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新时代 中国道路的延伸与使命 中国发展动态(2012) 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 出版社图书 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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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新时代：中国道路的延伸与使命（中国发展动态2012年卷）

定价：55.00元

作者：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8-05

页码：247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ISBN：9787508687056

1.  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20122016）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大改革和政策事件，展现出一副鲜活的历史画面。

2.  以智库报告的形式阐释在这极不平凡的5年，中国在想什么，中国在做什么。

2012年是承上启下的一年，中国顺利完成了政治领导权的交接，巩固并发展了党领导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法律体制。

2012年是中国“内外关系”加速转变的一年。中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新型外交关系。在这一年里，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在多个方面取得突破。

2012年是国内改革持续推进的一年。继续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强调科技创新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减少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推动行政与事业单位改革，回应市场的效率需求和社会的公平需求。

党的十八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的新阶段，也意味着中国道路面临新的历史使命和任务，正开启新的历史时代。“负责任大国”的自我定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担当，不仅引导着中国对外政策的继续转变，亦将对国内政策的调整以及政治整合的推进，产生深远的影响。

部分中国发展动态年度报告（2012）1

导言 / 003

一、转型中的世界观 / 007

（一）将对外经济政策纳入整体大国战略 / 008

（二）争夺太空资源 / 009

（三）陆上秩序 / 011

（四）传统陆地国家的海洋战略 / 014

（五）参与制定国际规则 / 017

二、不断清晰的政治道路 / 019

（一）权力交接的宪法惯例 / 020

（二）执政党的组织建设 / 025

（三）执政党的作风建设 / 027

（四）凝聚政治共识 / 029

三、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 / 030

（一）经济的新形势 / 031

（二）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 / 036

四、转型期的社会构建 / 044

（一）行政与事业单位改革 / 045

（二）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047

五、统筹“两个大局”的新阶段 / 053

部分中国发展动态月度报告（2012）57

1月“三农”顶层设计逐渐成形 / 059

纪委七次全会首提保持党的纯洁性 / 060

新时期“三农”工作路线图显出雏形 / 062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 065

全国能源工作会议确立“稳中求进”的政策基调 / 067

高等教育改革着眼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 070

七省市开展碳权交易试点 / 072

现代农业五年发展规划出台 / 075

2月户籍改革助力城镇化进程 / 079

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 / 080

政府将立足三维度推动文化事业发展 / 083

出台《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年）》 / 085

国办推户籍新政，促城镇化提速 / 087

公务员回避制度渐趋成熟 / 089

3月非公有制企业党建提速 / 093

在全社会推进学雷锋活动常态化 / 094

着力加强非公企业党建 / 096

医改进入攻坚阶段 / 098

国家密集关注水务事业发展 / 101

全国民政工作会议力推社会管理服务创新 / 103

我国出台海岛管理新举措 / 105

明确经济体改年度 / 108

加强廉政建设防“人亡政息” / 110

4月事业单位迎来改革 / 113

军队强调“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 / 114

事业单位改革“顶层设计”面世 / 117

中国高铁建设重新启程 / 120

四川省清理行政权力 / 122

中国首次组建国家海洋调查船队 / 124

三部委推进“新农合”支付方式改革 / 126

社工人才培养及职业发展提上议事日程 / 128

5月国家多方促进海洋经济发展 / 131

创新统战工作，保障民主党派换届顺利 / 132

政府确定文化发展具体途径 / 134

国家采取多措施加速海洋经济开发 / 137

国家政务信息化工程建设铺开 / 140

流域“五年规划”塑造治污新格局 / 142

6月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施政热点 / 145

两岸关系即将进入新阶段 / 146

中国人权事业再添新章 / 148

政府力推创新型国家建设 / 150

“老少边穷”地区发展提速 / 153

出台财金新政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 155

7月定调党的十八大 / 159

领导人在党的十八大前发表重要讲话 / 160

省级党委换届体现出执政党的用人新导向 / 162

推动解决红十字事业危机 / 165

政府拟定公共服务体系制度框架 / 167

印发《少数民族事业“十二五”规划》 / 169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五年规划”面世 / 171

