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伯利恒 历史学堂 [英]尼古拉斯·布林科 著 周平 译 以色列 巴勒斯坦 以巴问题 世界史 文化史 旅行 上海

伯利恒充满了历史和神话，对于那些称之为“家”的人来说，它就像是一个虚幻的城市。对更多人来说，伯利恒仍然是《圣经》中描述的沙漠边缘的小镇。今天，这座城市被围墙围成，那里有41个以色列定居点以及敌对的定居者和士兵。作者通过在那里的生活经历讲述这座城市的历史，让读者通过它的石头街道、沙漠、寺庙、渡槽和果园，从各个角度和时代展示这座城市。他的伯利恒画像揭示了世界上最棘手的政治问题之一，他认为，如果蜿蜒回到古代的古老线索被切断，就会丧失结束巴以冲突的机会。

伯利恒充满了历史和神话，对于那些称之为“家”的人来说，它就像是一个虚幻的城市。对更多人来说，伯利恒仍然是《圣经》中描述的沙漠边缘的小镇。今天，这座城市被围墙围成，那里有41个以色列定居点以及敌对的定居者和士兵。作者通过在那里的生活经历讲述这座城市的历史，让读者通过它的石头街道、沙漠、寺庙、渡槽和果园，从各个角度和时代展示这座城市。他的伯利恒画像揭示了世界上最棘手的政治问题之一，他认为，如果蜿蜒回到古代的古老线索被切断，就会丧失结束巴以冲突的机会。

目录
序 圣诞布丁001
第一章 游牧部落与恋人
——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
第二章 气味、香料及化学品
——铁器时代
第三章 伯利恒与基督
——古典时代
第四章 海伦娜教堂
——基督教罗马时期
第五章 皇帝的新教堂
——拜占庭
第六章 商人到十字军
——从伊斯兰的征服到十字军的城
第七章 马穆鲁克与奥斯曼
——从13世纪至19世纪
第八章 英国人
——维多利亚时代至二战时期
第九章 约旦
——1948—1967
第十章 以色列
——从1967年到奥斯陆事件
第十一章 巴勒斯坦
——奥斯陆之后
第十二章 定居者的未来
第十三章 伯利恒之未来
附录 定居点名录
参考文献
致谢
译后记

【前言/序言】：前言需要完整，必须文字格式。有则必填
圣诞布丁
1994年12月，我带着一盒圣诞布丁第一次去伯利恒。对女友的父母来说，这应该算理想的礼物吧，尤其是在圣诞节，尤其是在伯利恒。莱拉的父亲安东·桑索尔是位数学老师，小个儿，浓密的头发直冲冲地竖着。她的母亲蕾莎则是个身材苗条、体态匀称的俄罗斯冷美人。两个反差极大的人在1960年代相遇于“莫斯科之声”，从此相守至今。安东那时在“莫斯科之声”上夜班，以此维系自己的博士学业。伯利恒是安东的故乡，令我不解的是，在那之前他从未见识过圣诞布丁。我不知道该如何描述这种布丁，于是开始大声朗读其中的各种成分。安东哈哈大笑。原来，布丁包含的所有原料绝大多数都可以在他的园子里找到，其余的部分则早就由阿拉伯商人像基督诞生的故事里运送金子、乳香和没药那样，依靠牲口驮队穿越沙漠运送到这里。标签上的布丁成分以及一些化学物质如下：无核小葡萄干、葡萄干、巴旦木、杏、无花果、肉桂、肉豆蔻、牛脂、鸡蛋、面粉、面包屑、樱桃蜜饯、橙子、柠檬皮、柠檬汁、柑橘油、柠檬油、糖浆、食糖及白兰地等。
这个故事与文化占有无关：将干果、糖、鸡蛋和面粉熬成深色球状的做法，无疑是天才的英国式思维。然而，这种软糯的圣诞味儿却融入了被漫山遍野果树环绕的沙漠城市伯利恒的某种基调。这条香料古道从阿拉伯半岛及更远的地方，运送着异国风味的产物一路北上。这种文化冲突——农耕者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塑造着伯利恒，并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我的圣诞布丁成分，分阶段送达欧洲糕点师傅手中，从最古老的罗马时期到伊斯兰时期，从十字军东征再到奥斯曼帝国，成为见证以面食为基础的东西方贸易及欧洲与圣地关系的纪念品。这便是历史：是历史创造了布丁。
约旦裂谷是因2300年前中新世时期阿拉伯半岛脱离非洲大陆时撕裂而形成。环绕伯利恒的沙漠曾坐落于深水之下。今天，地中海沿岸的海水拍打着约旦的边界，轻柔的浪花将几百万年的泥沙缓缓沉积，积层被强烈的地震冲往高地之前转化成了石灰石。巴勒斯坦从海洋里升起，逼退海浪，形成了如今的地中海海岸线。伯利恒靠近连绵不断的、称为朱迪亚丘陵的南部边界，阿拉伯语称此山脉为“Jibal alKhalil”——“希伯伦山脉”，或者按字面意思称“挚爱者之山”。石灰层倾斜压缩，形成了这片美得惊人的山地景观。整个狭长地区山峦密布，山丘轮廓的形状好似过度亢奋致心肌梗塞的病人的心电图。
