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罗素文集 3册 我的信念 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 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上海译文出版社

《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是著名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一部名著，也是分析哲学的经典之作。此书1920年被介绍到中国，至今长盛不衰。其内容原系罗素为哈佛大学洛威尔讲座所写的讲稿，旨在：1．为哈佛哲学系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一门“逻辑和认识论”的课程；2．为洛威尔讲座作一系列讲演，题目便是“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

本书是罗素的一本经典著作，也是早期分析哲学运动的经典之作。原系罗素为哈佛大学洛威尔讲座所写的讲稿，作者试图通过一些例子来说明“哲学上的逻辑分析方法的性质、能力和限度”。书中，作者引用逻辑分析方法来讨论和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问题，他认为这是*古老的哲学问题之一，而逻辑分析方法给予这个问题全新的阐明，从而说明方法的中心问题是粗糙的感觉材料和数学物理学的空间、时间、物质之间的关系问题。

伯特兰·罗素（1872—1970），20世纪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历史学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1890年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后两度在该校任教，1908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罗素一生致力于探讨教育、伦理、历史、政治、婚姻、社会改革以及和平运动等问题，著述颇丰，其文字有一种独特的幽默机智，因其“以丰富而重要的著作为倡导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所作的贡献”，1950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此外，他也是20世纪西方著名的反战人士、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

序

第一讲 当前的倾向

第二讲 逻辑是哲学的本质

第三讲 论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

第四讲 物理学世界和感官世界

第五讲 连续性理论

第六讲 无限性问题之历史的考察

第七讲 积极的无限性理论

第八讲 论原因概念及其在自由意志问题上的应用

给哈佛大学哲学系讲什么？

本书分为八讲，是为哈佛大学哲学系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的一门“逻辑和认识论”的课程，旨在借助一些例证来说明哲学中逻辑分析方法的性质、能力和限度。在实际研究的过程中，我愈来愈相信它是一种非常明确的、可以一些原理来表达，而且在哲学的一切部门中都足以提供可能获得的任何客观的科学知识的方法。

以往关于物理学世界的实在或非实在的思辨，从一开始就因为缺乏一种关于数学的无限的良好理论而使人困惑难解。我的目的是要说明方法，我想用来说明方法的中心问题是关于未加工的感觉材料与数学物理的空间、时间、物质的关系问题。

生活中，到底要不要持怀疑论？

人们可能会说，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对公认为容易发生错误的日常生活的信念提出疑问，并代之以某种更可靠而无可辩驳的东西。在一种意义上说，这是对的，而且这个任务在分析的过程中实现了。但是，在另外一种非常重要的意义上，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们承认，对我们的一切普通的认识都可以怀疑，然而我们又必须接受这种知识的主要部分，如果哲学要成为可能的话。哲学家所能获得的任何一种精细的知识，都不可能给予我们一个立足点用以批判全部日常生活的知识。我们所能做的，充其量不过是通过内在的精审细究去考察和纯化我们的普通认识，采纳借以获得普通认识的那些原则，并且更审慎更严谨地应用这些原则。

哲学不能夸口已达到了如此之高的确实性，以致有权否弃经验事实和科学规律。因此，哲学的探究虽然在每个细节上是怀疑论的，但就整体来说却不是怀疑论的。这就是说，它对细节的批判只能基于诸细节间的关系，而不能基于可同样用于一切细节的某种外在的标准。普遍的怀疑论虽然在逻辑上是无法反驳的，但在实际上是无效的；它只能给我们的信念加上某种犹豫不定，而不可能用别的信念来代替它们。

逻辑还分新和旧？

现代逻辑能够扩大我们的抽象想象，提供无数可能的假设，用之于对任何复杂事实的

分析。在这方面，它与古典传统所实际应用的逻辑恰好相反。在传统逻辑中，初看似乎可能的假设都被公然判为不可能的，并且预先规定实在必须具有某种特殊的性质。

与此相反，在现代逻辑中，初看似乎可能的假设一般仍可承认，而惟有逻辑才会提出的其他假设则增加了我们的储备，而且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对事实要得到一个正确的分析，这些假设是必不可少的。

旧逻辑加思想以桎梏，新逻辑则给思想以翅膀。在我看来，新逻辑给哲学带来了与伽利略给物理学带来的同样的进步，使我们终于能够知道，哪些问题有可能解决，哪些问题是超乎人类能力，必须抛弃的。而且在看来问题可能得到解决的地方，新逻辑提供了一种方法，使我们能够得到不仅体现着个人特性，而且必会博得一切足以做出判断的人们赞同的结果。

