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低生育陷阱:日本少子化对策的失败 译见丛书解析当代年轻人逃避结婚和生育东亚诸国少子化现象社会学情感学及性别论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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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低生育陷阱：日本少子化对策的失败

广告语：东亚生育率屡创新低？年轻人逃避结婚生子？一本书带你读懂现代社会的少子化困境！

外文书名：日本の少子化対策はなぜ失敗したのか？結婚·出産が回避される本当の原因

丛书名：译见丛书

ISBN：9787544796064

（国别）作者：[日本]山田昌弘

译者：钱爱琴

定价：48.00元

出版年月：2023年9月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页码：172

内文用纸： 70克双胶

重量：（编辑不填）

主题词：人口－问题－研究－日本

中图法分类号：C924.313.4

字数：100千

印张：5.375

正文语种（注意是否双语书）：中文

版次、印次：1版1印

【编辑推荐】

    年轻人为什么要逃避结婚和生育？

    参考欧美的对策为何给日本挖了陷阱？

    东亚诸国的少子化现象有何关联？

    高昂的生活成本如何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观？

    日本的少子化现象早在1990年时就已经被日本社会及其政府广泛察觉，为了解决少子化问题，各种对策也可谓层出不穷，然而三十多年过去了，日本的少子化困境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

    为什么日本的少子化对策会如此失败呢？即便其中一些政策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仍然可以说是对年轻人的结婚和育儿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看上去日本政府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但年轻人似乎并不领情。

    如今，东亚诸国的生育率屡创新低，中国社会也面临着同样严峻的问题。想要不重蹈日本覆辙，就需要利用好“日本少子化对策的失败”这面镜子，而山田昌宏教授的研究，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答案。

【名人评价及推荐】    

【作者简介】

山田昌弘

    日本著名社会学家。专攻家庭社会学、情感社会学及性别论。擅长从社会学的角度剖析亲子、夫妻和恋人等社会关系。他着眼于1990年代末急剧变化的日本社会，将大部分日本年轻人失去希望的社会状况命名为“希望格差社会”，并成为“格差社会论”的先行者之一。主要著作包括《低生育陷阱》《希望格差社会》《“婚活”时代》《家庭难民》等。

【内容简介】

    自1990年公布的日本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日本的出生率跌到了历史最低值以来，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直到现在日本的出生率也依然持续低迷。作为理所当然的结果，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的人口开始不断减少。一边是欧美人惊讶于日本竟然对少子化现象毫无对策；另一边，东亚诸国则纷纷担忧自己会不会步日本的后尘，并把日本当作一种反面教材看待。

    日本著名社会学家山田昌弘专门研究了日本少子化现象的前世今生，并试图找到问题的根源和破局的方法。根据他的调查，日本少子化对策的失败主要源于日本政府错误地将欧美的习俗和价值观作为了参考，未能注意到当下年轻人的心声以及他们所面对的现实，且在政策牵涉金钱时总是行动迟缓。

    日本的少子化对策虽然失败了，但它遭遇的困难和陷阱仍值得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诸国借鉴反思，尤其是在东亚生育率屡创新低的今天。

【目录】

序——“不愿让孩子受苦”的日本人

第一章 日本少子化对策的失败

    第一节 成为世界“反面教材”的日本少子化对策

    第二节 日本“少子化对策失败”的经过

第二章 日本“少子化对策失败”的原因

    第一节 是谁改变了日本的出生率？

    第二节 关于少子化直接原因的“误解和错误”

第三章 “欧美中心主义思想”的陷阱

    第一节 欧美中心主义思想

    第二节 欧美各国少子化的特征

    第三节 适用欧美模式的陷阱——欧美有而日本没有的

第四章 “规避风险”和“重视体面”的日本社会

    第一节 “生涯生活设计”+“风险规避意识”

    第二节 体面意识——“想避免别人对自己负面评价”的意识

    第三节 强烈的育儿压力——不愿让孩子受苦

第五章 在日本能否形成有效的少子化对策

    第一节 日本少子化现象的根本

    第二节 日本少子化进展概括

    第三节 何为有效的少子化对策

跋——“新冠后”的家庭

参考文献

【文摘】

第一章 日本少子化对策的失败

第一节 成为世界“反面教材”的日本少子化对策

低出生率的长期化

    日本自进入平成时代（始于1989年1月8日）以来，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在1.6以下的状态已持续30多年（即便是1.5以下也已有25年之久）。