伯利恒的辖区，海拔在2500英尺到3000英尺之间。由于死海低于海平面1400英尺，伯利恒看起来比实际高度高得多。伯利恒荒原（ElBariyah）与山地沃土之间的分界线两侧景色迥异：坚利的石块地陡然间变为一片肥沃的绿地，人工开垦的梯地形状如阿兹特克金字塔斜面，上面密布橄榄树与果园，下方的耕地与沙漠地质大同小异。两者的差异，部分乃是因气候所致——海拔高度使得伯利恒的环境更为凉爽温和——部分是因为伯利恒的地下石灰石中蕴含着丰富的水层，果树得以繁茂而茁壮地生长。千百年来，荒野与山地农场之间的界线进退交替。石器时代后气候变化，沙漠面积逐渐扩大，伯利恒人开始慢慢学会利用山地水资源从荒野中找回一些土地。
这些正是人类最初决定扎根下来，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时的山地。这里最早的居民是些懒惰的游牧民族。他们发现自己再也不用在不同的季节跋涉迁徙，只需从沙漠转往山地，不用离开这片土地。春季里，他们可以在荒野放牧，雨水会适时地将荒野短暂变为绿茵翻滚的大草原，与此同时，他们还可以在平坦而肥沃的河谷上耕作。他们学会了驯养狗和羊，继而又学会了种树。一开始种杏树，之后是橄榄树。伯利恒山村从3500年前开始积累财富。那时，一群群牲口驮着橄榄油前往尼罗河沿岸城市，建起一条商贸大道，南起今天的希伯伦路，穿过贝尔谢巴到西奈半岛，再前往埃及。
伯利恒的果园大多坐落于环绕城市西部的山谷群中，沿逆时针方向自北边的葡萄酒产区克雷米桑修道院，穿过长满杏树的马库尔山谷到达拜提尔村落、夫钦河谷和纳哈林。山谷里的梯田得到了来自石灰石层间涌出的天然泉水的巧妙灌溉。山上生长着我的布丁中所包含的所有坚果和干果类植物：巴旦木、杏、无花果、葡萄——从春季到秋季，几乎每个月都是收获的季节。摘下的果子摊在布单上置于树荫下，或最好在室内阴干，这样太阳就不会把果皮晒得粗硬。英文的果实名称暗示着它们到达糕点房前的路线：巴旦木（almond）得名于希腊文amygdala，中世纪欧洲人增添了前缀al，因为他们的坚果来自阿拉伯人，遂以为该词汇源自阿拉伯语。英语中的“杏”（apricot）最初的拼法为“abrecock”，由阿拉伯语“albarquq”直接音译而来。无花果（fig）一词源自拉丁文“ficus”，而该拉丁词源自更为古老的迦南语名称。Sultanna的阿拉伯语意为“女王”；而“Raisin”则来自拉丁文的“葡萄”一词。这些名称读起来就像在阅读穿越岁月的东西方关系史。
圣诞布丁中有的香料也许没有生长在伯利恒，但它们在某个方面总是属于最典型的本土原料。“肉桂”（cinnamon）和“cassia”（意为“皮”，指肉桂树皮）都源自迦南语，那是波斯帝国出现前2500年的巴勒斯坦人和腓尼基人所讲的语言。最古老的肉桂品种源自埃塞俄比亚。生姜和丁香来自印度，肉豆蔻发现于一片神秘的群岛，该群岛的地理位置曾是严密封锁的秘密（剧透一下：是爪哇东面1200海里外的班达群岛）。印度糖浆在最初销售时为带有黏性的白色球体，约公元5世纪时期精炼为晶体。那是十字军第一次看到糖，他们称之为“甜盐”。在十字军的年鉴中，提尔的威廉曾把此物作为健康食品推荐给读者。
纳巴泰人垄断香料贸易达千年之久。他们与以土买人（Idumeans）（或称以东人）同为波斯时代前两大阿拉伯原住民群体，两者均为半游牧民。然而，早在公元前800年，纳巴泰人就因为某位天才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发现并学会了利用和储存饮水的方法，而可以游历到比其他部落更遥远的地方。这为他们创建惊人的贸易网络——“香料之路”——打下了基础。纳巴泰人将贸易路线自南拓展至印度、埃塞俄比亚和也门，北至他们位于南部意大利那不勒斯海湾的仓库。
反过来，“香料之路”也为纳巴泰人的同盟者和竞争对手衍生出作为驿站、关口和市场的城镇。人人都想从这个贸易中获利。在巴勒斯坦，贸易并不仅限于香料、糖与熏香。纳巴泰贸易帝国的支柱为死海，那里是一个生产沥青、草碱、漂白土及其他有毒成分的天然化工厂。伯利恒横跨一条北起死海附近称为克里图恩河谷的重要的贸易路线，这个河谷最终将死海、雅法和加沙连接了起来。公元前1000年某时，在克里图恩河谷的最高处，一座名为土夸（Tuqu）的新城建立起来。该城的建立是这片荒野与文明相遇的标志。土夸是片不毛之地，人们不得不从石灰岩中疏通出一条水渠，沿着山谷向北延伸至一个叫做阿塔斯的村里的清水泉，这个小山村可能就是伯利恒最古老的地区。
土夸—阿塔斯水渠建成后，伯利恒逐渐成为一个城市中心。然而，只有在公元前200年左右希腊统治时期另一座规模远大于此的水渠建成后，伯利恒城才算正式诞生，成为该地区较晚建立的城镇之一。
地下石灰石含水层涌出的山泉滋养着整个伯利恒丘陵地带星罗棋布的山村，唯有伯利恒城本身没有水源，只能依赖阿塔斯的泉水生存。现存于阿塔斯上方的三座蓄水池中最早的一座挖掘于希腊时期，目的在于为耶路撒冷供水。这条伯利恒—耶路撒冷渡槽自阿塔斯延伸至耶路撒冷圣殿下方，人们在那里建造了规模庞大的内室。沿着渡槽开凿的线路，还在耶稣降生教堂坐落的山下开凿了隧道。渡槽第一次将水源引入了这片满目岩石的地区，也让我们得以给城市断代。渡槽给城市水源的开采打下了基础，伯利恒城围绕着它发展了起来。
