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言志文学思潮研究黄开发著周作人林语堂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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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黄开发研究力作，填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项空白

深度剖析1930年代晚明小品热、言志文学思潮的文学史内涵

★阐明“言志派文学”与左翼、右翼、京派的关系

★还原“言志”“载道”“小品文”等关键词的概念史和问题史

★从文学思想和创作两个方面对言志文学思潮进行系统论证

   ★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项空白

黄开发，1963年生。安徽六安人。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散文、现代文学思潮和周作人研究等，并从事散文创作。著有：《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和文体》（1999），《文学之用——从启蒙到革命》（2004，2006台湾版），《周作人精神肖像》（2015，2013台湾版），《周作人研究历史与现状》（2015，同年台湾版），《中国现代文学初版本图鉴》（2018，与另一作者合著），《边走边看》（散文集，2015），《走出习惯的空间》（旅行记，2016），《从消逝的村庄走来》（散文集，2016），主编有《中国散文通史•现代卷》（上）等。

1930年代前半期，中国文坛兴起了一个与左翼、京派等并立的言志文学思潮。以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的言志派作家借重评晚明小品倡导言志文学，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思潮。这一文学思潮，凸显了新文学“载道”与“言志”两种传统的对峙，具有较大的文学史意义……

《言志文学思潮研究》从文学思想、文学论争和散文创作等方面进行勘察和论证，搭建了一个初步的整体阐释框架，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在自五四文学革命到1930年代初期的历史语境中，探寻 “言志”概念产生的源头，并考察言志文学理论形成的过程；继而从晚明小品热的角度，评述言志派的理论主张及其与左翼作家的论争，勾勒出1930年代言志文学思潮的基本面貌；通过话语分析，论述作为言志派一翼的论语派作家的政治身份及其小品文话语的文化政治倾向；论述言志派代表作家的散文创作。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借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的方法，考察和分析包含在言志派理论和创作中的文化政治意蕴，阐明该派与左翼、右翼、京派的复杂关系，还原“言志”“载道”“小品文”等关键词的概念史和问题史，把理论探讨与作家作品研究结合起来。

本书从文学思想和创作两个方面对言志文学思潮进行系统论证，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项空白。

目   录

引言

一、言志派文论的核心概念溯源

1人生的艺术派

2自己表现

3言志、载道与晚明小品

4言志文论的重镇

二、晚明小品热与言志文学思潮

1一个晚明小品选本

2晚明小品热与言志派

3言志派的得失

三、论语派作家的政治身份

1政治身份叙述

2言论自由

3期刊政治

4文场之争

5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

四、论语派小品文话语的政治意味

1小品文

2性灵

3自由题材

4闲适笔调

5幽默

五、沈启无与言志文学选本

1苦雨斋弟子

2破门事件

3寂寞无闻

4言志文学选本

附录：沈启无著作目录

六、言志派小品文的日常生活书写

1小品文与日常生活

2观察点

3人性的发掘

4小品文的气质

七、废名的小品文

1文体嬗变

2涩如青果

八、梁遇春的小品文

1偏嗜小品文

2率性而谈

九、张爱玲、苏青的小品文

1欢悦世俗

2感觉和语象

3女性生存状态的书写

4女性主义小品文话语

附录

周作人致周建人的一封未刊书信

1一封回信

2隐忍的敌意

3再次兄弟失和

附：1937年2月9日周作人致周建人（许广平抄件）

参考书目

后记

引 言

1930年代前半期，中国文坛兴起了一场与左翼、右翼、京派等文学思潮并立的言志文学思潮。言志派作家借重评晚明小品倡导言志文学，标举小品文，与左翼文学对垒，引发了声势浩大的言志文学思潮。然而，翻阅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或文学思潮史，都找不到对这个文学思潮的明确论述。长期以来，言志文学思潮由于与左翼对立而受到主流文学观念的屏蔽，文学史包括文学思潮史在内的著作往往又陈陈相因，言志文学思潮的面目始终笼罩在历史的烟尘中。

这个文学思潮的存在是显明的。苏联文学理论家波斯彼洛夫有一个对“文学思潮”的定义：“文学思潮是在某一个国家和时代的作家集团在某种创作纲领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并以它的原则为创作自己作品的指导方针时产生的。这促进了创作的巨大组织性和他们作品的完整性。但是，并不是某一作家团体所宣布的纲领原则决定了他们创作的特点，正相反，是创作的艺术和思想的共性把作家联合在一起，并促使他们意识到和宣告了相应的纲领原则。”（［苏］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王忠琪、徐京安、张秉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8月，173页）古今中外的文学思潮多种多样，人们对文学思潮的理解不同，提出一个可以被普遍认可的定义十分困难；不过，此定义对于言志文学思潮来说是适用的。这个文学思潮共享纲领性的文学观念，言志派作家在政治倾向、审美趣味、题材主题、文学风格诸方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共性。言志派有《论语》《人间世》《宇宙风》《骆驼草》《世界日报·明珠》等主要的发表阵地。代表作家周作人、林语堂有相近的言志文学理论，青睐闲话式的小品文，有着共同的对手，在他们的麾下还各自集合了一个小品文流派：以周作人为代表的苦雨斋派和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

