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陈众议著 国外国文学研究具有突破意义的重大成果)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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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

广告语：当今中国塞万提斯研究的最高水平，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具有突破意义的重大成果

外文书名：Estudios sobre la historia de estudios cervantinos

丛书名：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ISBN:9787544750202

(国别)作者：陈众议

定价：58.00

出版年月：2014-9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页码：374

内文用纸： 70克纯质纸

重量：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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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我国第一次系统地进行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的成果，堪称代表了当今中国塞万提斯研究的最高水平，是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具有突破意义的重大成果，具有创新性、前瞻性，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化积累上的重大意义。

【名人评价及推荐】

《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不仅总结了塞万提斯在世界文学史上400年来的历史，揭示了《堂吉诃德》如何成为文学经典的过程，而且还通过对塞万提斯的研究讨论了文学经典以及诸多文学理论与批评问题，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拓深和繁荣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作者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评说西方文学，为我们提供了“以我为主”研究外国文学的方法与思路。我相信，这部著作的出版，无论是对“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还是对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都将带来重要的启示。本书堪称代表了当今中国塞万提斯研究的最高水平，是中国外国文学研究最新的具有突破意义的重大成果。

——聂珍钊

陈众议先生开风气之先，早在世纪之交便着手“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的准备工作。学术史研究是任何经典作家作品、流派思潮研究的基础。《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在系统梳理四百年塞万提斯研究的基础上，纵横捭阖，对塞学史上的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评析。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作者不拘泥于塞万提斯及其代表作《堂吉诃德》的功过是非，而是由此出发，对小说乃至世界文学的发展规律进行了高屋建瓴的探讨和总结。这对深受解构主义侵蚀的中国学术不仅有益，而且弥足珍贵。无论是关于小说（艺术）及陌生化与幻想及童心之关系、还是针对全球化及文艺复兴运动与跨国资本主义及经典悖反原理等方面的探究与概括，都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作者时而举轻若重，在条分缕析的同时，并看两面，甚至多面；时而举重若轻，对一些似是而非的历史沉冤和笔墨官司大而化之，既有专题研究的深度，又有艺术概括的高度。

——王军

【作者简介】

陈众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作家，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

【内容简介】

《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是我国第一次系统地进行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的成果，通过尽可能竭泽而渔式的梳理，在四百多年来浩如烟海的塞万提斯研究史料中归纳提炼出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方法，分析比较了中外研究人员在立场、观点、思路、方法、历史文化语境、话语方式等方面的异同，特别是总结了中国学者研究的特点、成果和规律，利用丰富的中国文化资源和中华民族的智慧经验，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并对我国当下的文学批评和创作富有借鉴意义的相关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书堪称代表了当今中国塞万提斯研究的最高水平，是中国外国文学研究最新的具有突破意义的重大成果。

【目录】

绪言

第一篇    塞万提斯学术史

第一章    17世纪

第一节最初的是非恩怨

第二节    滑稽的堂吉诃德

第三节    崇高的堂吉诃德

第四节    堂吉诃德在境外

第二章    18世纪

第一节18世纪上半叶

第二节18世纪下半叶

第三节重要版本、译本：序跋和注疏

第四节否定性批评

第三章19世纪

第一节19世纪上半叶

第二节    19世纪下半叶

第三章    20世纪

第一节    20世纪之初

第二节    20世纪20年代

第三节    20世纪30年代

第四节    20世纪40年代

第五节    20世纪50年代

第六节    20世纪60年代

第七节    20世纪70年代

第八节    20世纪80年代

第九节    20世纪90年代

第十节    中国接受

第五章余音缭绕

第二篇    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

第一章    塞万提斯的矛盾或偏见

第二章    塞万提斯的反讽或戏仿

第三章    塞万提斯的虚构与真实

第四章    《堂吉诃德》：经典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第五章    否定之否定认识之认识

