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全5册 中国通史大字本卜宪群中国通史全五卷华夏出版社套历史知识读物中华先祖到春秋战国到明清文明起源中国近代历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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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总目

第一卷《从中华先祖到春秋战国》

第二卷《秦汉魏晋南北朝》

第三卷《隋唐五代两宋》

第四卷《辽西夏金元》

第五卷《明清》

第一卷《从中华先祖到春秋战国》

中华先祖

农业起源

文明起源

邦国时代

古史传说

夏王朝觅踪

殷商兴亡

商代文明

武王克商

周公摄政

周王室的衰落

春秋争霸

孔子

列国变法

战国七雄

诸子百家

第二卷《秦汉魏晋南北朝》

秦国崛起

秦始皇统一中国

楚汉战争

郡国并行

文景之治

汉武帝

两汉经学

昭宣政治

王莽改制

光武中兴

丝绸之路

清议与党锢

黄巾起义

三国鼎立

诸葛亮治蜀

西晋统一

魏晋风度

门阀政治

梁武帝治国

北魏孝文帝改革

北周武帝

陈朝兴亡

魏晋佛教

第三卷《隋唐五代两宋》

再造统一

炀帝功过

贞观之治

武则天

开天盛世

安史之乱

中晚唐的困局

世界都会长安

吐蕃兴衰

敦煌

唐朝对外文化交流

唐代宗教

五代十国

宋太祖

澶渊之盟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王安石变法

靖康之难

宋金和战

偏安东南

东京梦华

宋代新儒学

宋代文化

第四卷《辽西夏金元》

契丹兴起

西辽建国

完颜阿骨打

金朝兴亡

辽金文化

西夏兴亡

蒙古兴起

忽必烈大帝

两都巡幸

大元帝师八思巴

海上丝绸之路

马可·波罗与中国

元顺帝妥懽帖睦尔

第五卷《明清》

明太祖朱元璋

永乐迁都

郑和下西洋

内阁制度

土木堡之变

王阳明心学

海疆与互市

张居正改革

耶稣会士来华

江南市镇

白银资本

崇祯帝

明清更迭

清王朝的稳固

统一大业

收复台湾

军机处

摊丁入亩

文治与文字狱

鸦片战争

太平天国

自强运动

甲午战争

维新与革命

帝制的终结

气候突变是中原成为中华文明核心的重要原因

   中原扮演了中华文明大熔炉的作用，这里不仅占尽居天下之中的地理优势，而且经过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对外扩张，仰韶文化晚期的分化、龙山时代的再度崛起这一波三折的文明化过程，最终形成了对外具有海纳百川般的胸襟，对内较早形成了一整套与神权有别的所谓“礼制”的统治理念。从地理上讲，这里拥有丰富的环境资源，居天下之中，八方辐辏之地，来自四面八方各种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经验交汇融合的大熔炉，是其他各地区所不能比拟的。

   中原地区之所以能够成核心，还有一个环境的原因，是气候的突变，给夏王朝的诞生，提供了外部条件。据研究，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有一次大范围的气候事件，也成为中原文明诞生的催化剂。传说中的大禹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治水成功，提高了中原领袖的威望，加强了权利，以至于大禹对诸侯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夏王朝诞生了，从而揭开了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的帷幕，中国文明正式形成。

  这种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连接四面八方文化区系的文化分布格局，奠定了中国多元一体有核心的文化基础，给中国历史的走向以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千百年来流传着得中原者得天下的名言。

“三皇”或出自于推想“五帝”可能实有其人

   在文字发明以前，人们只能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来保存和流传历史。这些内容后来被后来才发明的文字记录下来，便成为文献中的古史传说。古史传说中有些可能是关于远古时代的朦胧记忆或想象，也有些则属于古人对宇宙和自然的一种解释，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全部信以为真。当然，这些古史传说中毕竟含有真实的历史素地，更不会是古人无端的捏造。在我国流传的三皇五帝当中，所谓三皇属于后人对荒远古代的一种推想，并非真实历史的传说。而五帝则可能实有其人其事，不过，五帝说大约形成于战国时期，各家所说不尽相同。

   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以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也许是司马迁认为这几个人的事迹比较可信。其实在别的古书上还有许多“帝”。只是后来人们用千古一系的思想整理古史，把本来比较复杂的情况简单化了。

   盘古的故事较早见于三国徐整的《三五历记》，盘古开天地的说法是我国先民对世界形成的看法，其所云“天地混沌如鸡子”“元气鸿蒙”之类的描述倒与现代宇宙大爆炸理论有某些相近之处。

   武王克商究竟在哪一年

   西周利簋铭文拓片。其文意为，周武王征伐商纣，在甲子那天岁星当头的早晨灭了商。

   关于武王克商的年代，至少有44种说法，最早的是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是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112年。而从文献学的研究来看，整个西周的时间也不过四百多年，这样大的误差难以让人满意。武王克商这件事，是商、周两代的分野，确立这一年代定点，就可以安排西周王年，并上推商年和夏年，是三代年代学的关键。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一启动，这个问题就成为整个工程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经过缜密的思考和科学的论证，夏商周断代工程为解决这个问题，制定了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关键性考古遗址的分期和测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献记载的综合分析，缩小武王克商的年代范围，二是在以上范围内，通过金文排谱和对武王克商的天文学推算，寻找出克商的可能年代，最后加以整合，选定出一个最佳年代。2000年11月，《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ＯＯＯ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正式公布，将武王克商的首选之年定在了公元前1046年。

周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重要的思想家

   周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思想家。经他之手奠定了西周的制度，构造了西周的政治文化。周公的个人魅力、他所开创的事业以及他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数百年后的另一个伟人——孔子，周公所遗留的政治、文化遗产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源。孔子之后的1500年间，中国文化一直以周孔并称，既表明周公与孔子一脉相承的联系，又充分显示出周公享有的重要文化地位。

