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书籍新民说·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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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为“吴钩说宋”系列的第三本。图书颠覆了传统上对宋朝“积贫积弱”“腐败窝囊”“党争不断”的认知，展示了宋代政治文明的优越性。作者认为，除了在艺术、文化领域取得巨大成就，在政治上也同样表现出色，甚至可说，文化领域的成就正是源于政治上重视法治、理性治国、近代化萌芽。宋朝有多项制度创新，例如虚君共治、台谏系统、文官制、公议、科举制、封驳制、独立审判等，这些保证了宋朝社会、文明的繁荣。 

      图书写作形式独特，以给女儿讲故事的形式，从故事说人物，从人物说历史，从历史说文明，趣味故事与硬派知识的结合，有趣有料有温度。

      ·开国之君宋太祖，为何在立法创制之时先给自己设了一堆条条框框？

      ·宋朝的科举有什么创新，使得政府新招人员中寒门子弟远超贵族子弟？

      ·寒门子弟范仲淹如何成就拜相的“大宋梦”？

      ·缔结了宋辽两国百余年和平的澶渊之盟真是屈辱？

      ·一国之君的皇帝想内定一名官员，为何屡屡被百官阻挠，始终无计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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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辙在科考中痛骂皇帝非但没被治罪，反得入朝为官？

      ·包拯骂皇帝，唾沫都喷到皇帝脸上了居然一点也不怕“掉脑袋”？

      ·宋代公款吃喝、召妓饮酒会有什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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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人追求“虚君实相”距离君主立宪制、责任内阁仅有一步之遥？

父亲序：故事里的宋朝制度

女儿序：从宋朝故事中感受一朝盛衰

一位开国之君的角色意识

一枚“吃瓜群众”的发迹变泰

一场缔结百年和平的谈判

一个受到褒奖的“贰臣”

一位“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的君主

一位贵族的梦想

两处名胜背后的腐败故事

一名仕途受拦截的皇亲国戚

一代名臣留下的千年传奇

一场今人难以理解的议谥之争

一名婢女之死

一起由买房子引发的政坛震荡

一名“愤青”对皇帝的抨击

一场关于皇帝应怎么称呼生父的争论

一次司法大辩论

一场针对小人李定的阻击战

一起劫杀案的余波

一桩弑母案激起的权争

一宗“文字狱”的另一面

一次通奸行为的罪与罚

一位经筵官的“顶层设计”

一场为了捍卫封驳权的抗议

一个“坑爹”的衙内

一块党人碑后的朋党政治

一个王朝的挣扎

一场关于皇帝应怎么称呼生父的争论

亲爱的女儿，假如我问：宋英宗赵曙应该怎么称呼他的生父赵允让呢？也许你会脱口而出：当然是称“父亲”了。如果我说：许多士大夫都坚持要宋英宗称他生父为“伯”，你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以现代人的观念，确实会感到不可理解。但是，对于宋朝人来说，这却是必须辩明的政治原则，而且真的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争辩。你大概已想到了，我要说的故事便是宋英宗朝的“濮议”。

宰相首倡“濮议”

赵曙是以宋仁宗皇太子的身份继承皇位的，但他并不是仁宗的亲生子。仁宗皇帝生育的三个儿子，都不幸夭折，只好将皇兄濮王赵允让之子赵曙收养于宫中，立为皇太子。嘉祐八年（1063），仁宗驾崩，英宗继位。只是英宗体弱多病，御宇之初，由曹太后（宋仁宗皇后）垂帘听政。次年，即治平元年（1064）才亲政。

英宗甫一亲政，宰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等执政大臣便上奏：“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礼。伏请下有司议濮安懿王典礼，详处其当，以时施行。”韩琦此举，明显有迎合英宗心意之嫌，英宗生性纯孝，当了皇帝，想让生父濮王（已经去世）分享他的荣光，也是人之常情。但其时仁宗逝世未久，不适合讨论崇奉濮王之礼，因此英宗下诏：“须大祥后议之。”意思是，等过了仁宗皇帝逝世二周年的“大祥”祭礼之后，再议此事。

治平二年（1065）四月，仁宗“大祥”之礼一毕，韩琦等人又旧事重提，于是英宗下诏：“礼官及待制以上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以闻。”

这明摆着是皇帝与宰相欲尊崇濮王的意思，翰林学士王珪等人相顾不语，不敢先发声。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司马光自告奋勇，奋笔写了一份意见书《议濮安懿王典礼状》，大意是说：濮王与陛下虽有天性之亲，但陛下能够登极，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相承，却是因为继承了仁宗皇帝之嗣，从血缘上说，陛下是濮王之子，但在法理上，陛下却是仁宗之子。建议按封赠亲王的先例，尊封濮王“高官大国”。

王珪等两制官将司马光所拟《议濮安懿王典礼状》呈交给宰相部门。宰相韩琦批复：“王珪等议，未见详定濮王当称何亲，再议。”王珪说：“濮王于仁宗为兄，于皇帝宜称伯。”以王珪为代表的翰林学士认为，根据礼法，宋英宗应当称濮王为“伯”。时为治平二年六月。

宋人的这一观点，用柏杨的说法来说，“我们现代人死也想不通”。但是，从礼法的角度来看，却是不难理解的，自世袭君主制确立以降，合法的皇位继承，一直遵循两条原则：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从来没有由侄子继承大位的道理。在法理上以仁宗为父，构成了英宗继位的合法性。否认这一点，等于推翻了英宗登基的合法性。

