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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不管我们能把资本主义的起源推到多早,能大规模运用非动物性能源、摆脱前工业时代普遍限制的工业资本主义,却一直要到19世纪才出现。而在此之前,西欧的经济,不管在资本存量上,还是在经济制度上,都没有多少迹象显示已具有足以使工业化在该地变得极为可能、在其他地方变得不大可能的决定性优势。在那之前的几百年里,西欧境内的核心地区的确出现了受市场驱动的成长,而且这一成长无疑是工业化的重要前兆,但此成长有利于工业转型的程度,跟亚洲几个核心区域相比并没有很高,因为这些区域也出现了 类似的商业化与“原始工业”的成长过程。尽管欧洲境内在近代早期正在逐渐形成一套比较不一般的科学与技术发展模式,但我们也将看到这些模式本身仍然未保证西欧 终会走上一条与东亚等地截然不同的经济道路。
其次,欧洲的工业化程度在英国之外仍相当低,至少在1860年前是如此。因此,建立在西欧共有之特征上的“欧洲奇迹”一说便值得商榷,特别是这些普遍共有的特征,有许多至少在欧亚大陆其他地方也同样常见,因此这一假说就 让人存疑。
本书 部分质疑欧洲在1800年前就拥有内生性经济优势的多种论点,并代之以描述旧世界那些人口 稠密、商业化程度 的地区共有的粗略相似之处。 章利用来自多个地方的证据,说明1800年前欧洲在物质资本上并未积累出重大优势,且相较于其他许多大型经济体,也并未比较不受马尔萨斯式人口压力的约束(从而并未比较能进行投资)。那些在其他几个区域里的人,似乎有和欧洲人一样长的寿命,似乎生活得一样好,且似乎同样愿意为了家庭层次的资本积累而限制生育力。本章的下半部分,将探究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就享有重大技术优势的可能性。在此,我们的确找到一些举足轻重的差异,但若没有攸关促成能源革命的幸运的地理性偶然因素,和欧洲得天独厚的取用海外资源的机会,这些差异将只会起到较小、较晚出现,且在质的方面可能有所不同的作用。技术上的创新是工业革命所不可或缺的,但光有它还不够,或者说这类创新并非欧洲所 。我们并不清楚技术创新力的高低,是否攸关逃出马尔萨斯式世界(技术突破的传播很可能持续稍长时间),但可以确定的是,那些有助于缓和欧洲在资源上受限局面的 性差异的确 大,从而使沿着特定的(利用土地的、利用能源的和节省劳动力的)道路进行创新的过程变得成果丰硕,乃至自我强化。
第二章探讨市场和相关的制度,主要着墨于西欧与中国之间的比较。此章证明,西欧的土地、劳动力和农产品市场,相较于中国大部分地区境内的这些市场来说,大抵离 竞争的境地 远,也就是说,较不可能由多种买家和卖家构成,并有机会在许多贸易伙伴里自由挑选合作对象,因而较不适合亚当?斯密所设想的那个成长过程。我首先比较那些规范所有权、土地利用的法律与习俗,以及农业生产者在选择卖家上的自主程度。接着在此章的下一节触及劳动:包括强制性劳动的程度、对迁徙的限制(或鼓励)和对转换职业的限制,诸如此类。
第二章 一节 为复杂,探讨家户作为一种消费单位与分配劳动力(特别是妇女与小孩之劳动力)的制度,这两种角色间的关系。有些学者主张,比起西欧家庭,中 庭 容易使妇女和小孩所产出的边际效益,不致低于糊口工资之价值,并在此情况下继续劳动,从而制造出“内卷化经济”(involuted economy);我则要证明此说不大站得住脚。中 庭里的劳动力调度反倒似乎 类似于把劳动、闲暇和消费转向市场一事,也就是 类似扬?德?弗里斯(Jan de Vries)所谓的欧洲“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总的来看,中国、日本境内的核心地区在1750年左右似乎与西欧 进的地区相近,以类似的、堪称 的方式结合了 的农业、商业与非机械化工业。因此,我们必须把目光转向这些核心地区之外,才能说明它们后来为何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