逻辑是哲学的本质

真正哲学的论题，都可还原为逻辑问题。

逻辑，在中世纪以至今日的教学中，不过是指三段论推理的一些术语和规则的烦琐的汇集。传统逻辑里的那种浅薄的胡说至今依然被一些著名权威当作一门极好的“基础知识”加以研究和辩护，这种“基础知识”也就是对在以后生活中大有帮助的那些一本正经吹牛空谈的习惯的训练。

但是，我说全部哲学就是逻辑，绝不是要褒扬这种东西。17世纪初以来，所有从事推理的人物都已抛弃中世纪的传统，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扩大了逻辑的范围。

第一次扩展是培根和伽利略引进归纳法，前者是以一种理论的而且多半是错误的形式引进的，后者则是在建立近代物理学和天文学基础的实际应用中引进的。这大概是一般受过教育的人们所熟知的对旧逻辑的惟一的扩展。

知识，从两个方面影响我们的世界观

近来我们关于事实的知识的巨大扩展，像文艺复兴时期一样，对一般理智的世界观有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它使人们不再相信那些野心勃勃的庞大体系是真理了，各种理论来去匆匆，每个理论都只是短暂地适用于为已知事实分类并推进对新事实的探索，但是每个理论一旦发现了新事实，就又表明它是不足以处理这些新事实的了。即使那些发明理论的人在科学上也只是把理论看作一种暂时的权宜手段。像中世纪经院学者自以为达到了的那种无所不包的综合的理想，距离似乎可及的界限愈来愈遥远了。

另一方面，新的事实带来了新的力量；人对自然力的物理控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着，而且在将来可望增长得超出一切可能划定的界限之外。因此，与对终极理论的失望相映成趣的是对实践的无限乐观，人所能做的似乎是近于无穷无尽的。

我相信，那些乐于把科学之富有希望、耐力和不具偏见与希腊人对于抽象逻辑世界之美和对于真理沉思之无上内在价值的感觉结合起来的人，是能够发现终极的形而上学真理的，虽然这种真理不是像过去一些哲学家看来那样无所不包和难以企及。

种瓜未必得瓜，真正的哲学得研究点枯燥和抽象的东西

那种认为善恶观念必为理解世界提供一把钥匙的信念，自从具体科学中被逐出以后，一直在哲学中寻找避难所。但是，如果哲学不要还是一串令人快慰的梦，那么就必须把这种信念甚至从这个最后的避难所中驱逐出去。直接追求幸福的人并不是最能得到幸福的，这是一个平凡的真理。对于善似乎也可以这样说。无论如何，在思想上，那些忘记善恶而只求认识事实的人，比那些通过自己欲望的歪曲媒介来看世界的人更有可能获得善。

要成为真正为科学精神所灌注的哲学，就必须研究有点枯燥和抽象的东西，而绝不要希望找到对人生实际问题的解答。对于那些想要了解在宇宙构造方面过去感到最困难最隐晦的很多东西的人，这种哲学给予很大的报酬，这就是像牛顿和达尔文学说那样著名的胜利品，而且从长远来说，对于塑造我们的心理习惯是重要的胜利品。它随身带来（一种新的有力的研究方法总是这样）一种力量感和进步的希望，这比建立在对整个宇宙性质的仓促谬误的概括上的任何力量感和进步希望更可靠，更有根据。它不能自满于过去曾经鼓舞了哲学家们的许多希望；但是它能比以前时代以为人类精神可能达到的还更充分地满足其他一些更纯粹理智的希望。

 20世纪为什么麻烦不断？

有一种理论正在赢得西方世界的广泛认可，其大意是说，世界各国麻烦不断是因为宗教信仰的式微。我认为这种说法实在是有违事实。1914年以来，世界大事的演进带有某种类似于希腊悲剧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并非源于外部环境，而是源于参与者的个性。

1914年时，德国人认为自己已足够强大，可以通过武力建立一个堪与英、法、俄匹敌的帝国。结果，英、法、俄携手挫败了它的勃勃野心。

后来俄国退出一战，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中抛弃了传统的帝国主义政策。西方曾许诺把君士坦丁堡还给俄国人，但在俄国单方面与德国签订和约后，这个许诺就不作数了。

英法两国得到了美国的帮助，在德国击败俄国以后，战胜了德国。德国人被迫接受了屈辱的《凡尔赛和约》，承认自己是唯一犯下战争罪行的一方。德国人的“恶”，是因为他们发动了战争；俄国人的“恶”，因为他们单独议和，更拒绝偿付自己的战争债务。所有战胜国后来联合攻打俄国，但被俄国击败。