    总和生育率原本是人口学的专有名词，但现在已成为被人们普遍使用的一个流行词。该词被用于表示“每个女性在育龄期间所生育的子女的平均数”。

    若总和生育率超过2.07，则人口增长，若低于2.07，则人口减少。

    在一个平均寿命稳定且没有移民的国家，若女性一生中至少生育一个女孩且后者能长大到成年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的人口基本保持稳定（我们将女性一生中生育女孩的平均数称为“总再生产率”）。这种状态下的人口被称为静止人口。

    从生物学角度看，由于人类中出生的男性要稍多一些（若女性为1人，则男性约为1.05人），因此静止人口下的总和生育率是一个略超2的非整数数字。

    若总和生育率低于1.6的状态持续30年，则人口减少，老龄化率上升（参照图表1、图表2）。由于移民及长寿的作用，一般认为日本的人口减少现象实际上是从2008年左右开始的（参照图表3）。

    两代人之间的年龄差（父母与子女的平均年龄差）大约是30岁。若总和生育率是在30年前（1990年）开始出现严重下降的，那么那时出生的人在2015年则已达到25岁。出生率低的那一代已经到了生育及育儿期。

    至2020年4月的现在（本书执笔之时），也依然看不到恢复的迹象。2018年日本的出生人口为91.8万人，死亡人口为136.2万人，两者相减，人口约减少了44.4万人（除去移民的流入和流出）。

    到2019年，据当时的推算，日本的出生人口为86.4万人，死亡人口为137.6万人，两者相减，人口减少51.2万人，可见人口减少正在加速发展（确定值将在2020年9月发布）。

    若这样下去，2019年出生的孩子到30年后的育龄期时，出生人数将会下降至60万人左右（从图表2可以看出，1990年之后，出生人口是按其30年前出生人口的7成左右在推移）。

成为“反面教材”的日本少子化对策—日本是乐观之国？

    作为家庭社会学学者，我时常接到一些外国研究人员、政府工作人员以及新闻工作者关于日本少子化问题的咨询，也多次受邀参加海外的一些学会或大学的研究会，以及面向大众的演讲会。可以说，讲述日本少子化现状的机会正在不断增多。

    最近，来自中国、韩国等东亚各国的垂询比欧美要多些。很多关于少子化的著作也接二连三地被翻译成了中文或韩文。

    欧美，尤其是西北欧的研究人员以及新闻工作者向我问道：“为何日本政府没有采取少子化对策？”

    的确，像法国和瑞典等西北欧国家，在1980年左右出生率大大跌破了2，降至1.6左右。但由于政府在那之后实施了少子化对策，虽然有点上下浮动，但到2015年时，出生率已经分别恢复到了1.92（法国）和1.85（瑞典）。

    另一方面，像德国和西班牙等国家，虽然与日本一样，低出生率一直在持续，但由于接纳了大量移民，而使得人口没有减少（意大利自2016年开始出现人口减少）。

    不过，由于有欧盟这样庞大的框架组织存在，在劳动力这一方面，人口问题并不占很大比重。因为在欧盟内部劳动力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若本国劳动力不足，则其他国家的劳动力可以流入（在欧盟，来自成员国以外的移民反倒成了一个重要

问题）。

    另外，像美国和英国，由于本来出生率就高，加上接纳了大量移民，所以无须担心人口减少的问题。尤其是美国，人口在大量增长。1980年，美国人口约为2亿2762万人，不到日本人口的2倍。然而，到2019年时，美国人口几乎达到日本人口的2.6倍，约为3亿2927万人。在日本人口几乎没有增长的约40年间，美国则增长了1亿以上的人口。

    正如图表5所示，欧美国家近39年内的人口增长率都在15%以上，而日本只有近10%的低增长率，甚至近些年来已经开始出现人口减少的现象。

    这不可能不影响到实体经济。

    若让欧美有识之士对此发表意见的话，那他们会说：早在30多年前，日本的少子化现象就已经在发展，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恢复出生率。不仅如此，日本似乎也没有接纳移民的意愿。劳动力不足以及老龄化可能会给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带来影响，对于这一问题，日本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吧。这是一个多么乐观的国家呀。

