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科学社直供西域文史(第十二辑)朱玉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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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文史（第十二辑）
	曾用价	158.00
	出版社	科学出版社
	版次	1
	出版时间	2018年06月
	开本	16
	作者	无
	装帧	平装
	页数	372
	字数	570000
	ISBN编码	9787030582195

《西域文史》是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与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合出的学术论集，本辑发表与西域相关的学术论文22篇，内容涉及考古、语言、历史、文学、民族、学术史等方面。

目录
南北朝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 张庆捷（1）
唐朝西州与伊州的交通 孟宪实（19）
杜甫“观兵”诗新解——唐乾元二年西域援军再次入关史实钩沉 吴玉贵（33）
黄文弼先生与甘藏吐鲁番文献 荣新江（51）
新出唐刘文袆墓志所见西域史事考 王庆卫（59）
敦煌元代汉文官文书续考 党宝海（71）
卐符号的初传及其原始寓意 刘学堂（81）
新疆发现麻黄与大麻及有关问题 刘文锁（107）
新疆地区发现的圭字形剑鞘的研究 林铃梅（127）
固原九龙山M33出土下颌托研究 陈婧修（145）
唐代安西大都护府时期之龟兹当地用纸——日本龙谷大学所藏库车出土汉文书案例研究之一 庆昭蓉 江南和幸（159）
中国所出佉卢文书记载的古鄯善国刑罚及其源流 姜一秀（179）
高昌货币史上的毯本位时代 裴成国（205）
移健与时健——源自亲属称谓的古突厥名号 陈恳（215）
葛儿罕称号考 白玉冬（233）
中国元代景教碑铭纪年辨析 马小鹤（249）
苏公塔碑——丝绸之路文化交融的标志 乌苏吉 卡里米安 撰；徐维焱 译（277）
傅斯年图书馆藏内阁大库档案中的徐松资料 朱玉麒（289）
近代伏尔加鞑靼民族主义运动中的“金帐汗国”想象与穆斯林认同——读阿雅兹 伊斯哈齐《亦德勒—乌拉尔简史》 周思成（307）
刘半农与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中亚考察团交涉始末 王冀青（319）
万里流沙双仲良——黄文弼与丁道衡的西北考察交谊 吴华峰 徐玉娟（349）
1949年前后的黄文弼 刘子凡（361）
《西域文史》第十二辑著译者单位及文章索引 （373）
《西域文史》简介与稿约 （374）
Contents
Development of the Maritime Route from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o the Tang Dynasty Zhang Qingjie（1）
Transportation between Xizhou and Yizhou in the Tang Dynasty Meng Xianshi（19）
New Perspective on Poems Titled Guanbing of Du Fu: Studies on the Loyalist Reinforcements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 in the 2nd year of Qianyuan Era Wu Yugui（33）
Huang Wenbi and the Turfan Documents Preserved in Gansu Museum Rong Xinjiang（51）
On the Historical Events concerning the Western Regions Recorded in the Newly Unearthed Epigraph of Liu Wenhui Wang Qingwei（59）
Further Remarks on Official Manuscripts of the Yuan Dynasty from Dunhuang Dang Baohai（71）
Early Spread of the Symbol “卐” and Its Original Implication Liu Xuetang（81）
The Ephedra and Cannabis Discovered in Xinjiang Liu Wensuo（107）