农村中小学布局将重新调整 / 172

8月国家推动新医改提速 / 175

党的十八大选举集中反映党内民主新发展 / 176

中国启动建立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 / 178

9月地方推行碳交易试点工作 / 181

钓鱼岛问题之中国态度 / 182

我国向联大表达外交政策基本立场 / 184

政府提出城镇化新思路 / 186

组织部门酝酿“大学生村官”新政 / 188

部分地方开展碳交易规则创新试验 / 191

中国创新体系建设进入新阶段 / 193

10月创先争优常态化夯实执政基础 / 197

解放军重大人事调整引发关注 / 198

推进创先争优常态化、长效化 / 200

稳中求变：2012年经济“新政”解读 / 202

国新办发布《中国的能源政策（2012）》白皮书 / 204

外交部成立国际经济司 / 206

广东省推出从严治党新措施 / 208

中国启动泛亚铁路中国—老挝段建设工程 / 210

中美俄三公司联合成立信用评级组织 / 212

11月党的十八大顺利召开 / 215

党的十八大报告彰显执政新特性 / 216

领导集体换届开启政治新周期 / 219

海洋局正式印发《省级海洋功能区划》 / 223

民政部公布《志愿服务记录办法》 / 225

湖北省出台全国首个推进社会领域防治腐败工作意见 / 226

12月北斗导航系统助推中国实力提升 / 229

“八项规定”拉开执政党作风建设大幕 / 230

经济工作会议定调发展方向 / 233

农村工作会议增添“三农”工作新内容 / 235

铁门关、阿拉山口设市推进边疆治理模式转型 / 238

国家人才人事制度改革将采取新措施 / 240

中国建成自主可控的卫星导航系统 / 242

部分地方开展“智慧城市”建设试点 / 245

北京大学发展研究

北京大学法治研究是北京大学下属的一个跨院系、跨学科、从事政治与法律综合性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的科研机构， 于2010年1月成立，由北京大学及校外相关专家、学者组成，现任主任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强世功。

北京大学法治研究始终关注中国崛起对中国政治秩序和全球政治秩序的可能影响，长期跟踪中国政治体制、公共政策和法治发展的进程和变迁，致力于研究中国现代政治法律秩序建构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对中国政治法律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现实运作进行理论总结，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对策，并培养相关领域研究人才和治理人才。

北京大学法治研究承担多项重大课题研究，专门培养“法律与公共政策”方向的法律硕士研究生，举办各类学术讨论会及学术交流活动，推出“政法：中国与世界”文丛、“帝国与国际法”译丛、“法意看世界”和“动态中国”等系列学术丛书，编辑《政治与法律评论》和《法律书评》等学术期刊，并推出微信公众号“法意读书”（UNOMOS）。

2012年是中国转型的关键之年，国内外局势发生了标志性变化。在国内，政治方面，中国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大顺利召开，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集体，又一次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领导集体权力的平稳交接和过渡。经济方面，2012年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战略转型的关键一年。中国经济既要完成从资本与外需驱动的成本推动阶段向技术、消费与人力资本驱动的内生性增长阶段转变，以实现有效经济增长；更要通过制度平台和配套执行，实现经济增长福利效应的社会全覆盖。在对外关系上，伴随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综合国力不断跃升新台阶，由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和市场萎缩还在继续，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缓慢，中国的对外经济环境趋于恶化。另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愿看到中国强大和中国模式影响扩大，在战略上坚持甚至强化对华遏制。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一心埋头干好自家事”的思维，已经难以适应时代发展，“韬光养晦”显然已经不足以容纳和支撑外部环境和自身实力的显著改变，中国应该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事务，同时也使外部世界对这个崛起中的大国免于恐惧。中国从“韬光养晦”的战略姿态转向“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这不仅是对外政策上的变化，更是治国理政上的一场“大转型”，为中国内部的政治整合打开了新的空间。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尤其是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中国被抛入“列国并立”的国际局势，外部环境对于中国内政外交乃至前途命运的影响急剧上升。中国内政的每一次重大选择，都与国际局势的演变分不开。随着维也纳体系瓦解，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英等国的操纵之下，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先后召开，确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建立了战后国际新秩序，使中国又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中国走上了国民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随着次世界大战结束，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转变为雅尔塔体系，中国国内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之间的对抗加剧，终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对苏联模式也多有引鉴，但随着中苏交恶，中国开始了在苏联模式之外的新探索；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外交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中国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缓解了自身在国家安全上面临的威胁和压力。中国在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更是为中国未来发展拓宽道路。

