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教育的细节 朱永通 校长老师教育工作者读物 教育理念观点 学生管理教育培养 教师授课备课教育书籍 华东师范大学出

守住教育的重心
当不幸来临，人们深埋于俗世几近麻木的神经才会因刺激而苏醒，开始又一次严肃地思考有关生命、人生和价值等形而上的老问题。这不，江苏省首位化学奥赛得主王庆根在美国自杀的消息再次刺痛国人的神经，令人“太震惊了！太意外了！”
死者长已矣，任何妄评和猜测皆是对死者的不敬，然而，藉此来反思一些长期被密不透风的现实所遮蔽的东西，或许既是对死者的祭奠，亦是对生者的救赎。
在王庆根短暂的人生轨迹中，有两个片段引起我的关注。其一，1990年，出国参赛之前，全国各大高校招生纷至沓来，当时王庆根可以选择清华、北大，但是*后之所以上了南大（南京大学），主要就因为“他家里太穷了”。南大当时开出丰厚的条件，足以解决他的经济负担；其二， 2001年，王庆根拿到了斯坦福的化学博士学位，留在美国发展。不过，他选择了和化学无关的计算机行业。他曾在做电子地图的公司deCarta服务三年，2004年进入更为知名的PayPal公司。随后的八年，从普通员工做到工程师。事发前，他已经是公司的工程师。（以上据《扬子晚报》/2012年4月28日）
读大学和就业，无疑是人生*关键的两个转折点，王庆根的选择都出人意料，细思量，却又合乎逻辑，因为他每一步关键性的成长都与世俗名利形影相随。王庆根出身贫寒，他背着蛇皮袋赴考成了媒体报道中“寒门”的典型意象。从选择“足以解决他的经济负担”的南大，到因计算机挣钱多而选择转行，这些其实已经意味着，王庆根的人生天平上已倾向经济上的成功这一端。
一旦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幸福的主源，这无疑会给人生埋下危险的隐患，正如美国教育学者内尔?诺丁斯在《幸福与教育》一书所指出的：“当我们引导他们相信只有经济上的成功才算成功时，我们是否在把他们引向失败呢？”
遗憾的是，当今社会更多的人追捧的是“经济上的成功才算成功”的人生哲学，正是这种狂热的时代病牺牲了梦想、理性和信仰，以致让教育陷于举步维艰的困境。
我女儿就读的学校的一位中学语文老师李燕玲曾如是讲述了她的课堂遭遇。
李老师给八年级的孩子讲《旅鼠之谜》，提到作者位梦华是一个探险家，曾经六次奔赴南极，一次前往北极，办公室里摆着五米长的鲸须以及足以当作切菜板的鲸鱼脊骨。说到这，她环视全班，笑着说，将来我们班是不是也会有一个探险家？她以为应该会有男孩子喜欢探险的。但是一个男生不屑地大声说：“还是等赚了钱再说吧。”她接着又说：“西方的艺术家来到中国之后，经常会觉得诧异，为什么中国的艺术家都这么富有。”学生惊讶地质疑：“没钱怎么当艺术家？”她说：“艺术和钱有什么关系，做艺术家可不是为了钱。”学生回答：“那当艺术家干什么？”她说：“的艺术家追求的是艺术本身，他服从于他的使命，愿意投身于他所爱的事业。”学生脱口而出回答她的是：“我没有那么伟大。”下课后，课代表过来跟李老师闲聊，她问李老师刚才是不是真的很生气，她安慰李老师说：“不要生气啦，我们就是这样啊，现代的人都很现实的。”
李老师说：“这不是**次了。每次谈到梦想、理想，讲到生命的意义，学生们总是要提到赚钱。我问过他们，赚了钱以后呢，有没有以后？他们不予回答。”
这样的现实遭遇，李老师除了难受和无奈，还能做什么呢？我们谈教育，其实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情，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耻谈理想和精神的时代，权力和金钱就是一切，甚至就是宗教，就是信仰。身处这样的时代氛围和社会风气之中，所有人看教育的眼光都庸俗化了、单一化了。大约70年前，朱光潜先生谈美，有一个很的观点：“我们对于一颗古松的三种态度——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他举例说，一个木商看到它，想到是做什么用，用来建房屋，还是做成家具，能值多少钱；一个植物学家看它，则观察它的枝叶花果，从树皮推测树的年轮等等；一个画家看它，则欣赏它的颜色、姿态、线条美等。但是，现在这个社会不管对于一颗古松，还是其他古建筑，我看只剩下一种态度了，那就是值多少钱，一切都物质化、庸俗化。同样，我们把古松置换成教育，所有人看它一样只剩下一种态度，那就是实用的态度、工具化的态度。