伯利恒城远比传统故事所描述的年轻得多。的确，这座城市公元前200年左右才建立起来。和土夸一样，它起初只是沙漠与农场之间的缓冲地带。伯利恒坐落在一座视野开阔的圆形小山上，这使该城成为一个重要的军事堡垒。然而，与有天然泉水的老山村不同，伯利恒能成为居住中心的唯一原因是渡槽的修建。
我们给伯利恒渡槽断代的依据之一，是《阿里斯提亚书》（Letter of Aristeas）的作者曾提及它。这是一部有关《圣经》写作历史的简短文献。公元前2世纪初，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文士通过对传统故事的整理润色，为整部《圣经》的完成奠定了基础。在犹太人围绕其两大支柱——犹太经典与朝圣之旅——重塑其宗教信仰之际，《阿里斯提亚书》的作者将《圣经》的出版与新渡槽修建的意义联系在了一起。由于渡槽的建成，这座城市每年有能力接待来自亚历山大里亚，以及穿越中东地区而来的数以万计的朝圣者。
犹太信仰的古老源头包含对一位被称为耶户（Yehu）的神的军事崇拜。传统的《圣经》故事是，在遥远的过去，早期犹太武士从美索不达米亚即现在的伊拉克，来到迦南。历史学家公认这种信仰源自铁器时代范围更广一些的迦南语地区，包括叙利亚的大部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只是这些早期犹太武士所建立的众多袖珍王国中的一个。这些耶户神庙的卫戍部队统治着周边的农场主和农民，同时也向更强势的国王和皇帝进贡。圣殿卫兵和当地人联姻后，作为总督或当时强大的帝国势力的雇佣军，他们联合跨边境、跨语言、跨氏族和跨部落的皈依者将耶户信仰传播开来。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巴勒斯坦，他联合撒玛利亚的耶户军队，但他不信任耶路撒冷。这样一来，耶路撒冷成了非军事区。这无意中助长了耶路撒冷祭司势力的发展壮大，耶路撒冷圣殿也因此成为一个蔚为壮观的朝圣胜地，并以牲口祭祀和大量的纳巴泰香而著名于世。
耶路撒冷在祭司的统治下，成为一个既神圣又充满乐趣的新兴城市。那时，大量的游客、朝圣者和新移民接踵而至，第一道伯利恒—耶路撒冷渡槽提供的用水显然已不够用。罗马人取代希腊人的统治后，犹太国王希律大帝在阿塔斯上方修建了一个罗马风格的新蓄水池，渡槽沿伯利恒的希伯伦路以北的一条直道，直通耶路撒冷。同时，他在土夸修建了一座新的夏宫，命名为希律堡，并对图曲的渡槽进行了改造，以适应夏宫的需求。这就是神圣家族所熟知的伯利恒——一个与耶路撒冷的基础设施连接，用以支持希律大帝宏伟蓝图的建筑工地。
追溯伯利恒至耶路撒冷的渡槽修建时期的历史，我们发现了这座城市名称中的歧义。在迦南语中，伯利恒意为“面包屋”，而在阿拉伯语中，该词意为“肉屋”。到伯利恒建城之初，迦南语已是一种远古时期的语言。“面包屋”——Beit Lechem——这名字对这个城市来说并不合适。伯利恒位于沙漠边陲水源充足的山地，是果树种植的理想地区，但不适合种植小麦。当然，一旦陡峭的地势稍有缓和，伯利恒人也会种植小麦和燕麦。但巴勒斯坦的粮仓是北部的杰宁，或者说今日以色列国的平原地带。
一部伯利恒的历史应该能够回答以下问题：基督降生在这里吗？支持这种说法的最强有力的证据是，尚在他死后百年以内，人们就开始到此朝圣。也许，在人们对耶稣受难日还记忆犹新时，朝圣就开始了。可以肯定，朝圣离他遇难的时间近得足以建立起强大的集体记忆。相反的观点则认为，福音书的故事矛盾重重，并且似乎是通过精心设计，为的是使耶稣的故事能与游牧时期的牧羊人、之后成为国王的大卫的传说能联系起来。如果这两者都不可能成立，那么基督教的《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至少展现了1世纪时期伯利恒的城市景观，这一点便可使它们成为珍贵的史料。
伯利恒的资源是它的水与气候，以及它与巴里耶（ElBariyeh）荒野毗邻的优势。地处荒野附近，方便游牧民族的牧民进入伯利恒市场。福音书故事告诉我们，伯利恒是个牲口市场：耶稣降生后第一批前来问候的人就是牧羊人。贝都因人出售绵羊为人们提供肉食，而羊毛可以纺线。因为死海的化学物质，伯利恒成为一系列令人厌恶的化学物质的加工中心：从清洗到漂洗到染色等。伯利恒很有可能是围绕一个绵羊市场发展而来，这一点反映在与大卫有关的事实上。大卫是个牧羊人这点在那个故事中并非无关紧要，而是重点所在。将伯利恒设计并建设成一个周边有城墙、城边有“caravanserai”（《圣经》中的“旅店”）的市场，意味着这个设计源于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与危险的外来者做生意的想法。对城里人来说，除了游牧民族的牧羊人外，没有其他威胁存在。基督降生时跪在他摇篮边的牧羊人，应该是贝都因人之类的阿拉伯人或者阿拉伯先民，即住在邻近城市希伯伦的以土买人。这种与羊或牧羊人的关联说明，“伯利恒”之名可能出自阿拉伯语而非迦南语：Beit Lamb，肉屋。