“冷战”的骤然落幕，使得中国结束了20世纪80年代在美苏之间“保持平衡”的局面，中国开始面对一个由美国单极霸权支配的国际体系。1990年，面对国际局势的剧变，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确立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韬光养晦”战略：不扛旗、不当头，不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在已有的全球秩序下寻求发展；不扩张、不称霸，与其他国家和睦共处。中国埋头于自身的发展，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上慎用否决权，很少参与和自身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区域的事务。不仅如此，中国还积极寻求加入美国主导的WTO（世界贸易组织），通过开拓新的国际市场，来发展自身。简而言之，这是一种“韬光养晦”的国际战略，在总体上成功地促进了国力的增强。“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将中国看作可以“改造”并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国家。中国及时抓住了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产业转移的契机，实行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汲取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来发展自身。从1992年到2011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占世界总额的比例从002%上升到10%，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2006年，中国成为世界上大的外汇储备国；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大经济体，同年上海成功举办世博会；后，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如中国在能源上的对外依存度提高，石油、铁矿石的进口量均逐年递增，等等。

这种“韬光养晦”的国际战略与中国当时在国内所强调的发展指导思想一致。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并不强调、不争论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在保持“稳定”的外部环境的条件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大力吸引国外资本，汲取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为中国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创造内外部和政治环境。自由主义经济在欧美盛行之时，国内一些学者和部分干部对于“华盛顿共识”与美式自由民主模式大加推崇，并将其作为改革的目标，而忽视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和优越性，由于缺乏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认为西方一切皆先进，中国一切皆落后，迷失了方向，不再认为中国有必要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与模式，一切皆从西方拿来既可，甚至包括西方的普世价值观。

这一形势从2008年以来发生了变化。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随后欧洲又爆发了债务危机，西方发达国家呈现出了增长乏力的态势，其内部社会矛盾也日益明显，由此带来了欧美学界对于美式全球化及自身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这种反思也必将影响中国内部对自身发展模式的思考：如果一个既有的发展模式已经被实践证明存在巨大的缺陷，中国还要去照抄照搬吗？以“学习西方不彻底”来解释中国现存的问题，其说服力在不断减弱。

国际体系中力量的消长，不可避免地带来既有国际体系可持续性的问题。而对于中国而言，过去的30多年中国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也曾受益于这一国际体系。“韬光养晦”的国际战略为中国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赢得了发展的机遇期；而中国日益增长的强大实力又为中国外交战略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在新的局势下，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对迅速崛起的中国束缚作用日益凸显：

首先，中国在中低端产业中站稳脚跟之后，继续发展需要产业升级。“世界工厂”的耀眼成绩背后有着种种环境代价与民生代价，中国透支了自身的能源、资源与自然环境，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而要实现的“可持续发展”，中国需要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开拓广阔的内需市场。中国在向中高端产业链攀升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涉及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竞争。此时，我们就将越来越多地接触到现存国际体系中的“天花板”和“玻璃门”。打破这些障碍，就需要中国企业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和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既有的“韬光养晦”战略与中国在新时代所面临的新的国际竞争需要已经很难匹配。