作为一种人生事故的自杀，虽不能简单从教育中寻找线索，但至少应该让我们在教育上加以警惕，自觉抵制时代和社会的破坏，并把教育的重心落在成全每个生命上——扩大每个生命发展的素质范围——品德、操守及富有创造性的智慧，而非默许甚至鼓励学生与社会同流合污，把“经济上的成功”作为人生**的追求。

一厘米之变
一个周末，女儿的两个女同学到我家找她玩，我在客厅陪她们仨闲聊。当聊到老师们那些好玩的糗事这个话题时，她们兴致勃发，不断吐槽。无忌的童言，率性的表达，令我捧腹。其中一件糗事，我特别有感触，一下子就牢牢记住了：L老师的课是在专用教室上的，每节课都要点名。每次点到女儿的姓名时，L老师总是把“旻”字读成“文”，底下同学总是齐声纠正。L老师此刻总是大咳一声，清清喉咙， 
似乎表示知道了，让同学静下来，接着点别的同学的姓名。L老师执教这个班一年多了，每次点名，还是屡“教”不改地读错，同学们也依然乐此不疲地纠正。真好玩！
L老师近乎本能的习惯性反应，点醒了我。人是习惯的动物，总是日复一日地按惯常的既定方式做事，可称之为“习惯无意识”。有些“习惯无意识”属于行为性的，在情境变化后，经过短期有意识的矫正，可自然而然得到改变。比如，每年刚过完元旦，许多人在填写日期时，总是写成前一年的；又比如，我每次理了平头，开始几天，总会不由自主伸手去捋头发，仿佛我的那头长发还在。有些“习惯无意识”属于观念性的，要想改变它，真的比登天还难，因为既定动作或行为日复一日地重复，不仅成为习惯，成为自然，而且已积淀成为思想意识乃至性格的一部分，比如，对班级里的优生与差生，有些老师习惯于区别对待，连跟他们说话的眼神、语气等都截然不同，久而久之，这些老师难免会形成这样的观念：优生各方面皆优，差生各方面皆差。
教育改革悠悠万难，细思量，并非“顶层设计”不够美妙，亦非推广力度跟不上，而是再铿锵的改革步伐，几无例外要止步于观念性的“习惯无意识”。常听人说，我们不能改变这个世界，就改变自己。事实上，改变自己，也就间接改变了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一分子。但改变自己，谈何容易！每个人都活在观念性的“习惯无意识”里，对太多太快的改变，有近乎天生的恐惧感，抵制是出于自我保护的必然反应。所以，古人慨叹：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好在是“难移”，而非不能移。古人所叹之“难”，一则难在看见自己需要改变的地方，这需要自觉和反思；二则难在找到改变自己的恰当方式，这需要智慧和坚持。
怎么让整日忙碌的教育工作者，尤其是一线校长和教师，能在一地鸡毛式的工作中，觉察到一个个看似很小的教育行为，可点滴积累并逐步成为难解的大问题，从而有意识地克服观念性的“习惯无意识”，努力去改变自己？
这个问题曾如坚不可摧的高墙，阻挡在我的面前，深深困扰着我。感谢以下这则材料，它在给我震撼的同时，也给我启迪和力量。
柏林墙倒塌前两年，东德的卫兵亨里奇，射杀了一名企图越墙逃往西德的青年克利斯。1992年2月，在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亨里奇受到审判。被告律师辩称，亨里奇只是在执行命令，而没有选择的权利，所以罪不在他。
但是法官说：“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然而，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自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这就是的“一厘米主权”。2010年，它经由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等机构的权威专家审定，入选“年度新词语”，并收录到《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
