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书籍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朱永嘉作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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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历史学者朱永嘉汲取古代变法改革的思想资源和经验教训，重启改革话题，思考改革的本质问题。　

★ 这是一部兼具研究深度与可阅读性的作品，它脱胎于讲座，叙述生动，普通读者并无障碍。

★ 作者是素养深厚且博览典籍的学者，曾经历宦海沉浮，而所述话题又与其自身经历颇有联系，因而能保持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思考的深度。

★ 这部著作结构严整，上下贯通，纵横引申，论述精当。作者论述的一大特点是反思过往，联系当前，也充满对自身所经历的历史事件的反思，很多内情是普通学者所不能道的。

目  录 

序：中国古代变法改制思想资源之历史回顾 01—09

上 篇 从商鞅到韩非——战国时代的改革 

前 言：从商鞅变法说起的缘由 003

一、商鞅其人 005

二、《更法》与《画策》 008

三、《农战》 015

四、商鞅变法措施之一 022

五、商鞅变法措施之二 030

六、商鞅个人悲剧性的历史遭遇 040

七、变法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潮流 051

八、从韩非子说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潮 054

九、春秋与战国两个历史时期的比较 057

十、战国时期的儒家 061

十一、韩非子对儒家的批判—— 说《五蠹》 065

十二、从《定法》论法与术 070

十三、韩非子论势 081

十四、小结 087

下 篇 汉儒神学化和王莽改制的失败 

前 言 091

一、汉代外戚辅政的历史传统是王莽起家的历史背景 092

二、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 096

三、孝元皇后的起家及其如何为王莽上台铺平道路 107

四、王莽其人 112

五、王莽改制的思想资源 116

六、西汉儒学思想的演化 119

七、刘向、刘歆与古文学派的兴起 136

八、元、成、哀、平时期官僚机构的状况和变化 138

九、王莽的改制之一 —— 关于土地制度的变革 143

十、王莽的改制之二 —— 关于官制的改革 150

十一、王莽的改制之三 —— 关于货币改制及其失败 159

十二、王莽统治崩溃的历史过程 181

十三、结束语 192

附：史记·商君列传 195

 序：中国古代变法改制思想资源之历史回顾

    这是我在春秋书院两次讲座的讲稿，题目是书院定的。这两次讲座的内容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变法和改制，大体上都属于改革的范畴。改革和变法，实际上是过若干年必然要产生的，是统治者自我调整利益关系的一种措施。任何法制，或者一种社会秩序，时间长了，必然会积叠许多矛盾。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有过改革，有的成功，也有的半途而废终失败。商鞅变法是成功的，因为他有秦孝公的支持，虽然商鞅在秦孝公死后被车裂，但新法还是被保留下来了，而秦始皇统一六国，是受益于商鞅变法的。当时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也是成功的，赵国也因此抵御了匈奴的进攻。有一些半途而废的改革，往往是由于顶层的动摇与变换而走向失败，如王安石变法，由于神宗和哲宗年间的反复，造成新旧党争，反而导致了北宋的垮塌。张居正的改革是成功的，但他死了以后，也被后人倒算账，一家子都倒霉，当然这也与其自身在生前太张扬有关系。戊戌变法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反对。在历史上完全是倒退的改革也有一个案例，那就是王莽的改制。

    改革现在是一个时髦的名词，什么东西都往这个框里装，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所以了解一下中国古代的改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或许对我们会有所启发。我们不妨探究一下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的历史进程及其思想基础，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从方法论上讲，这是解剖典型，对人们思考问题是有益的，因为解剖一两只麻雀便能知道其他麻雀的五脏六腑了。而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是可以互相对比的历史事件，它们或许对我们认识各种情况会有一点启发。商鞅变法，虽然他自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他这次变法，应该说还是功在千秋。王莽在汉末的那次改制，应该说是失败的，加剧了内外的经济危机，终导致新莽的崩溃和灭亡。所以将二者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和思考，或许对我们了解中国历史上改革的一些重大问题有帮助。