其次，在新世纪之前，西方试图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导向政治上的自由化改革，“中国崩溃论”一度盛行，其基本假设是，若无符合西方设置的目标的市场化转型与政治改革，中国必将走向崩溃。而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西方又开始宣扬“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的崛起会挑战西方现有的国际秩序。具体而言，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并成为美国的大债权国，美国政府越来越将中国视为其直接的挑战者。2010年，奥巴马政府实施东亚再平衡战略，联合周边国家共同遏制中国；2012年1月，奥巴马政府公布了题为“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的新军事战略报告，美国高调重返亚太，这种战略转移的核心原因在于加强对中国崛起的关注和挑战。

与此同时，西方还指责中国的崛起会削弱西方模式的影响，从而“误导”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方向，一些人甚至将中国与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互利互惠的交往称为“新殖民主义”。中国与一些非洲国家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差异被刻意放大，一些受西方影响的非洲新生代领导人对中国的感情及中非友好的传统观念趋于淡化，从而为中非关系埋下了不确定的阴影。所有这些挑战，都很难以一种“韬光养晦”的姿态去化解。

因此，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局势，都在客观上要求中国转变“韬光养晦”的做法，在国际秩序建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既是中国在治国理政理念上的一次“大转型”，也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而新的国际空间的打开，也为整个中国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外部环境。

一、转型中的世界观

“韬光养晦”是中国在一个特定的时期所制定的阶段性的国际战略方针。秉承这一方针，中国保持低调，尽量避免和外部世界直接冲突，在涉及与周边国家领土与领海争议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是，自从新世纪以来，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之势日益显著，并日益受到关注。由此出现了一个兼顾“韬光养晦”与“崛起”的提法，就是“和平崛起”。“和平崛起”承认西方注意到的中国崛起之势，但把放在“和平”上，强调主动避免与既有的国际利益格局激烈冲击。2005年9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首脑大会上还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表明了“和平崛起”的中国所秉承的世界观。

2012年9月，外交部发布了《第67届联合国大会中方立场文件》，该文件延续一贯的对外政策内核，表明中方会尊重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实现民族和解，反对外部武力干涉、反对强行推动他国的政权更迭，主张各国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针对国际冲突，中国一贯支持以协商和谈话的方式来解决争端，以多边合作的方式来打击恐怖主义和国际犯罪，倡导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终由联合国主导逐渐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和谐世界。

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我国在外交上的新思路逐步呈现。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在美国友好团体欢迎午宴上的演讲中，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改变了过去对中美关系的定位。2012年7月，在于北京召开的“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发表“携手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讲话，提到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以自身发展促进周边国家发展，表明中国正在积极评估自身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这被看作是对“韬光养晦”战略方针的调整。而从2012年具体的对外政策来看，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一种积极有所作为的姿态。

（一）将对外经济政策纳入整体大国战略

中国日渐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大势的国家，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等国际或区域组织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越来越需要从政治和外交的角度来理解对外经济政策。

经济影响力是一种可以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国家实力。但在“韬光养晦”时期，中国较少积极主动地在对外交往之中以经济杠杆来达成外交目标，制定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主要是商务部等行业主管部门。相较之下，左右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机构却包括了美国经济司、商务司以及专门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等，美国将此置于国家战略布局之中，足见其对于全球市场影响力的政治意义的清晰认识。

2012年10月，外交部设立国际经济司。国际经济司旨在从政治和外交上协调国际经济与发展合作以及相关业务，研究全球经济治理、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区域经济合作等有关问题，落实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维护国家的发展利益和经济安全。首先，国际经济司的成立体现了外交服务于经济的考虑，有助于中国在未来的外交工作中更好地关注国内经济利益，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发展。其次，国际经济司的成立体现了让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外交的思路，有助于中国在外交工作中运用经济政策，整合经济资源，将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以实现国家外交目标。这一机构的设置体现了中国在对外发展中的角色变化，中国开始更加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同时积极制定和调整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与之匹配的大国战略。中国的对外经济活动，得以被纳入整体的大国战略之中，通过发挥经济影响力，扩大自己的朋友圈。