城市甚至国家常常由来访者而不是居住者命名：美洲的名字来自意大利人；巴勒斯坦之名则出自希腊人和埃及人，因为他们将这块土地与非利士人联系到了一起。需要处理取名之事的，正是那些需要把握某地的方位的人，而不是当地居民。然而，也有可能因为伯利恒是一个古老的阿拉姆语单词的同音异义词，就像Beit Lamra，这个词的确是“羊屋”（House of Lamb）之意。对一个古代牲口市场来说，这个名称再合适不过了。
“面包屋”和“肉屋”之间的歧义也在我的圣诞布丁里反映出来。布丁里既有面粉，也有牛脂末，或者板油。牛脂的熔点很高，只有与鸡蛋面粉糊搅拌后一起烤制，才会化为液状。牛脂粒融化时会形成气窝，生成一种更轻的物质，热油脂则会使本来较干的面团变得润滑。至少在圣诞布丁里，面粉和肉已经变得密不可分。
布丁中的橘皮来自柠檬与橙子。柠檬由苦橙与1世纪时期老普利尼在《自然历史》中提及的多肉植物枸橼（citron）杂交而成。尽管柠檬可能在1世纪时从印度来到了罗马，这个词却是个阿拉伯语。在公元7世纪的阿拉伯文明时期，柠檬才实现广泛种植。甜橙来自中国，约在公元11世纪时由西班牙和西西里的伊斯兰殖民者引入欧洲。巴勒斯坦最好的橙子和柠檬的品种出自耶利哥。圣诞节期间，桑索尔家厨房窗前的那棵树结出了小而饱满的果子。果子很青涩，还看不出是橙子还是柠檬。莱拉把它们放在内格罗尼酒里作为装饰。
在柠檬和橙子的长相逐渐区分开的上千年间，许多制度应运而生，从文化和物质的角度定义了巴勒斯坦的身份。这个阶段清晰地一分为二：罗马时期与阿拉伯时期。即使在罗马时期，阿拉伯风情也已经逐渐浓郁。而基督教会与此密切相关。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出现在公元204年，即“阿拉伯人菲利普”，这是他为自己取的别号。另一些罗马阿拉伯人沿着今天的叙利亚—土耳其边界——尤其是埃德萨和巴尔米拉——建起了一些基督教小王国。3世纪下半叶，耶路撒冷有了第一位来自巴尔米拉的阿拉伯主教。
自罗马时代初期到基督教时代后的较长时期内，伯利恒都是士兵与奴隶的家乡。罗马的第十军团驻扎在伯利恒，其任务是保护耶路撒冷脆弱的水源和阻击沙漠劫匪，而成千上万默默无闻地生产橄榄油和酒的工人则是奴隶。在一个由士兵和奴隶构成的城市，基督教传统必然来自新移民，在此，富有的罗马女人和阿拉伯基督教徒结成了奇特的同盟。双方都极为看重伯利恒同荒原毗邻以及它与圣母马利亚和基督降生的故事的关系。基督在荒野中度过的40天里表现出了他清心寡欲的品性，吸引了罗马的女继承人。基督成功地克服了自己作为人的生理需求，此举激励了20多位离异者和寡妇，比如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和耶利米的资助人葆拉，她们想把自己的女性身份抛在一边，以财富与去追逐政治权势。阿拉伯人也为基督与荒野较量的故事所吸引，但在他们看来，其中反映出的是他们自己的沙漠生活，而且这已经是许多阿拉伯诗句和歌曲的主题。早期效仿耶稣在沙漠中生活的阿拉伯基督教圣徒被称为boskoi，即“荒野隐士”。
4世纪至6世纪之间，罗马人与阿拉伯人的影响在伯利恒并存。圣海伦娜建造了耶稣降生教堂，而圣葆拉修建了这座城市的第一家修道院。阿拉伯施主和资助者紧随其后，很快在伯利恒沙漠里建造了许多修道院。
罗马神职人员的等级结构旨在反映罗马帝国的宫廷里从骑士、公爵、国王到皇帝的升序。6世纪的皇帝贾斯蒂尼安将“帝王之城”君士坦丁堡与“上帝之城”耶路撒冷联系到了一起，自他开始，巴勒斯坦被明确称为“圣地”。“圣地”也许是人间天堂，但这片人间天堂是严格按照罗马人的思路建立的，上帝被看作天上的帝王。与罗马化的基督教版本相反，阿拉伯沙漠里的修道院则有意将人间与天堂分离，代表了一种更为异样和奇特的基督教模式。这是一种更加强烈的基督崇拜，因为基督拒绝人类的脆弱，找到了战胜其肉身的精神力量。
在美索不达米亚，樱桃与橘皮经过昂贵的工序制作成糖块。至今，水果蜜饯在安曼、迪拜和吉达的礼品商店还是处处可见，而且远比同为礼品的巧克力之类的东西昂贵得多。制作过程中，人们将果实放入糖浆中细熬慢炖，直到果子的纤维变得晶莹剔透，果肉呈胶质状为止。阿拉伯商人和征服者将这类及其他复杂的化学工序如蒸馏等，从伊斯兰世界带到了欧洲。与此同时，欧洲的朝圣者拜访圣地时也学会了这些新工艺。