Research on Dagger Sheaths with Four-lobed Form Found in Xinjiang Lin Lingmei（127）
A Study of the Chin-strap Excavated from the Tomb M33 of Jiulongshan in Guyuan Chen Jingxiu（145）
Paper Used in the 8th Century Anxi Protectorate, Part I: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Chinese Document Fragments Kept in the Ryukoku University (Japan) Unearthed from Kucha Ching Chao-jung & Enami Kazuyuki（159）
Punishment in Kharoshi Documents found in China and Its Possible Origin Jiang Yixiu（179）
The Study of the Age of Blanket Standard in the Monetary History of Gaochang District Pei Chengguo（205）
Yigan and Ciqan: K.k Türk Titles from Kinship Terms Chen Ken（215）
On the Title Gür-khan Bai Yudong（233）
Analysis of the Dating Systems of Nestorian Inscriptions from the Yuan Dynasty in China Ma Xiaohe（249）
The Turfan Minaret Inscription: A Symbol of Cultural Confluence on the Silk Road Mohammad Bagher Vosooghi and Hassan Karimian (tr Xu Weiyan)（277）
Xu Song Materials in the Imperial Cabinet Archive Housed in Fu Ssu-Nien Library Zhu Yuqi（289）
Imagined “Golden Horde” and the Muslim Identity for the Volga Tatars’ Nationalism in Modern Russia: Ajaz Ischaki and His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Zhou Sicheng（307）
On Liu Bannong’s Dealings with the Central Asiatic Expedition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Wang Jiqing（319）
The Friendship of Huang Wenbi and Ding Daoheng during the Northwestern Scientific Expedition Wu Huafeng & Xu Yujuan（349）
Huang Wenbi in around 1949 Liu Zifan（361）
Contributors （373）
Introduction to the Literature & History of the Western Regions （374）

南北朝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
　　张庆捷
　　南北朝时期，随着世界各地区之间联系的增加和了解，在陆地丝绸之路发展的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得到长足发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大量的丝绸、陶瓷等远销东亚、东南亚、西亚、非洲甚至欧洲各地区，各地区的货物也陆续进入中国，促进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本文即就各国已发现的部分考古资料为线索，探讨中国南北朝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物质与文化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经济得到深度开发，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追上黄河流域，同时，随着该时期航海技术的发展，周边许多国家通过海路访问中国，中国也派遣使者乘船访问诸国，这些交流在史书中有所记载。各国出土考古资料显示，该时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交往密切的，主要是日本、百济和新罗。