（二）争夺太空资源

在“冷战”时期，中国作为主权国家一直保持独立自主能力，当时制定的外交政策既能联苏反美，又能联美反苏。而这种独立自主能力的基础就是中国有着独立自主与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科技领域有一定发言权。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所制定的卫星导航系统发展战略可以视为中国捍卫独立自主精神的体现，而2012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重大突破，表明了中国独立自主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空间资源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舞台。美国强大的科技实力成为里根政府制定和实施对苏战略并终击垮苏联的重要因素。美国借助互联网所造就的全球信息系统更是超越了空间的限制，控制了互联网世界中重要的信息节点，使得信息和权力在看不见的三维空间中流动，终实现和巩固了美国的全球霸权。美国就在这种空间战略转型中占据先机，它早建立了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是当时完善的卫星定位系统，也就是我们今天特别熟悉的GPS系统；由于卫星导航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了避免美国一家独大，俄罗斯建立了格洛纳斯系统，可为欧洲和亚洲部分地区提供导航服务；欧盟则希望借助“伽利略计划”，建设新一代民用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来降低对美国的战略依附，追求更多的外交自由度。

中国早就意识到卫星导航系统的重要性，在20世纪80年代就制定了发展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三步走”战略，即在2000年建成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解决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有无问题；到2012年左右形成覆盖亚太大部分地区的服务能力；终在2020年左右形成全球覆盖能力。2012年12月27日，由空间端、地面端和用户端所组成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式提供亚太区域服务，这也表明发展卫星导航系统的三步走战略顺利实现了步，中国也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后第三个拥有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太空资源具有独特的稀缺性。以卫星为例，为了避免在同步轨道上发生干扰、碰撞的危险，卫星之间需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规定先发射卫星的一方具有卫星频率的使用权，因此，只有尽早发射导航卫星才能保证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除了民用途径外，卫星导航系统在军事上的意义更大。美国和俄罗斯的卫星导航系统成形于“冷战”期间，而欧盟的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也是欧盟独立防务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建立，在捍卫国家的战略安全、提升国家国际地位的同时，可以推动相关科技研发的进步，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有研究指出，相关产业规模早已逾千亿元。

（三）陆上秩序

在历史上，中国一度创造了郑和下西洋这样的海上奇迹，但从总体来看，中国仍然是一个陆地国家，尽管有很长的海岸线，但历代王朝所注重的都是陆地地缘政治。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想培养海洋意识，成为一个海洋国家。自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相继成为海上强国，欧洲列强在19世纪成为全球的主导力量；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海上霸主。海上霸权与陆地强国之间的实力差异也造就了这样一种文明观，即海洋文明从总体上优于陆地文明。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界一些人受到海洋文明优于陆地文明这一观点的影响，认为陆地文明导致中国在近代走向闭关锁国，落后于世界潮流，所以他们认为中国未来应该融入海洋文明。但是，随着现代陆路交通的发展，海洋文明与陆地文明的二元对立，已经遭遇到严重的冲击。

在19世纪初发明但在次工业革命以来才逐渐推广的铁路交通，是陆地国家加强相互交通联系的重要手段。20世纪初发明的飞机也提供了海运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21世纪初，铁路交通的改进，高速铁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陆上交通实现重大突破，也为陆权的开拓奠定了技术上的基础。