    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变法和改制，在本质上都是为了应对内外挑战而对自身的一种调节和改良，它必然会涉及统治集团内部和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故这个调整过程在统治集团内部必然引发各种矛盾和冲突，甚至有可能激化为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两次变法和改制，在形式上也有区别。商鞅是秦的客卿，在秦孝公支持下变法图强，没有改变秦王朝原来的基本架构。虽然商鞅个人遭遇很悲惨，但他变法的成果，对秦王朝的发展和后统一六国，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王莽的改制则不同，他要应对元、成、哀、平以来积叠下来的矛盾，而他这个改制又是为了改朝换代，在以外戚身份擅权的基础上，用新莽代替刘汉，结果西汉垮了，新莽也覆灭了，他自己弄了一个身败名裂。

    既然是变法和改制，当然都会对原来的政策方针作某些重大的调整和变革，而这些调整和变革当然也需要一定的理论作为思想资源。如商鞅变法所秉承的是法家的思想，商鞅本身便是一个思想家，之前有李悝，同时期还有申不害，之后集大成者是韩非。王莽改制所吸取的思想资源则来自儒家。

    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都有适应自己需要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也存在各种不同的非主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历来是多元的，尽管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别，但二者之间往往是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补充的。有时候斗争的一面占主导的地位，或者说分化的倾向占主导地位；有的时候则是综合占主导的一面，以一个流派为主，综合其他一些思想流派。它不可能是单一的，讲国学不能只讲儒家一家，应把先秦的诸子放在一起考察。其实先秦诸子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其不同的表现。

    战国至秦统一这个时期，从政治角度讲，法家占据主导地位，儒生都不怎么得志。陈胜起义时，孔子的第九代孙子孔鲋便跑到陈胜那儿去，任陈胜的博士，而且死在陈，从这一点上可见儒家在秦是不得意的。项羽死后，楚的其他地方，都投降从秦的关中打来的刘邦了，只有鲁国不降，他们看到项羽的脑袋之后才投降，刘邦终把项羽以鲁公之礼葬于榖城。从战国到秦，儒家作为非主流意识形态始终存在，秦始皇焚书坑儒，被坑的并非都是儒生，首先是曾欺骗他的术士。如叔孙通作为儒生，长期为秦的博士，后来才投奔刘邦。法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时，也没有把儒家斩尽杀绝。

    秦末汉初，占主流意识形态的是黄老之学，从太常博士的组成看，申商、纵横及儒生都占有一席之地。自秦至汉初，两本大的综合性著作——《吕氏春秋》与《淮南子》都是综合各家学说而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事，是田蚡为丞相时，“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汉书·儒林传》）。这样才把其他各家排斥在太常博士之外。从理论上提出这一方针的则是董仲舒，他在《天人三策》中论及《春秋》大一统的思想，其云：“《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春秋公羊传》讲的《春秋》大一统的概念，与董仲舒借大一统的观念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还是有区别的。《公羊传》在解释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时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里的大一统是指天下诸侯统一于周天子，这是指国家的统一，真正实现国家统一，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的是秦始皇，说的“百代皆行秦政法”，也就是借郡县制实现国家的统一。《三国演义》中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从更早的历史上讲，而到了近古唐宋以来，合是主流，国家的统一是主流，那是由于每一次分，中华民族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每一次分都带来人口的大幅度减少；每一次合，都结束了战乱，人口便大幅增加。故中国人民，或者说中华民族对合有着偏好，这个偏好不是西方任何学者所能改变的。董仲舒是把这个大一统的观念推演到思想观念上的大一统，这就值得人们进一步研究了。

    事实上，董仲舒讲《春秋公羊传》，在伦理学的论述上，有许多精辟独到的地方，但所讲的也不是纯粹的儒家，而是吸收了阴阳家的学说，讲天人合一，讲灾异。董仲舒是为了以天道来限制君道，但实际上却开启了儒学向神学化方向发展的道路。如眭弘，借《春秋》讲天命传国之运，便称：71285493

本书通过分析中国历史上两次著名改革——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来探讨何谓真正的进步的改革、如何改革才能符合历史潮流以及改革者的素质与命运等问题。

    作者结合时代环境和历史现状，着重从解读改革的思想资源入手，分别演述了两次改革的具体措施和实际进程，并借此说明：一场改革的开展需要法、术、势三者结合，而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从实际存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出发，调节各个群体间的利益关系，让多数人受益。

朱永嘉，历史学者，前上海市委常委。1931年生，早年师从陈守实、周予同、谭其骧等文史名家，曾任教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后从事秦汉史、三国史、明史等方面的研究。著有《晚年重读古文内幕》《论曹操》《读史求是》《刘邦与项羽》《论李贽》《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