第六章    《堂吉诃德》与经典背反

第七章    《堂吉诃德》与文艺复兴运动

附录一 重要文献

附录二 人名中外文对照与索引

附录三 书、报、刊名中外文对照与索引

【文摘】

第四章《堂吉诃德》：经典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老子》

   经典的产生往往建立在对以往经典的传承、翻新，甚至反动（或几者兼有之）的基础之上。传承和翻新不必说；但奇怪的是，即使反动，也每每无损以往作品的生命力，反而能使它们获得某种新生。这就使得文学不仅迥异于科学，而且迥异于它的近亲——历史。套用阿瑞提的话说，如果没有哥伦布，迟早会有人发现美洲；如果伽里略没有发现太阳黑子，也总会有人发现。同样，历史可以重写，也不断地在重写，用克罗齐的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奇怪的是，如果没有塞万提斯，又会有谁来创作《堂吉诃德》呢？有了《堂吉诃德》，又会有谁来重写它呢？即使重写，他们和它们又缘何不仅无损塞万提斯及《堂吉诃德》的光辉，反而能使他和它更加灿烂辉煌呢？

首先，文学是由作为个体的作家创造的（这就十分偶然），其历史的“生成”因为个体的不同而具有明显的偶然性和不可预知性。其次，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既源于现实，又指向现实；既耽于想象，又超乎想象（或谓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情理之中而又意料之外）；既具有时代的认知、价值和审美高度，又不乏这一个或这一些作家的个性化取向；因而既具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又是不可再造的，透着某种偶然性。

本著拟以《堂吉诃德》为个案，对这一文学经典形成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及一系列二元关系略呈管见。

一

人类历史的必然进程中充满了偶然性。这是毋庸置疑的。马克思就曾说过，其“发展的加速或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然而，文学与历史不尽相同。比如，没有曹雪芹，便没有《红楼梦》；没有《红楼梦》，中国文学的历史便不再只是加速或延缓的问题。对于西班牙文学，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具有同样的意义。这就是说，它们本质上是偶然的，而且无法再造。这或可说明文学这种意识形态的特殊性，也或可说明文学经典的偶然性。诚然，这种偶然性并不能否定时代社会中的这一个人（包括其认知方式和创作方法等等）的某种必然性，因为人终究不能拽着自己的小辫离开地面。于是，偶然与必然分明构成了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而这种复杂关系既源出又决定了文学经典其所以成为经典（或非经典）的复杂性。同时，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或非经典化过程又绝妙地反射出时代社会有所偏侧、有所扬弃及其隐含的特殊的认知方式、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如今，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无中心”、“多元化”情态不正契合了二元论“解构”之后“不分你我”、“不分西东”的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即跨国资本的一元化）态势吗？换言之，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极端个人主义本质上是消解民族的、地域的价值判断和认知方式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二元关系将从此消弭。

就《堂吉诃德》而论，都说它为骑士小说敲向了丧钟，但事实并不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对骑士小说的戏仿确实意在为后者掘墓，同时也为后者树起了丰碑。无论作者如何信誓旦旦地说他写《堂吉诃德》是为了把骑士小说扫除干净，但事实证明它非但没有将其扫除干净，反而因为自己的不朽而使后者获得了永恒。这就像一把双刃剑，或者一枚钱币的两面。用博尔赫斯的话说，不是先人繁衍了后人，而是后人使先人得到了复活。当然这是形而上学的一种说法。辨证地说，二者的关系应该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换言之，批判和继承、继承和创新在《堂吉诃德》这部经典小说中得到了有机的统一。

【序言/后记】

绪言

一如任何经典作家的学术史，塞万提斯研究汪洋姿势、了无边际。为避免被浩瀚的资料所淹没，本著几乎仅仅撷取了塞万提斯学术史中最为突出的冰山一角，而这一角便是作为绝对中心的《堂吉诃德》研究。然而，即便如此，顾此失彼、挂一漏万也是在所难免的。此外，学术史梳理，无论多么简单、客观，也会有意无意地沾染上研究者的色彩。这色彩既有意识形态属性，也无可避免地体现了研究者的视野和学识、性情和偏好。因此，即使笔者恪尽职守，努力做到不偏不倚、客观公允，但事实是：绝对的客观和全面是不存在的。