而且，在古代君主制下，天子化家为国，“不敢复顾私亲”，私人性的权利与血缘关系理应让位于公共性的礼法秩序，英宗皇帝既然从“小宗”（亲王一系）过继为“大宗”（皇帝一系），获得皇位继承的合法性，那么按宗法的要求，需要割舍“小宗”的名分，因而要求他割舍与生父濮王之间的父子关系（法理上而非血缘上），从宗法上来说是不过分的。除非你有魄力不认这一套宗法，然而，如果不遵从宗法，那今后的皇位继承与政治秩序，必定乱了套，谁有实力，谁就可以自任皇帝。

我尽量用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的宗法，不知道这么说你是不是能够理解。当然，这一宗法上的要求，显然是违背了人之常情的，也肯定有违宋英宗的意愿。

韩琦明白英宗心意，向皇帝提交了一份建议书：“按《仪礼》，‘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即出继之子，于所继生父母，皆称父母。又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今王珪等议称皇伯，于典礼未见明据。请下尚书省，集三省、御史台官议奏。”（这段话我们先引述出来，后面再解释。）建议书尽管没有明说，但意思非常明显：皇帝应该以“皇考”称呼他的生父濮王。英宗心领意会，“诏从之”。

这份建议书，应该出自欧阳修的手笔。在宋英宗朝的这场濮议之争中，宰相韩琦是始作俑者，也是“皇考”派的主将；参知政事欧阳修则是韩琦的理论旗手。

韩琦、欧阳修之所以要让三省、御史台参与进“濮议”，原来是以为“朝士必有迎合者”，谁知他们误判了形势，百官集议之时，不但欧阳修的立论遭到礼官的迎头痛击，而且很多台谏官都选择支持礼官与两制官的意见，即都认为英宗皇帝应该称濮王为“皇伯”。

礼官的反对意见

执政团队坚持称“皇考”的理由有二：其一，《仪礼》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意思是说，过继给他人为子的，要为亲生父母守孝一年。欧阳修据此推论说，可见“出继之子，于所继生父母，皆称父母”。其二，皇帝称生父为“皇考”有先例，“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

但这两个理由都遭到礼官的反驳。

首先，从《仪礼》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推导出“出继之子，于所继生父母，皆称父母”，在逻辑上是非常牵强的，因为“为其父母服”只是出于叙述之方便，并无表示怎么称呼本生父母的含义。因而，知制诰判礼部宋敏求、翰林学士判太常寺范镇、天章阁待制司马光都反驳说：“礼法必须指事立文，使人晓解。今欲言‘为人后者，为其父母之服’，若不谓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谓其不识文理也。”

其次，虽然确实有汉宣帝、光武帝都称其父为“皇考”的先例，但是，他们的情况与宋英宗不同，汉宣帝是以过继为昭帝皇孙的身份继承皇位的，尊其生父为“皇考”，并不敢尊其亲祖父为“皇祖考”，未乱“大宗”与“小宗”之分，不影响皇位继承的合法性；光武帝则是起于民间，诛王莽而得天下，虽名为中兴汉室，实则与开创基业无异，就算他自立七庙，也不算过分，何况只是尊其父亲为“皇考”。而英宗的情况，是以仁宗皇太子的身份，才得以继承皇位，怎么可以在仁宗之外，又尊一人为“皇考”？

因此，司马光说：“国无二君，若复尊濮王为皇考，则置仁宗于何地耶？政府前以二帝不加尊号于其父祖，引以为法则可矣；若为皇考之名亦可施于，则事恐不侔。以此言之，濮王当称皇伯，又何疑矣？”

不过，执政团队质疑礼官所议“于典礼未见明据”，却是颇有杀伤力。礼官宋敏求也不得不承认，“出继之君称本生为皇伯叔，则前世未闻也”。韩琦与欧阳修正是抓住这一点，反驳礼官的“皇伯”说。

礼官提出的“皇伯”说，其实是从“濮王于仁宗为兄”、“英宗过继给仁宗为子”推导出来的，而且，“今公卿士大夫至于庶人之家养子为后者，皆以所生为伯叔父久矣”，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礼官的主张虽然未见之明典，却合乎逻辑与民间礼俗。

同知谏院蔡抗、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侍御史赵瞻、侍御史范纯仁、侍御史知杂事吕诲、权御史中丞贾黯等台谏官，都纷纷上疏，“乞如两制礼官所议”。蔡抗还当着宋英宗之面，陈说礼法，说到激动处，怆然泪下，英宗也动容哭泣。

韩琦与欧阳修大概也想不到礼官与台谏官会汇合起来反对“皇考”说，正不知如何应对之时，曹太后突然“以手书责中书不当称皇考”。英宗看了太后手书，“惊骇”，下诏说：“如闻集议议论不一，宜权罢议，当令有司博求典故，务合礼经以闻。”

发生在治平二年六月的次“濮议”遂草草收场，追崇濮王之礼的动议暂时不了了之。

台谏官再次挑起“濮议”

在英宗皇帝下诏叫停“濮议”之后，还有一些礼官与台谏官陆续上书，“坚请必行皇伯之议”。不过宋英宗都将这些奏疏“留中”，扣留下来，不发讨论，希望平息争端。

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