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汗青堂丛书007·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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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致谢　

导言　

部

走出热带，走向冰原

从7 万年前到早期地中海文明

第二部

为战争一辩

个辉煌的帝国时代，从亚述人到亚历山大大帝，战争如何推动了宗教、著述和哲的巨大飞跃

第三部

剑与道

从公元前300 年至公元00 年前后：中国、印度和欧洲的古典帝国及其与新兴宗教的遭遇

第部

走出混乱的大熔炉

从700 年到10 年：伊斯兰教的伟大时代，游牧民族建立帝国，以及欧洲的觉醒

第五部

世界走向开放

从12 年到10 年：欧洲的爆发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抗争

第部

自由的梦想

从10 年到17 年：启蒙与革命，从印度到加勒比

第七部

资本主义及其敌人

从100 年到11 年：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全世界人的活——之后又亲自破坏了这种活

第部

的世纪和坏的世纪从11 年到2012 年：我们的时代

注释　

正文赏读

第三部

剑与道

从公元前300 年至公元00 年前后：中国、印度和欧洲的古典帝国及其与新兴宗教的遭遇

耶稣诞时，地球上大约有一半的人口都活在两大帝国中。但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远离大城市的农民很难接触到外面的世界，他们只能了解到有限、失真的信息。这是世界历史上的情况。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大致同时兴起，其统治的人口也大体相当：在鼎盛时期，罗马帝国有500 万人；根据税收状况推断，汉帝国有570 万人。两大帝国的领土面积也不相上下，大约都是00 万平方公里。不同的是，一个帝国坐落在内陆海洋的边缘，另一个帝国坐落在河流交错的辽阔平原。它们的看上去也很相似：统一配备了盔甲和，行军列队整齐划一，都有战车和骑兵配合作战。

罗马人崇拜家神和祖先，中国也是如此。他们都讲求实际，注重现世活。他们也都唯我独尊，认为自己比任何潜在的对手都更严肃、守礼和文明。罗马皇帝宣称要统治“全世界”，中国皇帝则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罗马人修建了令人赞叹的高墙以抵御异族入侵，中国人也是如此。罗马人拥有笔直的道路，中国人挖掘了漫长的运河。两大帝国就连行政区划的数目也大致相当。两国政府也都会用实际利益来激励——战斗结束后，中国军人可以凭敌人的首级获得金钱和更高的地位，而英勇的罗马军人则可以赢得家乡的土地。

在地中海世界的边缘，罗马帝国击败了众多敌人，崛起为强大的国家。在中国，地处边鄙之地的秦国统一了国，终结了战乱，为汉帝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罗马人和中国人彼此知之甚少。他们相隔大约500 英里，炙热的沙漠和高大的山脉阻挡了人员往来。而海路则更长，比陆路远了大约2000英里。1 尽管如此，两大帝国仍存在微弱的交流。罗马人对中国的认识很模糊。在他们的头脑中，中国是个神话般的国家，位于遥远的东方。在古罗马语言中，“赛里斯”一词可能就指中国人。

公元7 年，中国将军班超曾派遣使节出使罗马帝国，但使节本人并未见到罗马皇帝图拉真。由于路途实在遥远，使节半途而废，返回国内。因此，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倘若如此”假设就在埃及以东某个尘土飞扬的驿站中夭折了。2 这位名叫甘英的使节搜集到许多关于罗马人的传闻。他报告说，罗马帝国有百多座城池，都城坐落在一条大河的出海口。罗马人身材高大、为人诚实。他们从杰出的大人物中选举国王。在遭遇灾祸时，这些杰出人物会代替民众接受惩罚，毫无怨言。3 甘英说，罗马“国王”手下有 3 位大臣参与议政，他也会接受老百姓的请愿。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他大致勾勒出罗马元老院的模糊轮廓。很明显，中国人对这种政治观念（同时容纳胜利者和失败者）感到既陌，又好奇。