罗马阿拉伯人（RomanArabs）在罗马统治的“Oriens”——拉丁文的“中东”——长期以来代表着一个重要的甚至是精英的阶层。“阿拉伯”一词当时仅指罗马公民。而居住在帝国以外的部落居民则被称为“Saracens”（撒拉逊人）。一些撒拉逊人成为罗马人的盟友，或者叫“foederati”，罗马人付钱雇他们守卫帝国的沙漠边境，以防劫匪和波斯军队入侵。这些盟友：坦努西德人、萨利希德人以及最后训练有素、令人恐惧的加萨尼德人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令人不解的是，这些被雇来打仗的部落常常既是基督教徒，也是犹太阿拉伯人（Jewish Arabs）。这两种信仰都在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之间的边缘地带传播，并在阿拉伯半岛有着深厚的根基。盟友的任务是保卫边境，但不能干涉帝国境内的罗马公民的生活。然而，公元529年，撒玛利亚人的造反却导致了伯利恒教堂的毁灭，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将巴勒斯坦交到了加萨尼德人手中。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中分出的一支，他们从来不接受耶路撒冷为犹太生活中心的观点，也不承认大卫和所罗门故事中有关耶路撒冷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的说法。撒玛利亚人在公元5世纪和6世纪时，是巴勒斯坦最大的居民群体，但他们从未从与加萨尼德人的战争中恢复元气。撒玛利亚的男人在这场战争中被大量屠杀，妇女儿童则被卖为奴隶。
公元636年，轮到加萨尼德人遭厄运了。他们在耶尔穆克战役（Battle of Yarmouk）中，在其堡垒戈兰高地被穆斯林军队击败，穆斯林新军得以长驱直入巴勒斯坦。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巴勒斯坦切断了与罗马帝国和罗马基督教之间的联系。中东的基督教会作为阿拉伯正统教会，遵循着自己的发展轨迹，与其他一些较小的、独立的教会，比如巴勒斯坦阿拉伯语区的麦尔基派教会（Melkite Church）等，同时成为东正教的一部分。其他东方教会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发展起来，播下各自文化传统的种子，三个国家分别保留了自身文化的特色。
布丁中有一种成分与巴勒斯坦当地没有关联，那就是白兰地，尽管伯利恒的克雷米桑修道院的修道士蒸馏一种果酒，他们也称之为白兰地（他们还声称会酿马德拉酒、马沙拉葡萄酒、雪利酒和波特酒等）。不过，白兰地的产地与巴勒斯坦之间的确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蒸馏技艺就是通过圣地传到法国的。白兰地的产地与波尔多接壤，先是锡商，之后是基督教朝圣者乘船从不列颠群岛出发到达波尔多湾，从那里沿着一条马帮线路穿过乡村到达罗纳河（Rhone），再沿河而下抵达马赛，所有从普罗旺斯去圣地的旅程都得从那里启航。
北欧与巴勒斯坦的交流除了依靠锡商和朝圣者外，还有奴隶。马赛是个巨大的奴隶市场。然而，真正改变这个地区的决定性因素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进入了奴隶市场。其中一个部落——诺曼人——对中东了如指掌，他们后来成了十字军东征的有力推动者。
圣诞布丁中独特的甜香味也存在于其他圣诞甜点中，比如德式甜面包或普罗旺斯的“十三道甜点”等。这种味道在肉馅饼里最为突出。肉馅饼的配方来源可以追溯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人们将油封肉（meat confit）放入果汁糖浆里慢慢熬煮，这样肉就被糖包裹，可以储存过冬了。
十字军到来之时，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东方世界一分为三：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罗马帝国、以巴格达为中心的阿拔斯王朝，以及以埃及为基地的法蒂玛王朝
。三大势力之间的缓冲地带则成为一股新势力入侵的门户：来自遥远的亚洲大草原上的突厥游牧部落——塞尔柱王朝。一些欧洲雇佣兵窥伺到其中冒险发财的机会，开始在这个地区参与作战。他们先是为罗马拜占庭而战，然后又为亚美尼亚军队而战，亚美尼亚人乘机在安条克后面的山区建立起一个小国家。雇佣军是诺曼人，他们几乎在同时期成功征服了英格兰，并在意大利建立起王国或公国，再从意大利向中东发起进攻。