“如何不重蹈日本之覆辙？”—亚洲各国的关心

    另一方面，中国、韩国、新加坡等国的人则会问：“如何才能避免出现日本那样的情况？”近些年来，这些国家的出生率在急剧下降，出生率比日本还低的国家也不少。在中国，自1979年以来持续实施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在2016年得到缓和，政府开始逐步放开二胎，甚至三胎的限制。但是，有报告显示出生率并没有得到恢复。

    不过，这些亚洲国家的少子化现象变得严重的情况是最近才出现的。日本的老龄化率（65岁以上人口的比率）为28.4%（2019年厚生劳动省推算），位列世界第一，而其他亚洲国家尚处于15%以下（2015年……中国9.6%、韩国13.1%、新加坡11.7%）。若从现在开始采取对策的话，我想应该可以避免出现日本那样的人口减少问题，也就可以避免出现日本那样的老龄化率。

    亚洲各国的政府相关人员以及媒体工作者，都比较关心日本少子化对策未能奏效的原因。也就是说，他们是把日本作为一种反面教材来看待。他们找我咨询，是为了探索一种可能性，以避免像日本那样面临人口减少的问题。

    我认为，日本的少子化与欧美的少子化，其情形以及产生的原因是完全不同的。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三章详细说明［这一点在“不婚化”问题上也有同样体现，可参见我之前的著作《不需要结婚的社会》（朝日新书，2019）］。

    与此相对，亚洲各国的少子化问题则与日本有着很多的共同点。

    例如，在未婚者中，大部分人即便长大成人后也不独立生活，而是继续与父母同住。我在1997年将此命名为“单身寄生族”，并在1999年出版了相关书籍（《单身寄生族时代》，筑摩新书）。该书出版后不久，陆续于2000年被译为中文、2003年被译为韩文。

    此外，描写结婚难状况的《“婚活”时代》（Discover携书，2008，与白河桃子合著），也在翌年被译为中文。最近，我的书在韩国和中国的销量似乎要比在日本更好。

    另外，与日本一样，在韩国和中国，因同居或婚外恋而出生的人口非常少（婚外子女的比率，日本为2.3%、韩国为1.9%，2016年），但在欧美，由非婚女性生出的孩子的比率较高，比率超过50%的国家（法国、瑞典等）也比较多（这将在第四章中再次涉及）。这种差异是因为，在亚洲各国中，必须结婚后才能同居的观念非常强。

    说实话，本书的精华部分是以2018年受中国社科院这一政府机构的委托而实施的调查报告为基础的。那份报告已先于本书在中国出版了（2019年）。

    像这样，“从海外来看”，日本在认识到出生率下降这一现实以来的30年间（即整个平成年间），并未采取有效对策，而是放任少子化发展，使得低出生率长期持续，人口开始减少，世界第一的老龄化持续发展，甚至让人们对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产生了担忧。

    那么，日本为什么没有能够采取有效的少子化对策呢？

    笔者将在本书中对其原因进行考察和验证。

    首先，我们来回顾并考察一下少子化的相关认识和对策的历史。

【序言/后记】

序——“不愿让孩子受苦”的日本人

对孩子说“不能与借助学贷款的人交往”的母亲

    首先请大家来看两段我在做家庭研究时发生的小插曲。

    其一，在大学课堂上，我每年都会让学生完成一个“你希望与什么样的人交往？”的问卷调查。在得到的回答中，“谈话投机的人”占最多。分性别来看，男生比较喜欢与“可爱的人”交往，而女生则比较喜欢与“温柔体贴的人”交往。

    在得到的回答中，也有学生反馈妈妈叮嘱自己“不能与借助学贷款的人交往”。据说，这是“因为婚后还要忙着还助学贷款会十分辛苦”。

    交往对象将来成为结婚对象的可能性比较大，这一点我很清楚。父母担心女儿将来的心情，我也能理解。这或许是受到了有段时期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因返还助学贷款而导致个人破产的事件的影响。

