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摄影射手(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精)

“摄影，就是将头脑、眼睛与心连在一起，它昭示着一种生活的方式”，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简短地总结道。1947年，他参与创建了马格南图片社，并成为20世纪世界范围内最富于传奇色彩的摄影师。1931年，他还在学习绘画，并经常与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待在一起。随后他去了非洲，回来后，他就决定献身于摄影事业。从墨西哥到美国纽约，从印度的甘地到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从共产主义中国到前苏联，整个20世纪50年代，他牢牢地抓住他的徕卡相机，不断地游走于世界。在《摄影射手（亨利·卡蒂埃－布列松）》一书中，克莱蒙·舍卢带领我们跟随这位不知疲倦的旅者，这位拒绝耸人听闻的摄影效果、拒绝别人对他照片进行任何剪裁的摄影师，去了解他如何通过自己的摄影报道向世人展示他的才华，以及他如何坚持“自然之上的想象”准则的摄影道德理念。

第一章 求学时代

第二章 摄影师布列松

第三章 伟大的记者布列松

第四章 作品的审美

第五章 HCB基金会：名望与后世

见证与资料

克菜蒙-舍卢，是一位摄影历史学家，2007年起开始担任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馆长。他曾经策划及协助策划过诸多影展，包括2001年在巴黎叙利府邸举办的“集中营的记忆：关于集中营与纳粹屠杀的摄影，1933—1999”，以及2004年在巴黎欧洲摄影馆、2005年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的“最佳媒介：摄影与神秘”。他也是《摄影学》杂志的编辑。

技术的选择：徕卡

亨利·卡蒂埃一布列松的名字总是与徕卡的名字连在一起。1913年，奥斯卡·巴纳克（Oskar Barnack）为徕茨公司想到一个创意，制造徕卡相机。1925年这款相机开始对外销售。徕卡在相机家谱中属于“侦探型”，之所以这么叫它，是因为这款相机不起眼、轻巧、方便，并可以在被摄对象未经察觉的情况下进行拍摄。镜头精准，再加上35mm胶片，可以连续拍摄30多张。因此，从20世纪30年代起，尤其是“战后”，徕卡成为记者面对紧急状态时最喜欢用的相机。

最开始的时候，布列松尝试过不同的相机，9×12式盒式相机、克劳斯（Krausse）相机，还有禄来福来相机。1932年，他在马赛买了第一台徕卡。从那时起，他就找到了自己需要的装备。这台相机与他对世界的感知、视角模式和他要寻找的“惊艳”都十分吻合。“我的徕卡告诉我，生活是即时而闪亮的”，他写道。相机的易操作性和隐蔽性给他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只要对准他所感兴趣的画面，不用手势干扰，也不必调整，画面就能被观察到。

一般情况下，他采用最接近人眼视角的50mm镜头，有时也采用广角或远摄镜头。对布列松来说，徕卡作为眼睛的一种延伸，能够记录下他想要抓住的瞬间，就像“一个瞬间的速写本”。“我发现徕卡之后，它就替代了我的眼睛，再也没有离开我”，布列松在1952年写道。在同一年的另一篇文章里，摄影师菲利普·哈尔斯曼（Philippe Halsman）写道，在偶然与布列松在一次晚宴中交谈之后，他们随即决定在午夜前去拐角的咖啡馆小坐，“我看见布列松拿着他的相机，就问他：‘你打算拍些照片吗？’‘不照’，他回答我，‘只是我从没离开过我的徕卡’。”

黑白与彩色

作为一名虔诚的黑白摄影捍卫者，亨利·卡蒂埃一布列松对彩色摄影没有多大感情。“我总觉得没办法拍出好的彩照”，他在20世纪50年代写道。根据他的说法，那一时期的摄影技术还不大允许拍出像明信片那种鲜艳的色彩。照片的色彩与绘画可呈现的细腻色调还无法相比。他在笔记中写道：“摄影的色彩以棱镜分光色为基础，暂时还只能如此。因为我们还未发现分解和重组复杂色彩的化学程序。就色调而言，绿色的色阶序列就有375个！”“对我来说，色彩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信息方式，但是太受限于复制水平，现在的复制水平还停留在化学层面，还不能像绘画那样是先验的或直觉的。与黑色丰富的表现力相比，彩色还只能提供完全是片段性的色阶。”彩色照片的乳剂存在另一重要缺陷，即敏感性差，不利于快拍。拍摄中对照片的色彩选择，用布列松自己的话来说，“损害了我们有时能在黑白照片中发现的鲜活的生气和运动感。”