诺曼人凭着对叙利亚边境地区的了解及与亚美尼亚人的友好关系，实际上掌握了十字军的领导权。不仅如此，他们还对于战争结束后如何管理巴勒斯坦有着切实可行的想法，因为他们在意大利已经管理过类似的阿拉伯王国，懂得如何治理巴勒斯坦这类民族与宗教混杂的社会。在西西里和普利亚的各个地区，诺曼人留用了阿拉伯公务员进行行政管理，铸造了他们自己的双语版阿拉伯货币，甚至欣然接受了阿拉伯人的柠檬种植业。对于意大利各共和国——威尼斯人、热那亚人、比萨人和阿玛尔菲人等，诺曼人既与他们发展出了紧密的关系，也与他们成了激烈竞争的对手，所有这些共和国的人都是开罗的法蒂玛人的贸易伙伴。在整个十字军东征时期，意大利人都同时在与十字军和穆斯林国家做生意。十字军东征结束后，威尼斯商人在过去的十字军城邦提尔租赁土地，为欧洲市场生产食糖，后者已然对甜食上瘾了。
在伯利恒，诺曼人重建了耶稣降生教堂，但几乎没有考虑保留这座建筑原来的罗马风格。尽管诺曼人在巴勒斯坦的统治仅限于第一代十字军期间，他们对这片土地政治形态的改变却是巨大的，因为他们彻底剥夺了当地基督教徒对自己实行了上千年的制度的发言权。阿拉伯正教在当地教区的小教堂里延续了下来，但在耶路撒冷的大教堂和伯利恒的修道院里却已经绝迹。到16世纪奥斯曼帝国再次统一罗马统治的中东地区后，这种状况仍未改变。他们并没有恢复巴勒斯坦基督教徒的势力，而是将权力交予了讲希腊语的东正教会。这种状况被解释为回归旧制，而事实上，希腊教会已经发展得与其在罗马帝国的根基相去甚远。刚刚到达伯利恒的希腊神职人员不过是另一支外国侵略势力。
作为圣诞布丁主体的大面团，是在中世纪农民一种可口的粥食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他们把粮食和肉放入一种穆斯林口袋里，吊在装着开水的大锅里煮。17世纪前，因为黎凡特公司的贸易快船开通，在英国到处都可以买到葡萄干，无花果水果布丁也应运而生。到维多利亚时期，圣诞布丁在这个重要的全国性节日里成为家家户户最重要的节日食物。
1831年，即维多利亚女王登上王位前6年，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入侵了伯利恒，这位变节的奥斯曼将军如今已经成为埃及最高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是个阿尔巴尼亚人，自称为时代先驱，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说得没错，他这个人专制、穷兵黩武，崇尚技术治国。阿里的入侵在巴勒斯坦赢得了一部分人的支持，因为他结束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但到了1834年，人们不再对此感兴趣，巴勒斯坦人联合起来反对埃及的统治。这次起义被称为“农民起义”，因为大部分民兵来自“Fellahin”阶层，即农夫阶层。而事实上，起义士兵也包含了巴勒斯坦社会方方面面的人：贝都因人、城镇居民和野外劳动者。这是一个重视民族自决权的时代，这次反对阿里的起义正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里程碑。
这次波澜壮阔的民族联盟的奠基者为两大政党：被称为“亚曼尼斯”（Yamanis）的“巴勒斯坦人民党”及其对手，被称为“凯斯”（Qais）的保守党。虽然这些名称来源于阿拉伯和黎凡特在前伊斯兰教时代确实存在的部落之名，但它们取材于民间故事，代表着虚构的身份，一如被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政党普及的辉格党与托利党的称呼。人民党军队从伯利恒出发，包围了耶路撒冷，几天之内便占领了首都。当这座城市被埃及人夺回时，伯利恒的姊妹城市拜特贾拉（Beit Jala）遭到了可怕的报复。1834年仲夏，尽管这场战争留给巴勒斯坦人一个遗产——普遍的身份认同，革命却失败了。
1840年秋天，英国人与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帝国政府结为同盟。在皇家海军协助下，埃及人被赶出了巴勒斯坦。1840年11月，海军上将纳皮尔对巴勒斯坦的阿卡港开火，一颗新型炮弹击中了阿卡的军火库，摧毁了半座城市。埃及人落荒而逃。
对于本国的布丁与炮弹相似这一点，英国人一直津津乐道。在纳皮尔的炮艇外交一个月后，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与丈夫庆祝了他们的第一个圣诞节，这对夫妇在上一年的2月刚刚结婚，8个月后，即1840年11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随着德国杉树的引入，他们的第一个圣诞节体现出了英德传统融合的特征。在巴勒斯坦，这种新的英德友谊使得耶路撒冷成立了一个路德教与英国圣公会联合的主教辖区，尽管合作时间很短，英国和德国的清教徒却给巴勒斯坦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而且这次合作获得了英德本土一群热心读者的支持，他们随时准备购买图书、照片和绘画作品，为传教项目提供资助，他们当中许多人甚至达到狂热的地步。