2012年是中国转型的关键之年，国内外局势发生了标志性变化。在国内，政治方面，中国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大顺利召开，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集体，又一次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领导集体权力的平稳交接和过渡。经济方面，2012年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战略转型的关键一年。中国经济既要完成从资本与外需驱动的成本推动阶段向技术、消费与人力资本驱动的内生性增长阶段转变，以实现有效经济增长；更要通过制度平台和配套执行，实现经济增长福利效应的社会全覆盖。在对外关系上，伴随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综合国力不断跃升新台阶，由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和市场萎缩还在继续，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缓慢，中国的对外经济环境趋于恶化。另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愿看到中国强大和中国模式影响扩大，在战略上坚持甚至强化对华遏制。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一心埋头干好自家事”的思维，已经难以适应时代发展，“韬光养晦”显然已经不足以容纳和支撑外部环境和自身实力的显著改变，中国应该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事务，同时也使外部世界对这个崛起中的大国免于恐惧。中国从“韬光养晦”的战略姿态转向“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这不仅是对外政策上的变化，更是治国理政上的一场“大转型”，为中国内部的政治整合打开了新的空间。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尤其是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中国被抛入“列国并立”的国际局势，外部环境对于中国内政外交乃至前途命运的影响急剧上升。中国内政的每一次重大选择，都与国际局势的演变分不开。随着维也纳体系瓦解，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英等国的操纵之下，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先后召开，确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建立了战后国际新秩序，使中国又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中国走上了国民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随着次世界大战结束，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转变为雅尔塔体系，中国国内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之间的对抗加剧，终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对苏联模式也多有引鉴，但随着中苏交恶，中国开始了在苏联模式之外的新探索；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外交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中国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缓解了自身在国家安全上面临的威胁和压力。中国在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更是为中国未来发展拓宽道路。

“冷战”的骤然落幕，使得中国结束了20世纪80年代在美苏之间“保持平衡”的局面，中国开始面对一个由美国单极霸权支配的国际体系。1990年，面对国际局势的剧变，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确立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韬光养晦”战略：不扛旗、不当头，不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在已有的全球秩序下寻求发展；不扩张、不称霸，与其他国家和睦共处。中国埋头于自身的发展，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上慎用否决权，很少参与和自身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区域的事务。不仅如此，中国还积极寻求加入美国主导的WTO（世界贸易组织），通过开拓新的国际市场，来发展自身。简而言之，这是一种“韬光养晦”的国际战略，在总体上成功地促进了国力的增强。“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将中国看作可以“改造”并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国家。中国及时抓住了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产业转移的契机，实行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汲取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来发展自身。从1992年到2011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占世界总额的比例从002%上升到10%，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2006年，中国成为世界上大的外汇储备国；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大经济体，同年上海成功举办世博会；后，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如中国在能源上的对外依存度提高，石油、铁矿石的进口量均逐年递增，等等。

这种“韬光养晦”的国际战略与中国当时在国内所强调的发展指导思想一致。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并不强调、不争论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在保持“稳定”的外部环境的条件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大力吸引国外资本，汲取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为中国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创造内外部和政治环境。自由主义经济在欧美盛行之时，国内一些学者和部分干部对于“华盛顿共识”与美式自由民主模式大加推崇，并将其作为改革的目标，而忽视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和优越性，由于缺乏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认为西方一切皆先进，中国一切皆落后，迷失了方向，不再认为中国有必要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与模式，一切皆从西方拿来既可，甚至包括西方的普世价值观。

这一形势从2008年以来发生了变化。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随后欧洲又爆发了债务危机，西方发达国家呈现出了增长乏力的态势，其内部社会矛盾也日益明显，由此带来了欧美学界对于美式全球化及自身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这种反思也必将影响中国内部对自身发展模式的思考：如果一个既有的发展模式已经被实践证明存在巨大的缺陷，中国还要去照抄照搬吗？以“学习西方不彻底”来解释中国现存的问题，其说服力在不断减弱。

国际体系中力量的消长，不可避免地带来既有国际体系可持续性的问题。而对于中国而言，过去的30多年中国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也曾受益于这一国际体系。“韬光养晦”的国际战略为中国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赢得了发展的机遇期；而中国日益增长的强大实力又为中国外交战略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在新的局势下，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对迅速崛起的中国束缚作用日益凸显：