至于本篇所要展示的研究部分，自然无法涵括整个塞学史，即使是前面梳理的一小部分；盖因四百年塞万提斯研究如汗牛充栋，成果之繁博，所涉之深广岂是区区一部专著可以尽述。因此这无论如何都只是我国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的一个粗陋的开端。也就是说，本著充其量只能算部分学术史研究或研究之研究，甚至只是笔者塞万提斯研究的一个方面，但毕竟是相对主观的一面，故而更有丑媳妇见公婆的忐忑与羞惭，在此从实招来。但是，这种抛砖引玉无疑是学术发展的重要环节。谓予不信，本人不妨略述如下：

在历时四个多世纪的塞万提斯研究中，《堂吉诃德》始终是无可争辩的中心。尤其是在十七至十八世纪，所谓塞万提斯研究，如果称得上研究的话，也只是《堂吉诃德》研究。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为《堂吉诃德》研究鸣锣开道的，是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海涅、拜伦等一大批浪漫主义者“拨乱反正”，奉塞万提斯或堂吉诃德为一尊，甚至干脆将自己“等同于”哭丧着脸的游侠骑士。他们的许多观点至今仍萦绕在我们耳边。

然而，正所谓时移世易，时代有所偏侧，十九世纪的宏大叙事在二十世纪的解构风潮中变得破碎、模糊。于是反思和重构成了当务之急。于是十七至十八世纪的那些不是研究的研究逐渐浮出水面，并多少为我们显示了最初的解读。无论如何，从现代接受美学的角度看，它们不仅是有效的，而且为后来的追根溯源、探赜索隐奠定了基础。

最初的接受主要是嘘声和笑声。嘘声来自同时代文人，其中洛佩的判决奠定了塞学最初的负面基调。笑声是一般读者给予塞万提斯的回报。他们不是在堂吉诃德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和他同命运共欢乐；便是视他为十足的疯子、逗笑的活宝。十八世纪是个理性的世纪、启蒙的世纪、新古典主义的世纪，但塞万提斯及其《堂吉诃德》继续面临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接受与评价。如果说英国翻译家彼得?莫特乌斯开启了十八世纪正面评价和肯定《堂吉诃德》的先声，那么法国译者阿兰-热内?勒萨热恰好从反面否定了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后者不仅翻译了阿维利亚内达的伪作，而且在《译者前言》中猛烈地抨击了塞万提斯。因此，塞万提斯必得等到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时期才真正扬眉吐气。浪漫主义定塞万提斯为一尊，对《堂吉诃德》可谓推崇备至。德国作家先声夺人，于1800年和1801年率先推出了两个版本。首先是施莱格尔兄弟，继而是谢林和海涅。与之遥相呼应的当然还有英国诗人拜伦等。他们对《堂吉诃德》的高度评价一扫笼罩在塞万提斯头上的阴霾，并奠定了塞学在西班牙，乃至世界文坛的崇高地位。与此同时，西班牙本土的塞万提斯研究迅速升温，并在生平和版本研究上取得了骄人的成果。此后，现实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塞学扩展了新的维度。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克思和恩格斯等等，将塞万提斯及《堂吉诃德》研究引向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然而，以上学术史梳理可以证明，或褒或贬，甚至大褒大贬，构成了传统塞学的两大阵营。当然，二者之间也有打破排中律的钩沉索隐和修辞研究，如梅嫩德斯师徒的版本考据或有关学者的审美批评。二十世纪的情况有所不同。随着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各种形式主义、虚无主义批评的兴起，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历史批评受到了挤压；但意识形态批评同样强劲，尤其是在冷战期间。塞学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环或一隅，变得越发的汪洋姿势，无论观点还是方法，又何啻五花八门！

因此，本著不可能也无意于评判浩瀚塞学的所有立场、观点和方法，而只想攫取其沧海之一粟，并管窥蠡测，对文学及文学经典其所以成为经典的一般规律和特殊形态发表一家之言，进而对我国当下的文学批评和创作富有借鉴意义的相关方面略陈管见。失当和谬误在所难免，敬请方家读者批评指出，以裨更正。

需要特别说明并鸣谢由衷的是，阿拉伯语学者宗笑飞拨冗为第二篇第二章撰写了主体部分，北京大学、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的一些同行、新锐帮同翻译了塞万提斯研究资料中的一些篇什。资料部分还选用了一些前辈、同人的译作，谨此一并致谢，但为统一起见，编者对其中的个别译名、释文稍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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