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缔造的“中兴”南宋绍兴三十二年的政局与人物 (王晨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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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是我关于宋代文史的第四本书。写完第六章的时候，已是2021年2月27日的凌晨一点半。第六章是关于绍兴三十二年年末，宋金在德顺军对峙时的种种，以对西军统帅吴璘的一段描摹而结束，写完颇有一种怅恨与难以名状的满意感。终于是将这段历史书写出来，画了一个句号。彼时还在犹豫是否要写一个尾声来交代隆兴北伐前后的事情，以作为对绍兴末年政局的一个补充和再审视。待尾声写完，乃在此年3月7日的晚上。

宋代经历了靖康之难后，许多文献因此失传。但有关两宋的各种史料仍然浩如烟海，宋代方方面面制度的变化又非常繁多，笔者在努力揣摩历史事件背后的内在逻辑和尽力还原历史“可能之真相”时，难免有所疏漏。或囿于学识之浅陋，史料文献之未能尽稽；或窘于方法上的浅薄，妄下一二“自圆其说”的论断。种种不足，尚待方家和读者朋友包容与批评指正。

之所以选择以“绍兴三十二年”为一个切入点来考察这段历史，粗略来说有以下两点的原因。笔者在学生时代初对于文史的兴趣，更多关注在故事本身，如王朝之兴衰、帝王将相之成败等。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则提供了一种比较独特的视角，从一个更具体的时间截面来剖析一个王朝深层的政治文化结构和人物的内在困境，这使得读者能够从更细致的角度去认识相对更宏观的历史问题。工作以后，曾拜读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该书对鸦片战争的深入挖掘和鞭辟入里的分析，读来令人豁然开朗，不免对历史细节的探索和叙述都产生了一种驰神往的渴求。

这固然是颇为久远的一种“缘起”，从拙作自身来说，选择这一年作为审视南宋历史的角度，是因为绍兴三十二年发生了不少值得关注的大事、小事，许多后人耳熟能详的人物都在这一年登上历史舞，且绍兴三十二年前后，正是南宋由“绍开中兴”的绍兴体制走向宋孝宗时代所谓的“乾淳之治”的过程。

本书由楔子、六个大章与尾声组成，其写作顺序即如目录所示。在初的构思中，便有了撰写“中兴四大诗人”的念头。绍兴三十二年前后，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四人都已经在宦海中经历了初的磨炼，四个年龄极其接近的大诗人在他们生活的时代遇到了哪些问题，有着怎样的悲欢忧乐，又折射出当时怎样的政治格局和官场文化，成了一件十分值得叙说的事情。除尤袤在当时尚未与宰执重臣有太多联系之外，杨万里、范成大、陆游都已经与朝廷的高层有了或多或少的关联。尤其陆游、范成大二人与秦桧余党宰臣汤思退的关系较为密切，且因此影响到二人的仕宦。

张孝祥作为第二章的视角人物，亦有着一番笔者对他诗词之偏爱的理由。多年以前，笔者的一位友人谓其孝祥词，乃将其《六州歌头·长淮望断》诵于某听，遂使笔者也开始接触到这位词风瑰奇雄伟的诗文大才。而张孝祥作为少年得志的状元，其与宰臣汤思退在当时的朝堂上更是密切非凡。考察张孝祥之际遇浮沉，不能不为他受汤思退之恩，而又怀恢复壮志的矛盾感到扼腕与无奈。通过梳理张孝祥如何在汤思退的帮助下平步青云以及其在汤思退派系中的作用，展现了更有血有肉、有矛盾、有困窘的活生生之人物，尽可能地通过张孝祥这一角度，将当时朝堂谏、两制、科举等制度如何运转，描绘在一幅画卷中，庶几可令人得管中窥豹之效。

第三章花了多的时间来书写。选择胡铨与岳飞作为切入点来考察“绍开中兴”这一体制的形成及其在绍兴末年仍然明里暗里存在的巨大影响力，正是因为他们二人是绍兴体制中的两个文武异类。即便如张浚、赵鼎由不免能曲意隐忍一二，但胡铨、岳飞却是始终与绍兴体制全然对立的人物。胡铨请斩秦桧的言论，即便千年之后读来仍令人感佩他的勇气；而岳飞的武功建树与被害的曲折过程则更是有着值得梳理真相和辨正本源、剖析深层原因的必要。从对二人的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当时的南宋朝廷是如何运转的，其谋求偏安的政治路线如何成为压倒一切的纲领，赵构、秦桧的君臣独裁是如何形成以及后续的影响延续到绍兴末年仍然具有怎样的意义。理解绍兴体制，是弄清绍兴三十二年前后诸多重大事件的一个基础，正是因为这一体制的存在，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才具有“荒诞的正确性”。

第四章将视角放在高宗赵构与孝宗赵昚两代天子新老交替的历史事件中进行叙述和分析考察。赵构炉火纯青的帝王术在谋求议和的过程里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从张浚、叶义问、汪澈、朱倬等宰执重臣的进退中，更不难看出这位赵官家的种种手段和布局。后半章则主要着眼于新天子赵昚在宫府冲突前后，作为一个锐意恢复的年轻皇帝是如何设法通过各种手段，尤其是以谏来帮助自己集权，憧憬中兴武功的种种情况。