把枪口抬高一厘米，意味着瞬间可以拯救一条在这个世界只活一次的生命，这是每个人葆有人性的“良心义务”。一厘米，细微到可以忽略不计，但恰恰是它，往往使很多事情的因果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所以，我的答案是：坚持一厘米之变，即从能改变的地方开始，一厘米一厘米地努力去改变。小如一厘米的改变，如果它挑战了习以为常的教育行为中反教育的“习惯无意识”，积少成多，就能引发更多更大的改变。在我看来，与其整日企盼外在强有力的制度变革来改变一切，不如向内求和向外做，秉持一厘米之变的信念和行动。
可喜的是，这些年来，我遇到了不少校长，他们不仅善于独立思考，而且默默地承受着体制内外有形无形的压力，从能够改变的地方开始，一厘米一厘米地坚持，直至把小小的改变积淀为学校美丽的传统。
比如，厦门湖里实验小学的陈荣艺校长，他始终把为每个学生谋福祉作为教育目的，并认为要把学生培养成文明的现代公民，必须在学生的教养上下功夫，所以，他们立足学生未来发展的需要，制定了一系列学生的文明行为守则，并在践行的基础上，慢慢将其变成了学校的文化标识。举个小例子。湖里实验小学的师生无论是参加电视台的节目录制，还是其他大型的社会活动，结束后，所有师生都会自觉留下来，把身边的垃圾全部清理干净后，才有序离开。
又比如，江苏省溧阳实验小学的张康桥校长，他如是解读教育：未经与学生的生命体验建立联系的教育，不仅苍白，而且有害无益。他们学校的各种活动都是基于这个理念来设计和开展的。举两个小例子。其一，毕业典礼淡化向后看的感恩主题，突出向前看的未来主题，每年都开展“种植梦想”的活动，让学生写下自己未来的梦想，装入瓶子，“种”到学校操场专辟的“梦想园”。此活动旨在唤醒学生的独立意识（有属于自己的梦想），并让他们在对未来的憧憬中，点燃热爱生活之火。其二，改变六年级学生给一年级新生系红领巾的惯例，让每个六年级的学生为每个一年级新生精心准备一件礼物，并写下祝福的话语。开学**周，每个六年级的学生到一年级的班级，赠**物，互相认识。此活动既让一年级小朋友感受到来自大哥哥大姐姐的关心，又让六年级的学生体验到时间的流逝以及成长的滋味。有一个六年级的学生在作文中这样写道：“时间过得真快啊，当年我就是在这个教室接受六年级大哥哥礼物的，没想到我变成了来**物的大哥哥啦！”
这些年来，我还遇到不少教师，比如湖南的陶妙如老师、西安的张青娟老师，等等。她们不计名利，乐此不疲地做着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她们一厘米一厘米累积的，既是为师之大爱，也是为师之大格局。
举一个陶妙如老师的例子。陶老师当了二十几年高中班主任。刚开始当班主任时，她发现，每年新生报到约略等于卫生打扫除，师生之间不能在**时间进行有效的沟通。于是，她改变了做法。以后每年新生报到的前，她都请来丈夫和女儿两个帮手到教室，一起做卫生大扫除。一般是丈夫负责“上层”工作，女儿清理地面工作，她负责装饰工作。一家三人常常一忙就是三四个钟头，将教室从天花板到地面，从桌面到柜里搞个彻彻底底；又调整课桌高低，横竖摆放成行。满意之后，她接着完成*后一道“程序”：将红色粉笔浸了点水后在黑板上写上天的班会主题，诸如“细节决定境界”。写完后，一定要用黄色粉笔逐一勾勒勾勒。做完这一切，她还要走到后门往里瞧，看感觉如何，又从前门往里看效果怎样，再站在教室后面看看。
不要小看这些校长和教师的一厘米之变，它们是提升教育品质的基石，也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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