作为宏大的帝国研究工程的副产品，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开创了圣经考古的先河。最早也是最著名的巴勒斯坦考古著作的作者是一位教会人士：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院长阿瑟·斯坦利。他在《西奈与巴勒斯坦》（Sinai and Palestine）一书中讲述了他在1852年到1853年的圣诞节和新年期间的朝圣故事。此书大获成功，英国政府还因此专门设立了“巴勒斯坦考察基金”（PEF）。英国军队受命于该基金会作了相关调研，这份研究使英国1917年入侵巴勒斯坦时大受助益。
“巴勒斯坦考察基金”自称为一个现代科学项目，斯坦利还与达尔文主义者亲切对话。然而，与受达尔文思想启迪的科学家相比，圣经考古的精神实质与神创论者更为接近。很明显，该基金会的目的是揭示《圣经》中有关巴勒斯坦的一系列“事实”。基金会所派的考古学家在踏上这块土地那一刻就深信，只要他们够仔细，一定能发现他们心里认定存在的东西。每一次田野调查、每一道沟壑、每一块陶片都不过是他们在换着方式证实他们从主日学校听到的故事。无论走得多远，他们始终坚信，最终一定能回到由上帝创造，然后交给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的那个世界。
1917年12月7日，英国人占领了伯利恒水库。随着水源落入英国人手中，4天之后耶路撒冷陷落。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将这次攻陷称为“送给英国人民的圣诞礼物”。炮弹与圣诞节之间的关联似乎依然顺理成章，即使在帝国弥留之际也是如此。
英国人是通过他们背包里的《圣经》看到了巴勒斯坦的风景。这种原始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在伯利恒周边清晰可见，因为围绕这座城市的42个以色列定居点都来自斯坦利院长及其追随者打造的历史的版本。尽管伯利恒显然远不如《圣经》所述的那样古老，但脑子里装着自己认为的“事实”的西方考古学家对一切与他们先入为主的观念相左的东西视而不见，或者不予保留。
当我盘算着送安东和蕾莎什么圣诞礼物时，我想的是烤好的布丁，里面放着一枚传统的幸运币。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去哈罗德百货：我希望在这个包罗万象的商店里找到我想要的东西。我的确回想起了儿时圣诞节的情形，那时，我的祖母总会在布丁里放一枚6便士的银币。伯利恒需要好运，这个想法弥漫在整个1994年，《奥斯陆协议》（Aslo Peace Accords）就是在那一年签订的。我并不想毁掉任何不知道《奥斯陆协议》之结果的读者的心情，但我只能告诉你，哈罗德百货并不卖藏有一枚6便士幸运币的布丁。
伯利恒的故事是关于果园、牧羊人、农夫和游牧民族的，而这些事情并不会在历史记载中留下深刻的印记。伯利恒的历史不可避免地是关于那个以它为中心的时代的历史，是围绕它的更广阔的格局的历史。当然，幸运的是，这个时间段实际上取决于伯利恒，就看我们由基督诞生的日子往前算和往后算。但在研究过程中，有几次我担心伯利恒会从视线里消失。我收集了所有的资料，有的美妙动人，有的枯燥乏味，而我想知道的是，伯利恒是否会有从它自己的传记里消失的危险。随着工作的深入，我的担忧慢慢减弱，伯利恒像我祖母布丁里的那枚6便士幸运币一样，一直在众多成分中熠熠生辉。
关注伯利恒为我们熟悉的故事带来了一个新的视角。圣地的历史是围绕耶路撒冷展开的，在这座城市，历史与神话很容易混淆。在把圣经故事汇集成册的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耶路撒冷的重要地位，即使在犹太人当中也一样。犹太领主掌管着一些同样势力强大的城市，比如撒玛利亚和安曼。可想而知，在那些统治者心里，他们的圣殿和祭司与耶路撒冷的是平起平坐的。讲述一个把耶路撒冷同时置于国土与信仰的中心——两者似乎指向同一件事——的故事，这种做法的问题在于人们已然在其中采用了一系列过滤器，将历史与神话混为一谈。