没有人敢说一战的爆发是由于发动战争的统治者不信基督教。俄国沙皇、德国皇帝和奥地利皇帝全都是正经八百的基督徒，爱德华?格雷爵士和威尔逊总统也都是。一些神志看起来正常的人居然认为信奉基督教或可阻止战争的发生，这太不可思议了。这些人似乎完全不能以史为鉴。

冤家都是老的，技术才是新的

一战之后，德国人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在愚蠢的美国共和党政府导致了大萧条之后，这种情况愈发严重了。苦难引发了歇斯底里，歇斯底里造就了希特勒。西方国家希望希特勒进攻俄国，所以并没有反对他。他们之前曾反对过相对来说无可责难的魏玛共和国，但是通过与希特勒交好，他们向全人类证明了他们其实完全没有道德标准可言。

所幸，希特勒是个疯子，最终自取灭亡。西方很高兴接受俄国的帮助来获得这样的结果，虽然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和德国一样山穷水尽，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然强大了起来。英国一向对俄国充满敌意，可是因为惧怕德国，它在1907年到1917年期间迫使自己与俄国保持着一种貌似友好的关系。

到二战结束时，国际社会发展出了一种全新的格局。西欧已经不再重要，苏联和美国是仅有的两个强国。接下来的情况与过去一直发生的多少有些类似，即这两个超级大国相互敌对，都看到了称霸世界的机会。俄国承袭了西班牙腓力二世、拿破仑和德国威廉二世的政策，美国则延续了英国在整个18、19世纪一以贯之的政策。

两大强国之间的冲突和过去的一样，只不过技术已然使得强国更强，战争更具毁灭性。就算现在的苏联政府信的是基督教，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两样。它和美国之间冲突的是古已有之的强权政治的分歧，是两个强大帝国之间的冲突，各方都看到了称霸世界的可能。

哲学大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素，谈人生中的性、爱、迷信，等等。罗素的智慧，罗素毒舌似的警言金句，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贯穿着各种历史、传说、风俗的正货，读来爱不释手。

伯特兰·罗素（1872—1970），20世纪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历史学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1890年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后两度在该校任教，1908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罗素一生致力于探讨教育、伦理、历史、政治、婚姻、社会改革以及和平运动等问题，著述颇丰，其文字有一种独特的幽默机智，因其“以丰富而重要的著作为倡导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所作的贡献”，1950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此外，他也是20世纪西方著名的反战人士、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

劳特利奇经典丛书版序

引言

第一篇 自然与人

第二篇 美好人生

第三篇 道德准则

第四篇 个人救赎与社会救赎

第五篇 科学与幸福

当今道德=功利主义+迷信行为（的古怪混合）？

道德章程并非一向完美无缺。阿兹特克人因忧心太阳将黯而食人肉，他们视此为痛苦的责任。某些部落会将十岁到十七岁之间的少女幽闭于暗处，因为害怕太阳之光令其受孕。……

当今道德乃是功利主义与迷信行为的古怪混合，然而迷信部分更为强势，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迷信正是道德准则之源。起初，某些举止被视为神明所不喜，并为法律所禁止，因为神明之怒往往加诸群体，而非仅仅降在有罪的个体头上。至于某些举止何以令神明不喜，却没有给出相应的理由。……一个持有科学人生观的人显然不会被《圣经》经文或教会教义吓倒。他会叩问这一行为是否有害，抑或正相反，有害的恰是认定这一行为有害的信念。

从胚胎阶段开始的迷信人生

迷信的影响在胚胎阶段尤为显著。假如父母未婚，孩子就会蒙受污名——显然万万不应致此。假如父母一方患有性病，孩子很可能会遗传下来。假如父母已经养了太多孩子，家庭入不敷出，那么与之俱来的就是贫困、少食、拥挤，甚至很可能出现乱伦。然而，大多数道德家仍然认为，最好还是不要让为人父母者学会通过避孕来避免这一苦难。……为了取悦这些道德家，万万千千本不应来此世间的人陷入饱受折磨的一生。……

教育阶段的迷信如同灾害

某些孩子具备思考的习性，而教育的目标之一就是矫正这一习性。一切不便答复的问题，都回之以“嘘”，甚或予以惩戒。集体情感则用以灌输某种信念，尤其是国族主义信念。资本家、军国主义者和神职人员在教育领域通力合作，因其力量均有赖于情感主义之流行与批判意见之匮乏。教育则借助人类天性，成功增加并强化了普通人群中的这些倾向。