1932年9月，北平的人文书店同时推出周作人的文学理论小册子《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与沈启无编选的《近代散文抄》上册（下册于12月出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言志派文论重镇，周氏用“言志”与“载道”重新架构中国文学史，《近代散文抄》为晚明小品选本，二书一理论一作品选，互相配合，引发了一次晚明小品热。受其影响，林语堂认识并推崇袁中郎等晚明作家，并用传统言志派的话语形式，重述了他受克罗齐、斯宾岗（J.E.Spingarn）等影响的表现派文论。1934年4月，林语堂主编的半月刊《人间世》创刊，大力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周作人与他的几个弟子俞平伯、废名、沈启无、江绍原等苦雨斋派成员悉数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创刊号登载了周作人五十自寿诗的手迹，并配以大幅照片。同时，还发表了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蔡元培、沈兼士、胡适等人的和诗，众所瞩目。《人间世》的问世，特别是南北言志派——苦雨斋派和论语派——的联手，引起了势头正盛的左翼作家的高度警惕和讨伐，于是，代表两种截然不同文学倾向的派别针锋相对，发生了大规模的文学论争，凸显了新文学“言志”与“载道”两大传统，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文学史影响。

“言志”和“言志派”的概念在1930年代前期文坛广泛使用，“言志派”的派别特征受到了一定的关注。金克木于1935年发表几篇文章，分析和评价言志派的特点和得失。《言志派文章之四名家》举出林语堂、俞平伯、周作人、废名为言志派具有独创性的代表作家。作者又在《论周作人文章的难懂》中，把《莫须有先生传》选为“有辞章而无义理”的“言志派的极峰”。他对“言志派”是持批评态度的，在《言志派的弱点》中说：“言志风气是自发的、自然的、事实上的结局，是不能提倡、不能有意去制造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出来以后，接着出来《近代散文抄》。有了理论，有了模范，言志文学的大旗堂堂出来，但旗下掩护着的已不是言志文学了。”金氏的三篇短评预设了一个严格的“言志”标准，然后进行评判。尽管是反面文章，也说明“言志派”已成为受到时人注意的现象（金克木：《文化卮言》，周锡山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213页、211页、212页）。

有人发表文坛八卦式的文章，把《论语》中常发表文章的八个台柱式人物拟为“八仙”：吕洞宾——林语堂，张果老——周作人，蓝采和——俞平伯，铁拐李——老舍，曹国舅——大华烈士，汉钟离——丰子恺，韩湘子——郁达夫，何仙姑——姚颖（五知：《瑶斋漫笔·新旧八仙考》，1937年4月20日《逸经》28期）。《宇宙风》创刊号发表女作家姚颖的《改变作风》，文末附有“语堂跋”，其中说：“本日发稿，如众仙齐集，将渡海，独何仙姑未到，不禁怅然。适邮来，稿翩然至……大喜，写此数行于此。”（姚颖：《改变作风》，1935年9月16日《宇宙风》1期）这说明林语堂本人也是很认可“八仙”之称的。

言志文学思潮中存在了两个文学流派——苦雨斋派和论语派。波斯彼洛夫说：“司空见惯的是，建立并宣布了统一创作纲领的某个国家和时代的某个作家团体的创作，却只有相对的和偏向一方面的创作共性。这些作家事实上属于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有时甚至更多的）文学流派。因此，他们虽然承认一个创作纲领，可是对它的一些原则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并且在自己作品中对它们的运用更是五花八门。换言之，把不同流派作家的创作联合在自己周围的文学思潮是常有的。有时，流派不同而思想上彼此有某些接近的作家，在同思想上截然对立的其他流派的作家进行共同的思想艺术的论战过程中，在纲领上联合起来了。”（［苏］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王忠琪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8月，175页）苦雨斋派和论语派是在言志的创作纲领原则下联合起来的，有人把苦雨斋派成员归入论语派中，其实两派有着明显不同的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和文学风格。