要将耶路撒冷置于故事的中心，历史学家就得不断回到《圣经》之中。但是，当视线转向伯利恒时，世界开始变得大不一样了。伯利恒只是一个沙漠边陲的小山城，空气倒是清新得多。当神话的迷雾消散，历史视野就变得可能了。这是自伯利恒建城伊始到今天居住在那里的人们的历史。这是一个比任何人所能想到的都更具延续性的故事。我一直热爱着城镇和周围的乡村，在此指引下，我筛选出了最新的历史思考。
伯利恒的果园与安东家的花园一样，种满了杏、巴旦木、无花果、葡萄、橙子、柠檬和橄榄。波斯语中的花园和果园为同一个词“pardes”，这个词后来产生了《圣经》里的“paradise”（天堂）一词。基督的故事便是围绕着两个园子形成的：伯利恒城边的花园“旅店”，以及耶路撒冷的“客西马尼园”。最初的基督徒认识到了基督通过两个园子进入和离开这个世界的意义。正如这些花园客栈是通往城市的入口，是本地人和陌生人相遇、交谈的地方，园子也被看作通向永恒的通道。大约在公元4世纪有一则短小的犹太寓言为此作了注解。寓言说：四个拉比进入一个花园天堂，一处世外的神秘空间，头三位拉比傲慢无礼，还或多或少有些破坏行为，只有阿基瓦拉比对花园带有敬意：他悄悄地来，又悄悄地离去。现实中，平和这个名声对于阿基瓦拉比来说或许是受之有愧的，因为他曾是巴尔-科赫巴叛乱中的军队教士，在伯利恒的拜提尔村周围的山洞里躲藏了数年之久。不管怎样，此事的教训在于：理解一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和平地对待它。
受这则寓言的启发，产生了一种传统的犹太阅读技巧，它可以归结为波斯语中的Pardes一词。作为一种正规的阅读方法，Pardes指的是一个文本中蕴含的四层意思。Peshat指字面意思（词的本意）；Remez指寓意（一种欣赏和颂扬经文中的诗歌并阐释诗歌意义的方法）；Derash指比较的含义（通过在平行段落中寻找这个词的替代用法来厘清定义）；最后一个，Sod指神秘的含义（灵性层面的解释，往往很隐蔽，因而要求读者有较高层次的智慧或虔诚）。这四个层次合在一起，构成了PaRDeS这个词。
自维多利亚时代开始，基督教徒就已经单独强调字面意义的重要性。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相信《圣经》反映的是历史事实，并认为诗歌与讽喻是古怪离奇的弯弯绕，必须回到字面意义上来。隐喻被视为烦人的东西，得将其压扁并简化成字面意思：一种诗意化的毁灭。在我高中的宗教课程中，我的老师毫无疑问地认识到了上帝六天创世的故事是一个寓言，但他对我们说，创世的顺序反映出了上帝的工作规划。而按照Pardes的说法，读者应该保留文字的神秘性，在不同层面的意义之间留出适当的空间，这样一来，它们就不至于混在一起。读者应该尊重不同层面的意义，也应尊重区分这些意义的边界。
在研读雅克·德里达的著作时，我突然想到了Pardes。莱拉和我在英格兰相遇时，我们都是哲学研究生，如果我到了伯利恒却对她的家乡或者巴以冲突一无所知，那是因为我一直在埋头读德里达。他的作品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他被称为“无政府主义含义的毁灭者”（anarchic destroyer of meaning），作为年轻的博士研究生，我觉得毁灭是很酷的。不过，认真钻研了德里达的著作后，我却发现事实恰恰相反：他真正的兴趣在于如何在一个像我们所在的世界一样充满暴力与毁灭的地方坚持沟通和理解的方式。1990年代初，德里达写过一本回忆录，回忆他身为一个犹太孩子在阿尔及利亚时的成长经历，正是在这本书里，他透露说他的哲学灵感来自以Pardes的方式解读的犹太教法典《塔木德》。那时，我还并不确定自己是否希望读到一个保守的、尊重传统的德里达，但这就是我所发现的德里达。
Pardes要求读者在阅读文本时保持敏感睿智，同时还要心怀仁爱。如果读书如此，那么读一座城更要加倍这样。伯利恒充满了历史与神话，因而看起来不像是一个真实的城市，甚至对于居住在这里的人来说也一样。在我为伯利恒的故事操心那会儿，《圣经》的叙述不可避免地开始瓦解，但它们从未消失。它们总是有某种牵引力，与这座城市的真实历史纠结在一起。伯利恒的历史与神话的那一面只能共存，只能和平共处。常言道，伯利恒不只是为了圣诞节而存在的。我们都得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命运与共，就算我们并不真的生活在当地。
圣诞布丁中有太多的学问，它就像某种用柔软的水果、香料和面粉做成的古董。但最重要的是，它是善意与友好的象征。我懂得这一点是因为包着布丁的玻璃纸上附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带着和平与友善，祝大家圣诞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