   “没有周公，不会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

 春秋战国——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

    1949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了“轴心时代”的理论。雅斯贝斯认为公元前600至公元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发生了非常的文化事件，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最终形成了希腊、印度、中国三大古典文化中心。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雅斯贝斯所提出的中国的轴心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等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在战国时代，被称为诸子百家的各个学派、各种思想交错碰撞，相互批评排斥，又相互吸收交融，形成了为后世所称道的“百家争鸣”，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写下了最为绚烂的一笔。

秦国崛起——预言家无法预料的重大事件

   相比较周初（公元前11世纪）便分封建国的齐国、燕国，以及韩、赵、魏三国的前身——晋国，秦的立国晚了整整三个多世纪。公元前9世纪末，秦族的首领非子因擅长养马，被周孝王封为附庸，封于今甘肃东南渭河上游一带的“秦”（今甘肃张家川东）。

当时，欧亚大陆游牧民族正大规模地从西北向东南迁移，在“多米诺骨牌”效应下，中国西北部的游牧民族——戎狄已深入至今渭河至洛河一带。秦处于西戎包围之中，艰难地寻求着生存和发展。然而，也正是这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秦人崇武尚勇的个性。

秦独特的发展历史，使得一向以高度开化文明自居的中原各国，长期以来一直不把秦国视为同类，而看成蛮夷之国。

然而，正是这个地处边陲、被视为野蛮、落后的蕞尔小国，五百年后却打败了经济高度繁荣、文化异常发达的六个关东大国。

慨叹于这样的结局，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历史如何在五百年中发生这样的惊天大逆转？

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吗

   新莽铜诏版，出土于甘肃合水县，为王莽统一度量衡的诏书。

王莽作为儒家一派的巨子，代汉而立，创建立一个庞大而崭新的帝国，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也许他夺取政权的目的与其他王朝缔造者不一样。在中国历史上，时势造英雄，大多开国帝王，为帝王而帝王，为的是获得权力的快感，而王莽则有超越现实利益的更大的政治抱负。他斩获帝王的权力，目的是能够把经家学说付诸实践，创建一个平等安宁快乐理想社会。这一切我们可以从王莽建立新朝前后、实施一系列具体改革中可以得到答案。

   王莽的失败，是政治理想和政治现实冲突的结果。一般来说，儒家的理想，是建立完美和谐的社会，社会至上，但是建立完美社会秩序需要国家制度来支撑。所以，要实现理想，就必须向现实妥协。

   我们不能同意班固等旧的史学家对王莽定论，同样我们也不同意胡适的说法，王莽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主义者”。胡适错了，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是有理想的人，但是有理想的人并不都是社会主义者。

 人口压力是西汉灭亡的重要原因

   谈到西汉灭亡，我们一般会归结为政治的腐败。其实还有两个重要的客观因素常常会被忽视。其一是人口自然增长这个变量。根据史料记载，西汉初年的人口不过1300多万，到了西汉平帝时，达到6000多万，人口稠密的关东与关中某些地区，每公里平均多达千人以上。这个人口高峰一直到唐代才被超越，这样的人口密度与我们现代也差别不大。在生产方式没有革新的时代，人口的急剧增长，同样的土地已不堪其负，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满足果腹之需。其二是自然环境变化的变量。西汉末年，天灾不断，黄河多次改道。成帝、哀帝时，流民以百万计，在发生灾害的年份，流离失所，死于沟壑的百姓更不计其数。

   西汉末年人口自然增长加速，带来了大量社会剩余劳动力，改变了农民与土地的依附关系。人口的激增的结果是流民数量的暴涨，社会生产生活秩序被严重损坏。以前，在解释王朝兴废原因是，也许我们过多强调阶层的对立与矛盾，其实，在垦地面积基本固定，生产方式无革命性改变，人口激增是任何一个王朝命运无法承受的。

隋炀帝功过——国强而民不富的隋王朝

   千百年来，隋炀帝都是做为“暴君”“昏君”的典型代表受到人们的口诛笔伐。这样的评判对他来说是否公平？真实的隋炀帝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的这种形象是历史的真实，还是后人的建构？他真的干下了那么多的暴行，抑或只是后世“众恶归之”的结果呢？

   平心而论，隋炀帝虽是亡国之君，却是有为之主。他曾经是平陈之战的统帅，又曾不辞辛劳巡幸漠北与陇右，为国家统一与丝绸之路的繁荣做出过很多贡献。与此同时，他实行的许多措施和制度，如创设进士科、开通大运河等，都在后世影响深远。隋炀帝的许多未竟之业，几十年后都在一代明君唐太宗之手完成。甚至连导致隋王朝倾覆的征辽之役，也在唐太宗时期再次发动，直到高宗时，才最终得以完成。

   某种程度上，我们或许也可以说隋炀帝推行的是急政，而非暴政。毕竟，民力是有限的，虽说隋炀帝的许多政策都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但对于当时的情境而言，似乎都推行得早了一些，急了一些。因为，经过数百年割据战争后的中国百姓最需要的是安定，他们最基本的要求仍然是过上平稳富足的生活。

   “国强而民不富”，这是隋王朝留给后人的一个深刻印象。隋王朝聚集了巨额财富，即使经过了隋末农民战争，其国库残留的粮食与布帛依然数量惊人。然而，老百姓却在一次次的劳役与兵役的征发中困苦不堪，民怨沸腾，最终使不可一世的隋王朝迅速崩溃。如何藏富于民，而不是滥用民力，至今仍值得世人思考。