这不是令人着迷的事情。甘英还兴致勃勃地汇报说，罗马的杂耍艺人很神奇，可以口吐火焰，并能同时抛接12 个球。

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70 年后，一个罗马使团经海路抵达越南（当时越南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使团有可能是伟大的哲家皇帝马可·奥勒留派遣的。但是，使团被遣返回国，两个帝国自此只有依靠长途贸易维持联系。大约在耶稣活的时代，罗马妇女开始穿着半透明的丝绸裙子，这引起罗马卫道士的强烈不满。这些丝绸来自中国，经由长途海上航行从越南运到的斯里兰卡，然后再转运至埃及。中国已经发现了来自罗马帝国的玻璃器皿和硬币。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在公元前5 年，帕提亚人曾经俘虏过一些罗马士兵。之后，使用“鱼鳞阵”的罗马军团可能曾与汉帝国的士兵在吉尔吉斯斯坦兵戎相见。

两大帝国延续的时间也大体相当。起初，罗马人只是活在意大利中部的城镇居民，默默无闻。他们的发展壮大一部分归功于能吸引移民到来，另一部分则是由于他们能在血腥的战争中屡战屡胜。亚历山大死后，马其顿帝国分裂成多个希腊王国。当罗马崛起争夺霸权的时候，这些王国已纷纷衰落。从公元前1 年到公元前1 年，罗马人摧毁了他们在北非

的竞争对手——迦太基人。大约在70 年之前，中国的位皇帝统一了列国。几个世纪之后，罗马世界分裂成两大帝国：西罗马帝国于公元5 世纪瓦解，而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庭帝国）则一直延续到153 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汉帝国于公元220 年寿终正寝，但中国直到317 年才终分五裂。在当时，中国的南方地区较少受到入侵，在文化上更保守。我们可以将其与历史悠久的东罗马帝国进行比较。

两大帝国存在了大约500 年。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早期文明相比，它们存续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以现代民主制度的标准来衡量，两大帝国的表现令人惊叹不已。随着中国的崛起，历史家们开始专注于这样一个疑问：我们的世界——统一的中国和破碎的欧洲——是否以某种方式延续了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的经验？毕竟，在位皇帝出现后，中国大约有一半的时间在政治上都大致保持了统一；而在罗马帝国衰亡后，地中海和欧洲西部就再也没有统一。原因何在？

地理环境可以提供一些答案。尽管河谷和山岭将中国分割成不同的区域，但整个国家又被沙漠和海洋环绕，这切断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政治统一的实现非常艰难。根据统计，从公元前5 年到公元前221 年，中国断断续续爆发了至少25 场战争。然而，一旦形成大一统的帝国，这个由漫长海岸线围绕的单一地理区域就会形成很强的地形逻辑。道路、运河和城墙划出了交通线和防御线，这些线不会轻易变动。尽管外来入侵者不断挑战中国，但他们无法抹掉“一个中国”的文化版图。

然而，地中海和欧洲世界则截然不同。确实，“陆地中间的海”使罗马帝国的交通更加便利，但能抵御侵略者的天然屏障也少之又少。同时，星罗棋布的河流奔流方，这些河流与纵横交错的山脉将欧洲大陆分割得支离破碎。从地理上观察，欧洲是一个凌乱、分裂的半岛，不太可能实现政治统一。

这种解释乍看之下令人满意，但似乎又过于肤浅。因为，中国也曾分裂长达数个世纪。在中国，南、北方人的活方式不同，方言不同，有时分别由各自的皇帝统治。中国曾派出庞大的远洋船队，整个国家几乎已走向世界。但事实上，中国并没有真正走向世界，这主要是由于政治上的考量。在西方，东罗马帝国曾会统一地中海地区。在很久以后，尽管

存在河流与山脉的阻隔，但像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和科西嘉岛的冒险家拿破仑·波拿巴也都有统一全欧洲的可能。

