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 幻影公众 沃 特·李普曼 提供了解 政治的全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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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传播学之父”、两届普利策新闻奖得主 

沃 特·李普曼代表作！

传播学奠基之作《舆论》姊妹篇 

戳穿“公众至高无上”的神话

1.现代传播学、政治学领域 学者李普曼代表作

2.传播学经典《舆论》姊妹篇

3.提供了解 政治的全新视角

在《幻影公众》中，李普曼基于对大众传播学的研究，认为公众的智慧与决策能力是一个神话，指出神圣的公众形象仅仅是一缕幻影。面对公众事件与公共事务，公众只是一群“局外人”，他们的时间、精力和获得的信息都极其有限，既没有识别真相的智慧，也缺乏有效决策的能力。他们就像是坐在剧院后排的聋哑观众，对眼前发生的一切麻木而茫然。他们 走下公众的圣坛，去做他们该做的事。

本书是传播学经典《舆论》姊妹篇，在其中，李普曼将他对公共舆论的思考和民主理论结合，试图探索优化民主的新途径，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幻影公众》一书为中国公众提供了解 政治的全新视角，其对现代 民主制度的无畏批判也已成为当今世界民主议题辩论中一块越来越有价值的试金石。

沃 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

新闻 家、作家。曾于1958年和1962年两度荣获普利策奖。李普曼的一生始终与社会现实和政治事件保持着紧密联系，曾直接或间接地为十二位 总统出谋划策，在 传播学、政治学领域具有重要影响。他在宣传分析和舆论研究方面享有很高声誉，被称为“现代传播学之父”。代表作有《舆论》《幻影公众》《冷战》等。

译者：林牧茵

上海广播电视台新闻主播、播音指导，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法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哲学专业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中美新闻教育发展与中美关系研究、媒体理性与公众理性研究、李普曼思想研究、新闻节目主持人相关研究。著有《移植与流变：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在中国（1921-1952）》《无声的较量：李普曼与冷战》，译著《圣经造就 》。

章 幻灭之人（节选）

一

当今的普通公民就像坐在剧院后排的一位聋哑观众，他本该关注舞台上展开的故事情节，但却实在无法使自己保持清醒。他能感觉到自己正受到周围所发生事件的影响。不断出台的条例、规章、年度税收，以及不时爆发的战争都让他觉得自己正随着社会大潮飘飘荡荡。

然而，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公共事务关他什么事，那几乎是他无法触及的。如果它们确实存在，那么，一定是在远离他生活的地方，被无从知晓的幕后力量掌控着。作为一位普通公民，他不知道究竟发生着什么，谁在操控着一切，自己将被带往何方。没有任何报纸给他相应的背景报道，帮他把握这些；也没有任何学校教他如何想象这些；他的理想通常与这些事务无法契合；他发现，聆听演说、发表观点、前往投票，都不能让他获得驾驭这些事务的能力。他生活在一个看不清、搞不懂、不辨方向的世界里。

经历冰冷的现实体验，终于让他明白，理论上他所拥有的主宰权只是虚幻，实际上他根本无法主宰。他审视自己以及自己在公共事务中的碌碌无为，比较自己在现实中产生的影响与民主理论中自己应该产生的影响，他不得不承认，“主宰权”对他而言，就像拿破仑三世在俾斯麦眼中：“远看似乎存在，可事实上什么都不是。”在一些煽动性的言论中，比如政治竞选演说中，他听到自己和其他三千万民众被描述成智慧、力量和正义的源泉，被誉为政治的原动力和服务的 目标，他心中残存的判断力对此无法接受。他无法始终扮演一只因自己每天叫醒太阳而光彩夺目、情绪饱满的公鸡。

因为当这位普通公民经历了政治罗曼蒂克的年代，当他不再被老套的高声叫嚷所打动，当他保持冷静清醒，便看出了自己在公共事务中扮演的角色是如此虚妄，至少是无足轻重的。你不能再用为社会服务、尽公民义务来说服他，也不能在他面前挥舞一面旗帜，更不能派一个男孩跟着他，监督他去投票。他退守家中，不再像一个东征的十字军战士企图把世界改造成某种别的样子。他被身边光怪陆离的事情翻腾起的泡沫戏弄了太多次，眼睁睁看着泡沫破碎，怀着对这些东西的尖酸嘲讽，他与《更多琐事》作者一起说道：

“‘自决’，其中的一个人坚决地说。

“‘仲裁’，另一个人叫喊。

“‘充公’，一个不妥协的女人回答。

“我也被这些叫喊搞得极为兴奋，难道它们不是治愈我们所有疾病的良方吗？

“‘接种！’我随之嚷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词语，‘变体’‘头韵’‘淹没’‘鞭打’‘造林’！”

二

众所周知，在 的政体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全体人民参与政治事务。然而如今，只有不到一半的选民参与投票，甚至在大选年里也是如此1。1924 年竞选期间，动用了一些特别手段，才使选民数量有所增加。选民的消极态度很可能使宪法、国家、政党体系、总统更迭、私有制统统陷入危机。如果参与投票的选民人数不够多，则各种耸人听闻的言论便会满天飞：某一政党被预言为将被赤色毁灭，另一个被黑色腐败吞没，还有的将沦为暴政、帝国主义，等等。即便如此，仍然有一半的选民无动于衷。

学生们过去喜欢以“选举”为题撰写文章，而今他们转而研究“弃权”问题了。芝加哥大学的梅里亚姆教授和戈斯内 先生针对1923年芝加哥市长选举进行了一次详尽调查1，研究为什么140万拥有选举资格的公民中只有90万人进行了选民登记，而在登记的选民中只有72.3万人最终参与投票。数千人接受了他们的调查采访。30%的弃权者的理由，至少他们声称的理由是，他们遇到了一些无法克服的困难：生病了，在外地，家中有孩子或病人需要照料，没有合法住所，等等。而另外70%的弃权者，约50万自由而至高无上的美利坚共和国的公民，却连借口都懒得找，但事实上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投票漠不关心。他们要工作，投票站很拥挤，去投票点不方便，不愿意透露年龄，不赞成妇女拥有选举权，丈夫反对，认为政治腐败、选举腐败，他们害怕投票，他们根本不知道有选举这回事。受访者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坦言，他们对此完全不感兴趣。

然而，布赖斯认为：“同其他国家一样，在 ，至高无上的人民意愿的表达……是通过相当规模数量的注册选民投票来实现的。”毫无疑问，洛厄 关于瑞士选民主动性的研究表明， 选民的冷漠并非孤立的现象1。事实上，欧洲现实主义政治思想家很久以前就摒弃了民众集体主导公共事务的观念。罗伯特·米歇 斯自身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曾断言“多数永远无法实现自治”，他还赞成并引用瑞典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斯蒂芬的话说，“即使革命成功，政治生活中仍将存在 与被 ”。米歇 斯是一位颇具洞见的政治思想家，在这一问题上，他 归结为赫森的一句话：反对党的获胜，意味着“嫉妒转变为贪婪”。

普通公民表达幻灭的方式没有任何新意，就是根本不去投票，或者只投给名字列在选票上端的那位候选人，或者从一开始就不参与，或者根本不听演讲、不读文件，其实他还有一长串可被指责的罪过。我不想进一步指责他，我对他怀有同情，因为我相信他被赋予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他被要求去实现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虽然公共事务是我关注的焦点，而且我为此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我仍然没有时间去做民主理论希望我做的事，也就是说，没有时间去探究到底在发生什么，没有时间为自治社会面临的每一个问题给出有价值的见解。我也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人，上至 总统，下至政治学教授，能够离至高无上的理想公民，哪怕近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