首先，中国在中低端产业中站稳脚跟之后，继续发展需要产业升级。“世界工厂”的耀眼成绩背后有着种种环境代价与民生代价，中国透支了自身的能源、资源与自然环境，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而要实现的“可持续发展”，中国需要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开拓广阔的内需市场。中国在向中高端产业链攀升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涉及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竞争。此时，我们就将越来越多地接触到现存国际体系中的“天花板”和“玻璃门”。打破这些障碍，就需要中国企业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和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既有的“韬光养晦”战略与中国在新时代所面临的新的国际竞争需要已经很难匹配。

其次，在新世纪之前，西方试图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导向政治上的自由化改革，“中国崩溃论”一度盛行，其基本假设是，若无符合西方设置的目标的市场化转型与政治改革，中国必将走向崩溃。而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西方又开始宣扬“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的崛起会挑战西方现有的国际秩序。具体而言，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并成为美国的大债权国，美国政府越来越将中国视为其直接的挑战者。2010年，奥巴马政府实施东亚再平衡战略，联合周边国家共同遏制中国；2012年1月，奥巴马政府公布了题为“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的新军事战略报告，美国高调重返亚太，这种战略转移的核心原因在于加强对中国崛起的关注和挑战。

与此同时，西方还指责中国的崛起会削弱西方模式的影响，从而“误导”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方向，一些人甚至将中国与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互利互惠的交往称为“新殖民主义”。中国与一些非洲国家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差异被刻意放大，一些受西方影响的非洲新生代领导人对中国的感情及中非友好的传统观念趋于淡化，从而为中非关系埋下了不确定的阴影。所有这些挑战，都很难以一种“韬光养晦”的姿态去化解。

因此，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局势，都在客观上要求中国转变“韬光养晦”的做法，在国际秩序建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既是中国在治国理政理念上的一次“大转型”，也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而新的国际空间的打开，也为整个中国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外部环境。

一、转型中的世界观

“韬光养晦”是中国在一个特定的时期所制定的阶段性的国际战略方针。秉承这一方针，中国保持低调，尽量避免和外部世界直接冲突，在涉及与周边国家领土与领海争议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是，自从新世纪以来，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之势日益显著，并日益受到关注。由此出现了一个兼顾“韬光养晦”与“崛起”的提法，就是“和平崛起”。“和平崛起”承认西方注意到的中国崛起之势，但把放在“和平”上，强调主动避免与既有的国际利益格局激烈冲击。2005年9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首脑大会上还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表明了“和平崛起”的中国所秉承的世界观。

2012年9月，外交部发布了《第67届联合国大会中方立场文件》，该文件延续一贯的对外政策内核，表明中方会尊重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实现民族和解，反对外部武力干涉、反对强行推动他国的政权更迭，主张各国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针对国际冲突，中国一贯支持以协商和谈话的方式来解决争端，以多边合作的方式来打击恐怖主义和国际犯罪，倡导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终由联合国主导逐渐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和谐世界。

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我国在外交上的新思路逐步呈现。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在美国友好团体欢迎午宴上的演讲中，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改变了过去对中美关系的定位。2012年7月，在于北京召开的“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发表“携手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讲话，提到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以自身发展促进周边国家发展，表明中国正在积极评估自身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这被看作是对“韬光养晦”战略方针的调整。而从2012年具体的对外政策来看，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一种积极有所作为的姿态。

（一）将对外经济政策纳入整体大国战略

中国日渐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大势的国家，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等国际或区域组织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越来越需要从政治和外交的角度来理解对外经济政策。

经济影响力是一种可以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国家实力。但在“韬光养晦”时期，中国较少积极主动地在对外交往之中以经济杠杆来达成外交目标，制定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主要是商务部等行业主管部门。相较之下，左右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机构却包括了美国经济司、商务司以及专门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等，美国将此置于国家战略布局之中，足见其对于全球市场影响力的政治意义的清晰认识。