迷信摧毁教育的另一途径，就是通过影响教师的选择。

出于经济考虑，女教师不可结婚；出于道德考虑，她又不可陷入婚外性关系。然而，但凡费心研究过病态心理学的人都知道，旷日持久的童贞通常会对女性造成极大危害，任何健全的社会都应在教师群体中严厉遏止这一现象。种种制约，愈发导致干劲十足而又富于进取的女性拒绝迈入教师行列。这都是迷信禁欲主义久久不散的影响所致。

在中产和上层阶级学校当中，道德方面则由教士负责关照。而教士作为道德教师，几乎必然有两方面是不合格的。他们谴责与人无害的行为，却宽恕害人匪浅的行为。他们都谴责婚前性关系，即使双方相爱，只是尚未确定要不要携手共度此生。他们大都谴责节制生育，而无人谴责丈夫致使妻子因多次孕育而死亡的暴行。我知道有一位颇受欢迎的教士，他的妻子在九年内生了九个孩子。医生告诉他，再生一个她就没命了。次年，她又生了一个，随即撒手人寰。无人谴责；他依旧保有圣职，并且再婚。

迷信对于教育的恶劣影响还体现为性知识相关指导的缺失。

生理学的主要知识应在青春期到来之前就简单地、自然地传授下去，趁这时候孩子们尚未进入兴奋状态。在青春期，则应教给他们非迷信的性道德基础。应当这样教导少年与少女：除非情投意合，没有什么能赋予性交正当性。

教会则认为，只要双方已婚配，而男方又盼得一子，性交就是正当的，无论女方有多么不情愿。

少年与少女应当学会尊重对方的自由；他们应当明白，没有什么能赋予一个人凌驾于另一个人之上的权利，而嫉妒心与占有欲只会灭杀爱情。他们应当懂得，将另一个生命带来世间乃是大事一桩，孩子必须在健康、环境和父母看护等方面都拥有良好前景时方可降世。但他们也应习得节育之法，以确保孩子只在他们希望的时候到来。最后，他们还需知晓性病之害及其防治之法。性教育倘能照此实施，人类幸福之增长便将不可限量。

最完满的爱=快感+善愿

爱之一字，包含多种感受；选而用之，乃是我刻意所为，因为我希望将这些感受兼收并蓄。爱作为一种情感——这正是我所说的爱，因为“基于原则”的爱在我看来并不真实——在两极之间摇摆：一极是观照中的纯粹快感，另一极则是纯粹的仁慈。

人们为了帮助麻风病人而牺牲性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怀有的爱不可能具备任何审美快感。父母之爱，通常伴随着因孩子的外貌而产生的喜悦，但是当这一要素彻底不存在时，父母之爱依旧强烈。

最完满的爱，是快感与善愿这两大要素不可分割的合体。父母因孩子有貌亦有成而生的喜悦，即是两大要素并存；最好的性爱也是如此。但在性爱之中，仁慈只能依托稳定的占有关系而存在，否则嫉妒就会摧而毁之，同时或许还能平添几分观照的快感。有快感而无善愿，可能失之严酷；有善愿而无快感，则极易表现为冷淡与轻微的优越。希望被爱的人，总是希望自己收获两者兼得的爱，在极端强势的情况下，比起仁慈，人们所欲求的更多是钦慕：这就是那些君王与知名美人的心态。

美好人生=启之爱+导以知

知与爱，两者均无止境；故此，无论人生有多美好，我们总是可以想象出更好的人生。有爱而无知，或有知而无爱，都不可造就美好人生。

中世纪时，乡间瘟疫横行，教士劝民众聚在教堂，祈祷救赎降临；结果传染病情在祈愿者的拥挤人群中迅速蔓延。这便是有爱而无知的案例。最近发生的战争则是有知而无爱的案例。两个案例的结局都是大规模死亡。

虽则爱与知两者皆不可少，在某种意义上，爱却是更为根本的那一个，因为爱会引领聪明的人为造福所爱之人而求知。但如果人们不够聪明，他们就会对道听途说心满意足、深信不疑，那么天大的好心也能办成坏事。医药或许可以为此提供最佳案例。

对于病人来说，一个能干的医生比最忠诚的朋友更有用，而对于社区卫生来说，医疗知识的进展比耳目闭塞的慈善事业更有助益。虽然如此，仁慈之心仍不可少，否则也许只有富人能受益于科学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