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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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项飚著
-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 开本:32开
- ISBN:9788810055806
- 版权提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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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书名: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修订版)
定价:68.00元
作者:项飙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03-01
ISBN:9787807681885
编辑推荐
三联生活书店出品。“中国社会学经典文库”《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修订版)——转型中的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经济与社会,“浙江村”与“浙江村人”三十年生活记录研究,持续今的真实“北漂”史。
内容提要
“浙江村”,20世纪80年代起渐次于北京以南5公里的南苑地区汇聚成形。30年来,其经济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特殊面貌、内部空间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演变,已成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体制、权力与政策的鲜活样本。
作者借同乡之便,于90年代中期6年时间里对“浙江村”进行实地调查,深入“浙江村人”的日常生活,以近乎白描的写作手法,细致呈现了“浙江村”这动群体的落地、发展和变化中的诸多细节。对于“浙江村”的形成、结构、运作、变迁,“浙江村人”作为“外来人口”在北京的生活、生产经营、乡情民愿、与流入地及户籍所在地管理部门的互动等等,均加以极近距离的分析记录。
本书时隔20年后修订再版,除对前版内容进行补充订定外,于新增序言部分特别回顾了“浙江村”和中国社会自2000年以来的变化,对“正规化”及“分割—攫取模式”进行了分析阐述。同时为便于历史比照,增绘了2017年“浙江村”疏解前分布示意图。
目录
目 录
序一(修订新版序)让他们看到饱满的自己
序二 正规化的纠结:北京“浙江村” 和中国社会二十年来的变化
序三 2005 年英译版序言(节选)
章 引论:从日常行为的角度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奇怪”的社区
现代和传统
总体和具体
第二章 走进“浙江村”
创造中的社区系
在互动中认识对方
“温州的大学生”
本书的写法
第三章 周家一日
看图说话:区位与扩张
两拨人
各人的年谱
住房、设备和投资
一天的生活
一天中的来客
两年以后
小姊夫家
第四章 1984:来到北京
史前史
哥伦布的故事
来到北京
松紧两条链
一起干
摆地摊—游击战
第五章 1986—1988:站稳脚跟
登堂入室
进攻
联手:出租和引厂进店之争
执照
发明代销
“无本生意”
能人、自己人和永嘉人
“不宜久留”
第六章 1988—1992:扩张
皮夹克热
定销
边贸
老外进村和发包
批发点
打通:“性流动经营网络”的形成
为什么扩散
布料市场
辅料市场
劳务市场
资金市场
“家”还是“家乡”?
改造家族
生系
居住格局
纠纷的解决
“打天下”
房东和房客
逃跑
第七章 1992—1995:乱里挣钱
进入大商场:关系的艺术
大转包
小转租
营业员
“京温”故事
市场热和摊位热
新招数
办手续
保护人
生意圈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剧
大院
多人合作和多向投资
乱极了
自卫组织和公安系统
帮派的形成
帮派组织
帮派和大人物
联络处和联防队
第八章 1995:波折和回潮
建立爱心小组
“搭架子”和合同策略
对弈策略的挫折
刘家大院
风波乍起
突然的变化
自拆阶段
强行拆除
3 个月以后……
大院卷土重来
新热点
第九章 讨论:关系丛
分离和重叠
大小相配——社区的基本格局
“锁住”
亲友锁客户
关系丛
关系中人
比较:开放下的聚合
第十章 未来:新社会空间
新空间
“套”
跨越边界的社区
后记:理解的知识
参考文献