第五章选择了周必大和辛弃疾作为叙事主角并加以比较。周必大仕宦的时间较长，又位登宰辅，与同时代的许多著名人物有过交集，甚至私谊紧密。其留下的文献也成了考察绍兴末年和孝宗朝的极为重要而有价值的史料。相较于陆游、杨万里等周必大之友人，这位孝宗朝久在中枢的宰辅大臣是一个真正懂得为官之道的人，通过梳理其在绍兴三十二年的一些言行、奏疏，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周必大的立朝风格，对我们理解绍兴末年到孝宗统治时期的南宋政治格局、文化也有很大的帮助。而对辛弃疾的叙述主要集中在其向张浚的献计献策，但由于史料的缺失，关于内中许多细节只能由今人做一番揣测而已。辛弃疾的仕途之坎坷，也正是整个南宋的政治环境造成的，并非仅仅因为他个人的性格。

第六章将叙事重点放在了长期以来容易被忽视的宋金两次德顺军之战以及吴璘西军被迫班师撤退的事情上。大约当时为了顾及太上赵构和皇帝赵昚的面子，有关吴璘所部西军主力在德顺军的战争经过，史官可能做了许多隐晦的处理，以至于现存的宋朝史料较为疏略。从金人的史料与吴璘的神道碑（吴武顺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中，我们才能够基本重建西军经略关陕，乃至在德顺军两次决战中的具体情况，并试图描述一些细节问题。但金人史料多扬胜讳败，不实之处不少，而神道碑之体例也多是为传主褒美，因而都必须做一番辨别和取舍，才能相对看清当时的真相。要言之，吴璘的西军在关陕确乎曾占据了较大优势，若能得到朝廷的全力配合，守住关陕新复的十六个州军应当没有太大问题，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击溃徒单合喜所部金军而尽复关陕。但可惜的是，这几乎成了绍兴十年岳飞班师的一次翻版。不同的是，吴璘小谨慎，奉诏恭敬，不敢辄有怨怼，又久镇川蜀，才没像岳飞那样遇害，而得了善终。然而我们仍应看到，吴璘西军的不败而败，是如何在绍兴末年成为一种必然的，在这一过程里，自川陕到东南的南宋文武之臣和两代天子又起了怎样的作用，这些对理解绍兴末年的政局都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

细的读者一定不难发现，在笔者的这本拙作中，基本贯彻了比较严谨有据的叙述分析，在一些必要之处都引用了史料来更好地呈现当时的实际情况，并通过剖析史料来重现当时的政治运转模式，而在一些故事性较强的段落里，也有一些小说笔法的运用，如人物的一些理和对话等，但大多数仍是从史料中来，少部分属于笔者拙劣的“艺术加工”，以让读者能更身临其境，有更好的代入感和阅读体验。

文史类作品作为学术著作与历史小说之外的另一种叙述模式，笔者始终在思考和摸索该如何平衡严谨、深度与大众接受度。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里，知识碎片化的现象日趋严重，人们往往已经没有耐坐在桌案前读一本比较严肃的书，娱乐反而成为读书的一种目的。

但笔者始终坚信，对历史文本的书写应当是要有一定原则的，这条路也具有其自身的意义，并不因为市场导向的变化而失去其价值。我辈致力于笔耕者，正当不断努力，尽可能写出有趣而有一定深度的历史文本，以飨广大读者。如果能在传承文化这一事业上，有一些细微的贡献，那便是功德无量了。

总之，正是怀着这种情和想法，自本书以来书写至今，虽颇有自觉会意之处，但疏漏、错谬难免，仍望批评指正，包涵见谅。

王晨 2021年3月15日

第六章 西军的黄昏（节选）

宋军此刻已在夹河战地中阵列完毕。外围摆开拒马，以阻拦金军铁骑突进，重甲长枪手密密匝匝地排列在拒马后面，忠义人马亦在其后作为支援，皆有令，临阵后撤者，斩！又以精锐重甲步兵为阵列中，与装备神臂弓等利器的弓弩手位于一处，骑兵则列大阵左右两翼，以一名统制负责战场指挥，下设四名统领管带，又设正副将、准备将、部队将等各自统率所部，一阵凡三千余人，步军居阵内者凡一千二百人，阵布置一千人。此即吴璘所创的所谓“叠阵法”。吴璘对金人与宋军的优劣短长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曾谓： 金人有四长，我有四短，当反我之短，制彼之长。四长曰骑兵，曰坚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汉所长，兼收而并用之，以分队制其骑兵；以番休迭战制其坚忍；制其重甲，则劲弓强弩；制其弓矢，则以远克近，以强制弱。吴璘于是命令先以数百轻骑兵诱虏人出战，金军果然鸣鼓进军，其锐勇的女真本族武士皆冲锋而来，突袭宋军阵列，几乎是空壁而出，大约想一鼓作气，冲乱宋军外围的诸阵兵马。但吴璘已先治夹河战地，多设沟壕壁垒，西军士卒几乎无人慌乱，待金军至一百五十步距离，方以神臂弓兵起立，箭矢攒射，火力覆盖之下，虽然金军女真精锐披挂重铠，亦伤亡一片。

本书选取了南宋高宗皇帝赵构统治的一年作为切入点，以绍兴三十二年前后的历史为横截面，深度剖析宋室南渡之后深层的政治文化结构和时代人物的内在困境。帝国复杂的政治图景、宋金烽火再起的战争风云、绍开中兴体制下的文武像，乃至南宋的种种典章制度、朝野生态，都在书中娓娓道来。

王晨，江南人士，现居上海，从事文教类工作，上海作家协会会员。略通文史哲之一隅，喜读孔孟圣贤之书，庄老清玄之谈；常诵唐宋词章，时穷青史疑窦，致力于撰写接近历史事实、雅俗共赏的文史作品。已出版有《苏轼的诗词人生》《辛弃疾的诗词人生》《大宋文臣的品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