尽管布列松对照片色彩持有这么激进的立场，但他也会根据杂志要求拍一些彩色照片。从20世纪50年代起，《巴黎竞赛》、《生活》和《皇后》（The QueeFl）杂志就已经开始不时地在封面刊登一些他拍的彩色照片，如关于印度尼西亚、中国或塞纳河岸的报道。20世纪60年代后期，布列松还在以法国为主题的大型调查报道中拍摄了一些彩色照片，这是他与作家弗朗索瓦·努里西耶（Francois Nourissier）合作完成的，并以“法国万岁”为题出版。他后来解释“那纯粹是职业需要，不能称之为妥协，但是一种让步。”

消失的艺术

布列松几乎是排他性地选择徕卡和黑白胶片。而他在拍摄时希望与拍摄对象保持完全一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主要反映在变化和不引人注意的方面。对于布列松而言，重要的是“在运动中抓住某种平衡”。他的拍摄对象很少是静态的，他始终在调整位置，围着拍摄对象转，直到发现最具内涵的构图。他在相机与拍摄对象之间所形成的舞蹈关系，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杜鲁门·卡波特曾写道，“我记得，从我在新奥尔良街观察到他不停工作的这天起，他就一直像不安的蜻蜓一样沿街舞动，三台徕卡相机挂在脖子上，一台举在眼前。”

选择小型、轻便或乳剂能尽快成像的相机，并非简单地是为了标榜自己的风格，而是拍出完美、顺畅、生动作品的条件。布列松的拍摄还有一个原则，即必须在不易察觉的前提下拍摄。他在瞬问抓取自己看到的事物时，尽量不让他的拍摄对象因察觉到他的存在而有所反应，也不去修改观察到的形象。正像他自己解释的：“要用狼的脚步来接近主题；要有丝绒一样的爪子，同时要有尖利的目光；不要慌慌张张，不要打草惊蛇。”他同意做到尽可能让对方察觉不到。他的朋友克劳德·罗伊（ClaudeRoy）解释说：“亨利的第一态度，是要做到流畅、有效、开放。这种观看的激情是一种内省式的观察。”博蒙特·纽霍尔也说，当他拍照时，他就像穿着一件“隐形斗篷”，像童话里的仙人一样。只是为了不受关注地待在那里，尤其不要被公众认出来，布列松直到晚年始终拒绝随意拍摄。

摄影师的操守

对于亨利·卡蒂埃一布列松来说，摄影师拍摄的物理方式与道德立场是一致的。除了在20世纪30年代有少数例外，他的照片从不预设或摆拍。并且，他缺乏耐性，这也让他无法把预先准备好的和构思好的东西整理好，这些都需要时间。他更喜欢捕获那些偶然构图，这些构图都是易逝瞬间直接提供给他的。

在拍摄马蒂斯肖像照片时，为了符合这个伟大画家的传奇经历，阿拉贡想着给他造一个场景，这个举动让布列松十分愤怒。他后来向皮埃尔·阿苏利纳（Pierre Assouline）说，“简直不知所云！全是胡说！摆拍？这完全与我的照片代表的概念相反，也完全与我平时的举止相反。我们简直一秒钟都不能想象一个像马蒂斯这样的人物会这样造假。即便在我这样的年纪，在我这样的情况下也不会这么做，更何况是他。”

P92-97

从墨西哥到美国纽约，从印度的甘地到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从共产主义中国到前苏联，整个20世纪50年代，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牢牢地抓住他的徕卡相机，不断地游走于世界，只为用他的“绝对之眼”记录下宝贵的画面。

克莱蒙·舍卢编著的这本《摄影射手（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描写了亨利·卡蒂埃不同时期的传奇故事，从参与创建马格南图片社到游走世界，一生奉献于摄影事业，并成为20世纪世界范围内最富于传奇色彩的摄影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