　　早在东汉，日本已经和汉政府发生交往，《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有趣的是，该印于1784年在日本北九州地区博多湾志贺岛出土，现存福冈市博物馆，印为方形，边长2.3厘米，高2厘米，蛇纽，纯金质，篆体阴文，印文为“汉倭奴国王”五个阴刻篆字。实物资料与史籍记载相互吻合，反映出日本与中国早期交流的历史。
　　魏晋时期，两国继续保持着比较密切的交流，日本派使节赴华，向曹魏赠送礼品，曹魏回赠了各种纺织品、五尺刀、铜镜等，丝织品在中方赠品中数量*大，也很醒目，说明丝绸对日本来说是珍贵礼品。
　　南北朝时期，两国联系依然保持，《南齐书·蛮、东南夷传·倭国》记载：“倭国，在带方东南大海岛中，汉末以来，立女王。土俗已见前史。建元元年，进新除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武号为镇东大将军。”萧齐建元元年是479年，这时期正是日本的古坟时代。日本古坟时代为公元4—6世纪，与南北朝时期基本相当。倭国与南朝来往，政治联系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学习南朝的文化技术。尽管史书不见有关记载，然而通对比可以看到，古坟时代无论是墓葬形制、石葬具，还是伴随的随葬品内容，如兵器、生活用具、马具、陶俑等，都带有南北朝文化的痕迹。举例来看，日本群马县观音山古坟出土了刀具、带具、马具、甲胄、铜镜、铜水瓶及轮埴等随葬器物，受中国和百济影响较大，有的甚至与北朝关系很大，*典型的是一件随葬的鎏金铜瓶，其外部形制与内部结构皆与太原北齐库狄迴洛墓出土的一个鎏金铜瓶一致，库狄迴洛墓铜瓶为细颈，卵形腹，圆底，圈足，盖顶为锥形纽，盖里衔接二铁片（似镊舌）插入瓶内，通高18.2厘米；观音山古坟出土铜瓶，细颈，卵形腹，圆底，圈足，盖顶为锥形纽，盖里衔接二铁片（似镊舌）插入瓶内，通高31.3厘米。两者比较，外形相同，只是大小有别；铸造技术和鎏金技术也相同。日本有学者经过研究，认定群马县观音山古坟出土铜瓶源自北齐，推测这种铜瓶的流传轨迹，极可能是入华日人从北朝学到技术，并携带样品回本土，随后又生产的。这个例子的意义在于，在北朝史书中没有记载与日本的交往，仅是出土文物信息透露出日本人可能到过北朝，还学了铸造技术，购买了北朝鎏金铜瓶。这个发现填补了史书记载的空白，书写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交往细节。日本人喜爱鎏金铜瓶，各博物馆保存不少从北朝到唐代的铜瓶，特别是正仓院，保存着许多隋唐时期的铜瓶。有从中国过去的，也有本土生产的。
　　除铜瓶外，观音山古坟还出土一件带铭文的兽带铜镜，直径23.3厘米，镜背面内区中心为半球形纽，周围有九个小乳钉，有三个汉字，为“宜子孙”，外为三道环形弦纹，中区纹饰带为七个较大乳钉，其间配列四神三兽。外区有唐草纹、横纹和锯齿纹，镜缘较宽，有草叶底纹，有一圈铭文，铭文为：“尚方作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寿如金石□□□兮。”在中国，这种铜镜纹饰主带上因有七个较大乳钉，称之为“七子镜”“七乳神（瑞）兽纹镜”或“七乳禽兽纹镜”。纹饰相近的兽带镜在日本多地出土，如福冈县冲ノ之岛21号遗迹、宫崎县山ノ坊古坟、宫崎县持田1号坟、熊本县国越古坟、奈良县藤ノ木古坟、三重县木ノ古坟、爱知县笹原古坟、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都出土过兽带镜，形式基本相同。有的有铭文，有的没有。
　　观音山古坟出土的这面带铭文兽带镜，与百济武宁王墓出土的铭文兽带镜十分接近。百济武宁王陵出土铜镜三面。**面为兽带镜，出自王妃头部。直径18.1、缘高0.6厘米。圆纽座，其周围有九个小乳钉。中区主要纹饰带为七个较大乳钉之间配列四神三兽。第二面为宜子孙兽带镜，出自王的头部。直径23.2、缘高0.7厘米。圆纽座，周围有九个小乳钉，其间有铭文“宜子孙”和似小兽形纹样。中区纹饰带为七个乳钉之间配以神兽，但腐蚀不清。外有一圈铭文，也已无法辨认。两枚铜镜的共同之处，就是在镜背纽座周围都有九个小乳钉，另在纹饰带上，都有七个较大乳钉和神兽；不同之处在于，一大一小，一个有铭文，一个没有。武宁王陵的第三面铜镜是一面方格规矩神兽纹镜，出自王的足部。直径17.8、缘高0.7厘米、在围绕中心圆纽座的方格内有小乳钉和十二辰文字。主要纹饰区是以中国汉代流行的方格规矩纹作地，上面浮雕刻画出神人狩猎的场面：四只兽围绕中心疾走，神人持戟追赶，上身裸体，下身穿简单的三角裤，头挽发髻。在狩猎纹外有圈铭文为“尚方作竟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寿□金石兮”。
