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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原序/001
译者原序:福泽谕吉研究与丸山真男/001
译者二版序/001
译者三版序/001
福泽谕吉(1834—1901)/001
福泽的“秩序与人”/005
福泽的“实学”的转回——福泽谕吉哲学研究绪论/008
福泽谕吉的哲学——对其时事评论的考察/030
福泽谕吉政治论的根基/068
维新前后的“忠诚相剋”/098
近代日本思想史中的国家理性问题/135
幕末维新的知识分子/160
福泽、内村、天心——欧化与近代日本的知识分子/183
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202
座谈会:近代日本与福泽谕吉/228
附 录
一、所收论文初版年代一览表/256
二、丸山真男主要著作目录/257
三、福泽谕吉生平年表/259
四、原典、传记、书目一览/262
独特的研究角度
我的研究方法的特征，不在干分析福泽(或与他同时代的思想家)所起的政治作用本身,或分析福泽对那个时代的具体个别时事问题所作的个别回答和结论本身，而在于重视贯穿于福泽大量的言论活动深处的、他的认识和判断问题的方法，从其中提取出这个意义上的福泽的哲学，并分析其意义。不过即使是这一点，我也不敢自称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反映“客观真实”。但至少可以这样说，关于福泽的政治、经济、教育方面的言论和行动已有汗牛充栋的研究，然而，关于福泽的思维方法，也许因福泽没有以直接的形式来表现(福泽自身不喜欢抽象地、一般地谈自己的哲学或世界观)，到目前为止，立足于这个角度的研究极其稀少。我的研究在日本，也正因为这个特殊角度的稀有价值而获得了注目。
福泽政治论
福泽领会到国权进步发展的深奥源泉在于：一方面是以人权(或“私权”)的确立为基础的人民多元的自发活动，另一方面是以政权(或“公权”)的确立为基础的一元指导性，这两者在分工的原则上并不相侵，在保持抗衡中共存。在此必须注意两点。，这个基本构想是预先舍去了统治形态问题的。也就是说，先不考虑是谁掌握政权，先不考虑是君主，还是寡头贵族，还是国民代表议会左右政权，而设定其为妥当。第二，福泽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把国权和政权混同或同一化。福泽所说的国权，常常是指政权和人权能源的总和，而且几乎是在谈对外关系时使用。后面我们将要谈到，福泽的逻辑在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之间发生分裂，而且始终优先后者，这也许正是他整个体系的致命弱点。但即使在福泽的国权论达到潮时，他关于政治权力的对内限定原则仍丝毫没有动摇。
福泽的“主义”
福泽谕吉是明治的思想家，也是的思想家。不少人从明治的时代特殊性来理解福泽，把他仅作为历史的过去来看待，但往往因此只看到福泽作为启蒙的个人主义的侧面，并认为他的个人主义尽管曾经是伟大的，但已完成其历史作用。也有不少人主要把福泽作为的思想家来看待，而往往只看到他国家主义者、国权主义者的面目，从而把他列入为数众多的日本主义者的范围，并强调福泽精神的现代性。然而，不管哪一种理解方法，都是把福泽的“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割裂开来，把其中的一个侧面固定在历史的基础上，而把其中的另一侧面与历史的基础割开，描写为可自在浮动之物。
思想史之妙趣
在日本，当人们说起思想史，或思想史热潮时，往往把“思想史”与“思想论”混同一气。也许因为如此，历史学家常说，思想史是什么都可以随便思考的学问，他们误认为把历史作为材料，随意地叙述自己的想法就是思想史。产生这种看法很自然，但这是对思想史的一个根本的误会。实际上，思想史也是由历史的考证严密地确定的。在剖酌资料和操作资料方面，它与一般历史学具有共同特点。例如，德川时代出现过一部《德川成宪百条》。据说这是德川家康作的，实际上是伪书，一般被认为是德川中期之物。因此，《德川成宪百条》在“事实史”的叙述上，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史料价值的，因为是后世造的伪书。
然而，在思想史上，即使是伪书，但因其能反映当时的思想状况，通过其能了解德川社会，至少能了解成熟阶段德川社会的价值体系。伪书的出现本身具有思想的意义。因此思想史把象征性之物也作为一种证据来对待，而且重视把象征性之物的实在意义作为对象来研究。这样，在判断资料价值之点上，思想史不一定与事实史相同，但它也是受历史的考证制约的。在这方面，它与脱离历史的文脉，用历史的素材来展开自己思想的做法有明显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看，笔者认为，思想史研究者或思想史家的工作。正好介于把过夫的思想当作素材来发挥自己主张的“思想论”与一般的历史叙述之间。
与音乐演奏一样，思想史家的工作不是思想的单纯创造，而是双重创造。就是说，假借东西古今的思想家来展开自己的思想的做法不能算思想史，但仅仅把思想排列在历史的顺序中的做法也不能算思想史。与一般的历史学或政治史、经济史的研究一样，确定某事实或命题的操作也是思想史学家必须的作业。不用说，即使在一般历史学中，完全排除历史叙述者来自主体的构成的因素的“实证”主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由人来叙述的历史与由事件构成的客观历史本来就不可能相同，它多多少少包含有撰写人主体的结构。在思想史中，这种主体的结构具有决定性的重大意义。比如不可能有康德思想的单纯的忠实再现，其结果必然只能是叙述者自己思想支配下的对康德的解释。反过来说，即在对康德的解释过程中，必然渗入自己的思想创造。因此，正如牡蛎附在船肚上一样，只对史实关心的人，或对创造性感觉迟钝、不易在对象的触动下产生想象的人，往往不会对思想史感兴趣。
然而与之完全相反、不能忍受史料的客观制约，不能忍受历史对象本身的结构严格制约的“浪漫主义者”或“独创”思想家，也不会对思想史感兴趣。思想史家的思想毕竟是过去思想的再创作的产物。换言之，思想史家的特征是：埋没于历史中时表现得傲慢，从历史中脱出时表现得谦逊。一方面是严守历史的拘束性，另一方面是自己对历史的能动工作(所谓“对历史”，并不能误解为对现代，这是指自己对历史对象的能动工作)。在受历史制约的同时，积极对历史对象发挥能动作用，在这种辩证的紧张关系中再现过去的思想。这就是思想史本来的课题，也是思想史之妙趣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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