2012年10月，外交部设立国际经济司。国际经济司旨在从政治和外交上协调国际经济与发展合作以及相关业务，研究全球经济治理、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区域经济合作等有关问题，落实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维护国家的发展利益和经济安全。首先，国际经济司的成立体现了外交服务于经济的考虑，有助于中国在未来的外交工作中更好地关注国内经济利益，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发展。其次，国际经济司的成立体现了让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外交的思路，有助于中国在外交工作中运用经济政策，整合经济资源，将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以实现国家外交目标。这一机构的设置体现了中国在对外发展中的角色变化，中国开始更加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同时积极制定和调整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与之匹配的大国战略。中国的对外经济活动，得以被纳入整体的大国战略之中，通过发挥经济影响力，扩大自己的朋友圈。

（二）争夺太空资源

在“冷战”时期，中国作为主权国家一直保持独立自主能力，当时制定的外交政策既能联苏反美，又能联美反苏。而这种独立自主能力的基础就是中国有着独立自主与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科技领域有一定发言权。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所制定的卫星导航系统发展战略可以视为中国捍卫独立自主精神的体现，而2012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重大突破，表明了中国独立自主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空间资源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舞台。美国强大的科技实力成为里根政府制定和实施对苏战略并终击垮苏联的重要因素。美国借助互联网所造就的全球信息系统更是超越了空间的限制，控制了互联网世界中重要的信息节点，使得信息和权力在看不见的三维空间中流动，终实现和巩固了美国的全球霸权。美国就在这种空间战略转型中占据先机，它早建立了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是当时完善的卫星定位系统，也就是我们今天特别熟悉的GPS系统；由于卫星导航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了避免美国一家独大，俄罗斯建立了格洛纳斯系统，可为欧洲和亚洲部分地区提供导航服务；欧盟则希望借助“伽利略计划”，建设新一代民用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来降低对美国的战略依附，追求更多的外交自由度。

中国早就意识到卫星导航系统的重要性，在20世纪80年代就制定了发展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三步走”战略，即在2000年建成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解决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有无问题；到2012年左右形成覆盖亚太大部分地区的服务能力；终在2020年左右形成全球覆盖能力。2012年12月27日，由空间端、地面端和用户端所组成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式提供亚太区域服务，这也表明发展卫星导航系统的三步走战略顺利实现了步，中国也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后第三个拥有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太空资源具有独特的稀缺性。以卫星为例，为了避免在同步轨道上发生干扰、碰撞的危险，卫星之间需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规定先发射卫星的一方具有卫星频率的使用权，因此，只有尽早发射导航卫星才能保证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除了民用途径外，卫星导航系统在军事上的意义更大。美国和俄罗斯的卫星导航系统成形于“冷战”期间，而欧盟的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也是欧盟独立防务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建立，在捍卫国家的战略安全、提升国家国际地位的同时，可以推动相关科技研发的进步，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有研究指出，相关产业规模早已逾千亿元。

（三）陆上秩序

在历史上，中国一度创造了郑和下西洋这样的海上奇迹，但从总体来看，中国仍然是一个陆地国家，尽管有很长的海岸线，但历代王朝所注重的都是陆地地缘政治。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想培养海洋意识，成为一个海洋国家。自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相继成为海上强国，欧洲列强在19世纪成为全球的主导力量；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海上霸主。海上霸权与陆地强国之间的实力差异也造就了这样一种文明观，即海洋文明从总体上优于陆地文明。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界一些人受到海洋文明优于陆地文明这一观点的影响，认为陆地文明导致中国在近代走向闭关锁国，落后于世界潮流，所以他们认为中国未来应该融入海洋文明。但是，随着现代陆路交通的发展，海洋文明与陆地文明的二元对立，已经遭遇到严重的冲击。

在19世纪初发明但在次工业革命以来才逐渐推广的铁路交通，是陆地国家加强相互交通联系的重要手段。20世纪初发明的飞机也提供了海运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21世纪初，铁路交通的改进，高速铁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陆上交通实现重大突破，也为陆权的开拓奠定了技术上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