　　武宁王陵出土的第二面兽带镜，与观音上古坟出土兽带镜相比，纹饰相同，直径相差1毫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两者是同形镜。可惜武宁王陵出土这面兽带镜的铭文不清晰，但是反过来据观音山古坟出土铜镜铭文推析，铭文内容也应该相同。另外，武宁王陵出土第三面铜镜也有铭文，为：“尚方作竟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寿□金石兮。”与观音上古坟铜镜铭文相近，首句是“尚方作竟真大好”，相差一字。这种以“尚方作镜”为铭文首句的铜镜，一般称为“尚方镜”。
　　很明显，观音山古坟出土铜镜与百济武宁王陵出土兽带镜有很深渊源关系。再考察武宁王陵出土兽带镜的来源。可以看到又与中国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从铜镜纹饰和铭文看，显然来自中国铜镜。在中国汉代铜镜中，常见这种“七子镜”或“七乳神（瑞）（禽）兽镜”，有的直接简称“神兽镜”。如广州东郊沙河汉墓出一面汉镜，与武宁王墓出土镜相近，就称为“神兽镜”。梁简文帝《望月诗》曰：“流辉入画堂，初照上梅梁。形同七子镜，影类九秋霜。桂花那不落，团扇与谁装。空闻北窗弹，未举西园觞。”诗中“七子镜”，指的就是“七乳神（瑞）（禽）兽镜”。这种铜镜出土不少，是东汉常见镜。“尚方镜”是以铭文特征分类的名称，铭文有多种格式，这种依照铭文首句带“尚方”二字的，就称为尚方镜。“尚方”铭文见于多种镜种上，如湖南益阳东汉墓出土铜镜：“尚方作竟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四海。”广西贵县1978年广西贵县北郊汉墓出土铜镜铭文是：“尚方作竟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孚由天下敖四海，寿如金石。”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出土铜镜铭文是：“尚方作竟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泉玉饥食枣，浮油天下。”河南省洛阳西郊汉墓出土铜镜铭文为：“尚方作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乐未央。”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类大同小异的“尚方镜”，见之于南北各地，流行于东汉至南朝，北朝少见。由上述例子可见，日本观音山古坟和韩国百济武宁王陵出土铜镜的铭文，其格式内容都是直接或间接源自汉镜铭文，其纹饰源于东汉魏晋铜镜n，可证当时中、韩、日之间的密切文化交流。
　　日本古坟时代，汉字和干支纪年法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日本和百济。1961年，日本奈良县栎本东大寺山古墓出土“百炼”钢刀一柄，全长103厘米，背部有34字错金铭：“中平□□五月丙上造作（支刀）百炼清刚上应星宿（下）辟（不详）。”中平是东汉灵帝年号（184—189）。中国汉代刀剑的铭文格式大体为：年号（时间）+工官或工匠名称+吉祥语。如徐州汉墓出土“建初二年剑”，剑柄正面有隶书错金铭文“建初二年蜀郡西工官王愔造五十练□□□孙剑□”21字。1974年，山东省临沂地区苍山发现一把东汉永初六年（112）制造的钢刀，全长111.5厘米，环首呈椭圆形，环内径2—3.5厘米，刀身有金错火焰纹，刀背有错金铭文：“永初六年五月丙午造卅湅大刀吉羊宜子孙。”由此可知这把刀是汉安帝永初六年即公元112年经过三十次折叠锻打制成的。奈良天理市出土的这把大刀铭文基本上也是这个格式。1968年，日本发掘了琦玉县稻荷山古坟，出土了各种铁器、青铜器等随葬品，其中有一件铁剑，长73.5厘米，宽3.15厘米，经过X射线照相检测，发现其剑身带有“辛亥年七月中……”等共100余字的铭文，故被研究者命名为“辛亥铭铁剑”，铁剑铭文多数是汉字，少数几个可能是日本模仿汉字新造的字。该墓的年代为5世纪，这把刀也属于这个时期。日本已经出土多个古坟时代带铭文刀剑，铭文多见干支，说明早在古坟时代，日本已经开始使用汉字和干支纪年。我们知道天干地支组成的干支纪年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纪年方法，日本古坟时代出现这样的纪年，再次证明了中日早期的文化交流。