附件
致谢
索引
作者介绍
项飙,1972年生于浙江温州,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除《跨越边界的社区》外,著有Global Body Shopping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年度美国人类学协会安东尼利兹奖。中译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合编Return: Nationalizing Transnational Mobility iAsia (杜克大学出版社 2013)。获2012 William L. Holland 奖、英国科学院中期职业发展奖等。近的中文文章包括“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等。
文摘
史前史
大姊夫在讲他过去经历的时候感叹:我这一辈子做过的事真是能写好几本书!在“浙江村”我经常听见这种感慨(有的是说能演电影,有的说能编戏)。
1994 年春节,我向乐清县工商局的领导打听有关乐清人口外流的情况。他张口就不容置疑地说:“乐清人嘛,‘’的时候就到处乱跑!”这位干部50 多岁,本地人,一直在乐清工作。他的经历给了他这样的印象:“浙江村”是这些人自己多年“跑”出来的结果。1994 年10 月我随北京市有关部门在“浙江村”开展外来人口调查,发现,这里30 岁以上的男性业主60% 以上在80 年代以前就有了出省的流动经历。王春光(1995:64)对“浙江村”的调查也发现,这里年纪在32 岁以上的男人80% 在改革前有过外出的经历。很多学者也强调温州地区有人口外流的传统。(费孝通,1992;林白,1986;王春光,1994)但是“浙江村”的出现,并不是简单的“传统加改革政策”的产物。
在来到“浙江村”之前,“浙江村人”有三种流动经历。
一是在“”后期,以“师傅带徒弟”或者“先走带后走”带出来的。当时主要是去西北地区打家具和去湖北等地做木工、弹棉花,以及换银圆、去内蒙古淘金沙等等。
“浙江村”村民姚信安告诉我:“我是71 年,18 岁时次出远门,去甘肃敦煌。我们是趁乱出去。有段时间火车不是白坐的么!本来温州人去上海一带的多,但是这边管得严。在西北革命虽然闹得凶,但没人认真管事。”1975 年外出、1986 年来到北京的周年滔说:“当时从村里出来并没什么障碍。我们家祖祖辈辈讲和气生财,我年轻时,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中对别人没怎么样。出来时生产队长也是本家,拦你对他没什么好处。反正在家里也没有真活可干。大队长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公社就管不过来了。出去工分当然是没了,每月再交2.5 元给生产队,用以赡养五保户。我78年回家结婚,还当了一年生产队长。因为在村里的也搞两派斗争,选不出人,倒把我这个中立派选上了。”
“”所导致的混乱给人们提供了自发外出的可能。而能抓住并利用这个机会,离不开“师傅带徒弟”这种网络的结成。
姚信安说:“我出去不用带钱。那时我的一个堂伯,解放初曾跟他的师傅到外面做过家具,家里有一点工具和钱。他跟我爸分析,觉得当时可以出去试试,劝我爸让我跟他去。学手艺在农村是件顶好的事,就答应了。在外面吃住由他管,年底再给一两百块钱。
“我们这里有几批知青曾到西北支边,他们常写信回来,所以我们知道那里的一些事。而且想,万一到那边不行还可以找他们。”
“师徒”是中国农村中由来已久的关系。各种手艺、行当因此得以传承。人们现在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利用这一关系,使老一代能够把他们在手工业合作化以前所积累的资源(包括在过去的流动中所得到的经验、信息和资金等等)重新动员起来,成为在国家之外的,资源组合的一个渠道。
外出后,人们主要靠开辟“地下市场”讨生活。姚信安说:“我们不敢去大城市,一般住到县城或郊区的村里,挨户问要不要做家具。给哪家做就住在哪家,付房租。米、煤请他们帮忙买。西北人家具做得不行,我们很容易找到生意。按当时的说法,我们是典型的投机倒把,黑市。但老百姓没有天天真搞阶级斗争的,儿女结婚总得有柜子、床。怕的是他们邻居间有矛盾,或者嫌我们吵,才去‘报官’。我们半夜里躲到猪栏、牛棚里也是常有的事。我自己就被公安遣送过两次,但我们无所谓。基本还能做得下来。”
当时他们不可能到市场上买木材,也不可能卖家具,只能偷偷摸摸由客户提供木材赚点手工费。资源积累和群体扩大的速度极慢。
根据乐清、永嘉的杭郭、钱家埕、河深桥等村村民的回忆,当时外出的人占本村的大约二之一,而且整个70 年代没什么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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