由于《论语》半月刊对闲适笔调小品文的首倡和影响，人们把以林语堂为中心的小品文流派称为“论语派”，成员主要有林语堂、老向、姚颖、简又文（大华烈士）、何容、老舍、陶亢德、邵洵美、李青崖、章克标、徐、郁达夫、丰子恺等。他们坚持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追求个体的自由，作文时力图把闲适和正经结合起来，以幽默闲适的笔调，表现日常生活趣味，揭露现实政治，针砭社会世相。论语派的倾向在1930年代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在新时期拨乱反正之初，就被作为流派正式命名。四十年来，论语派的流派特征得到了较为深入、全面的研究，出现了吕若涵《“论语派”论》（2002）、杨剑龙《论语派的文化情致与小品文创作》（2008）等流派研究专著。如今，论语派得到了学界的承认，已成为文学常识。

与论语派相比，以周作人为中心的创作流派很早就被指认，而一直没有被正式命名，遑论系统的论证。我在几篇文章中把它叫作苦雨斋派（关于苦雨斋文人群体研究的著作有孙郁《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高恒文《周作人与周门弟子》）。1928年11月，周作人在《燕知草跋》中说：我平常称平伯为近来的一派新散文的代表，是最有文学意味的一种，这类文章在《燕知草》中特别地多。”又云：“平伯这部小集是现今散文一派的代表，可以与张宗子的《文秕》（刻本改名《琅嬛文集》）相比，各占一个时代的地位，所不同者只是平伯年纪尚青，《燕知草》的分量也较少耳（周作人：《燕知草跋》，《永日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3月，84页、86页）。他肯定俞平伯是现代散文一派的代表，而这个散文流派的代表正是他本人，只是不好标榜自己罢了。沈从文在论废名时写道：“冯文炳君作品，所显现的趣味，是周先生的趣味。”（沈从文：《论冯文炳》，《沈从文全集》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146页）作者批评废名《莫须有先生传》的文体趣味云：“在现时，从北平所谓‘北方文坛盟主’的周作人、俞平伯等等散文糅杂文言文在文章中，努力使之在此等作品中趣味化，且从而非意识的或意识的感到写作的喜悦，这‘趣味的相同’，使冯文炳君以废名笔名发表了他的新作，在我觉得是可惜的。这趣味将使中国散文发展到较新情形中，却离了‘朴素的美’越远，而同时所谓地方性，因此一来亦已完全失去。代替这作者过去优美文体显示一新型的只是畸形的姿态一事了。”（沈从文：《论冯文炳》，《沈从文全集》16卷，148页）周作人与俞平伯、废名等是试图引进文言因素丰富和发展新文学的表现力，成败得失可能见仁见智，然而沈从文显然是把他们几个人看作一派的。阿英认为，周作人的小品文形成了“一个很有权威的流派”，俞平伯是除周作人而外的最重要的成员（阿英：《俞平伯小品序》，《现代十六家小品》，光明书局1935年3月，37页）。这一派的阵容不如论语派那么强大，主要有周氏和他的几个弟子俞平伯、废名、沈启无、江绍原等。他们的散文写作文体不一，甚至还存在文类之别，风格亦各有自家面目。周作人写作多种体式的知性随笔，沈启无、江绍原主要写学术随笔，俞平伯多写记叙抒情散文；废名以写作散文化小说著名，散文则少有人知。周作人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时，从废名的长篇小说《桥》中选取六则。其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更是不拘一格，自由地穿梭于小说与散文之间。如果不过多地受文类、文体成规的束缚，可以看到这个作家群的文学观念高度一致，审美趣味近似，风格异中有同——不似论语派作家公安派式的流利，而近于竟陵派式的涩味。

1954年，香港新文化出版社印行曹聚仁回忆性的文学史专著《文坛五十年》。曹聚仁是1930年代文学亲历者，曾编辑《涛声》《芒种》杂志,并与陈望道等合办与《人间世》对立的《太白》半月刊。在《言志派的兴起》一节中，他以史家的视野，称周作人、林语堂等为“言志派”，肯定“言志派”的重要影响。他虽然和金克木一样并没有加以明确的界说，也没有使用思潮的概念，但实际上速写式地勾勒出了言志文学思潮的面目。