还有其他因素吗？外来者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中亚的游牧民族全副武装，骁勇善战。他们引发了数次移民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在许多人稍事安定之后，下一波移民潮又迫使他们再次迁徙。在蒙古入侵之前，中国的中央政权大体能有效地抵挡游牧民族。但蒙古人终战胜了中原王朝，快速、彻底地征服了整个中国，建立了帝国统治。从某种角度看，他

们的统治有助于维护中国的统一。

中国和欧洲都受到外来宗教的挑战。但与佛教对中国的影响相比，一神教（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对西方的影响要更加显著。中国皇帝有能力抑制佛教的影响力，欧洲宗教战争中的尖锐对立和以命相搏的矛盾是他们不曾经历过的。尽管遵循的模式有所不同，但一神教反复将西方社会的民众划分为“信仰者”和“异教徒”两大类。而中国则从未发这种情况，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法律和保守的社会思想比宗教的影响更大。另外，中国和欧洲还存在文化差异，如中国文字的习难度更大。因此，中国形成了一个独立、强大的官僚精英阶层，这是西方社会所没有的。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稍后讨论。

不过，中国和罗马世界的历史同样血腥、残酷。愤世嫉俗的统治者、国家的恐吓行动，以及对持异见者的迫害充斥在各自的历史中。中国和欧洲都出现了富有吸引力的人文思想家和恢宏华美的建筑（但汉朝的建筑大多是用木材和夯土建成的，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这样的建筑很难保留下来），但这些体现权力的建筑都是通过暴力和恐吓才得以建成。绝大部分的建造者都是农民，我们唯有透过他们被汗水湿透的脊背才能诠释这些建筑的美和哲意涵。罗马帝国的成就依赖于地方精英集团和的荣誉，而中国则更多依靠赤裸裸的武力。然而，无论那些有教养的精英是否习过孔子或耶稣的训诫，是否向皇帝磕头叩拜，是否会阅读元老院的公告，都会在集权政府的指挥下叛民，也都会通过公开、令人厌的刑罚来昭示权威。倘若权威名正言顺，集中组织和动员民众的权力就会更加合理。

我们对世界历史的理解总是在不断改变，因为世界各地时时刻刻都有新的发现，并向我们的旧有偏见发起挑战。在本书中，作者带我们重游了那些熟悉的历史重大事件，从古希腊罗马到拿破仑加冕，再到21世纪的环境与人口危机，然而他向我们介绍的却是围绕在这些事件周围鲜为人知的故事，地域横跨秘鲁、乌克兰、加勒比地区。书中既检视了那些失败与消逝的文明，也讲述了当今强权的起源，并且揭示曾经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理位置发的诸多历史事件是何其相似！

本书的主旋律相当简单明了：我们有能力理解和塑造周围的世界，这使我们逐渐成为这颗星球的主宰，纵然我们已经为地球造成了巨大的负担，但如同我们曾经克服挑战、渡过难关一样，科技能力使我们仍然具有足够的信心；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在政治上的表现就逊色得多，总像一个醉汉一样左右摇摆。因此，本书既是一曲我们现代智人聪明才智的欢乐颂，也是一部我们现代智人政治愚行的启示录。只有认清人类境况的这种二律背反状态，我们才能警醒那些由成功引起的失败，重新调整眼前的方向。

著者简介

安德鲁· 玛尔，毕业于剑桥大，英国政治新闻记者，长期为《苏格兰人报》《独立报》《每日快报》《旁观者》撰稿。2000至2005年担任英国广播公司的政治编辑，撰写并主持多部有关历史、科和政治的电视纪录片，著有《现代英国的创》（The Making ofModern Britain）、《现代英国史》（A History of ModernBritain）等。

译者简介

邢科，历史博士，现为南开大历史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史的全球传播，以及世界历史研究在中国的早期发展。

汪辉，首都师范大历史院博士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