽跻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

这个思路，早于五四那代改良家的思路，胡适后来的白话诗理念，实在也是黄氏思想的变异，可见其影响之大。胡适说他的平易、简朴受到了日本文化的影响，由域外的经验而发现了民歌的价值，遂在诗中多见口语，且民俗意味浓厚。高旭在《愿无尽庐诗话》中说：“世界日新，文界、诗界当造出一新天地，此一定公例也。黄公度诗独辟异境，不愧中国诗界之哥伦布矣，近世洵无第二人。”这个评价，系觉悟的知识人的感慨，希望文章与诗词泛出新意，是那时候有眼光的人的共识。

梁启超是在文章学层面最早颠覆桐城派文章观念的人。他最早提出了“文界革命”的口号。1896年，他任上海《时务报》总撰述，文风已变；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大量作品，思维方式都有些出格，和桐城派的文章在章法上已经大不相同了。有人因之讥其为野狐禅。他自己的思路既有韩愈的遗绪，也有报纸新闻的味道，理论与诗情都有，精神的亮度多了。他的文章，“汪洋恣肆”，浩浩然有江海气魄。他的语体，把日常的口语和中国古文章那种气势给表达出来了，更具有了现代的新意。比如在《过渡时代论》里面，他就用很有力量的语句来描述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他说：“其现在之势力圈，矢贯七札，气吞万牛，谁能御之？其将来之目的地，黄金世界，荼锦生涯，谁能限之？故过渡时代者，实千古英雄豪杰之大舞台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剥而复、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美哉过渡时代乎！”他当时用这样的一种文体来表达对世界的认识。这与桐城派的文人有别了。他在讲到桐城派时说：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以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梁启超在文体上的这种变化，是中国文人精神状态的折射，这影响了当时的许多读书人。夏晓虹在《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一文，谈及梁氏的影响力，正反两方面的声音都在文坛中出现。尽管争议很大，但是梁启超的文风也辐射到科举考试中。“作惯八股文的读书人骤然失去依傍，梁启超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便成为应试考者的枕中之秘”。梁启超对文学影响最大的，是他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国家新道德、新风尚、新人格、新学艺，都必“新小说”。1902年，《新小说》创刊，他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贯穿了自己的思想，用小说表达自己的政治观、文化观，文风与寓意带有革新的面貌，一时被读者所喜爱。

梁启超对文学和历史的思考，有很大的格局。他从社会政治、宗教、国民性等几个角度思考问题。语录多“新”字，文章就有《新史学》《新民说》等，有一丝除旧布新的意味。而背后的理论根据则是进化论。在《变法通议》中说，“变者，天下公理也”。他后来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中国人因接触西学，便发生精神的变化。一是从器物上感到自己的不足，第二是发现自己的制度存在瑕疵，第三是意识到文化出现了问题。而改变这些，只有改良。这个思路，在那时候很有代表性，他的文章，也明显带有过渡时期的痕迹。

那个时候，鲁迅刚去日本留学，受流亡海外的民族主义文化影响，对官样文章不太喜欢。他受到梁启超的影响，阅读兴趣在悄悄变化。留学生崇尚汉唐气魄的文体，阳刚之气的文字颇受欢迎。鲁迅曾经说，当时留学生最喜欢的几句话，叫“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这样一种狂士之风，在那时候已经兴起。当时流亡到海外的一些人都放开了手脚，思想活跃起来。康有为和梁启超跑到日本办报、写文章，染有一丝新风。还有章太炎这类人，文体是周秦汉时期的样子，一洗明清的旧气。中国不买他的账，就到国外去，思想的革命与文章的革命就都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