    只是我在想，难道社会已经发展到父母对子女的恋爱问题也要给予那么细致的建议的时代了吗？

    我在学生时代时，也曾经因为父母经济不宽裕而借过助学贷款。如果放到现在这个时代，估计我也会被女朋友甩了吧。

    我把这件事讲给了一个来采访少子化问题的记者（在大型出版社工作的有正式编制的男性员工）听。没想到，他不仅点头认同，还对我讲起了他自己的情况：“我有一个约定好将来要结婚的女朋友。可是，我们两个人现在因为都要还助学贷款而十分辛苦。因此，我们商定在有望能还完助学贷款之前暂不结婚。更何况，如果在还有贷款的情况下生了孩子，我们根本就没时间照顾孩子。

    此外，曾经有一位男性在《读卖新闻》网站的“发言小町”栏目中投稿问道，在向女朋友提起自己尚在还助学贷款的事情后，现在两人的婚约正面临危机，该怎么办？（2019年12月25日的投稿）

    其二，我在对未婚者进行采访调查时，一定会问他们这样的问题：“希望与年收入多少的人结婚？”

    那已经是快20年前（2003年左右）的一次调查了，我采访了一位30多岁、与父母同住的未婚（也就是我所讲的“单身寄生族”）女性。她回答说，希望对方年收入在1000万日元以上。

    她解释道：“作为家庭主妇的妈妈培养了我，让我接受了正规的钢琴训练，甚至送我上了音乐大学。我希望将来也能有那么多钱来培养自己的孩子，所以如果丈夫没有那么多收入的话……”

    她自身没有能够从事与音乐相关的工作，而是作为一名非正式员工做着一些事务性工作，年收入约为200万日元。

我们是不是忽视了现代年轻人以及现代日本人的普遍意识

    我通常称自己为家庭社会学研究者。自考入研究生院之后，30余年来我一直致力于研究日本的结婚难及少子化问题。

    迄今为止，关于家庭和结婚的问题，我不仅做了理论分析和学说研究，还进行了大量的实际调查。不仅做了统计数据和问卷调查之类的定量分析，还对个体进行了采访调查，倾听了很多由未婚者发出的真实声音。

    于是，那些仅靠数据是看不出的少子化问题的日式特征就浮现了出来。

    在开头部分所讲述的案例中，认为“婚后还在继续偿还助学贷款，这样的生活会令人不安”的想法，是一种对未来生活缺乏安全感的意识。

    “希望将来能够给孩子一个比自己更为优越的成长环境”，像这种对尚未出生的孩子心怀呵护的情感意识，在以往的少子化分析框架中从未被考虑进去。

    但是，这些想法，实际上正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在决定是否结婚或生子时的决定性因素。

    也许，这些想法对于30多年前的年轻人，也就是现在已经步入中老年的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可能有人会愤愤地认为现今的年轻人奢求太多了，说“每个月几万日元的助学金还贷？这应该不成问题呀”，“结婚后总会有办法克服的吧”，或者说“钢琴什么的，不学也没有关系，又不会影响孩子长大”，“那种高收入的人，就算你再怎么等也不会出现”。

    可是，对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年轻人来说，这些都是结婚、生子过程中的非常切实的问题。哪怕是每个月几万日元的助学金还贷，也有可能会使家庭在养育子女方面显得捉襟见肘。如前所述，新闻也曾报道过因助学贷款而导致个人破产的事件。

    自己在将来直面这样的状况时，可能会后悔地说：“如果结婚对象没有助学贷款的话，也许本来可以过上快乐的生活的。”也可能会想象到，如果将来孩子对你说“我想学习钢琴”“我想上音乐大学”，你却对孩子说“家里没钱，不能送你去学”，这会让你感到非常痛苦，因为你小时候能够花父母的钱去学，但为人父母时却满足不了孩子的愿望。

    年轻人就这样一边想象着这些情形，一边选择着将来的结婚对象，甚至是交往的对象。

    家有适龄期子女的父母也一样。

    开头部分所讲的那位母亲，正是因为不想让女儿经历没钱的痛苦，所以才忠告女儿不要与为钱所困的人交往。

    “不愿让孩子受苦”—日本少子化现象的背后，是不是存在这样的意识呢？

    不仅如此，现代日本人普遍持有的想法已成为带来少子化问题的重要因素。但在研究少子化问题时，这些想法并没有被考虑进去，这也许就是导致日本少子化对策失败的原因吧。

    写作本书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想指出日本少子化对策的“无的放矢”这一问题。

    其次，我想强调的是，少子化问题是由代表了日本社会之特征的各种制度、意识和经济状况的变化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