我在《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上发表论文《一个晚明小品选本与一次文学思潮》（参阅本书第二章），首先对1930年代的言志文学思潮进行了论证。文章受到杂志编辑部的重视，在《编后记》中把它作为该期现当代文学方面的重要文章予以介绍，评价说：“黄开发的文章敏锐而大胆地论述了‘一个晚明小品选本’如何引发了一个现代‘言志派’的文学思潮。史料撑起结论，有文有质，不尚空言。”这篇文章引起了一些回响。有人从文学思潮的角度提出：“‘五四’至30年代的散文思潮主要有两种：一是以鲁迅领衔的‘载道’散文思潮；二是以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的‘言志性灵’散文思潮。”作者归纳了“‘言志性灵’散文思潮”的特征：一、推崇“个人的发现”；二、强调表达的“真”；三、倡扬幽默，以闲适为格调；四、重视“笔调”与“文调”的美。最后指出，“言志性灵”散文思潮是散文的正宗，它标志着现代散文文体的自觉，是一个既传统古典又具有开放性和现代性的散文思潮，应引起足够重视并成为现代散文的发展方向（陈剑晖：《中国现代散文与“言志性灵”文学思潮》，《福建论坛》2013年9期）。此文把这个思潮限制在了散文领域，其实虽以散文为主角，但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散文自身。“言志性灵”这个名称似可斟酌，“志”虽在传统文论中具有多种含义，而在言志派作家周作人、林语堂那里，指的是“个性”，而“性灵”同样指“个性”。还有研究者提出，在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林语堂等以言志为中心的“新的审美思潮”的崛起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并高度评价“幽默”“性灵”“闲适”的价值（吴周文、张王飞、林道立：《关于林语堂及“论语派”审美思潮的价值思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4期）。另外，尽管缺少明确从言志文学思潮的角度来研究的成果，但相关论著的数量仍然可观。

1930年代中期，言志文学思潮达到了高潮。本书重点考察了它的来源和高潮，对其以后的去路，则因个人力量所限，未能更多地沿波追迹。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言志文学思潮开始沉寂下去，然而并没有断流。《论语》《宇宙风》《西风》等言志派杂志继续存活。沦陷区的创作以小品文和小说的成就为最大。集中发表小品文的杂志，北平地区有《朔风》《中国文艺》，上海、南京地区有《杂志》《万象》《古今》《风雨谈》《苦竹》等，大致继承了战前《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的路子。小品文写家们置身于动乱的时代，为了避免惹来麻烦，采取与现实政治较远的态度，多叙写往事回忆、饮食男女、风土人情、文献掌故等，寄托现实的苦闷，表现出一种忧患的闲适。主要作家有文载道（金性尧）、纪果庵、周黎庵、柳雨生等，大都受周作人的影响。在上海“孤岛”和国统区，有“鲁迅风”的杂文，而在沦陷区则有“知堂风”的言志小品。还出现了张爱玲、苏青的女性散文，她们的写作与战前的论语派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在国统区，梁实秋、钱锺书、王了一（王力）等人的学者散文出手不凡。余波所至，一直到1990年代汪曾祺、张中行等人的散文创作。其影响并不限于散文，对小说也有一定的渗透作用。曹聚仁高度肯定周氏兄弟代表了新文学的两种传统：“我们回看新文学的进程，用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两人的道路来代表1927年以后的文坛动向，那是不错的。”（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1月2版，263页）舒芜也提出，在周作人的身上，“有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史的一半”（舒芜：《周作人概观》，《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4、5期），这“一半”亦当为一种传统之意。言志派文学代表了一个在新文学史上与“载道”并立的文学传统，两派可以视为中国源远流长的言志与载道传统的现代延续。在1930年代国事蜩螗之际，言志派主张自己表现，倡导与社会现实保持距离的小品文，是有道义上的欠缺的，左翼等方面对其进行批评自有历史的合理性；然而，言志派在一定的程度上平衡了言志与载道（功利主义）的影响，二者之间的对立、竞争和互补，促进了中国文学生态的平衡。功利主义关系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要的得失，言志文学包含了反思主流文学的宝贵的思想和创作资源。当主流文学发展到一定高度时，是可以从对手那里汲取有利于自己发展壮大的因素的。

本书共分九章。第一章追溯言志文学理论核心概念“言志”的由来，这也是言志文学思潮的缘起；第二章从晚明小品热的角度，评述言志派的理论主张及其与左翼作家的论争，勾勒1930年代言志文学思潮的基本面貌；第三、四章论述作为言志派一翼的论语派作家的政治身份及其小品文话语的文化政治倾向；第五章评述言志派另一翼苦雨斋派作家沈启无的文学活动；第六、七、八、九章是言志派作家的散文创作论，其中，梁遇春可谓言志派的外围作家，梁实秋、张爱玲、苏青是1940年代的言志派作家。书后附录一篇近期完成的关于周作人的文章。书稿是在一系列论文基础上整合而成的，并非精心结撰、体系谨严的著作。言志文学思潮研究是一项大课题，需要更多研究者的加入。本书与拙作《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和文体》（1999）、《周作人精神肖像》（2015）等一起，从一些主要方面初步勘察和论证了言志文学思潮的存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