　　百济、新罗距离中国更近，因此南北朝与百济、新罗保持着更为紧密的关系，就考古资料看，*典型的例子是百济武宁王墓，不仅墓葬形制、结构以及壁画与南北朝关系密切，而且随葬品中有来自中国梁朝的铜镜、青瓷器皿、墓志、铁钱等。还出土许多流行于南北朝的纹饰和百济王封印以及“梁官瓦为师矣”铭文的莲花纹砖。这与史籍中南朝梁向百济赠送《涅槃》等佛教经义，并派遣《毛诗》博士和画师、工匠等人员的记载正相吻合。百济从中国引进的佛教典籍、技术、器物等，后来又陆续传向日本，形成明显的海上丝路文化传播轨迹。如日本观音山古坟出土铜镜与武宁王墓的相同，而武宁王墓的铜镜来自南朝。武宁王陵随葬铁五铢钱为一串、数量多达90余枚，大小不一，铁钱或直径24、方形穿孔的宽度为8毫米；或其测量数据为直径22、穿孔宽7毫米。这批钱，也是来自南朝萧梁政权。据《通鉴·梁纪五》载：“梁初铸五铢钱，肉好周郭皆备，别铸无肉郭者，谓之女钱。民间私用女钱交易，禁之不能止。乃议尽罢铜钱，（普通四年）十二月戊午，始铸铁钱。”萧梁五铢钱，在中国已有发现，但是在海外发现不多。武宁王墓出土这批铁五铢钱，正是与南朝交流的信据。
　　武宁王墓出土的墓志*能说明百济与南朝的关系，武宁王陵出土志石2块，王和王妃各1块，均出自币道中部石兽前面，王志石长41、宽35、厚5厘米。正面阴刻铭文六行：
　　宁东大将军百济斯
　　麻王年六十二岁癸
　　卯年五月丙戌朔七
　　日壬辰崩到乙巳年八月
　　癸酉朔十二日甲中安厝
　　登冠大墓立志如左
　　背面阴刻线上刻有天干地支（缺申、庚、酉、辛、戌）。
　　王妃志石长、宽同上块，厚4.7厘米，正面刻铭文四行：
　　丙午年十一月百济国王太妃寿
　　终居丧在酉地己酉年二月癸
　　未朔十二日甲午改葬还大墓
　　立志如左
　　背面阴刻铭文六行：
　　钱一万文右一件
　　乙巳年八月十二日宁东大将军
　　百济斯麻王以前件钱讼土王
　　土伯土父母上下众官二千石
　　买申地为墓故立券为明
　　不从律令
　　该墓志的形制、内容书写方式以及买地券内容，与南北朝流行的墓志相同，也是南北朝与百济文化交流的一个物证。值得注意的是，志文中首句是“宁东大将军斯麻王”，这个“宁东大将军”是南朝的官职，是南朝授予百济王的。《梁书·诸夷·百济传》专门记载：“普通二年，王余隆始复遣使奉表……高祖诏曰：‘……宜率旧章，授兹荣命。可使待节、都督百济诸军事、宁东大将军、百济王。’”墓志没记载“使待节、都督百济诸军事”，却记载了“宁东大将军斯麻王”，说明百济非常重视“宁东大将军”一职，间接反映了与南朝的密切关系。该墓葬还出有15件瓷器，分青瓷、黑釉瓷和白瓷三种，学界都认为，青瓷和黑釉瓷出自南朝，没有争议，争议集中在白瓷的烧制地点和时间上。笔者不揣浅陋，认为有可能来自北朝，因为南方至今还没有发现唐代白瓷窑遗址，北方却有，已经成批量出口，故推测百济白瓷出自北方窑的可能性大。
　　还需要说明的是宋山里古坟群6号墓里的壁画，特殊之处在于它是用石壁垒起来的壁画。整个坟墓长4米，宽2.5米，南北呈长形隧道状，顶部则是椭圆形的屋顶。石壁上涂抹泥土做地杖，然后在上面绘画。画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四神图。四神图在汉代墓葬已经出现，在两晋南北朝唐代，广泛见于南北各地，如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山西晋“太康七年（286）”纪年墓、镇江南郊东晋“隆安二年（398）”纪年墓、河南邓县学庄南朝壁画墓、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壁画墓、山西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太原北齐娄叡壁画墓里都有。宋山里6号墓所见四神图，显然受到南北朝墓葬文化的影响。
　　其他百济墓葬出土器物，也有的明显与南朝有密切关系。1997年，公州大学博物馆对忠清南道天安市郊外龙院里一带的百济古墓群做了发掘，有土圹墓，也有石室墓。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随葬品，包括陶器、铁器、金铜耳饰和玉器，其中仅陶瓷器就有350件，且器种多样。据韩国学者研究，该批墓葬的年代大概是迁都公州之前，即4世纪到5世纪早期。其中，9号石室墓中出土一件黑釉鸡首壶。另外，百济至今还发现5件完整的青瓷鸡首壶，除了在圆光大学所藏的据说出土于清州外，其余尚不明确出土地点，现收藏于国立中央博物馆、忠南大各博物馆和韩南大学博物馆。2003年，在公州水村里第Ⅱ地区又发现了六座大型百济墓葬，其中在四号石室墓也出土一件黑釉鸡首壶。鸡首壶是两晋南北朝时期常见的器物，亦称“鸡头壶”“天鸡壶”，因壶肩部塑鸡首而得名。北朝多见青黄釉鸡首壶，如太原北魏辛祥墓出土一件鸡首壶，“釉色淡青，长颈盘口，龙首鋬，鸡首流，壶肩作四系，壶高27厘米”。太原北齐娄叡墓曾出土5件青黄釉鸡首龙柄壶。东晋南朝有青釉鸡首壶也有黑褐色釉鸡首壶，黑釉鸡首壶多见于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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